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複再修《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祭禮》出版幫助

作者：葉純芳

來源：“燕園禮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貼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研究項目“朱熹禮學研究——以祭禮為(wei) 中心”（項目號：2009JJD770007） 成果之一。

朱熹(1130—1200)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與(yu) 對後世的影響，以目前研究成果之豐(feng) ,已無須贅言。隻不過在衆多研究中，對朱子禮學的探討顯得薄弱。過去的朱子研究，偏重於(yu) 理學哲學理論，禮學又走上所謂“漢學”一途，朱子禮學恰好處於(yu) 不宋不漠的中間領域，導致乏人問津的窘境。雖然近來禮學研究逐漸興(xing) 盛，朱子研究的範圍也擴展至禮學[1]，並肯定《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禮學地位，如白壽彝、戴君仁兩(liang) 先生將重點放在考證參與(yu) 編纂《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友朋、門人上；上山春平先生討論朱子在編纂《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前後的禮學思想的轉變等等。但他們(men) 討論的主要根據是朱子的《文集》與(yu) 《語録》,除了有關(guan) 篇目結構的討論之外，幾乎完全看不到對《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具體(ti) 內(nei) 容的分析，盡管他們(men) 衆口一詞地認為(wei) 此書(shu) 是朱熹最重要的禮學著作。究其原因，除了學術界向來缺乏分析像《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這種經學著作的有效方法，文獻本身的問題無疑也形成一個(ge) 很大的障礙。周予同先生論朱熹經學,即認為(wei) 此書(shu) 是朱熹未完之作(《喪(sang) 》、《祭禮》未完)，又為(wei) 通禮性質,“實不足以窺見朱子對於(yu) 《禮經》之見解”[2]。試想，我們(men) 難道隻能根據《文集》、《語録》這些不成係統的言論,來討論其編纂過程以及朱熹的禮學,卻舍棄有完整體(ti) 係的主要專(zhuan) 著不論?筆者認為(wei) ，我們(men) 應該想辦法克服研究方法與(yu) 文獻兩(liang) 方麵的問題，直接切入到《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內(nei) 容，體(ti) 味朱熹及弟子投入大量心血編纂此書(shu) 的具體(ti) 思想，不能永遠圉繞著《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外圍，空談概念[3]。

朱子的禮學，由《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構築而成，這是無可置疑的。以往，學者以《續編》喪(sang) 、祭二禮非朱熹所作為(wei) 由，不納入朱熹的禮學係統中討論[4]。事實上，未完成的喪(sang) 、祭禮二禮,由他親(qin) 手將此重任交給門人黃榦完成，並曾多次與(yu) 黃榦討論《喪(sang) 》、《祭禮》的規模架構。雖然黃榦僅(jin) 完成《喪(sang) 禮》,《祭禮》未脫稿即歿，但繼之有朱學的服膺者、黃榦的弟子楊複為(wei) 二先師續完《祭禮》的工作。因此，《喪(sang) 》、《祭禮》雖非直接成於(yu) 朱熹之手，但其禮學思想絕對與(yu) 朱熹息息相關(guan) 。學者又謂,《喪(sang) 》、《祭》二禮是朱子門人為(wei) 求《經傳(chuan) 通解》之全，堆砌資料而成的資料集，故元代前期有胡庭芳雲(yun) ：“《三禮》惟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sang) 》、《祭》二書(shu) ,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5]元代後期有朱隱老說：“《儀(yi) 禮經傳(chuan) 》朱子以命勉齋黃榦，榦以屬信齋楊複，記録雖詳而去取未當。”[6]都以為(wei) 蕪雜不足取。這些評論或許適合於(yu) 楊複編次的黃榦稿本《祭禮》,而絕不適合於(yu) 楊複再修之《祭禮》。

在看到楊複再修的《祭禮》之後，我們(men) 可以認為(wei) 朱熹定本《經傅通解》(《家》、《鄉(xiang) 》、《學》、《邦國禮》)、朱熹稿本《集傳(chuan) 集注》(《王朝禮》)、黃榦《喪(sang) 禮》、黃榦《稿本祭禮》及楊複《祭禮》五個(ge) 部分結合起來，足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禮書(shu) ，以此視為(wei) 朱熹師門禮學之圭臬，並不為(wei) 過。雖然的確有如前人所批評,前麵四部分理論結構性較為(wei) 薄弱，然今得楊複《祭禮》,猶如添加一塊支柱，五部分作為(wei) 整體(ti) ,即使不免修補、重疊之跡,仍顯得宏偉(wei) 而穩重。將此楊複《祭禮》公布於(yu) 世，相信足以改變世人對《經傳(chuan) 通解》舊有的印象，進而能夠促使學界深入研究朱熹一門的禮學,同時也可以獲得分析禮學著作的新視角。當然，就《祭禮》的具體(ti) 內(nei) 容而言，本書(shu) 的價(jia) 值也非常突出，因為(wei) 明清朝廷有關(guan) 禮製的重要討論,往往以本書(shu) 為(wei) 理論基礎,隻不過當時沒有人直接參考本書(shu) ,都是通過《文獻通考》間接地利用本書(shu) 而已。楊複這部書(shu) 的學術價(jia) 值是多方麵的，遠非筆者能用簡短數語可以概括，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呈現給讀者。

以下，為(wei) 行文方便與(yu) 避免混淆，黃榦《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祭禮》,簡稱黃榦《祭禮》；楊複重新編纂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祭禮》，簡稱楊複《祭禮》,以示區別。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是《朱熹》晚年所修定的一部禮學文獻資料匯編性質的書(shu) 籍。在此之前，他曾經因為(wei) 王安石“變亂(luan) 舊製，廢罷《儀(yi) 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chuan) ,遺本宗末”感到不滿，撰《乞修三禮劄子》,期待朝廷能夠重修《三禮》,終因“劄不果上”,於(yu) 是晚年回鄉(xiang) ,集門下衆人的力量編成此書(shu) 。嘉定十年丁醜(chou) (1217)八月，時任知南康軍(jun) 的朱熹兒(er) 子朱在刊行《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叁十七卷，其中前二十三卷(《家禮》五卷、《鄉(xiang) 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為(wei) 朱熹所定本，題稱《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後十四卷(《王朝禮》)為(wei) 稿本，題稱舊名《儀(yi) 禮集傳(chuan) 集注》,而《喪(sang) 》、《祭》二禮闕如。

《喪(sang) 》、《祭》二禮,朱熹生前曾托之於(yu) 弟子亦為(wei) 女婿的黃榦完成[7]。慶元六年庚申(1200),朱熹病破，前一日仍致書(shu) 與(yu) 黃榦訣別(《與(yu) 黃直卿書(shu) 》),並叮囑其編成“禮書(shu) ”(按：朱熹所謂“禮書(shu) ”，指《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下文皆同)。朱熹選擇黃榦助其完成《喪(sang) 》、《祭》二禮,亦有跡可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慶元二年丙辰(1196)即雲(yun) ：

文公雖以《喪(sang) 》、《祭》二禮分界先生，其實全帙自《冠》、《昏》、《家》、《鄉(xiang) 》、《邦國》、《王朝》等類，皆與(yu) 先生平章之。文公嚐與(yu) 先生書(shu) ,雲(yun) 所喻編禮次第甚善。

可見在編撰《經傳(chuan) 通解》上，黃榦深得朱熹的倚重信賴。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夏，黃榦修訂《喪(sang) 禮》十五卷成，將修《祭禮》,卻因“素苦痞氣”,十四年辛巳(1221)三月，終於(yu) 所居之正寢。

（一）兩(liang) 部《祭禮》的形成與(yu) 流傅

1. 黃榦《祭禮》

未完成的《祭禮》，朱熹對篇目內(nei) 容早有構想，原本的計劃是《喪(sang) 禮》由黃榦編纂，《祭禮》由吳伯豐(feng) 、李如圭編纂。在與(yu) 吳伯豐(feng) 的書(shu) 信中，即有“《祭禮》向來亦已略定篇目”之語，並附上與(yu) 李如圭商討的篇目順序，指示各篇收録的材料[8]。後來吳伯豐(feng) 過世，李如圭所編不合朱子意，最末，《喪(sang) 》、《祭》二禮全都交給了黃榦。

從(cong) 篇目來看，黃榦《祭禮》基本上是遵照朱熹的意思而稍事增刪修改，可知朱熹在世時,《祭禮》的規模已大致確定。雖然黃榦遵照朱熹的囑咐且態度極為(wei) 認真，但由於(yu) “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導致二禮遲遲未能定稿。直到嘉定十一年十一月，“差主管建寜府武夷山衝(chong) 佑觀,置局於(yu) 寓舍之書(shu) 室及城東(dong) 張氏南園”,纔得以重修《儀(yi) 禮經傳(chuan) 續卷》[9]。

嘉定十三年夏，《喪(sang) 禮》成書(shu) ，黃榦接著打算要修訂《祭禮》的稿本。《年譜》引楊複語雲(yun) ：

《祭禮》亦已有書(shu) ,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衹、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終始，其網目尤為(wei) 詳備。先生當言：“某於(yu) 《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

但最後因病未及完成。黃榦曾將此書(shu) 稿授與(yu) 楊複，曰“子其讀之”。楊複追憶並推測黃榦之意，是“蓋欲通知此書(shu) 本末，有助纂輯也”,幫助他生前曾想邀楊複共任此責。目前可見的《四庫全書(shu) 》本《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祭禮》的作者題為(wei) 楊複，實際上內(nei) 容是由黃榦所編纂的，隻是“有門類而未分卷數，先後無辨”[10]，於(yu) 是楊複代黃榦做稿本的編次工作。

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張虙於(yu) 南康補刊《喪(sang) 》、《祭》二禮，共二十九卷。其中《喪(sang) 禮》十五卷，黃榦撰；《喪(sang) 服圖式》一卷，楊複補撰；《祭禮》十三卷，黃榦撰稿本、楊複分訂卷次。黃榦這部《祭禮》,就是目前通行本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祭禮》部分。楊複幫助編輯黃榦《祭禮》的具體(ti) 情況，在其所撰《喪(sang) 祭二禮目録後序》、《祭禮(黃榦祭禮)後序》、《祭禮(楊複祭禮)自序》等文中有基本的幫助。又，《續修四庫全書(shu) 》收録黃榦弟子陳宓的文集，幫助我們(men) 了解張虙刊刻黃榦《喪(sang) 》、《祭禮》的更多細節。

