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華簡《耆夜》管窺周公製禮作樂(le)

作者：王敏光 雷永強（南京財經大學特聘教授；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廿二日癸巳

          耶穌2024年5月29日

周公“製禮作樂(le) ”奠定了中國禮樂(le) 文明的精神內(nei) 核。這在傳(chuan) 世文獻中多有載錄，如《尚書(shu) 大傳(chuan) 》雲(yun)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luan) ，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作禮樂(le) 。”然時至唐宋之際，疑經辨偽(wei) 之風漸起，周公“製禮作樂(le) ”亦為(wei) 討論話題。南宋碩儒朱熹雲(yun) ：“周禮畢竟出於(yu) 一家，謂是周公親(qin) 筆做成，固不可。”由於(yu) 朱子理學集大成者的重要身份，這種觀點影響甚巨，直至近代。幸運的是，隨著清華簡《耆夜》的麵世，此種懷疑將渙然冰釋。

周初禮樂(le) 文明的輪廓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耆夜》篇共14支簡，稍有脫漏。較之傳(chuan) 世禮樂(le) 文獻，其禮儀(yi) 節文、歌詩規整程度等皆有所不及，故致學界有所爭(zheng) 論。其實，清華簡《耆夜》展現的“猶有闕焉”恰恰反證了周公初製禮樂(le) 的原初真實性。如簡文未見畢公酬酒及歌詩回應，後來周禮卻有樂(le) 師代賦；再如，此次宴飲，周公作祝誦《明明上帝》僅(jin) 一終，但在後來甲寅牧野之戰的慶功宴上，“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wan) 》，獻《明明》三終”，表明西周建國初期，這一套製度尚在草創階段，但賓主獻酬互飲、賦詩而歌的雛形已大致具備。從(cong) 整篇行文結構看，周公令人印象深刻，儼(yan) 然此次飲至禮的主角，其納樂(le) 入禮，使禮樂(le) 相須為(wei) 用，為(wei) 我們(men) 管窺周公“製禮作樂(le) ”及周初禮樂(le) 文明的演進提供了大致輪廓。

首先，《耆夜》飲至禮初具規模，為(wei) 周代“鄉(xiang) 飲酒禮”及軍(jun) 禮“飲至”的完善奠定了基礎。簡文記載武王八年成功討伐耆國，班師凱旋，在文王太廟舉(ju) 行“飲至”禮。從(cong) 本次飲至禮的舉(ju) 辦地點來看，武王、周公選擇“文大室”，意義(yi) 重大。馬融注《尚書(shu) ·洛誥》：“大室，廟中之夾室。”孫星衍疏：“大室者，明堂中央室，亦曰大廟。”在此莊嚴(yan) 肅穆的文王太廟裏，“文王在上，於(yu) 昭於(yu) 天”，通常會(hui) 在宴飲之前舉(ju) 行相應的祭祀儀(yi) 式，以告成功於(yu) 文王，此即周代“告廟”之製。飲至禮是古軍(jun) 禮的重要環節，實質是軍(jun) 隊凱旋而歸的慶功宴，側(ce) 重於(yu) “以軍(jun) 禮同邦國”的政治目的。故本次飲至，先“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盡管此時尚未封邦建國，但這種“享有功於(yu) 祖廟，舍爵策勳”的飲至禮能夠鞏固周初統治集團的內(nei) 部團結，強化周人“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的政治理念，為(wei) 周人進一步開疆拓土、剪滅殷商作了前期思想動員。

