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 著《孔子之道：論熊十力“內(nei) 聖外王”哲學體(ti) 係》出版暨曾亦序

 書(shu) 名：《孔子之道：論熊十力“內(nei) 聖外王”哲學體(ti) 係》

作者：任新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4年3月

【作者簡介】

任新民，男，1988年生，安徽宣城人，2017年獲中山大學哲學博士，師從(cong) 陳立勝教授，2022年成為(wei)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合作導師為(wei) 曾亦教授，曾在《鵝湖月刊》《孔子研究》等雜誌發表文章數篇，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春秋》學。

【內(nei) 容簡介】

熊十力是傳(chuan) 奇式的人物，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科班教育，隻讀了半年的私塾，後從(cong) 歐陽竟無學佛，並成為(wei) 北京大學的特約講師。後來其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ti) 係。此前不少學者將其體(ti) 係概括為(wei) “新唯識論”。本書(shu) 分為(wei) “內(nei) 聖外王”體(ti) 係之發展曆程、體(ti) 道尊德的內(nei) 聖學、從(cong) 內(nei) 聖學到外王學、製萬(wan) 世法的外王學以及“內(nei) 聖外王”思想之踐行五部分，深入係統地解釋了為(wei) 何熊十力的哲學體(ti) 係可概括為(wei) “內(nei) 聖外王”，給予了人們(men) 理解熊十力哲學思想的新視角。