元元統三年乙亥(1335)六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ju) 餘(yu) 謙等“刊補”黃榦《喪(sang) 禮》、《祭禮》，當即用張虙所刊書(shu) 版歸國子監者(所藏版片元代歸西湖書(shu) 院)，修補印行。明、清所用，皆為(wei) 此本；朝鮮、日本翻刻本，亦據此本[11]。

《儀(yi) 禮》書(shu) 影

2.楊複《祭禮》

楊複，字誌仁，福州人。生年不詳，據淳祐六年(1246)十一月《中書(shu) 省劄》“信齋楊先生複隱德不耀，歿已拾年”，則卒年約當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前後。明朱衡《道南源委録》有《楊信齋事略》:

公名複，號信齋,福州長溪人。從(cong) 文公遊，後卒業(ye) 黃榦之門。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於(yu) 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yi) 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注》二卷。(卷七)

楊複一生，並不像朱熹、黃榦都曾在朝為(wei) 官，隻是一個(ge) 純粹的讀書(shu) 人。僅(jin) 在死後,因門人鄭逢辰將其所編撰之《祭禮》上呈朝廷，被理宗特贈“文林郎”。為(wei) 了方便理解楊複其人，我們(men) 姑且引用《道南源委録》匯録其師友對楊複的評語:

楊誌仁有過於(yu) 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yu) 竦之病。

昨寓三山，與(yu) 楊誌仁反複所修《禮書(shu) 》,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誌也。(以上，《文公語錄》)

誌仁最能思索，值可講學。

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傅，示朋友，無不歎服，但恨不得相與(yu) 欵語,各究所蘊耳。

誌仁、謙之，孜孜不怠。

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誌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以上，《黃勉齋文集》)

誌仁問學精深，服膺拳拳。(《陳宓文集》)

從(cong) 老師與(yu) 同門的描述，可以大略知道楊複是個(ge) 極愛讀書(shu) 、識見通敏、治學嚴(yan) 謹的人，甚至到了讓朱熹有“過密之病”的評價(jia) 。即使如此，他還是常與(yu) 朱、黃討論《禮書(shu) 》，並受到黃榦極高的評價(jia) 與(yu) 同門師兄弟陳宓的欣賞。

如上所言，嘉定十三年(1220)，黃榦將修《祭禮》，即以其書(shu) 稿授予楊複，有意讓楊複通知此書(shu) 本末，以助其纂輯《祭禮》。《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序》雲(yun) ：

複受書(shu) (黃榦《祭禮》稿本)而退，啟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guan) 繁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傅異同，注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luan) ,紛錯甚衆。

自此以後，楊複“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想等待機會(hui) 讓黃榦筆削。未料黃榦第二年就因病過世，“遂成千古之遺憾”。

嘉定十六年(1223)，張虙補刊《喪(sang) 》、《祭禮》，楊複被同門推舉(ju) ，為(wei) 黃榦《祭禮》編次。不過正如楊複所言，其中許多前後矛盾，應修改、刪補、加按語的條目，都在黃榦死後成了遺憾。楊複因此興(xing) 起了重新修訂《祭禮》的想法，據鄭逢辰《申尚書(shu) 省狀》轉述楊複語“蓋積十餘(yu) 年而始成書(shu) ”，於(yu) 紹定四年(1231)完書(shu) 。

書(shu) 成之後,一直是手抄本的狀態,在此期間,楊複《祭禮》也曾引起周圍學者的高度注意，如真德秀即稱此書(shu) 為(wei) “千載不刊之典”。比起真德秀這句話更有具體(ti) 意義(yi) ,而且影響深遠的是衛湜曾將楊複《祭禮》的部分內(nei) 容收入其巨著《禮記集說》中。衛湜於(yu) 寶慶二年(1226)撰成《集說》，紹定四年(1231)亦即楊複撰成《祭禮》的那一年刻梓印行。之後九年的時間,衛湜繼續增訂《集說》,孜孜不倦，“倘佯於(yu) 書(shu) 林兿圃，披閱舊帙，搜訪新聞,遇有可采，隨筆添入”(《禮記集說後序》),至嘉熙三年(1239)重新刊刻增訂新版，此時楊複已去世兩(liang) 三年。今本衛湜《集說》，於(yu) 卷首“集說名氏”列“秦溪楊氏複，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祭禮十二卷”(按：應為(wei) 十四卷),書(shu) 中引用多條楊複的議論,當即在紹定四年至嘉熙三年之間,衛湜“搜訪新開”所得。

淳祐六年(1246)，楊複的門人鄭逢辰連同《儀(yi) 禮圖》,各繕寫(xie) 一部奉進,理宗下詔“付太常寺收管，以備參稽禮典”，這已經又過了十多年的時間。而方大琮寫(xie) 給鄭逢辰的一封信，似乎透露鄭逢辰在上書(shu) 之後不久，曾經單獨刊刻過此書(shu) :

某伏蒙委貺書(shu) 籍四種,內(nei) 楊信齋《祭禮》,則戶部向嚐上之送官，今又進之乙覽，遂備《儀(yi) 禮通解》全書(shu) 。以書(shu) 樓延致考訂，十餘(yu) 年而後成，又繕寫(xie) 送進鋟梓，十餘(yu) 年而後停，不孤信齋之勤勞，戶部之力也。非特為(wei) 信齊也，勉齋之目可瞑，考亭之誌始遂。西山嚐稱其為(wei) 千年不刊之典，信然。某曩得南康《祭》槁,今與(yu) 此可以合觀。

“今又進之乙覽”，當指鄭逢辰淳祐六年繕寫(xie) 奉進《祭禮》之事；《祭禮》紹定四年撰成，至淳祐六年奉進,亦符合“十餘(yu) 年而後傳(chuan) ”之語。不過真相如何，仍有待更多的資料來證明。

而後，實祐元年(1253)，時任江南東(dong) 路提點刑獄公事的王佖因嘉定年間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通解續》書(shu) 版被國子監取去，提議在南康重刊《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全書(shu) ,《祭禮》則改用楊複所撰：

嘉定間，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裔黃公績成《喪(sang) 》、《祭》二禮,亦並刻焉，而書(shu) 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書(shu) 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蓋懼此書(shu) 之無傳(chuan) 也。似乘軺東(dong) 江，因敂本司發下之券尚存，遂即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yu) 堂長饒伯輿甫，牕契所懷,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yu) 鏹以助。遂囑其事於(yu) 教官丁君抑，而任其讐校於(yu) 洞學之善士，邦侯傃軒趙公希悅亦佐其費，複斡旋本司所有以添給之。誌意既同，始克有成。迺就置其板於(yu) 書(shu) 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yu) 秩，而勉齊所績則又倍之。厥後信齊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為(wei) 明淨。今《喪(sang) 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雲(yun) 雲(yun) )寶祐癸醜(chou) 冬日南至，後學金華王佖端拜敬書(shu) 。

雖然我們(men) 隻能從(cong) 《愛日精廬藏書(shu) 誌》看到張金吾據元抄本追録的王佖、丁抑、謝章三人的跋語,但記載詳細,是唯一可以幫助楊複《祭禮》成為(wei) 刻本的證據。

入元後，《祭禮》可能有覆刻本，內(nei) 容也被當時的學者引用，如：陳師凱《耆蔡氏傳(chuan) 旁通》，此書(shu) 的“引用書(shu) 目”即有“楊信齋祭禮通解”，是與(yu) “儀(yi) 禮經傅通解”分列的。書(shu) 中引用《祭禮》內(nei) 容共三條，且全出自楊書(shu) 的“祭服”。又如：方回的《桐江集》中，亦出現此書(shu) 部分的內(nei) 容：

由《祭禮》而詳文公之言之意。郊祀天地，當南北分祭，而合祭非也；廟製當大祖之向左右分昭穆，而同廟議室以西為(wei) 上非也。(《讀朱文公儀(yi) 禮經傳(chuan) 跋》)

這些微乎其微的元人引文，都是極為(wei) 珍貴的研究資料。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獻通考》。《通考》中有關(guan) “祭禮”的部分，馬端臨(lin) 摒棄前人之說，全麵采用楊複整理的理論體(ti) 係。這是至目前為(wei) 止，我們(men) 所看到保存楊複《祭禮》最多的古代文獻。不過，馬氏依據《文獻通考》的編排體(ti) 例，將此書(shu) 全部打散割裂，安置於(yu) 不同類別下，欲窺此書(shu) 之全貌，實屬不易。

黃榦像

明代雖未見有引用楊複《祭禮》者，但觀各種書(shu) 誌所言，並未與(yu) 黃榦《祭禮》混為(wei) 一談。

元代以後至清，《祭禮》的內(nei) 容全都仰賴《文獻通考》纔得以繼續流傳(chuan) 下來。凡是引用楊複語者，幾乎皆轉引自《文獻通考》，如清秦蕙田的《五禮通考》、黃以周《禮書(shu) 通故》。而江永《禮書(shu) 網目序》有“黃氏之書(shu) ,《喪(sang) 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zhuan) 修改，較《喪(sang) 禮》疏密不倫(lun) 。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膽，而編類亦有未精者”雲(yun) 雲(yun) ，或見過楊複此書(shu) 。

今觀靜嘉堂藏本楊複《祭禮》，在元代經過補版，有的版麵磨損嚴(yan) 重，可見在元代印數不少。不過嘉定刻本入國子監，經餘(yu) 謙等修補，一直到明代國子監仍然邊修邊印，印數極多，非楊複《祭禮》可比。以至明正德劉瑞抽取經文刻本、清初梁氏重編刻本、清初呂氏刻本、《四庫全書(shu) 》抄本等，《祭禮》部分用的都是黃榦的本子，楊複的本子遂被遺忘。

