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西傳(chuan) ：中國儒家思想與(yu) 歐洲啟蒙運動的交匯

作者：邵晨 董曉波（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初九日庚辰

          耶穌2024年5月16日

《論語》作為(wei) 儒家經典，是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凝練，是華夏軸心時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其內(nei) 容博大精深，對中國和世界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從(cong) 譯本來看，利瑪竇早在16世紀就翻譯了《論語》拉丁文版本，是向西方介紹“四書(shu) ”的第一人，引起了歐洲對儒家思想的關(guan) 注和研究。此後，歐洲傳(chuan) 教士和思想家受到儒家思想影響，《論語》被翻譯成西方的各種語言，法譯本、德譯本、英譯本等譯本相繼問世。孔子思想傳(chuan) 到西方後受到思想界重視，對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孔子與(yu) 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人，生於(yu) 公元前551年，卒於(yu) 公元前479年。他是儒家學派創始人，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影響深遠的偉(wei) 大思想家。相傳(chuan) 他為(wei) 了複興(xing) 周禮，曾積極整理曆史文獻，建立一套係統理論，並且廣招弟子，成為(wei) 中國古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論語》是儒家最為(wei) 經典的著作，由孔子的弟子以及再傳(chuan) 弟子整理編撰而成，是一種以記言為(wei) 主的語錄體(ti) 散文集。全書(shu) 共20篇492章，較為(wei) 集中地體(ti) 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價(jia) 值觀念、倫(lun) 理道德、製度文化以及教育原則等。《論語》中蘊含了治平為(wei) 本、仁學、和為(wei) 貴以及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其中《論語》中多次提到“仁學思想”，並應用到多個(ge) 領域，如做“仁人”需具有“恭、寬、信、敏、惠”五種品德，以及“仁”的自學性“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等。除此之外，《論語》在教育方麵也提出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孔子認為(wei) 人們(men) 應該持虛心的實事求是態度，“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是知也。”孔子還認為(wei) 一個(ge) 人要求獲得知識，不但要取得直接經驗，也要善於(yu) 吸取間接經驗，“多聞闕疑，慎言其餘(yu) ，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yu) ，則寡悔。”再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ju)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這是他重視啟發和推理的教育原則，對現代教育都影響至深。同時，《論語》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源泉，如在認識論上的“生而知之”的先驗論，思想方法的“中庸”思想，以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文藝理論等。

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ti) 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yan) 格的編纂體(ti) 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wei) 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係，並有重複章節出現。篇名取自每章開頭的幾個(ge) 字，並無深刻含義(yi) 。《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麵，內(nei) 容豐(feng) 富，包羅萬(wan) 象，博大精深，其思想精華影響了後世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國曆史，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古代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立德樹人都需要熟讀《論語》，並以《論語》的思想為(wei) 修身、齊家、治國的指導思想。東(dong) 漢時期《論語》被列為(wei) “七經”之一（七經：《詩》《書(shu) 》《禮》《易》《春秋》《論語》《孝經》），南宋時朱熹把它和《大學》《中庸》《孟子》合為(wei) “四書(shu) ”，北宋的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反映出《論語》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重要作用。今天，《論語》已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載體(ti) 之一，是中華民族最為(wei) 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

西傳(chuan) 推動人類智慧傳(chuan) 承

明清之際，歐洲派到中國的傳(chuan) 教士已達800人左右，這些傳(chuan) 教士在傳(chuan) 教布道的同時，也將中國的典籍帶回國翻譯出版。利瑪竇在16世紀就已翻譯《論語》拉丁文版並在本土傳(chuan) 播，是向歐洲係統譯介“四書(shu) ”的第一人，譯本雖然已不幸失傳(chuan) ，卻引發了西方教育界、學術界對“四書(shu) ”的興(xing) 趣，因此歐洲早期的譯本都受到了利瑪竇譯本的影響。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的《中古哲學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釋中國人的智慧》是最早的西文版，書(shu) 中包括《大學》《中庸》《論語》等的拉丁文譯本。該書(shu) 的作者是耶穌會(hui) 會(hui) 士殷鐸澤（Intorcetta）、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魯日滿（De Rougemont）、恩理格（Hendtricht）和中國教徒沈福宗。此書(shu) 在當時算是對《論語》的較完整的翻譯版本，是在利瑪竇的譯本的基礎上，再經過至少17個(ge) 不同國籍的傳(chuan) 教士經過長期的研究和修訂，最後由殷鐸澤、柏應理等五人編著而成。此後，《論語》被翻譯成西方的各種語言，並在歐洲廣泛傳(chuan) 播。