【目錄】

晚年熊十力的革命儒學 曾亦/1

導論/1

一、題解/1

二、問題關(guan) 切/14

第一章 “內(nei) 聖外王”體(ti) 係之發展曆程/23

第一節 “內(nei) 聖外王”體(ti) 係的開啟/25

第二節 內(nei) 聖學發展曆程/26

一、觀空之體(ti) 悟/26

二、天道易體(ti) 之體(ti) 悟/36

三、“內(nei) 聖外王”體(ti) 係下內(nei) 聖學之初步確立/60

四、儒家學問之研究/63

五、內(nei) 聖學體(ti) 係之完善/67

第三節 外王學發展曆程/69

一、幼年的教育/69

二、轉入學術前的政治實踐/72

三、“內(nei) 聖外王”體(ti) 係下外王學之初步確立/75

四、進言三書(shu) /81

五、外王學體(ti) 係之完善/81

第四節 內(nei) 聖學與(yu) 外王學之一貫/82

第二章 體(ti) 道尊德的內(nei) 聖學/88

第一節 對易體(ti) 的體(ti) 悟/88

一、對易體(ti) “變”義(yi) 的精透/88

二、對易體(ti) “生生”義(yi) 體(ti) 會(hui) 的精透/99

三、作為(wei) 易體(ti) 的“心體(ti) ”/110

第二節 對仁體(ti) 的研究/116

一、對陽明心學的研究/125

二、對道德形上學的研究/135

三、對於(yu) 仁體(ti) 之理解之深入/158

第三節 熊十力內(nei) 聖學之特質/165

一、熊十力與(yu) 周濂溪/166

二、熊十力與(yu) 赫拉克利特/178

第三章 從(cong) 內(nei) 聖學到外王學/183

第一節 體(ti) 用不二/186

一、《春秋》立元即《易》之乾元/186

二、外王之無君本乎內(nei) 聖之無神/188

第二節 易體(ti) 到易用/197

一、“變動不居”到“三世進化”/197

二、“革故生新”到“裁成天地”/205

第三節 仁體(ti) 到仁用/210

一、“天下歸仁”到“群龍無首”/210

二、“仁統”到“通三統”/216

第四章 製萬(wan) 世法的外王學/222

第一節 政治判斷與(yu) 抉擇/222

一、哲人與(yu) 政治/222

二、政治判斷與(yu) 政治抉擇/224

三、熊十力的判斷與(yu) 抉擇/226

第二節 進言三書(shu) /237

一、進言三書(shu) 的內(nei) 容概括/237

二、進言三書(shu) 的寫(xie) 作意圖/240

第三節 《原儒》/242

一、《原儒》之宗《春秋》/242

二、《原儒》之借事明義(yi) /245

三、《原儒》之製萬(wan) 世法/265

第五章 “內(nei) 聖外王”思想之踐行/275

第一節 宗儒之立場/275

一、辨玄奘“譏孔子不見體(ti) ”/275

二、儒家工夫之實踐/277

三、孤守儒家/279

第二節 重“學”之義(yi) 之踐行/279

一、儒家之重“學”/279

二、熊十力之重“學”/288

第三節 儒家生死觀之踐行/292

一、儒家生死觀/292

二、熊十力之踐行/296

結語/297

附錄/300

附錄一、熊著涉及陽明處解析/301

附錄二、熊十力名號略析/306

參考文獻/308

後記/314

【序言】

晚年熊十力的革命儒學

關(guan) 於(yu) 熊十力思想的研究，素來不乏其人，不過大多局限於(yu) 對其內(nei) 聖學的研究，而於(yu) 其外王學，則少有措意。尤其當北平易幟之時，頗有學者奔赴港台，或遠走海外，而熊十力卻選擇留寓大陸，然其得意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亦不與(yu) 乃師同歸。學者的出處去留之別，常與(yu) 自身利害無關(guan) ，而與(yu) 思想上的認同有莫大關(guan) 係。研究者多惑於(yu) 熊氏與(yu) 其弟子之殊途，其實熊氏之選擇，同樣與(yu) 其思想傾(qing) 向有關(guan) ，即自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的同道者。

熊氏幼承庭訓，夙有革命思想。熊氏在《原儒》中曾自言其十歲時聞其父說史事，“少時革命思想由此而動”。辛亥前，遂為(wei) 革命多方奔走。此種對革命的態度，殆終其一生而未變。1949年前後，熊氏先後撰寫(xie) 了《韓非子評論》《與(yu) 友人論張江陵》《與(yu) 友人論六經》三書(shu) ，考其本意，殆以箕子自期，而欲向新政權進言。其中，《論六經》一書(shu) 曾托林伯渠、董必武轉交毛澤東(dong) ，毛澤東(dong) 僅(jin) 以謝相答，而無他表示，則猶不答之辭焉。今讀此三書(shu) 內(nei) 容，大概與(yu) 當時一般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觀感相近，故熊氏亦以言論和思想自由相告誡，宜乎毛澤東(dong) 所以不見答也。

不過，到了1956年，隨著新政權的鞏固和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運動的完成，熊氏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態度充分體(ti) 現在其《原儒》一書(shu) 中。

無論古今中外，知識分子素來追求言論與(yu) 思想的自由，熊氏初時亦莫能外。晚年熊十力頗致力於(yu) 《周官》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會(hui) 通，時有學者批評《周官》之製，其弊在“設防而用察”，而熊氏則不以此說為(wei) 然，以為(wei) “撥亂(luan) 初期權宜之製”，實有必要，並對曆史上諸葛亮、張之洞之“尚察”，皆以“無間然”許之。顯然，熊氏這種態度不同於(yu) 一般知識分子，足以表明其對於(yu) 新政權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認可。顯然，對於(yu) 學者和知識分子來說，這種態度的轉變幾乎就是立場上的背叛。熊氏既有此轉變，宜無怪乎其對新政權的種種思想和運動，諸如階級鬥爭(zheng) 、庶民專(zhuan) 政、計劃經濟等諸項政策，都能在思想深處表示讚同，且更站在“原儒”的立場，從(cong) 孔子思想的角度來論證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合理性。

在熊氏看來，孔子的思想實有早年與(yu) 晚年的不同。這種看法本非怪異之論，隻不過傳(chuan) 統儒家出於(yu) 對聖人的信仰，多諱言此種不同。熊氏嚐撰有《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一篇，認為(wei) 孔子四十歲以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可謂謹守“小康禮教”，而崇尚“尊君大義(yi) ”也。孔門中有一派弟子即恪守此早年之教，是為(wei) 小康學派，其後孟子、荀子、《公羊傳(chuan) 》、董仲舒、司馬遷等，皆不過奉持孔子早年思想，自然不合乎“《春秋》本旨”。然至四十歲以後，孔子漸有革命思想，從(cong) 而“根本改變了從(cong) 前欲依靠統治階層以求行道的想法”，於(yu) 是寄厚望於(yu) 庶民階層，“決(jue) 定消滅統治階層，廢私有製而倡天下為(wei) 公之大道”，熊氏稱此為(wei) 孔子的“晚年定論”。此時又有一派弟子宗其說者，是為(wei) 大道學派。《論語》中記載孔子晚年自言“久矣不複夢見周公”，熊氏的解釋頗有新意，以為(wei) “從(cong) 周”乃孔子早年之誌，至晚年思想巨變，“誌大道而黜小康，自然不複夢見之矣”。可見，“五四”以後對孔子禮教的批判，不過針對其早年的尊君思想而已，然若論其晚年革命思想，實頗有契於(yu) 二十世紀的中國新思潮。