（二）兩(liang) 部《祭禮》的混淆

由於(yu) 黃榦《祭禮》也曾經過楊複的編訂，黃榦原稿與(yu) 楊複再修，兩(liang) 部截然不同的《祭禮》，最後被不少學者混淆。先看明代以前有關(guan) 此書(shu) 的記載，如《郡齋讀書(shu) 附誌》雲(yun) ：

《儀(yi) 禮經傅通解績纂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sang) 》、《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sang) 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策本，參以舊聞,定為(wei) 十四卷，為(wei) 門八十一。(卷五上，宋趙希弁)

如《內(nei) 閣藏書(shu) 目録》的記載: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宋淳祐問,信齋楊複著。……凡十四卷，八十一門。是《祭禮》一書(shu) 至此始大成也。(卷二，經部，明張萱)

又如明曾棨對編次的記載:

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為(wei) 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shu) ,分為(wei) 經傅，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經義(yi) 考》所引，卷一百三十二，《儀(yi) 禮》三)

這三條記載都針對楊複《祭禮》而言，與(yu) 黃榦《祭禮》的情況完全不同。

然而四庫館臣不知《祭禮》有二，僅(jin) 據黃榦《祭禮》討論問題，因此出現一係列錯誤論斷。如《四庫全書(shu) 考證》對《經義(yi) 考》的考證，即以上引曾棨說為(wei) 誤:

曾棨曰：“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又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案：《續儀(yi) 禮經傅通解》篇次，百神在宗廟上，祭統在祭物上。所引曾棨說誤。

翁方綱《經義(yi) 考補正》所引丁傑說與(yu) 《考證》同。上所言“《續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篇次”，是根據黃榦《祭禮》,而曾棨所雲(yun) ，乃據楊複《祭禮》，篇次本來不同。丁傑僅(jin) 知其一不知其二，遂以不誤為(wei) 誤。

《四庫全書(shu) 》收録黃榦的《喪(sang) 禮》、《祭禮》，而《提要》將楊複《祭禮》與(yu) 黃榦《祭禮》混為(wei) 一談:

其後楊複重修《祭禮》，鄭逢辰進之於(yu) 朝。複序榦之書(shu) 雲(yun) “《喪(sang) 禮》十五卷前已繕寫(xie) ，《喪(sang) 服圖式》今別屬一卷，附於(yu) 正帙之外”，前稱“《喪(sang) 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shu) 雲(yun) ：“及張侯虙續刊《喪(sang) 禮》，又取《祭禮》稿本，並刊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shu) ，凡十四卷。”

“鄭逢辰進之於(yu) 朝”,“竊不自揆，續成其書(shu) ”，皆謂楊複《祭禮》，非黃榦《祭禮》。然黃榦《祭禮》十三卷，與(yu) 楊複自序稱十四卷顯然牴牾，於(yu) 是《提要》提出彌縫之說：

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複所重修。

其實卷十六是楊複補撰《喪(sang) 服圖式》,在黃榦《喪(sang) 禮》十五卷“正帙之外”,與(yu) 《祭禮》更無關(guan) 聯。今《提要》意欲將《喪(sang) 服圖式》一卷並黃榦《祭禮》十三卷，以合楊複《祭禮》十四卷之數，不得不強作附會(hui) 。

至於(yu) 內(nei) 容的差異，陸心源雲(yun) ：

以呂留良刻本校之，脫落屏錯,妄刪妄增，竟無一合。以卷二《少牢饋食禮》一篇言之，……大約無一條不增改，無一葉無羼錯。呂留良謬妄至此，明季國初，竟負重名一時,時文鬼附之如雲(yun) ，致蹈滅門之禍，殆有以也。(《皕宋樓藏書(shu) 誌》，卷七)

其實，陸心源拿楊複《祭禮》校呂氏所刊黃榦《祭禮》[12]，“竟無一合”乃事理自然。陸心源後來也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在光緒十八年刊的《儀(yi) 顧堂續跋》中作了以下的幫助：

張虙所刊，乃信齋受於(yu) 勉齊之稿本，即《四庫》所收、呂氏所重刊者。此則信齋以稿本修定者，與(yu) 張刊本不同。故以呂刊互勘，或增或刪，或改或易，竟無一條全同也。張刊之板，明中葉尚存南監，惟缺頁斷爛甚多。此本則流傅極少，朱竹垞《經義(yi) 考》卷一百三十二《續儀(yi) 禮經停通解》下不載逢辰序，又不載《進表》、《中書(shu) 省劄》、《理宗贈敕》,則亦未見此本矣。惟趙希弁《讀書(shu) 附誌》、張萱《內(nei) 周書(shu) 目》所著錄，其言與(yu) 此本合，所見當即此本也。(《儀(yi) 顧堂續跋》卷二)

從(cong) 《皕宋樓藏書(shu) 誌》“妄刪妄增，竟無一合”到《儀(yi) 顧堂續跋》“或增或刪，或改或易，竟無一條全同”，陸氏纔恍然明白《祭禮》有兩(liang) 種版本，是楊複的全麵改寫(xie) ，不是呂氏的“謬妄”。呂氏平白被陸心源責難,《儀(yi) 顧堂續跋》竟也無一語幫助。因此，《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移録黃紹箕批語，直接抄録《皕宋樓藏書(shu) 誌》的錯誤論述。隻有胡玉縉先生《四庫提要補正》,並録《皕宋樓藏書(shu) 誌》與(yu) 《儀(yi) 顧堂續跋》,做了準確的判斷：“《跋》語是，《誌》蓋未定之說。”

後來日人阿部吉雄在1936年撰《東(dong) 方文化學院東(dong) 京研究所經部禮類善本述略》[13]，其中一節專(zhuan) 論《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全麵整清事件始末，他說：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及《續》之編纂非出一人之手。特需注意者，《續·祭禮》部分因著者之異,後世之刻本乃有二係統存焉。即黃榦之《祭禮》外，另有楊複之《祭禮》,二書(shu) 之內(nei) 容組織全異。前人或於(yu) 此未能了然，遂至誤解叢(cong) 生。

並為(wei) 呂氏寶誥堂刊本所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做了澄清：

此乃以黃榦之《祭禮》與(yu) 楊複之《祭禮》對校之結果。然其誤不在呂氏刊本，而在校者自己。

從(cong) 以上所引書(shu) 誌來看，推測兩(liang) 部《祭禮》是從(cong) 清代開始被混為(wei) 一談。《經義(yi) 考》將楊複《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序》部分的內(nei) 容、宋趙希弁語(見上文)誤置於(yu) “黃氏翰續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條下，而“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十四卷”條下，未著録撰者名，僅(jin) 録明張萱語(見上文),應為(wei) 淆亂(luan) 二《祭禮》之始；《四庫全書(shu) 》之誤,如上所述，而影響最钜。又如道光時,陳金鑒輯宋黃度《周禮說》，曾根據《文獻通考》輯楊複《祭禮》引黃度《周禮說》的內(nei) 容，陳氏按語雲(yun) ：“案此條《通考》兼引信齋楊氏《續經傳(chuan) 通解》，今本《通解》脫。”實則非今本《通解》脫，而是陳氏所見為(wei) 通行本的黃榦《祭禮》。

此外，楊複《祭禮》不論在版式或內(nei) 容編排上都與(yu)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幾乎相同，書(shu) 成後仍名為(wei)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祭禮》，在無法看到此書(shu) 的前提下，要讀者聯想到是不同的兩(liang) 部《祭禮》，其實相當困難。當寶祐元年(1253)重刊《經傳(chuan) 通解》時，選用的是楊複所撰的《祭禮》,原本是幫助兩(liang) 部《祭禮》完全不同的最好時機,但主其事者王佖，自己恐怕連《經傳(chuan) 通解》的內(nei) 容都沒看過，王佖《序》說：

朱子退居燕間，姑自稡録，分吉、凶、軍(jun) 、賓、嘉五禮，而條目燦然。僅(jin) 成三禮而猶有未脫稿者。

朱熹《經傳(chuan) 通解》的五禮，分為(wei) 《家禮》、《鄉(xiang) 禮》、《學禮》、《邦國禮》與(yu) 《王朝禮》，加上未完成的《喪(sang) 》、《祭》二禮，共有七禮;而王誤以為(wei) 五禮是吉、凶、軍(jun) 、賓、嘉，又僅(jin) 知《喪(sang) 》、《祭》二禮未成，故言“僅(jin) 成三禮”。其中又有一段曖昧不明的話:

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為(wei) 明淨。今《喪(sang) 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14]

讓後人誤會(hui) 黃榦未完成的《祭禮》經過楊複修訂，因此選用楊複修訂的黃榦《祭禮》作為(wei) 此次刊刻之依據。實際上，實祐重刊所用的《祭禮》，與(yu) 黃榦《祭禮》無關(guan) 。若王佖當初願意多補一句類似“楊君重撰祭禮”的文字，後人也不會(hui) 誤解至此。

通觀曆代書(shu) 誌著録，目前最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張金吾《愛日精庭藏書(shu) 誌》所著録“《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二十九卷影寫(xie) 元刊本”:

宋黃榦撰，卷十六至末則楊複所重修也。此本從(cong) 元元統補刊本影寫(xie) 。

其後收有王佖、丁抑、謝章等三人序。此三序內(nei) 容，應為(wei) 寶祐年重刊時所有，但《經傳(chuan) 通解》諸版本(包括靜嘉堂本楊複《祭禮》)皆不具此，僅(jin) 見於(yu) 張金吾所藏“影寫(xie) 元刊本”中。按張金吾的描述，此抄本所自當是後歸國子監的嘉定舊版，卻有王佖等三序，不知其來曆如何。

又，上海古籍、安徽教育版《朱子全書(shu) 》引録王、丁、謝三序，皆據天一閣藏明抄本，據雲(yun) 僅(jin) 存二冊(ce) 。檢《中國古籍善本書(shu) 目》,此本存卷一、卷二及《續》卷六至卷八。不知其《續》卷六至卷八是否楊複所撰《祭禮》。