《論語》法譯本的出現，是在利瑪竇的拉丁文基礎上翻譯而成的。1688年，法國學者佛朗索瓦·貝尼耶為(wei) 法國王室作法文本《論語導讀》。此外，用法文撰寫(xie) 的《關(guan) 於(yu) 孔子道德信劄》和讓·德拉布呂納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出版，這兩(liang) 本著作對於(yu) 《論語》的傳(chuan) 播可謂是拋磚引玉。1711年，《中國典籍六種》由布拉格大學刊印，其種就包括了《論語》。該時期可以說是《論語》法譯的肇始。隨著傳(chuan) 教士們(men) 入華對儒家文化和典籍的研習(xi) ，“漢學”也成為(wei) 了學術名詞正式出現，《論語》的影響和地位也得到了大幅提升。1814年12月11日，法國的法蘭(lan) 西學院第一次設立“漢學”講堂，漢學家雷慕莎成為(wei) 法國的第一位漢學教授，自此，法國的“漢學”專(zhuan) 業(ye) 研究正式成立。這段時間，漢學在巴黎遍地開花，因此，巴黎也獲得了“西方漢學之都”的美譽，雄踞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地位。這一時期，湧現出了大批享譽世界的漢學家，他們(men) 在《論語》的譯介和研究方麵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開啟了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世紀，形成了以巴黎為(wei) 中心的法國漢學主流學派，擔任法蘭(lan) 西學院首席漢語教授的漢學家雷慕莎用法文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書(shu) 經》等，雷慕莎對《論語》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傳(chuan) 達出了漢籍的本意”，這是“由於(yu) 他具有一種近乎神奇的直覺的判斷”。雷慕莎的代表作《四書(shu) 劄記》闡述了孔子和儒家學說，提供了遠比耶穌會(hui) 士陳舊膚淺的譯文更為(wei) 準確的概念。雷慕莎去世後，其得意門生儒蓮接任了漢學講席，和他的弟子畢歐一起繼續儒學的傳(chuan) 播和研究，促進了《論語》在法國的傳(chuan) 播。1895年，法國漢學家、耶穌會(hui) 士顧賽芬在巴黎的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包括《論語》在內(nei) 的《四書(shu) 》法譯本。他是這時期漢學家中用法文翻譯、研究中國典籍成績最為(wei) 卓著者之一。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評價(jia) 說：“顧賽芬的法文、拉丁文準確優(you) 美，無可挑剔，他的翻譯嚴(yan) 格忠於(yu) 當時中國官方推崇的朱熹學派的詮注，沒有做任何獨出心裁的解釋或個(ge) 人評論的意圖”，“顧賽芬的譯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強的實用價(jia) 值”。他的譯本被多次再版，是《論語》眾(zhong) 多法譯本中最經典的譯本之一。1981年，法籍華裔知名學者程艾蘭(lan) 出版了《<論語>翻譯及簡介、筆記、地圖和年表》。《論語》法譯本的傳(chuan) 播為(wei) 《論語》在世界的傳(chuan) 播開辟了新天地。

英語是當今世界使用最為(wei) 廣泛的語言，《論語》英譯本也遍布全球。1809年，英國浸禮會(hui) 傳(chuan) 教士馬歇曼（Joshua Marshman）節譯並出版了《論語》（The Works of Confucius），內(nei) 容包括第一章至第九章，由原文、譯文、注疏和文字詮釋四部分組成，這是《論語》最早的英譯本，也是在利瑪竇拉丁文版本上轉譯而成。1828年，英國倫(lun) 敦會(hui) 傳(chuan) 教士柯大衛（David Collie）出版了《四書(shu) 譯注》，此為(wei) 《論語》的第一個(ge) 英語全譯本。1861年，傳(chuan) 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出版了《中國經典》第一卷，這是《論語》的第一部學術版譯本，也是第一個(ge) 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譯本，成為(wei) 《論語》英譯曆史上的一個(ge) 裏程碑。

