《禮記》中的“禮尚往來”

作者：陳康令（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初二日壬寅

          耶穌2024年6月7日

來源於(yu) 《禮記》中的“禮尚往來”，強調的是一種“以禮相待”的精神。它不僅(jin) 是古代中國人智慧和價(jia) 值觀的體(ti) 現，更是當代中國在對外交往中秉持的原則。經老一輩革命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yi) 和曆史唯物主義(yi) 進行改造，“禮尚往來”概念也被賦予了馬克思主義(yi) 的嶄新科學內(nei) 涵，是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發展的經典例子。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men) 采取了“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等外交方針，在整個(ge) 對外戰略中處於(yu) 主動地位。同時，我們(men) 也通過“禮尚往來”等方式，在具體(ti) 事情上因國而異、順勢而為(wei) 。1952年4月30日，在我國駐外使節會(hui) 議上，周恩來對“禮尚往來”的外交方針作出解釋：“資本主義(yi) 國家，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你對我不好，我也對你不好。針鋒相對，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men) 總是采取後發製人的辦法，你來一手我也來一手。不怕它先動手，實際上它一先動手就馬上陷於(yu) 被動。”

“禮尚往來”一詞來源於(yu) 《禮記·曲禮上》：“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對此，唐代孔穎達認為(wei) ，三皇五帝時期淳厚其德而不尚往來之禮，人們(men) 在交往中重視施與(yu) 、施惠而不求報答、報酬；後來到了夏商周三代，經濟社會(hui) 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尤其表現為(wei) “獨親(qin) 其親(qin) ，獨子其子，貨力為(wei) 己”，故而其禮主尚往來，有“施”便應有“報”。可見，中國曆史文化中的“禮尚往來”本身就包含著豐(feng) 富的政治經濟學意涵，體(ti) 現了生產(chan) 力發展決(jue) 定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革的普遍規律。

除了《曲禮》之外，《禮記》的《樂(le) 記》和《表記》當中也有“禮尚往來”的說法，值得細細品味，或許可以給我們(men) 帶來不少啟示。

禮尚往來之“體(ti) ”：報本反始

3000多年前，農(nong) 業(ye) 革命的不斷推進為(wei) 周代的製禮作樂(le) 奠定了物質基礎。《禮記·樂(le) 記》從(cong) “施”與(yu) “報”的區別入手，比較分析了作為(wei) 治國理政之道和重要社會(hui) 規範的“樂(le) ”與(yu) “禮”的功能差異。“樂(le) ”講究布施功德，比如周武王之《武》樂(le) 不僅(jin) 能彰明王者盛德，也能使人發自內(nei) 心地感到快樂(le) 和歡愉，所謂“樂(le) 其所自生”。“禮”講究回報恩情，比如周人追祭先祖後稷，既是對其創立王業(ye) 之根本的報恩，也是世世代代的後人對家國初始的牢記和反饋，即所謂“反其所自始”。如果說“樂(le) ”所提供的是一種單向給予，施恩而已、不望其報；那麽(me) “禮”所要求的雙向奔赴就可以歸納為(wei) “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史記·樂(le) 書(shu) 》也有類似的論述。

“禮尚往來”的根本價(jia) 值取向是“報本反始”，反映了中華文明具有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曆史延續性。《禮記》裏的許多地方都有論及，如，《禮器》說“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祭義(yi) 》說“天下之禮，致反始也……以厚其本也”。

從(cong) 經濟基礎角度看，以農(nong) 為(wei) 本、敬天法祖的理念深入華夏先民的骨髓。人們(men) 既紀念祖先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又注重當下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詩經·大雅·生民》講“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講“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滿滿的喜悅裏透露出對用辛勤勞動創造寬裕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意味著“倉(cang) 廩實而知禮節”是多麽(me) 來之不易。