《朱子全書(shu) 》書(shu) 影

（一）版本概況

靜嘉堂文庫所藏此本，原是明代項元汴(號墨林子)天籟閣的舊藏，後展轉到了陸心源的皕宋樓。民國初年，陸氏子孫因各方因素，不能守父業(ye) ，皕宋樓所藏全部的宋元版書(shu) 以當時的十二萬(wan) 圓賣給了日本三菱集團負責人之一的岩崎彌之助，岩崎氏並將此批宋元版收藏在他所創設的靜嘉堂文庫中。這段曆史，衆所周知，不多贅述。楊複《祭禮》,也就跟著一起到了日本。

陸心源《儀(yi) 顧堂續跋》說此本是宋淳祐刊本，僅(jin) 以卷首附録鄭逢辰上表、敕等公文有淳祐六年、七年等時間,遙以為(wei) 刊年，別無根據。《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解題篇》著録為(wei) :

儀(yi) 禮經傅通解績祭禮一四卷卷首目一卷(有缺)

宋楊複撰  元刊明初印本 一五冊(ce)

其下按語雲(yun) ：

此書(shu) 的字様版式與(yu) 宋嘉定刊本、元代元統三年修補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相似；出現在《祭禮》的刻工姓名，同時也出現在元修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中。

又謂:

本版避宋諱之處甚多，自當出於(yu) 宋版，隻是無法確定是宋版元修，遭是元代覆宋版。幾乎每葉都有刻工名，都是元代刻工，連版麵漫漶、刊雕時間應該離刷印時較久的版片，上麵能看到的刻工名還是元代刻工。因無其他傅本可對比，姑且依據刻工名，著録為(wei) 元刊本。

《圖録》的上述幫助，基本上都遵從(cong) 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誌·經部》的說法。在沒有看到其他傳(chuan) 本的情況下，筆者認為(wei) 《圖録》的判斷是妥當的。

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版式特點、刻字風格，此本與(yu) 嘉定年間朱在、張虙所刻《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正續編》一模一様，而且此本所見刻工又都見於(yu) 嘉定刻《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元代補版，這兩(liang) 種書(shu) 的外在特點完全一致，這就無怪乎《舊京書(shu) 影》誤將此版著録為(wei) 嘉定版(《祭禮》用黃榦本)。可是，分析刻工的結果顯示，此本書(shu) 葉大都可認定為(wei) 元代刻版，似乎不存在宋代刻版，隻能認為(wei) 此本非元覆宋版，即宋版元修。至於(yu) 此本所出宋版之種類，則有可能是淳祐間鄭逢辰的單行刻本(如陸心源所雲(yun) )，也有可能是寶祐間王佖的《經傳(chuan) 通解正續》合刻本。當然，也不能否定有第三種宋刻本的可能性。

《圖録》又雲(yun) ：“此本(案：靜嘉堂藏楊複《祭禮》)標題‘續卷第幾’，卷次自一起，未與(yu) 《喪(sang) 禮》通數卷次，明此本為(wei) 《祭禮》單行本。”然雙鑒樓舊藏宋版《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嘉定舊版元明遞修本)卷首《目録》前有兩(liang) 行識語雲(yun) “《喪(sang) 》、《祭》二禮元本未有目録，/今集為(wei) 一卷，庶易檢閱耳”(日刊本同),當是元代元統年間,餘(yu) 謙等人修補舊版時所為(wei) 。嘉定十六年南康始刊《喪(sang) 禮》、《祭禮》時,稿本《祭禮》未分卷，楊複受托分訂為(wei) 十三卷，楊複《祭禮自序》亦雲(yun) “及張侯虙續刊《喪(sang) 禮》,又取《祭禮》稿本供刊而存之”,蓋嘉定十六年南康始刊本，《喪(sang) 》、《祭》二禮分別為(wei) 卷次，未將《喪(sang) 》、《祭》統訂卷次，現存傳(chuan) 本每卷首行題“續卷第一”至“續卷第二十九”者，出元統修補時。果真如此，當寶祐重刊時,《祭禮》改用楊複書(shu) ，《喪(sang) 禮》、《祭禮》撰者不同，更無需通數卷次。因此，卷次是否通敷，並不能作為(wei) 是否單行本的證據。所以上文提出此本或其底本的宋版種類有三種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此書(shu) 目次題名為(wei)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祭禮目録”，書(shu) 內(nei) 每卷首行的題名為(wei)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第幾”,每半葉七行，行十五字，注文雙行，行十五字。有“天籟閣”、“項墨林鑒賞”、“墨林祕玩”、“昌”、“南陽講習(xi) 堂”、“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臣陸樹聲”等印記。

每卷皆有闕葉，卷十四僅(jin) 至“祭禮七十五”止，“卜筮”至“變禮”(祭禮七十六至八十一)皆亡佚。漫漶、補版的情況亦不少，補版不一定仍以行十五字為(wei) 原則，有時十六字，亦有行十七字。所幸《祭禮》中最重要的《天神》、《地示》、《宗廟》等篇都大致完好。

因為(wei) 曆時久遠，避免不了重新裝幀，而導致葉數錯置的情況；又因為(wei) 錯置，而將葉數描摹成裝幀者以為(wei) 的葉數,我們(men) 隻能在抄録、整理的過程中，根據前後文的銜接，一一還原其位置。

本書(shu) 第一冊(ce) 為(wei) 序、目。不同於(yu) 一般常見古籍的編排，此版本從(cong) 第一卷開始的版心處,葉數上方有一個(ge) 漠字作為(wei) 標識,每卷的漢字都不同，將各卷依序排列：

“/”代表版心處無字，“闘”代表此卷闕。

雖有闕字，但仍可以得出一首五言絕句：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dong) 封書(shu) 。

這首詩出自《南史·陳本紀》,是陳後主叔實被俘虜後,在一次從(cong) 侍隋文帝出巡時所寫(xie) 的一首詩,被後人解讀為(wei) 陳後主詔媚隋文帝所作的告白，《文苑英華》題名為(wei) 《入隋侍宴應詔》(按：“東(dong) 封書(shu) ”亦有作“登封書(shu) ”者，此本適闕十三卷下的標識，仍依《南史》所記作“東(dong) ”)。曆代五言絕句多如牛毛，何以獨鍾意此詩作為(wei) 標識順序之用，原因不明。此詩二十字，正與(yu) 鄭逢辰上書(shu) 雲(yun) “繕寫(xie) 為(wei) 二十帙”相符，不知當初是否即據此分冊(ce) ?這些標識是宋代初刻時即有，還是元代覆刻時纔有?則無法驟下定論。不過，據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所言：

“日月光天德”雲(yun) 雲(yun) ，陳後主國亡入隋，從(cong) 隋文東(dong) 封，登芒山所獻詩也。天下教兒(er) 童者，以此題學書(shu) 紙。(卷上)

宋曹士冕撰《法帖譜係》又雲(yun) ：

世傅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wei) 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yu) 是補刻餘(yu) 帖，是名“東(dong) 庫本”。……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shu) ”為(wei) 別，此又異於(yu) 舊帖也。(卷下)

大約自北宋開始，此詩便常用來作為(wei) 標識順序之用了。因為(wei) 本書(shu) 目録、正文皆有缺葉，有了這首詩，在整理的時候，更能清楚地了解整部書(shu) 的殘闕情況。靜嘉堂目前的分冊(ce) ，其實也不與(yu) “日月”二十字的分法相矛盾，隻是目前的第八冊(ce) 、十二冊(ce) 、十三冊(ce) 、十四冊(ce) ，原來應該分別作為(wei) 二冊(ce) ，後來被合訂為(wei) 一本。又，在有標識字的卷中，亦見無此標識字之葉數,都可作為(wei) 討論是否為(wei) 補版之參考依據。

（二）內(nei) 容與(yu) 價(jia) 值

書(shu) 共十四卷，八十一門。楊複基本依照朱熹《經傳(chuan) 通解》與(yu) 黃榦《通解續》的作法，“正經在前，補編在後”。正經,指卷一《儀(yi) 禮》經上《特牲饋食禮》、卷二《儀(yi) 禮》經下《少牢饋食禮》(《有司徹》附);補編，則指卷三《通禮篇》以下至最末卷，搜輯《周禮》、《禮記》諸書(shu) 與(yu) 祭禮有關(guan) 條文者，分為(wei) 經、傳(chuan) 兩(liang) 部分。並按照朱熹《經傳(chuan) 通解·冠禮》後有《冠義(yi) 》,《昏禮》後有《昏義(yi) 》的作法，隨類分之。不過考慮到“《祭禮》網條宏闊，記博事叢(cong) ，若以《祭義(yi) 》盡歸於(yu) 後篇，則前後斷隔，難相參照，讀禮之文不知有其義(yi) ，讀禮之義(yi) 不知有其文”，因此，做了些微的調整：“凡傳(chuan) 記論郊之義(yi) 者附於(yu) 《郊》，論社之義(yi) 者附於(yu) 《社》，論蠟之義(yi) 者附於(yu) 《蠟》，……”[15]也就是說，由於(yu) 《祭禮》的條目較為(wei) 繁瑣,若按照《經傅通解·冠禮》全文結束後纔有《冠義(yi) 》的作法(黃榦《祭禮》最後一卷亦為(wei) 《祭義(yi) 》),則禮文與(yu) 禮義(yi) 無法貫通，於(yu) 是楊複在不違背《通解》體(ti) 例的前提下，於(yu) 補編探取每卷細分為(wei) 多條子目，如《天神篇》,又分為(wei) 《祀昊天上帝禮》、《明堂禮》、《正月祈榖禮》、《孟夏大雩禮》、《祀五帝禮》、《祀五人帝五人神禮》、《祀日月星辰禮》、《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禮》等，凡傅記中有言及各禮之義(yi) 者，皆分屬於(yu) 各禮下。使條目清晰，同時也能貫通文義(yi) 。

雖然楊複很保守地在《序》中說：“竊不自揆，遂據槁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shu) 。”實際上從(cong) 編次到內(nei) 容，與(yu) 黃榦的《祭禮》相較，出入頗大。不過，楊複即使是重寫(xie) 《祭禮》，還是必須承認他是在黃榦《祭禮》的基礎上撰成此書(shu) ，而非自己創作的。理解這個(ge) 前提，我們(men) 看看關(guan) 於(yu) 兩(liang) 部《祭禮》編次的不同，列表如下：