1938年，英國著名漢學家和翻譯家韋利（Authur Waley）在倫(lun) 敦初次發行《論語》英譯本The Analects，這是目前英語世界較為(wei) 通行的譯本之一，也被認為(wei) 是理雅各譯本之後的最高水平譯本。韋利在翻譯時非常強調語言的敘述性，譯文簡潔流暢，風格接近原文，在涉及含有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色彩的詞匯方麵，也注意細節的傳(chuan) 譯，使譯文更細致入微。該譯本最顯著的一個(ge) 特點就是注釋豐(feng) 富，不僅(jin) 每頁平均有八條注釋，譯本後還有附加注釋。1950年美國翻譯家龐德（Ezra Pound）翻譯了《論語》（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這是《論語》英譯史上的一個(ge) 重要轉折。該譯本句式簡單，多以對仗、排比等形式追求與(yu) 原文結構的相似，體(ti) 現了簡約經濟、注重格式的特點。此外，該譯本使用拆字法強化漢字意象，用明快的語言傳(chuan) 達原作簡約的語言風格，呈現孔子及其弟子鮮活的個(ge) 性形象。1998年，著名漢學家、哲學家安樂(le) 哲（Roger Ames）與(yu) 羅思文（Henry Rosemont,Jr.）合譯了《論語》，竭力采用異化方式傳(chuan) 達思想，在行文上則盡量使用歸化方法。總的來說，該譯本刪譯、漏譯和增譯現象較少，行文十分流暢，讀者接受度較高，西方學者對該譯本的評價(jia) 不乏溢美之詞。此外，有影響的《論語》譯者還有澳大利亞(ya) 漢學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美國漢學家戴維·亨頓（David Hinton）、森舸瀾（Eward Slingerland）等。

除了英譯本和法譯本以外，《論語》的德譯本也不可小覷。將《論語》翻譯為(wei) 德語的第一人是威廉·碩特（Wilhelm Schott）。1826年，威廉·碩特在德國哈勒出版了《<論語>第一卷》（Erster Teil），隻囊括了《論語》的前十篇；1832年，在德國柏林出版了《<論語>第二卷》（Zweiter Teil），是《論語》的後十篇。威廉·碩特將其整理命名為(wei) 《中國智者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Werke des tschinrschen Weis-en Kung-Fu-Dsü und seiner Schüler）。在此之後陸續有十多部德譯本出現，如80多年後久負盛名的衛禮賢（Richard Wilhelm）譯本《孔子——生平與(yu) 事業(ye) 》（Kung-tse, Leben und Werk）。德譯本的譯介主體(ti) 除了德國漢學家以外，還有奧地利漢學家，如恩斯特·施瓦茨（Ernst Schwarz）1985年的譯本Meister Kung sparch: des Konfuzius。其中衛禮賢的譯本是德譯本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其譯本一版再版，依然擁有大量的讀者，無論是德譯孔子国际1946伟德研究還是要了解中國哲學，都繞不開對衛氏譯本的參考。德譯本是將《論語》傳(chuan) 播到海外的重要媒介之一，自威廉·碩特將《論語》介紹到歐洲之後，對十八世紀後的哲學思想起到積極作用，如著名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盛讚孔子為(wei) “中國哲學者之王”。

如今，《論語》不同語言的譯本已多達幾十種，在全世界範圍內(nei) 廣泛流傳(chuan) 。就總印數而言，《論語》在當今世界排名第二，僅(jin) 次於(yu) 《聖經》。《論語》的翻譯推動了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隨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走向世界，《論語》為(wei) 西方世界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途徑，促進了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yu) 互鑒。此外，《論語》中蘊含的深刻哲學觀點為(wei) 世界哲學家提供了啟示，推動了對倫(lun) 理學和政治哲學等領域的思考。《論語》西傳(chuan) 成為(wei) 推動人類智慧傳(chuan) 承的重要紐帶。

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論語》不僅(jin) 影響了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國曆史，而且輻射周邊各國乃至西方國家。美國學者克裏爾認為(wei) 西方十七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和孔子思想影響有很大關(guan) 係：“一是啟蒙運動思想的一些很重要的方麵，與(yu) 其說和當時教會(hui) 的思想相類似，不如說和孔子思想的立場更相類似；二是這一事實已為(wei) 啟蒙運動的領導人物所承認和廣泛宣揚。”