從(cong) 上層建築角度看，崇德向善、安土重遷的社會(hui) 風氣滋養(yang) 了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的人文情懷。北京中軸線上的諸多典禮建築就深刻記錄了中華禮樂(le) 文明的曆久彌新。中國人崇敬“皇天後土”、追求“天人合一”，從(cong) 象征“天南地北”的天壇和展示“左祖右社”的社稷壇就可見一斑。天壇是古代祭天、祈穀的祭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築群；社稷壇則是古代祭祀土神、穀神之所，也是皇權王土和國家收成的象征。在這兩(liang) 處地方，從(cong) 明永樂(le) 十九年（1421）到清宣統三年（1911）的近500年間，明清兩(liang) 朝皇帝舉(ju) 行過的祭祀大典就達約2000次，充滿著對風調雨順、五穀豐(feng) 登、國泰民安的現實觀照和美好期盼。

禮尚往來之“用”：厚義(yi) 生利

隨著古人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交節奏不斷加快，特別是在秦漢開啟大一統中央集權時代後，“禮尚往來”的含義(yi) 也越來越貼近大眾(zhong) ，逐步化為(wei) “日用而不覺”的規矩和準則。不論是人際交往還是在國際交往中，背後都富含著東(dong) 方韻味的“義(yi) ”“利”之思。

《禮記·表記》有雲(yun) ：“仁者，天下之表也；義(yi) 者，天下之製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更突出君子貴德、施以仁恩，並且率先垂範、以身作則；“義(yi) ”更側(ce) 重通過裁斷其理使得事務各得其宜，使得人們(men) 履蹈而行。若能兼行仁義(yi) 至極，那便可以王有天下，也就是“至道以王”。至於(yu) “報”，漢代鄭玄注曰“謂禮也，禮尚往來”。“禮”本身包含謙讓、恭敬等眾(zhong) 多意思，並不直接等同於(yu) “報”；而“禮尚往來”則有互惠互利、趨利避害的含義(yi) ，是可以與(yu) “報”聯係在一起的。在“天下為(wei) 公”的大道指引下，“義(yi) ”承接著“仁”與(yu) “報”。人們(men) 往往把“忘恩”視作“負義(yi) ”並加以抨擊和唾棄，就是因為(wei) 沒有知恩圖報或者恩將仇報都是不仁不義(yi) 的。

古代中國的發展程度長期領先於(yu) 世界，說明中國人不僅(jin) 重視“利”而且善用“利”。追求富足幸福是每個(ge) 人應有的權利，對千乘之王、萬(wan) 家之侯、百室之君、編戶之民而言無一例外。《禮記·大學》在論及“生財有大道”時反複強調“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先義(yi) 後利”和“義(yi) 利兼顧”正是通過“禮尚往來”實現經邦濟世和富國裕民，展現出的是一種內(nei) 嵌在穩定秩序之中的深厚經濟倫(lun) 理。

“禮尚往來”的基本實踐功能是“厚義(yi) 生利”，反映了中華文明具有厚德載物、同舟共濟的文明包容性。根據《諸蕃誌校釋》的記錄，宋代泉州對外貿易具有各取所長、優(you) 勢互補的鮮明特征：中國的出口商品主要包括青白瓷器、金銀器皿、漆器等高附加值器物，傘(san) 、席、扇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絹、錦、綾等絲(si) 綢製品等；海外輸入中國的貨物則大多是名貴的香料、藥物、珠寶和珍稀的動物、木材、金屬等。除了持續完善大量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古代泉州還采取了開放寬鬆的市舶政策，構建了友好便利的營商環境，實施了公平規範的交易法則，為(wei) “梯航萬(wan) 國、蕃舶輻輳”的盛況夯實了製度基礎。同時，多元文化在刺桐港和諧共生，繪就出文明交流互鑒的精彩畫卷。我們(men) 至今依然可以看到天後宮、泉州府文廟、開元寺、老君岩造像、伊斯蘭(lan) 教聖墓等多彩的古跡遺址，相信能從(cong) 中汲取更多關(guan) 於(yu) 人類命運與(yu) 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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