可見，熊氏所謂“革命”，迥不同於(yu) 曆史上的湯武革命。因為(wei) 湯武革命不過出於(yu) 統治者吊民伐罪的意圖，其結果依然統治者之間的更代易姓而已；至於(yu) 熊氏所理解的外王學，則以“撥去亂(luan) 製，消滅統治”為(wei) 革命，即庶民領導下的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

然而，對於(yu) 孔子晚年思想的闡發，漢初以來傳(chuan) 《春秋》者已失其本旨。按照熊氏的說法，秦、漢間的儒家，或畏焚坑之禍，或欲苟媚人主，故公羊壽、胡毋生師弟將孔子的《春秋》學說著於(yu) 竹帛時，唯發明“為(wei) 漢製法”之義(yi) ，至於(yu) 孔子革命思想的本旨，則諱莫如深。就此而言，今日所見的《公羊傳(chuan) 》已不符合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而淪為(wei) 小康尊君之學，誠“奴儒”也。不過，熊氏又認為(wei) ，孔子“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之旨，公羊氏門人猶有不忍失其傳(chuan) 者，故假口義(yi) 而私授門人，故至何休《解詁》，始能見其闕遺，然百不得一二焉。素來治《公羊》的學者，認為(wei) 其中多“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徐彥疏試圖強為(wei) 之解，而熊氏則別出新說，以為(wei) 孔子所傳(chuan) 口義(yi) 中，亦即所謂“真《孔傳(chuan) 》”，而非公羊壽所傳(chuan) 的“偽(wei) 傳(chuan) ”，保留了關(guan) 於(yu) 消滅統治階級的革命思想，時人不解，遂目為(wei) 此等說為(wei) “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至於(yu) 現存《公羊傳(chuan) 》，實不足與(yu) 於(yu) 此焉。

案，清代今文學的發展，實有由何休而回歸董仲舒的脈絡，蓋以何休尊君，而董仲舒則或有革命思想也。然而，按照熊氏的看法，“毀《春秋》而造偽(wei) ，則自公羊壽與(yu) 其弟子胡毋生、董仲舒始”，其偽(wei) 竄的目的，則在於(yu) 尊君，此董氏所以見尊於(yu) 後世也。因此，熊氏直斥董氏背叛孔子，其罪遠在公羊壽與(yu) 胡毋生之上，故何休作《解詁》，不取董氏之說。至於(yu) 何休，則能發明“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之旨，實能保存孔門秘傳(chuan) 的口義(yi) 。可見，熊氏雖以發明《春秋》之義(yi) 為(wei) 旨歸，卻畢竟不同於(yu) 清代學者。不過，其說亦有與(yu) 清代今文學同調之處，如謂《左氏》不傳(chuan) 《春秋》，其意則以《左氏》尊君也，就此而言，《左氏》與(yu) 《公羊》並無根本不同。並且，熊氏又聲稱劉歆所以攻擊《公羊》，用意則在“排斥《公羊》家有口義(yi) 流行”，換言之，孔子的革命微言隻是通過口義(yi) 才得以流行，至於(yu) 公羊壽、胡毋生共著於(yu) 竹帛的《公羊傳(chuan) 》，則唯宣揚尊君之大義(yi) 而已。

熊氏既攻駁《公羊傳(chuan) 》、董氏如此，而於(yu) 受學於(yu) 董氏的司馬遷及其《史記》，更是不假辭色，以為(wei) 《史記》乃“宣揚偽(wei) 學最有力之寶笈”。此種態度亦不同於(yu) 清儒。其先，劉逢祿猶為(wei) 司馬遷辯，而攻班固《漢書(shu) 》之偽(wei) ；其後，康有為(wei) 則認為(wei) 劉歆遍偽(wei) 群經，亦未集矢於(yu) 司馬遷本人。至熊氏，則謂司馬遷“以其小康尊君大義(yi) 而說《春秋》，實非孔子《春秋經》之本旨也”，“厚誣《春秋》而媚劉帝”，“孔子真相晦而不明，遷不得無過也”，可以說，熊氏對司馬遷的不滿和批評，曆來罕有其匹者。