啟蒙運動是一場由以盧梭、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等為(wei) 代表的傑出啟蒙思想家發起和領導的資產(chan) 階級和廣大民眾(zhong) 的反封建反教會(hui) 的思想解放運動，重點理念為(wei) 理性崇拜，反對宗教狂熱及中世紀以來的封建專(zhuan) 製，倡導自由民主平等和天賦人權的資產(chan) 階級思想觀念。18世紀正是歐洲啟蒙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當時的法國啟蒙運動者們(men) 試圖以儒家思想中哲學、理性的權威來代替基督教神權的權威；與(yu) 此同時，在與(yu) 西方遙遙相望中國正處於(yu) 最後一個(ge) 君主專(zhuan) 製的全盛時期。歐洲啟蒙運動掀起的“中國熱”席卷著西方各個(ge) 國家，令歐洲各國思想家和政治家將目光轉移至來自古老東(dong) 方的神秘帝國，紛紛探索研析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等中國內(nei) 容，特別是來自法國和德國的思想家們(men) 均從(cong) 儒家思想中汲收養(yang) 料，進而變成他們(men) 抨擊舊歐洲、反對神學與(yu) 宗教的有力思想武器及追求理性與(yu) 現實生活結合的理論依據。以孔子文化為(wei) 代表的儒家思想為(wei) 啟蒙思想家們(men) 提供了重要理論資料和極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們(men) 極度信奉“理性”，對於(yu) 在歐洲存在已久的封建專(zhuan) 製統治和神權提出質疑並進行抨擊，倡導建立不頑固保守的開明專(zhuan) 製製度。

經過傳(chuan) 教士們(men) 翻譯到歐洲大陸的以《論語》為(wei) 代表的儒家文化，為(wei) 反宗教論者提供了攻擊宗教文化的有力武器。正如學者朱謙之（1985）所言，“孔子所代表的儒學乃18世紀歐洲各國的一個(ge) 思想標杆，他提出的道德倫(lun) 理、哲學理性思想等成為(wei) 彼時歐洲進步思想的一個(ge) 源泉。他的影響延伸到法國、德國和英國。即便每個(ge) 國家受到的影響並不一樣，但是把異端孔子當成自己反對宗教主張哲學的擋箭牌是相同的。”其中受儒家思想影響最深的是百科全書(shu) 派和重農(nong) 學派。孔子在《論語·為(wei) 政篇》中指出的“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它通過比喻形象地說明了隻要施行以道德教化治理國家的國策，即“德政”，國家就會(hui) 有強大的向心力，百姓就會(hui) 像眾(zhong) 星環繞在北極星周圍一樣環繞在施政者周圍。孔子這一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儒家“民為(wei) 邦本”“為(wei) 政以德”的治國理念在中國沿襲了數千年。這一治國理念隨儒學經典傳(chuan) 入歐洲後，受到18世紀眾(zhong) 多歐洲啟蒙學者的追捧。法國百科全書(shu) 派領袖霍爾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對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文化讚歎有加，主張借鑒孔子依據道德治理國家的政治觀點和理論，而且他又提出“德治”主張，向大家號召說“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wei) 模範”。百科全書(shu) 主編狄德羅也極力推崇儒家思想。在他眼中，儒家思想和文化中沒有虛無縹緲的神學色彩，滿是理性的真理，因其屬於(yu) 倫(lun) 理學與(yu) 政治學範疇，故其隻要通過運用理性的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總之，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學者們(men) 的保護神。

對儒學推崇最甚者當屬伏爾泰（Voltaire），他被稱為(wei) “西方的孔聖人”。伏爾泰被認為(wei) 是最早傳(chuan) 播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法國人之一，對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思想推崇備至。伏爾泰讚揚孔子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現者從(cong) 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認為(wei) 孔子的哲學是一種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與(yu) 歐洲盛行的那種基於(yu) 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他精讀儒家經典並稱揚甚多，倡導法國須借鑒儒家的治國理念並施行德治。他認為(wei) 中國之所以文明程度如此之高，勢必和儒家思想的影響有著密切關(guan) 聯，伏爾泰把孔子的道德規範作為(wei) 其自然神論的思想基礎，讚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是理性的、人道的原則，與(yu) 牛頓地心引力原則同樣具有普遍性，伏爾泰吸收了孔子思想中的很多重要觀點。