傅本經元代修版，與(yu) 《喪(sang) 禮》通敷卷次。今以《祭檀》單獨訂卷，當即楊複分卷之善。

楊複在《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祭禮義(yi) 例》當中，特別幫助《少牢饋食禮》與(yu) 《有司徹》合為(wei) 一卷的理由，是本之於(yu) 鄭玄：“鄭《目録》雲(yun) ‘《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故並而合之，以為(wei) 一篇。”從(cong) 此處與(yu) 各卷經文下皆先録鄭注來看，可以幫助楊複在解經的立場上與(yu) 朱熹《通解》同尊鄭注。

除“正經”之外，在“補編”內(nei) 容的安排上，則根據禮之重要先後為(wei) 次[16]。其中相當引人注意的是“正經”之後、隻有五葉的卷三——《通禮篇》。雖名之為(wei) “通禮”,實際上性質與(yu) 我們(men) 認知的“通禮”定義(yi) 不太相同。它有“義(yi) 界”的作用，幫助楊複認知的祭禮規模；亦有“正名”的作用，幫助祭禮的內(nei) 涵；又有“提綱挈領”的作用。《通禮》一篇，集中表述楊複對祭禮的基本立場,可以說是整部《祭禮》的開宗明義(yi) 篇。

在經注疏與(yu) 史材料的取舍上，楊複並非簡單地迻録與(yu) 堆砌，以《三禮疏》而言，大部分的賈疏、孔疏都經過他細心的剪裁與(yu) 編纂。同時,也可以從(cong) 這些裁剪看出他的立場,《通禮篇》雲(yun) ：

愚案：《通禮》一篇，通論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也。然先王製禮,抑又有深意存焉。《周官·大宗伯》以禮佐王者凡十有二條，而以“禮祀祀昊天上帝”為(wei) 先。蓋禮莫重於(yu) 祀天，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yu) 地上之圈丘，惟王得行之也。禮經又兼言“天子祭天、地”者，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尊天親(qin) 地，敬無不同。夏日至，祀皇地衹於(yu) 澤中之方丘，亦惟王得行之也。自是而下，褚侯得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得祭五祀而不得特立社稷，凡此皆所以明天下之大分，立天下之大經也。宗廟以下皆放此。(卷三)

禮莫重於(yu) 祀天，而不論是祀昊天上帝，或祀皇地衹，“惟王得行之”。體(ti) 現他尊王的基本立場。

且看他如何在細節的處理上都貫徹這種基本立場:如《天神篇·明堂禮》引《禮記·明堂位》雲(yun) ：“天子負斧依，南鄉(xiang) 而立。”鄭注：“負之言背也。斧依為(wei) 斧文屏風,於(yu) 戶牖之間,於(yu) 前立焉。”(卷五)前文有言，楊複尊《鄭》注，引用《三禮》經文幾乎全録鄭注，但在此處,他對鄭注進行重大刪節。鄭注原文是：“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借也，斧依焉斧文屏風,於(yu) 戶牖之間,周公於(yu) 前立焉。”兩(liang) 相對校，可見楊複刪掉兩(liang) “周公”,意指天子就是天子，而非周公。對楊複來說，周公以攝政的身份居天子之位，於(yu) “惟王得行之”不合，所以特加按語,明言“此說舛謬,故削去之”。至若在《天神篇·祀昊天上帝禮》引《孝經》“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注：“周公行郊天之祭”(卷四),玄宗注原作“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楊複遙刪“攝政因”三字，無任何幫助，顯然也出於(yu) 否定攝政的原則性考慮。

在編纂的態度與(yu) 資料的搜集上，除以黃榦《祭禮》做為(wei) 藍本，可能還從(cong) 黃榦處借得相關(guan) 禮書(shu) 與(yu) 朱熹的《語録》、《文集》等資料。又據鄭逢辰《申尚書(shu) 省狀》引楊複語雲(yun) ：“研精覃思，搜經摭傳(chuan) ，凡日湖所藏之書(shu) ,繙閱殆遍。蓋積十餘(yu) 年而始成書(shu) 。”按朱熹弟子聞縣鄭昭先，號日湖，為(wei) 楊複弟子鄭逢辰之父。楊複所言“日湖”或即此人。大致可推知楊複自己的藏書(shu) 並不多，需藉助同門、朋友家中所藏書(shu) 。

本書(shu) 之可貴,對藏書(shu) 家來說，或許是因為(wei) 世上僅(jin) 存此本，不過對研究宋代禮學、朱子學派禮學思想的學者來說，全書(shu) 約一百三十條的楊複按語,才是本書(shu) 最大的價(jia) 值所在。這些按語,有釋義(yi) 、釋名物；有糾謬、斷是非。其中亦不乏近三千字，對“褅袷禮”的看法，這也是與(yu) 黃榦《祭禮》僅(jin) 録經注疏文最大的不同之處。

其次，楊複《祭禮》所引用古今諸儒之說[17],其中“曰‘黃氏’,則山陰黃度，先師同時之賢”者，黃度的《周禮說》已亡佚，今可見者，為(wei) 清陳金鑒根據《文獻通考》等書(shu) 所輯之《宋黃宣獻公周禮說》(《文獻通考》所録者，亦引自楊複《祭禮》),兩(liang) 相比對,有楊複《祭禮》有而陳輯本所無者；而“曰‘陳氏’,則門人三山陳孔碩，嚐問釋奠儀(yi) ”者，則有數條均已不見於(yu) 今存古籍中。又引用隋唐時期潘征的《江都集禮》,此書(shu) 今已亡佚，但由陳宓寫(xie) 給楊複的信雲(yun) ：“昨所傳(chuan) 《江都禮》,今附陳戊拜納，此間無他本可校，萬(wan) 一得暇，因乞是正，以惠學者，亦一幸也。”[18]可幫助楊複《祭禮》所録，非轉引自他書(shu) ,而是直接參考《江都集禮》原書(shu) 。又如李如圭《儀(yi) 禮集釋》,雖然有輯自《永樂(le) 大典》的《四庫》本，世人多以為(wei) 已得其全，但本書(shu) 所引往往出《四庫》本之外，可以補正者不少。可說此書(shu) 不論在禮學思想上或文獻價(jia) 值上，都有極大的貢獻。

以上，是靜嘉堂文庫所藏本的大致情況。

目前，我們(men) 亟於(yu) 知道的是楊複《祭禮》是否還有別本存世?是否真如阿部吉雄所言，此本是“天下孤本”?在抄得楊複《祭禮》後，我們(men) 也曾試在日本及台灣、北京等地圖書(shu) 館，以及已出版的漢籍善本書(shu) 目上尋找此書(shu) 其他本的可能性，很可惜尚未發現。即使如此，情況不如我們(men) 想象地絕望。阿部隆一早已注意《舊京書(shu) 影》所收書(shu) 影是楊複再修的十四卷本《祭禮》，並且與(yu) 靜嘉堂本進行對比，認定所用版片不同，是不同時期印本。我們(men) 後來在《宋元書(shu) 式》中也找到一張書(shu) 影，按內(nei) 容可以確定是楊複《祭禮》，行格安排與(yu) 靜嘉堂本相同。

《舊京書(shu) 影》、《宋元書(shu) 式》都是在1907年皕宋樓將宋元版書(shu) 賣給了靜嘉堂文庫之後編纂的[19]，可以確定這兩(liang) 幅書(shu) 影與(yu) 靜嘉堂所藏的並非同一本書(shu) 。那麽(me) ，書(shu) 影中的《祭禮》是一部還是兩(liang) 部?現在在哪禮?由於(yu) 台灣與(yu) 日本所藏之中國古籍大致上都已著録出版，我們(men) 推測比較有可能出現的地方應該在中國大陸，或許隱匿在某個(ge) 圖書(shu) 館所藏的《經傳(chuan) 通解》之後，或許仍為(wei) 私人所藏書(shu) 。無論如何，我們(men) 衷心希望藉此次出版的機會(hui) ，能拋磚引玉，找到《祭禮》的其他本，補足此本殘闕、漫漶之處。這是我們(men) 這次整理出版楊複《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祭禮》的另外一個(ge) 重要目的。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書(shu) 影

《周禮·春官·大宗伯》將禮儀(yi) 分為(wei) 吉、凶、賓、軍(jun) 、嘉五禮。吉禮，是向天神、地衹、人鬼祈求，保佑人們(men) 諸事如意安康，故稱之吉禮，亦即是祭祀之禮。《禮記·祭統》雲(yun) ：“禮有五經,莫重於(yu) 祭。”《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有雲(yun) ：“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幫助較之其他禮儀(yi) ,祭禮顯得尤其重要。雖然朱子說：“禮,時為(wei) 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複取古人繁縛之禮,而施之於(yu) 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20]但我們(men) 從(cong) 曆代文獻中卻發現祭禮越來越紛雜繁瑣,學者的解說也益見分歧。

漢代以來，祭禮習(xi) 俗與(yu) 經學之間一直存在糾纏不清的複雜關(guan) 係。祭祀本諸人心，時地不同，祭祀也相異。而且經書(shu) 的形成晚於(yu) 祭祀的發生，因此不同經書(shu) 中散見的記載之間,經常出現互相矛盾的內(nei) 容。如何解釋這些矛盾，便是經學家必須解決(jue) 的理論問題。

曆代經學家都曾提出各種理論體(ti) 係，對後世産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但學者歧見始終未能達到統一。其中鄭玄、王肅的理論體(ti) 係，成為(wei) 後世學者無可回避的議論前提，而朱熹禮學對元、明、清三代的影響，不在鄭、王之下，無疑是最重要、最值得重視的。但理論僅(jin) 僅(jin) 是問題的一半，還有一半是現實的祭禮習(xi) 俗問題。無論在漢代還是在宋代，現實的祭禮習(xi) 俗與(yu) 經學理論之間都存在巨大差異。如何調和其間差異才算理想，各種因素之間如何平衡為(wei) 最現實可行，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容有無數種不同的答案。分析不同朝代不同學者、朝臣提出的不同答案，探討他們(men) 不同的思考習(xi) 慣，是祭禮研究的關(guan) 鍵所在。