其次，飲至禮的位次安排很是講究，體(ti) 現了“禮別異”。簡文對參加飲至慶典的主要人員分別作以介紹：“畢公高為(wei) 客，召公保奭為(wei) 夾，周公叔旦為(wei) 命，辛公甲為(wei) 位，作策逸為(wei) 東(dong) 堂之客，呂上甫命為(wei) 司政，監飲酒。”文中所提六人皆周初股肱重臣。由於(yu) 畢公高為(wei) 此次征伐耆地的主帥，功勞卓著，故其為(wei) 本次飲至禮的主客。召公，先秦典籍多稱其召伯。據《逸周書(shu) ·克殷》記載，在武王克殷後的開國大典上，他曾協助武王處理政事，並奉武王之命“釋箕子之囚”。夾，同介，輔相之義(yi) 。王引之《經義(yi) 述聞·爾雅上》：“《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乂，皆輔相之義(yi) 也。”周公旦為(wei) “命”，即本次飲至禮的主持人。為(wei) 何選周公為(wei) 命？據《史記·魯世家》載：“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說明周公在伐耆之戰中即使不是主帥，但其參與(yu) 謀猷，“用事居多”。另據《周本紀》載：“武王即位，太公望為(wei) 師，周公旦為(wei) 輔。”“輔”即太宰。《左傳(chuan) ·定公四年》衛大夫祝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wei) 大宰。”所以此次飲至宴禮，周公為(wei) 命，與(yu) 畢公身份對等。至於(yu) 辛公甲其人，梁玉繩《人表考》雲(yun) ：“辛甲始見《左襄四》，周太史。夏侯啟封支子於(yu) 莘，莘、辛聲近，遂為(wei) 辛氏。”作為(wei) 周太史，他深諳曆史典故，諫言記事，故為(wei) 位，即“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而“作策逸”又作“作冊(ce) 逸”“史佚”“史逸”。《尚書(shu) ·洛誥》載：“王命作冊(ce) 逸祝冊(ce) 惟告周公其後。”“作冊(ce) ”當為(wei) 官名，亦為(wei) 史官，側(ce) 重於(yu) 策命。《逸周書(shu) 集訓校釋》卷十一《逸文》雲(yun) ：“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yu) 後，是史佚也。”可見，史佚本人博聞強記，善於(yu) 應對，能常常提醒周王，拾遺補缺，是周王的左右股肱，故位為(wei) 東(dong) 堂之上客。至於(yu) 呂上甫，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呂尚父，或太公望，在武王即位後，“太公望為(wei) 師”，位高權重，在翦商革命中發揮了關(guan) 鍵作用，如《詩經·大明》讚其“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同時，“司政”即“司正”，韋昭注：“司正，正賓主之禮者。其職無常官，飲酒則設之。”故此次飲至由他來擔任司正監酒是極為(wei) 合適的。總之，通過對上述六人的座次介紹以及角色定位，已初見周人“尚齒”“親(qin) 親(qin) ”“尊尊”的禮儀(yi) 規範。

最後，飲至禮上的歌詩言誌體(ti) 現了“樂(le) 合同”，暗示周初已開啟了溫文爾雅的禮樂(le) 時代。《耆夜》篇重點記錄了武王賞賜之後的飲酒賦詩。按照禮製程序，先由主人武王酬謝畢公。他賦詩《樂(le) 樂(le) 旨酒》，誇讚畢公、周公兄弟同心，誠信有愛；健壯勇武，戡耆建功。隨後武王酬謝周公，作歌《輶乘》，讚賞周公出類拔萃，“克燮仇仇”。武王酬畢，作為(wei) 主獻的周公接續敬酒，他也是先敬主客畢公，並作歌《贔贔》，讚美畢公帶領軍(jun) 隊，“贔贔戎服，臧武赳赳”，戰無不勝，“裕德是求”。隨後周公酬酒武王，並作祝誦《明明上帝》一終。從(cong) 內(nei) 容來看，實為(wei) 尊崇武王，他宣揚上帝降享，武王已受天命，大大增強了周初統治集團團結禦敵的信心與(yu) 決(jue) 心。正當周公秉爵欲飲之際，突然有蟋蟀降於(yu) 堂上，周公即興(xing) 作歌《蟋蟀》一終，取義(yi) 重在“康樂(le) 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李學勤認為(wei) “周公作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於(yu) 告誡大家，不可躭於(yu) 歡樂(le) ，忘記前途的艱難”。此論甚確，不可移易。今本《詩經·蟋蟀》“好樂(le) 毋荒”，鄭玄箋：“荒，廢亂(luan) 也。君之好樂(le) ，不當至於(yu) 廢棄政事”，主旨與(yu) 周公所賦《蟋蟀》同。周人戡耆凱旋，本應盡情暢飲，享受勝利的喜悅，周公卻借題發揮，戒懼在座“良士”“康樂(le) 而毋荒”，實則居安思危，深謀遠慮，因為(wei) 滅商大業(ye) 尚任重道遠。