第一，伏爾泰敬重孔子思想，首要的是敬重孔子帶有樸素無神論傾(qing) 向的天命觀，這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他繼承和發展了世紀英國的唯物主義(yi) 和自然神論。伏爾泰和孔子雖然相隔兩(liang) 千三百年，又分處東(dong) 西兩(liang) 半球的法國和中國，但他們(men) 所處的社會(hui) 文化背景卻都是神學天命論極為(wei) 流行的時代。他們(men) 又都相似地雖然表麵上沒有與(yu) 神學徹底決(jue) 裂，而在實質上卻舉(ju) 起了反對神學的樸素唯物主義(yi) 無神論的旗幟，對後世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孔子一生很少談論天、天道、天命。整部《論語》涉及天、天命的隻有二十二處。在這些論述中，隻有很少的話把天理解為(wei) 主宰世界的神，如“獲罪於(yu) 天， 無所禱也” （《論語·八佾》）、“夭生德於(yu) 予”（《論語·述而》）等，而更多的論述則把天理解為(wei) 自然規律，如“夭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等。他雖然沒有徹底否認鬼神的存在，但講到祭鬼神，隻是假設性說“祭神如神在”。他讓人們(men)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對於(yu) 學生請教他如何祭奉鬼，他則不耐煩地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孔子這種天命觀顯然極大地啟發了伏爾泰，使他堅定了反對神學宗教的勇氣。伏爾泰麵對當時法國獨占統治地位的神學，勇敢地繼承和發展了世紀英國的唯物主義(yi) 和自然神論。他承認客觀世界的實際存在，否定上帝創世說，但他又說上帝的存在是可能的，上帝隻是在世界萬(wan) 物沒有運動之前提供了牛頓力學所說第一推動力。客觀物質世界一旦運動起來，主宰世界萬(wan) 物的則是自然規律或法則，上帝就無事幹了。顯然，伏爾泰既吸收了牛頓力學的成果，也接受了牛頓學說的局限性，盡管如此，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這種表麵上承認上帝的自然神論，“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

第二，伏爾泰推崇孔子思想中以“仁學”為(wei) 中心的社會(hui) 政治和倫(lun) 理道德思想，並將其概括為(wei) “德治主義(yi) ”。他堅定地主張法國應該實行“德治主義(yi) ”。伏爾泰的整個(ge) 社會(hui) 曆史觀，明顯地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孔子思想體(ti) 係的核心是“仁”，它貫穿於(yu) 哲學思想、社會(hui) 政治思想、倫(lun) 理道德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中。整部《論語》中，“仁”出現的次數最多，在五十八章中多達一百零九次。“仁”的核心是“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這裏所說的“人”，是指人民大眾(zhong) 。孔子從(cong) 人性論的原則出發，認為(wei) 人的本性在未涉世時是相近的，而不同的社會(hui) 地位和人生經曆，才造成了現實生活中人性的差異。“性相近也，習(xi) 相遠也”（《論語·陽貨》）。由此就產(chan) 生了孔子以“仁”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他提倡“仁政”即“德政”。 他提出“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論語·為(wei) 政》），“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 （《論語·雍也》）。他猛烈抨擊“苛政”，提出了“苛政猛於(yu) 虎”的名言。“仁”表現在道德上，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衛靈公》）。“仁”表現在教育上就是“有教無類”等。孔子的思想體(ti) 係之博大精深令伏爾泰敬服。而令伏爾泰特別感動的是孔子的實踐。孔子終生在不懈地、徹底地實踐著自己的學說。孔子思想的“仁學”的現實性、理想性、廣博性和深刻性，孔子“身教”的嚴(yan) 肅性和示範性，深深地啟發和鼓舞著伏爾泰。伏爾泰稱讚孔子的思想“使普遍的理性抑製了人們(men) 利己的欲望，把‘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這條法則銘刻在每個(ge) 人心中”。他還認為(wei) ，孔子比基督高明得多，基督隻是禁止人作惡，孔子則把人性論作為(wei) 他的社會(hui) 曆史觀的基礎，主張自由平等，反對封建專(zhuan) 製主張實行“德治主義(yi) ”，反對封建政權和教會(hui) 的專(zhuan) 橫和苛政。他認為(wei) 社會(hui) 生活應該遵循符合自然規律和正義(yi) 的合理的法律準則，應既不在於(yu) 使別人痛苦，也不在於(yu) 以別人的痛苦使自己快樂(le) 。