（一）朱熹禮學的形態

由前文的分析，幫助我們(men) 不僅(jin) 可將《祭禮》視為(wei) 楊複的禮學思想，同時也可視作朱熹一派禮學思想的根據。身為(wei) 朱熹的弟子，楊複在主觀上期望能全麵反映朱熹的祭禮理論。

朱熹之禮學，錢穆《朱子新學案》[21]已經有精要的綜述。簡言之，自從(cong) 王安石罷廢《儀(yi) 禮》之後,導致士人僅(jin) 知有《禮記》，不知有《儀(yi) 禮》。而誦讀《禮記》,隻為(wei) 了應付考試。朱熹認為(wei) ，《三禮》學是實用之學,可成為(wei) 朝廷製禮的依據，偏安的南宋朝廷的確也需要一套完整、有係統的禮製來撫慰動蕩飄搖的人心。然而當時的實情卻是朝廷每有大議，博士諸生僅(jin) 憑聽聞所得加以臆測而無所本，所有儀(yi) 節之所以立者盲昧無所知。因此朱熹想編修禮書(shu) 以供“聖朝製作之助”[22]的念頭在中年時期已開始萌發。

朱熹晚年，在《答李季章書(shu) 》(慶元四年，1198)中幫助《禮書(shu) 》的概況：

大要以《儀(yi) 禮》為(wei) 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yi) 各綴其後。其見於(yu) 它篇或它書(shu) 可相發明者，或附於(yu) 經,或附於(yu) 義(yi) 。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傅》之屬，又自別為(wei) 篇，以附其類。……今其大體(ti) 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shu) ,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yu) 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yu) 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yu) 賈疏，其義(yi) 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

所言“國君承祖父之重”的例子，是朱熹切身的體(ti) 驗。紹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寜宗即位，朱熹撰劉子議寜宗當服斬衰三年。當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時無明白證驗”，“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按：賈疏所載《鄭誌》說)，方得無疑”[23]。是知《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以《儀(yi) 禮》為(wei) 主，輔以《禮記》等經典文句，附録注疏之說可補經傳(chuan) 者，旨在為(wei) 討論當世禮製時提供全麵可靠的經典依據。既非以此書(shu) 為(wei) 可施今世的禮典，又非集編曆代禮製、禮議之大全。因此，熊禾在元初稱朱熹還想將“《通典》及諸史誌、《會(hui) 要》、《開元》、《天實》、《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為(wei) 百王不易之大法”[24],未必得朱熹本意。

朱熹另撰有一部《家禮》,是一部生活實踐禮儀(yi) 的著作。要討論朱子的禮學，應通過《家禮》與(yu)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但曆來的討論者，往往將這兩(liang) 部書(shu) 分別看待，甚至因為(wei) 兩(liang) 部書(shu) 的性質迥異,而對《家禮》産生質疑。其實，朱熹對生活實踐禮儀(yi) 的看法，相當靈活。如與(yu) 上引《答李季章書(shu) 》同年的《語録》中有人問“用僧道火化”，朱熹答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jue) 如此做，從(cong) 之也無妨，惟火化則不可。”雖然重要原則不能讓步，但細節問題不妨隨俗。在朝議禮,必須在現有禮製文化的基磋上提出自己的意見；在地方做官或做士紳，隻能想辦法改善士紳以及庶民的禮俗。於(yu) 是，作為(wei) 經學理論根據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與(yu) 作為(wei) 實踐禮俗方案的《家禮》，不得不各自獨立成編。經傳(chuan) 原文，漢人注說，唐、宋人的經說，曆朝的議禮以及當代朝廷的爭(zheng) 議,當世民間的禮俗，還有朱熹自己的禮文化理念等等，諸多不同方麵的因素互相矛盾，在朱熹心中自然會(hui) 有統一理解的係統。但當他訴諸文字，著書(shu) 立說，還是無法形成一體(ti) 。

（二）楊複以經學理論統殿禮製問題

當楊複從(cong) 黃榦手中接下《祭禮》稿本時,直覺《祭禮》的內(nei) 容“皆古今天下大典禮”、“關(guan) 係甚重”、“條目甚詳”,但細讀之後纔發現“注疏牴牾”、“是非淆亂(luan) ”、“紛錯甚衆”,突顯出曆代禮學的矛盾，此時的楊複，開始有了重新撰寫(xie) 《祭禮》的想法。

重新編寫(xie) 的《祭禮》，雖然在體(ti) 例上、內(nei) 容編排上都承襲《經傳(chuan) 通解》的精神，但在麵對曆代材料的取舍卻有很大的不同，對“曆世聚訟而未能決(jue) 者”，如明堂、南郊、北郊、古今廟製、四時褅袷等問題，都做了深入的探討與(yu) 檢擇處理，並做出自己的判斷，“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yu) 偷理，厖雜不精者鹹歸於(yu) 至當”[25]，形成自己一套祭禮理論體(ti) 係。宋人對鄭玄解經多所批評,他卻持肯定的態度：“鄭康成注《儀(yi) 禮》、《周禮》、《禮記》三書(shu) ，通訓詁，考製度，辨名數，詞簡而旨明，得多而失少，使天下後世猶得以識先王製度之遺者，皆鄭氏之功也。”(《祀昊天上帝禮》)並付諸行動，全録鄭注。不過在幾個(ge) 涉及祭禮最核心的理論問題上，他對鄭注也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如對鄭玄以讖緯解天神、地示祭禮的批評;又如鄭玄的褅袷理論一出，對曆代的學者影響甚钜，信服者甚衆，楊複卻以洋洋灑灑近三千言(卷八中，【帝四十一至四十八】)，對鄭玄《褅袷誌》作糾謬的工作。元人趙訪雲(yun) “向來嚐感楊信齋譏鄭玄讀《祭法》不熟，……罔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26],今人錢玄則表示楊複評斷鄭玄“以無為(wei) 有，駕虛為(wei) 實”,是“確切而銳利”的評價(jia) 27。且不論楊複立論是否妥當,更值得注意的是，楊複首先在《通禮篇》確定祭禮整體(ti) 理論,然後根據這套理論去編輯卷四以下的具體(ti) 內(nei) 容。上文已見他在卷四、卷五的引文中刪除有關(guan) 周公攝政的字詞,是一個(ge) 淺顯的例子。理論原則貫通全編，至於(yu) 引文的細節都要受理論原則控製，進行刪節調整，這是朱熹《經傳(chuan) 通解》、黃榦《通解續》未曾出現的情況。

楊複又廣納宋人經說，除朱熹以外，又有程頤、孫奭、司馬光、陳祥道、李如圭、陳孔碩、黃度等人，充分呈現出宋人對曆代聚訟的古今儀(yi) 法製度問題的看法，並且根據自己事先樹立的理論原則評論是非。最特殊的是他在說解禮儀(yi) 時,引用前朝或當朝詔令奏議的內(nei) 容，而評斷態度一仍前所述。唯有透過朝臣在朝廷中對經書(shu) 與(yu) 禮製的討論過程，纔能證明禮儀(yi) 真正的實行情況，而不再隻是紙上談兵。楊複從(cong) 禮學理論的角度對各種禮議進行評斷，使朝廷議禮與(yu) 經學家的學說並列，納入到同一個(ge) 禮學理論的框架內(nei) ，可以說是經學統攝禮製的特例，亦是編纂禮書(shu) 一個(ge) 重要的裏程碑。

（三）隱藏已久的一條禮學脈絡

禮學介於(yu) 經學與(yu) 曆史、理論與(yu) 實踐之間,包含多方麵複雜的內(nei) 容，而宋、元、明、清四朝的每一位學者選擇的重點與(yu) 視角都不同。以往，我們(men) 不知道有楊複的《祭禮》,因此對朱熹的禮學似懂非懂；以往，我們(men) 不知道《文獻通考》深藏著有關(guan) 朱熹一門的禮學理論,因此總以為(wei) 清代禮學家跨過明、元，僅(jin) 僅(jin) 是遠紹朱熹的禮書(shu) 編纂方式而已。現在因為(wei) 楊複《祭禮》的重新發現,我們(men) 能夠在朱熹、黃榦、馬端臨(lin) 之間,再加上楊複，進行對照。在他們(men) 之間,除了直接的承襲因素之外，更突顯出各自不同的鮮明特質。我們(men) 因此對朱熹、黃榦、馬端臨(lin) 也能得到新的認識,進而勾勒出一條隱藏已久的禮學脈絡。

在楊複《祭禮》之前，如唐《開元禮》者，雖通事舍人王雖曾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學士張說以“《禮記》乃不刊之書(shu) ,去聖久遠，不可改易”為(wei) 由作罷,最後是以折衷唐《貞觀禮》、《顯慶禮》,分吉、賓、嘉、軍(jun) 、凶五禮,而為(wei) 《開元禮》[28],經學迷失而成禮製儀(yi) 典。自此往下，《太常因革禮》、《政和五禮新儀(yi) 》、《大金集禮》等皆一朝儀(yi) 典，同屬一類，在本質上與(yu) 經學不同。

又如唐《通典》者，雖“探《五經》羣史，每事以類相從(cong) ,舉(ju) 其終始，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yu) 事”[29],乍看之下似乎與(yu) 楊複的做法沒有差別，實際上正好相反。《通典》是史書(shu) ,雜糅各種資料，編成一部製度史，每一類製度按時代編排材料，《周禮》、《儀(yi) 禮》隻當作周代的曆史記載,與(yu) 其他各代資料並列，經書(shu) 無獨立地位，勉強可以說是經寓於(yu) 史。

朱熹開始纂修《經傳(chuan) 通解》,重點在經學資料的梳理，而酌録少數曆代議論,又另撰《家禮》。《家禮》是書(shu) 儀(yi) 之流，本不屬經學,繼司馬光、二程之後,至朱熹始多經學理論之考慮。但經學與(yu) 禮議、經學與(yu) 禮俗，語境不同，各有不同的考慮，始終未能渾然一體(ti) 。