至於(yu) 清儒中，熊氏攻訐尤力者，莫過於(yu) 康有為(wei) 。然考康、熊二人之思想大旨，實無有二致。康氏極重視《公羊》三世之說，以為(wei) 孔子所注目者，實在於(yu) 大同太平，而痛詆君主專(zhuan) 製之禍；熊氏亦然，其所揭示的革命之旨，亦以傾(qing) 覆帝製為(wei) 念。康氏借助《易》所說的“群龍無首”，以為(wei) 民主共和之歸趣，而熊氏則以“首出庶物，消滅統治”為(wei) 《春秋》微言，甚至為(wei) “大同社會(hui) 之極則”。然兩(liang) 人畢竟有別，就經學而言，雖然俱以“六經”乃孔子所作，不過，康氏信《春秋》而疑《周官》，而熊氏以為(wei) ，“《周官》《禮運》皆於(yu) 《春秋》為(wei) 一貫，有為(wei) 不信《周官》，則《春秋》撥亂(luan) 而致太平之經緯萬(wan) 端，與(yu) 其裁成天地之功用，皆不可得而見”。然熊氏似未深讀康氏者，屢譏其書(shu) 以抄胥為(wei) 事，“虛揭三世名目而不求其義(yi) ，其所為(wei) 諸書(shu) 皆抄胥之業(ye) ，非真有得於(yu) 《春秋》也”，又謂“《春秋》廢除君主製度，即推翻最少數人統治天下最大多數人之亂(luan) 製，其義(yi) 蘊廣大宏深，卻被康氏胡亂(luan) 說去”，故康氏終蹈複辟之敗，而以尊君自蔽也。

曆來治《公羊》者，皆主張《春秋》有“微言”與(yu) “大義(yi) ”的不同。清末皮錫瑞更明以誅討亂(luan) 臣賊子為(wei) 大義(yi) ，對此，熊氏極不謂然，認為(wei) 自孟子以下，無論董、馬，“其言《春秋》皆以尊君大義(yi) 為(wei) 主，而於(yu) 經文每一條必曲為(wei) 之解，以為(wei) 聖人褒善貶惡，書(shu) 法謹嚴(yan) ，將使天下亂(luan) 臣賊子懼焉”。在熊氏看來，以為(wei) “大義(yi) 者，扼要言之，即維護統治”，“微言者，扼要言之，即首出庶物，消滅統治”。

諸如此說，可見熊氏的外王學，頗不同於(yu) 港台新儒家，又不盡同於(yu) 清代今文學，而是借《春秋》《禮運》《周官》諸經來闡發其政治思想，尤其讚同《周官》，以為(wei) “太平大同之基”，這與(yu) 清人視《周官》為(wei) 偽(wei) 經的態度又不同。熊氏認為(wei) ，《周官》之義(yi) 有二，即“均”與(yu) “聯”。所謂均者，體(ti) 現為(wei) 新中國實施的公有製；而聯者，體(ti) 現為(wei) 新中國的社會(hui) 組織模式，即將整個(ge) 民眾(zhong) 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即“作動民眾(zhong) 自主力量，與(yu) 嚴(yan) 密地方製度”。如果說“均”尚屬人類的共同理想，然就“聯”來說，則純屬於(yu) 現代國家的管理模式，先是康有為(wei) 鼓吹國家應該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今則熊氏上托於(yu) 《周官》，而為(wei) 此種模式辯護，以為(wei) 《周官》中的種種施設，“都是化私為(wei) 公，易散為(wei) 群，如何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造端”。熊氏又認為(wei) ，《周官》並非如傳(chuan) 統儒家所說的周公所作，實孔子所自作，乃孔子於(yu) 《春秋》外，“更發明升平世之治道，以為(wei) 太平開基”。當時友人攻擊熊氏“以社會(hui) 主義(yi) 說《周官》，為(wei) 太附會(hui) ，年高之舊尤不謂然”，而熊氏視《周官》乃孔子“發揮其革命改製之理想”，又抉出“均”“聯”二義(yi) ，以為(wei) “參讚化育、造起萬(wan) 事之最高原則，此實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立定兩(liang) 大柱石”，“今人必欲橫說《周官》製度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之造端，盍若讀經而後議哉？”諸如此類，足見熊氏對其解經的自信，實非趨炎附勢而為(wei) 之也。