此外，由於(yu) 中國是以農(nong) 業(ye) 經濟為(wei) 基礎的國家，所以中國曆代儒學研究者皆給予農(nong) 業(ye) 充分關(guan) 注。以魁奈（Quesnay）為(wei) 領袖的重農(nong) 學派對此深為(wei) 認可，在他們(men) 眼中農(nong) 業(ye) 才是國家財富的真正源泉。重農(nong) 學派於(yu) 歐洲啟蒙運動發展旺盛之際誕生，並且於(yu) 18世紀50至70年代興(xing) 起，但是在之後又因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而漸趨瓦解。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的法國工農(nong) 業(ye) 麵臨(lin) 衰亡，這為(wei) 重農(nong) 學派的誕生埋下伏筆。直至18世紀中期，在歐洲大陸上響起的窮困和饑餓的哀嚎催生了重農(nong) 學派。在這一危機和“中國熱”的大背景下，為(wei) 適應社會(hui) 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魁奈接受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影響，大力推讚孔子學說，將《論語》作為(wei) 經典準則，仿照中國儒家學派組建法國重農(nong) 學派。他對中國崇拜至極，於(yu) 其眼中，中國文化與(yu) 哲學遠高於(yu) 西方，儒家學說使中國人文科學領先於(yu) 歐洲。他將儒家學說與(yu) 古希臘聖賢加以對比，認為(wei) 《論語》中所有問題皆與(yu) 道德品性、如何妥善處理工作、怎樣有效實施統治等相關(guan) ，幾乎均是德性箴言警句，希臘七賢之語與(yu) 其相比顯得黯淡無光。魁奈給予儒家思想的推崇與(yu) 讚許之情令其享有“歐洲孔夫子”之名，且在他的倡導下，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於(yu) 1756年舉(ju) 行親(qin) 耕籍田儀(yi) 式。另一位大師便是杜爾哥（Turgot），他從(cong) 來華傳(chuan) 教士和中國留法學生手中得到許多關(guan) 於(yu) 中國社會(hui) 及思想文化的經卷典籍、記錄等，閱讀了《論語》《中庸》等儒家經典。通過閱覽研讀這些豐(feng) 富的材料，他汲取了諸多優(you) 秀思想內(nei) 涵，帶領重農(nong) 體(ti) 係邁向嶄新巔峰，讓重農(nong) 學派在歐洲啟蒙運動中扮演了關(guan) 鍵角色。可以說，儒家思想是給予法國重農(nong) 學派啟示最為(wei) 直接的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而儒家經濟思想便在其中發揮了較大的影響作用。

結語

《論語》作為(wei) 儒家學說和中國典籍文化的核心著作，蘊含豐(feng) 富的思想精髓和言論思想，其影響不僅(jin) 限於(yu) 中國本土，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具有深遠的意義(y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暨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第五屆會(hui) 員大會(hui) 開幕會(hui) 上指出：“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產(chan) 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記載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在建設家園的奮鬥中開展的精神活動、進行的理性思維、創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yang) 。中華文明，不僅(jin) 對中國發展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自16世紀利瑪竇首次將《論語》翻譯成拉丁文並引入歐洲，這部經典就開始在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廣泛的關(guan) 注。隨著《論語》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它在世界範圍內(nei) 得以廣泛傳(chuan) 播。特別是在歐洲，其“德治”和“仁學”等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思想家們(men) 。這對於(yu) 歐洲啟蒙運動具有重要意義(yi) ，為(wei) 思想家們(men) 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去批判舊歐洲的體(ti) 製，反對神學與(yu) 宗教的束縛，同時追求理性與(yu) 現實生活的結合，推動了現代理性主義(yi) 的興(xing) 起。在歐洲啟蒙運動中，百科全書(shu) 學派的代表人物如霍爾巴赫、狄德羅、伏爾泰等受到儒家思想的啟發，大力推崇孔子學說，並吸收了《論語》的思想精華。同時，重農(nong) 學派的代表魁奈等人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將孔子的理念融入到他們(men) 對農(nong) 業(ye) 和社會(hui) 組織的理論中。這表明，《論語》作為(wei) 儒家思想的代表，在歐洲啟蒙運動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為(wei) 當時思想的演進和社會(hui) 變革提供了深刻的理論支持。

當前，《論語》已經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而儒學作為(wei) 一種文化傳(chuan) 統，已經跨出國界，成為(wei) 世界人文科學的一部分，為(wei) 弘揚全人類共同價(jia) 值、促進文明交流互鑒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本文係2023年度江蘇省教育係統黨(dang) 建研究會(hui) 課題（2023JSJYDJ2038）、2023—2025年度南京師範大學黨(dang) 建與(yu)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點課題“總體(ti) 國家安全觀下的外語課程思政研究”（DS2023A008）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