楊複為(wei) 《經傳(chuan) 通解》補撰《祭禮》,立足明確的經學理論,網羅匯聚經傳(chuan) 資料，連曆代禮製、奏議也在同一經學理論的平台上討論是非，是史寓於(yu) 經。楊複另撰《儀(yi) 禮圖》、《家禮》注，努力使《家禮》盡量接近《儀(yi) 禮》。《儀(yi) 禮圖》、《家禮》注與(yu) 《祭禮》三部著作，形成一個(ge) 共同的體(ti) 係，互相之間有重疊而無矛盾。朱熹所關(guan) 心的經學、禮議、禮俗等不同方向，可以說在楊複的調和下達到了一種統一。

《文獻通考》書(shu) 影

在楊複《祭禮》之後,出現了一部對傳(chuan) 播朱熹一派禮學非常重要的著作——《文獻通考》。楊複的禮學理論被慧眼獨具的馬端臨(lin) 認同，因此《文獻通考》有關(guan) “祭禮”的部分，即全麵采用楊複整理的理論體(ti) 係，他在《自序》中說：

蓋古者郊與(yu) 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yu) 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wei) 重威仰，或以為(wei) 耀靈寶,襲方士纖書(shu) 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yu) 祭；祭，莫重於(yu) 天。而天之名義(yi) 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複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至於(yu) 褅袷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cong) 雜牴牾，與(yu) 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齊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yi) ,著為(wei) 《祭禮》一書(shu) ,詞義(yi) 正大，考訂精核，足為(wei) 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複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shu) 有《祭禮》,則參用經注之文，兩(liang) 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晚，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録其說。

《文獻通考》是一部關(guan) 於(yu) 研究上古至南宋嘉定末年各朝代典章製度的史書(shu) ，從(cong) 元至清，文人士子必讀，其影響甚距。雖然，馬端臨(lin) 以史書(shu) 的體(ti) 裁要收録楊複《祭禮》的內(nei) 容，造成他編撰上的困攫，但他終究對“千載不刊之典”無法舍棄，隻好割裂楊複全書(shu) ，依據類別，而分置各個(ge) 儀(yi) 典之下；而且在每個(ge) 儀(yi) 典之下，先録經傳(chuan) 注疏以及楊複等人的理論殺述，後列曆代禮製以及禮議、奏議等資料。馬端臨(lin) 分開經學與(yu) 曆史，先經學，後曆史，盡管出於(yu) 史學家對朱熹一門經學的尊崇，實際上也意味著經學與(yu) 曆史的再度脫節，承認曆朝的禮議不適合用經學理論的框架來判定是非。從(cong) 這個(ge) 意羲上來說，楊複《祭禮》將經學理論的地位提升到空前絕後的高度，一切事宜都要用經學理論來審定是非，具有突出的典型意義(yi) 。

明清兩(liang) 代的禮學家們(men) 幾乎都是透過《文獻通考》來理解楊複、亦即是朱熹的祭禮理論;或者如秦蕙田的《五禮通考》、黃以周的《禮書(shu) 通故》,都間接地從(cong) 《文獻通考》中引用楊複《祭禮》的觀點作為(wei) 自己解經的根據。換句話說，朱熹一派完整的禮學思想，除了《經傳(chuan) 通解》外，是透過《文獻通考》對後代禮學家産生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可是，在看不到楊複《祭禮》原書(shu) 的前提下，沒人能想象楊複《祭禮》與(yu) 《文獻通考》之間存在編纂體(ti) 式的根本性差別，兩(liang) 者指向的方向幾乎完全相反。

現在我們(men) 看到楊複《祭禮》的內(nei) 容，纔看到楊複《祭禮》將朱熹一門的祭禮理論思想發揮到極致，也了解到馬端臨(lin) 以史學家的眼光對楊複《祭禮》進行徹底改造，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yi) 。禮學包含經傳(chuan) 、經學理論、禮議、禮俗等複雜因素，每一學者重點不同，形成不同的編纂體(ti) 式。從(cong) 這一角度來看，《開元禮》、《通典》、朱熹《通解》、楊複《祭禮》、《文獻通考》這五部著作的體(ti) 式特點,都格外鮮明，可以說這五部具有典型意義(yi) 。再往後看，秦蕙田《五禮通考》采用的就是《文獻通考》的體(ti) 式，是馬端臨(lin) 的嫡係。至於(yu) 黃以周《禮書(shu) 通故》則是經學理論的疑難考辨集，自然不得與(yu) 《五禮通考》等同歸一類。

總之，這部書(shu) 的整理出版，解決(jue) 了朱子禮學文獻缺乏的問題，是澄清朱熹禮學思想來龍去脈最重要的一部宋代文獻，定會(hui) 使朱熹禮學的研究推進到從(cong) 未有過的深度。朱熹曾說“楊誌仁有過於(yu) 密之病”,言下之意，覺得楊複治學過於(yu) 謹慎小心。如今看來，若非楊複之“過密”,就不會(hui) 有《祭禮》這部思想嚴(yan) 謹周慮的著作，朱熹的禮學思想也無法重現於(yu) 世人麵前。而楊複《祭禮》在禮學史上的重要性，更自不待言了。筆者識見有限，相信讀者們(men) 細細品味此書(shu) ,將有數不盡、論不完的發現。

2008年11月，喬(qiao) 秀岩先生獲得日本“財團法人三島海雲(yun) 記念財團”學術研究奬勵金的讚助，邀請筆者作為(wei) 合作學者赴東(dong) 京從(cong) 事為(wei) 期三個(ge) 月的“楊複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の研究”計劃。這三個(ge) 月所安排的工作內(nei) 容，除了將此書(shu) 複印出來，製成電子文檔外，並開始初步的整理工作。

未料赴日後,有些外在條件無法配合的狀況發生：由於(yu) 靜嘉堂文庫為(wei) 三菱集團所有，開館的日期、時間都限製得比較嚴(yan) 格。再者，楊複《祭禮》屬於(yu) 宋元版貴重圖書(shu) ,即便已拍成微卷，亦不允許複印、拍照，唯一的方法，隻能看著微卷抄録全書(shu) 。因此，整個(ge) 研究計劃受到時間與(yu) 文庫種種規定的限製，三個(ge) 月的時間，全部花在抄録書(shu) 的內(nei) 容上。靜嘉堂本是目前唯一的傳(chuan) 本，而且世人往往分不清黃榦《祭禮》與(yu) 楊複《祭禮》，至於(yu) 楊複《祭禮》的具體(ti) 內(nei) 容，更是無人知暁。近兩(liang) 百年來，除了陸心源、阿部吉雄、阿部隆一之外，都不曾聽說有人見到過這部書(shu)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men) 自己隨便繙看，引一部分內(nei) 容隨便議論，別人都無從(cong) 判斷所說是非，我們(men) 等於(yu) 自言自語,沒有意義(yi) 。因此必須先將這部書(shu) 的內(nei) 容變成大家都能看到的，我們(men) 纔有討論研究的可能。靜嘉堂本既然不能複製，那麽(me) ，隻好抄録了。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體(ti) 力和經費，編出文字、標點準確率都不能保證的整理本，也就這様成為(wei) 了我們(men) 義(yi) 不容辭的工作。此次工作，以四百字稿紙抄録，為(wei) 避免漏抄，完全依照原書(shu) 格式抄録，共計一千零八十七張稿紙，約三十餘(yu) 萬(wan) 字。凡遇版式有疑問,即於(yu) 當葉稿紙上注明，或提出我們(men) 的看法，或存疑待查。商討許久，我們(men) 決(jue) 定以原書(shu) 格式加上標點符號出版，即讀者會(hui) 看到每頁十四行，一行十五字的形式。原書(shu) 葉的葉碼標注於(yu) 其下，而以a 、b表左右，如【日1a】、【日1b】等。這様，讀者遇到《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祭禮》的傳(chuan) 本，哪怕是殘卷、零葉,拿此本對照，當即可以判斷是否為(wei) 楊複《祭禮》。

考慮到夾注雙行的字體(ti) 太小，閱讀費力，唯一改動的地方就是將夾注雙行改為(wei) 單行。雖然以原書(shu) 版格式出版在版麵上看起來不太整齊，但這是目前我們(men) 所能想到忠實呈現楊複《祭禮》的最佳辦法，希望能得到讀者的認可。

計劃期限結束前，除了很緊迫地將全書(shu) 十四卷十五冊(ce) 抄録完畢，製成電子文檔的工作僅(jin) 完成八冊(ce) ，不過皆——與(yu) 微卷校對過。已製成文檔的八冊(ce) ，與(yu) 未製成的後七冊(ce) ，於(yu) 回台灣前最後一次去靜嘉堂文庫，幸得文庫館員增田晴美與(yu) 成澤麻子二位先生之應允，針對抄録有疑問的部分與(yu) 原書(shu) 進行校對。抄録工作結束後,由於(yu) 喬(qiao) 先生將赴北京大學任教，筆者也將回國，於(yu) 是將所有抄稿以數位相機拍掘，一人留存一份，以免進行貼校時,遇有問題無所依據。原抄稿則由筆者帶回毫灣，繼續後七卷尚未製成電子文檔的工作。打字工作不委托他人，有我們(men) 的考量：楊複此書(shu) 脫胎於(yu) 黃榦《祭禮》，又為(wei) 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大量引用，在輸入內(nei) 容的遇程中，以二書(shu) 做為(wei) 對照工具書(shu) ,並記録二書(shu) 與(yu) 楊複《祭禮》之間的關(guan) 係，以供之後的研究工作所用。凡遇闘葉，我們(men) 可以根據楊書(shu) 前後文及黃榦《祭禮》、馬端臨(lin) 《文默通考》所引內(nei) 容盡量補齊。遇到殘闘非常嚴(yan) 重而無法補的情況，亦不隨意臆測，付之闕如。

2009年8月，“國家科學委員會(hui) ”通過筆者申請“靜嘉堂所藏楊複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卷祭禮研究”(NSC98-2811-H-001-022)的計劃，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擔任特約博士後研究員，本書(shu) 的整理工作，纔得以繼續進行。這段時間,除將尚未製成文檔的手抄稿一一録入外，並著手點校的工作。