因此，熊氏斷言孔子外王學之真相，絕非效法三代之英的賢明君主製，而是“同情天下勞苦小民，獨持天下為(wei) 公之大道，蕩平階級，實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盛”。其解《論語》中孔子應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兩(liang) 段，頗不與(yu) 舊說相同。傳(chuan) 統儒家素來認為(wei) 孔子所以不應召，蓋以公山弗擾、佛肸為(wei) 叛臣亂(luan) 賊，然熊氏以為(wei) ，孔子畢竟有欲往之誌，因為(wei) 此二人作為(wei) 邑宰，“與(yu) 農(nong) 民最親(qin) 近，孔子蓋欲往說二子領導民眾(zhong) 以討大夫，即消滅第一層統治階級，實現民主政治之理想”，故孔子欲“興(xing) 周道”者，“必非興(xing) 文、武、周公之道於(yu) 東(dong) 方，必將廢統治，除階級，而為(wei) 首出庶物之製”。其後孔子終不往者，則“知二子不足與(yu) 謀，而民智未開，亦未可驟圖”，故圖革命之事而未果，以群情未喻也。

熊氏重視《春秋》，尤其是其中的“三世”義(yi) ，更與(yu) 清儒相類，不過，具體(ti) 的解釋則頗不同。譬如，何休《解詁》解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一條時，所發明“三世”義(yi) 有二，即諱尊隆恩與(yu) 治有詳略。熊氏以為(wei) ，《公羊傳(chuan) 》所重者在第一義(yi) ，以為(wei) “為(wei) 君文飾其待臣子之恩厚，為(wei) 人臣者不可不懷君之恩”，其大要則在“勸戒君臣以情義(yi) 相結合，其屬意臣道尤深也”，顯然，此種解釋有維護帝製的意圖，而“背叛《春秋》真義(yi) ”之罪亦可見矣。至於(yu) 何休所述的第二義(yi) ，乃“公羊氏門人散布之口說”，可證以《大易》之窮、變、通、久，與(yu) 《禮運》的“天下為(wei) 公”諸義(yi) ，皆為(wei) 一貫，故至“太平之世，統治階級已消滅，本無天子、諸侯等爵”。熊氏甚至借此發明了階級鬥爭(zheng) 的思想，聲稱“三世之說，明示革命成功與(yu) 社會(hui) 發展，實由鬥爭(zheng) 而歸和同”，“要之世進太平，則鬥爭(zheng) 之事，惟當存於(yu) 吾人以義(yi) 正我時；而太平之得以恒久弗墜者，亦在乎人類皆有此以義(yi) 正我之爭(zheng) 而已”，這種說法頗有文革時階級鬥爭(zheng) “年年搞，月月搞”的意謂。案，民國時，國人多能讚同俄人的思想與(yu) 實踐，唯於(yu) 階級鬥爭(zheng) 之說，猶頗存疑焉，今觀熊氏有此說，足見其思想已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無有異焉，且能溯源於(yu) 孔子，而論證我黨(dang) 主張與(yu) 孔子道統之一貫。就此而言，若熊氏所解《春秋》“三世”義(yi) 如此，則其譏康氏、皮錫瑞“名為(wei) 張三世，而實於(yu) 三世義(yi) 全不通曉”，則誠有以也。因此，熊氏批評《公羊傳(chuan) 》，以為(wei) 其“根柢在擁擠統治階級”，而自言“餘(yu) 於(yu) 本篇之首核定孔子外王學，實以傾(qing) 覆統治階級為(wei) 根底”。

此外，我黨(dang) 對於(yu) 群眾(zhong) 的動員，通常采取開會(hui) 的辦法，而熊氏也在《周官》中找到了源頭，以為(wei) “《周官》為(wei) 革命撥亂(luan) 而創製，承據亂(luan) 世之後驟行民主之治，若非多方開導鼓勵，以作動民眾(zhong) ，則人民力量恐未易發展也。是故鄉(xiang) 、遂大夫及其屬邑群吏，遇事皆有會(hui) 議以作動民眾(zhong) ”。時人多有譏我黨(dang) 會(hui) 議多者，熊氏亦欲原儒以證成此舉(ju) 的合理性。

任新民君治熊氏之學有年，且將熊氏之內(nei) 聖外王學作整體(ti) 性的研究，足見其卓識，可補前人所未及。近年來，任君來同濟大學從(cong) 餘(yu) 進行博士後研究，乃囑餘(yu) 為(wei) 其書(shu) 作序。餘(yu) 欣然允焉，雖見解或有不同，然聊備一說，以饗讀者焉。

曾亦

癸卯年末序於(yu) 上海四漏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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