周公文化氣質的引領作用

需要甄別的是，武王酬酒，作詩二首，從(cong) 語言風格觀之，多為(wei) 勸酒套語。而周公酬酒，卻賦詩三首，且三篇主旨各不相同，麵麵俱到，格調高遠，一代政治領袖風采躍然紙上。其首賦《贔贔》多讚譽畢公武功之辭，應為(wei) 現場有針對性的勸酒令。第二賦《明明上帝》則歌風為(wei) 之一轉，在內(nei) 容上遠非止於(yu) 勸侑酒食，已偏重於(yu) 宣揚武王受命，倡導尊崇新王，實乃意識形態的建構。其三作歌《蟋蟀》，更是高瞻遠矚，富於(yu) 憂患意識。“命”在飲至禮上本為(wei) 勸酒之職，結合《尚書(shu) ·金縢》周公自語其“仁若考能，多材多藝”，武王也著實相信周公能以其“才藝”在此次飲至禮上應付裕如，故安排其為(wei) “命”。周公不負重托，充分發揮其“命”的職責，既酬酒歌功，勸畢公“既醉又侑，明日勿稻（悼）”，同時要求畢公“裕德乃求”。而“求德”的結果必然是“德將無醉”，為(wei) 飲至禮設定了崇高的道德約束力。這對於(yu) “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的周人來說，可謂振聾發聵，實是告誡諸位“良士”謹記文王教誨，“克用文王教，不腆於(yu) 酒”，要求他們(men) 勤勞王家，恭儉(jian) 惟德，力戒淫逸。當然，周公這裏並非板起麵孔進行說教，而是作歌為(wei) 諫，開歌詩諷諫之先河，“是故樂(le) 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nei)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qin) ”。這種勸諫委婉之至，能達到凝心聚力的效果。

據《墨子·貴義(yi) 》載：“周公旦朝讀《書(shu) 》百篇”，“對夏商曆史非常熟悉，縷舉(ju) 商代史事如數家珍”，並逐漸萌生出強烈的史鑒意識。鑒於(yu) 夏桀酗酒失國、殷紂嗜酒敗德，故此次宴飲，正在眾(zhong) 人觥籌交錯之際，周公賦詩《蟋蟀》，警醒當局人“毋已大（太）樂(le) ，則終以康”，可謂憂思深遠。而周公的清醒是武王認可的！《逸周書(shu) ·度邑解》載武王盛讚周公“大有知（智）”。蓋由於(yu) 武王忙於(yu) 伐紂戰爭(zheng) ，故“製禮作樂(le) ”的製度建設和文化建設就落在“大有智”的周公身上。如馮(feng) 潔軒所雲(yun) ：“事實上周公是周初可數的大政治家，西周初年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可以說都與(yu) 他有關(guan) ，說他製禮作樂(le) ，應是可信的。但他或者隻是個(ge) 草創者，禮樂(le) 之日趨繁複，還在於(yu) 曆史的積漸”，表明禮樂(le) 製度建設是一個(ge) 長期積累的漸進過程。

總之，清華簡《耆夜》篇的發現，使我們(men) 了解周公“製禮作樂(le) ”有了一手材料的支撐。周公作為(wei) 主獻，卻“搶戲”武王，歌詩作賦，將嚴(yan) 肅的政治規諫用溫情脈脈的詩歌表現出來，開辟了周初詩歌敘事的文化先河，而周公的文化氣質在其中起著關(guan) 鍵的引領作用。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zhuan) 項學者個(ge) 人項目“出土簡帛與(yu) 周代樂(le) 製、樂(le) 教研究”（22VJXG02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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