前文所提尚未打字、校對原書(shu) 的後七冊(ce) ，以及校對過原文，但點校整理的過程中覺得仍有疑問處的前八冊(ce) ，在此計劃期問,亦受“國科會(hui) ”補助，再次赴靜嘉堂核對原書(shu) 。

2010年7月，點校工作接近尾聲,我們(men) 再度赴靜嘉堂文庫,做了最後一次的校對工作。

2010年1月，北京大學曆史係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陳蘇鎮教授以“朱熹禮學研究——以祭禮屬中心”為(wei) 題，申請通過為(wei) 期三年的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研究項目(2009JJD770007),即以此書(shu) 做為(wei) 研究朱熹禮學的主要依據，計劃內(nei) 成員希望分別從(cong) 曆史學、經學、文獻學的角度，藉由對此書(shu) 深入的探討,做出與(yu) 以往不同的成果。

這一部書(shu) 的整理，先後受到日本以及中國大陸、台灣各單位的經費補助與(yu) 幫助，幫助楊複這部書(shu) 的重要性，各方所見略同。希望身為(wei) 朱熹門人中最後一個(ge) 為(wei) 老師整理禮書(shu) 的楊複，在七百多年後,看到我們(men) 為(wei) 他點校整理的《祭禮》，使朱熹禮學不被埋沒，能夠稍稍感到安慰。並且期待更多的學者留心海外古籍對傅統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這次的整理工作，是在林慶彰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的。林老師年輕時即以研究明代考據學聞名於(yu) 海內(nei) 外學林，對經學研究有著宏偉(wei) 的藍圖，視野跨越學派概念的界線，除了自己不斷地推出影響廣泛的研究成果之外，還編有《朱子學研究書(shu) 目》、《經學研究論著目録》等各種書(shu) 目，以及各種經學研究資料集編與(yu) 經學論文集。因此，在林老師得知有此孤本，而我們(men) 有赴日研究的計劃時,即立刻表示讚同，並從(cong) 其事業(ye) 的角度分析楊複《祭禮》在經學禮學史上的重要性，讓我們(men) 對執行這個(ge) 計董更加篤定。後來我們(men) 不得已改研究屬抄書(shu) ,決(jue) 定要將此書(shu) 整理公布時,林老師肯定我們(men) 的設想，並支持我們(men) 的工作。筆者在文哲所擔任特約博士後研究員期間,林老師除了隨時為(wei) 筆者解答疑難外，也從(cong) 不間斷地督促、關(guan) 心我們(men) 整理的進度。在寫(xie) 出版幫助的過程中，看到朱熹及其弟子們(men) 這個(ge) 禮學團隊當時編撰《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記載,雖然大多數的學生都全力配合，但也有少數人讓朱熹感到頭痛莫名，有些學生叫不動、講不聽，或極有自己的主張、或資質驚鈍不知變通，還讓有著許多遠大計劃尚未實行的朱熹，著急地說出“諸公千萬(wan) 勉力整理，得成此書(shu) ，所係甚大”的話。這讓我們(men) 想起了林老師,三十多年來，為(wei) 了經學研究付出一切，心力交瘁之餘(yu) ,還要傷(shang) 神帶領我們(men) 這群我行我素的學生編各種書(shu) ,心情大概就象是朱熹一様吧。雖是題外話，但若沒有他們(men) 的堅持，我們(men) 的經學研究就沒有今天這種蓬勃的生氣。

本次整理工作，從(cong) 抄録至點校完畢、出版，花費兩(liang) 年的時間,在時間上來說，是相當匆促的。由於(yu) 靜嘉堂所藏本不能隨時核查，同時又有殘卷缺葉,我們(men) 受到種種外在條件因素的限製，在質量上無法做得很完善。我們(men) 急於(yu) 出版的原因，已如前文所言，於(yu) 是，想到先以簡便而且能夠反映原本概貌的形式出版，一邊做為(wei) 進行內(nei) 容研究的依據,一邊促使其他傳(chuan) 本的發現。等待將來研究深化，發現其他傳(chuan) 本，才會(hui) 有可能編撰更完善的整理本，也請讀者見諒,這並非為(wei) 我們(men) 自己找到做不好的推托之詞。文獻與(yu) 研究，是環環相扣的，學術發展，不可能一蹴而成。我們(men) 願意播種這第一代種子，期望將來被下一代更優(you) 秀的種子淘汰。當然，我們(men) 也不放棄自己能有培育、收獲第二代、第三代果實的機會(hui) 。

《朱子家禮》書(shu) 影

由於(yu) 本書(shu) 的特殊性，在整理工作上，我們(men) 做了以下的處理：

一、凡葉次錯置，確定無疑者，一一還原，並出校記幫助。

二、版麵安排一仍底本，以期保留《祭禮》之原貌。惟夾注雙行改為(wei) 單行。

三、夾注雙行中，又有小注，底本以小一號字表示，但區別不甚明顯。有些句子依內(nei) 容看，應為(wei) 小注，而底本字體(ti) 卻與(yu) 普通夾注無異,整理者推測應是刻工或有疏忽，或補版刻工辨識不出其中差別所致。今小注文字加<>,以小一號字體(ti) 表示；凡應改為(wei) 小注文字而底本未改者，除加<>外，字體(ti) 大小不變，保留底本原貌。

四、遇修補擠刻等，破十四行、十五字格式之處,皆出校幫助。

五、底本空格，加倍顯示。如底本空一格，今空二格；底本低一格，今低二格。因加標點符號,空格加倍之後,始有相應視覺效果。

六、由於(yu) 無其他校本可供參考，整理本雖經過與(yu) 底本校對,但遇底本印刷不清之處,不可避免夾雜整理者猜測的因素存在，因此在文字上不敢保證與(yu) 底本完全一致。

七、凡《祭禮》正文不作改動,遇可疑(包括底本訛字與(yu) 通行版本訛誤等)而經確認者，出校幫助“某，底本確作如此”,以免讀者懷疑是否排印失誤。

八、凡異體(ti) 字皆逕改，不出校記。

九、凡遇闕葉,根據前後葉之文字，參考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與(yu) 黃榦《通解續·祭禮》試補,以灰色字體(ti) 表示。

注釋：
 
[1] 論述全麵且較具影響力的早期研究成果，在中圓大陸有白壽彝先生的《儀禮經傅通解考證》(《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七卷四期，1936年);在台灣有戴君仁先生的《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與修門人及修書年嵗考》、《書朱子儀禮經傅通解後》(《梅圈論學集》,台灣開明書店，1970年);在日本有上山春平先生的《朱子の禮學——儀禮經傳通解研究序說》(《人文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四十一號,1976年)與戶川芳郎先生的《和刻本儀禮經傅通解解題》(《和刻本儀禮經傅通解》,東京汲古書院，1980年)。
[2]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朱熹》第四章，《朱熹之經學·禮經學》。
[3]   近來的學者已有此意識,認為朱子的禮學遺是應該回歸到《儀禮經傅通解》的文本上探討,如有張經科先生《儀禮經傳通解之家禮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董金裕指導),逐章分析《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的內容；孫致文先生《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岑溢成指導),從文獻學、經學詮釋學等角度分析《儀禮經傳通解》,並幫助此書的現實意義與學術史上的意義。其他朱子禮學相關研究，請參考林慶彰先生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録》與《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
[4]  如孫先生《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稱:“《儀禮經傳通解續·喪禮》、《祭禮》部分，因為都未經朱子審定，因此不列入本研究討論範圉。”
[5]  《送胡庭芳後序》,熊禾《勿軒集》卷一。
[6]  《朱隠老傳》,林弼《登州集》卷二十一。
[7]  《答黃直卿》中，朱熹針對《喪禮》內容與黃榦斟酌篇目與內容之編排，見《晦庵集》卷四十六。
[8]  見《晦庵集》卷五十二、五十九。
[9]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年譜》。
[10]  楊複《喪祭二禮目録後序》。
[11]  關於黃榦《喪禮》、《祭禮》的詳細情況，請參看筆者另外為影印傅增湘舊藏宋刊元明遞修本《儀槽經傳通解》撰寫的出版幫助。
[12] 呂氏實誥堂所刊之《儀禮經傳通解》,封麵有木記稱“禦兒呂氏實誥堂/重刻白鹿洞原本”,而其中所收《祭禮》為黃榦《祭禮》,並且具有元統間餘謙等重編《喪》、《祭禮》通訂目錄。然嘉定刻本後歸國子監,餘謙等在西湖書院進行修補,後其版當在明代國子監,何得稱“白鹿洞原本”?此可疑之處一也；又，靜嘉堂文庫所藏楊複《祭禮》有“南陽講習堂”之刻印，“南陽講習堂”即呂留良之所，幫助呂氏亦曾擁有此者，但呂氏實誥堂刊《儀禮經傳通解》時,未使用楊複此本。此可疑之處二也。
[13]  原刊於《東方學報》(東京),1936年2月。今由刁小龍先生翻譯,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卷第二期，2010年6月。
[14]  以上引王佖《序》,據《愛日精廬藏書誌》卷四。
[15]  《儀禮經傳通解祭禮義例》。
[16] 參見楊複《儀禮經傳通解續序》。
[17] 參見《儀禮經傳通解祭禮義例》。
[18]《與信齋楊學録複書》,陳宓《複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19] 參見《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出版幫助》,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中國版本目緣學書籍解題》,長澤規矩也編著,梅憲華、郭實林譯，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20]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
[21] 下引朱熹《文集》及《語録》,均見《朱子新學案》,不另作幫助。
[22] 《乞修三禮劄子》。
[23] 《乞討論表服劄子》後附《書奏稿後》。
[24]《刊〈儀禮經傳通解〉》,《勿軒集》。
[25] 《申尚書省狀》,鄭逢辰引楊複語。
[26] 《答徐大年書》,《東山存稿》卷三。
[27] 《三禮通論·製度編》。榻複所論,乃錢書轉引自黃以周《禮書通故》。
[28] 《新唐書·禮樂誌》。
[29] 李翰《通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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