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與(yu) 揚州學派的學術交集

作者：屈寧（山東(dong) 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三月廿八日庚午

          耶穌2024年5月6日

以乾嘉學術“異類”自嘲的章學誠，與(yu) 作為(wei) 乾嘉學術主流之一的揚州學派之間，實存在著重要的學術交集。無論是章氏對揚州學人的推重，還是揚州學人對章氏學術的接受，都頗耐人尋味。從(cong) 中不僅(jin) 可以窺見《文史通義(yi) 》的早期傳(chuan) 播史，對於(yu) 重新審視揚州學派的史學建樹，深化對乾嘉學術多元化特點的認識，也頗具啟發意義(yi) 。

章學誠對揚州學人的推重

章學誠與(yu) 揚州學派中人，如阮元、王念孫、顧九苞、任大椿、劉台拱、汪中等，皆不無往來。其中，顧九苞、任大椿、劉台拱三人係章氏摯友，顧九苞、任大椿二人身後，章氏親(qin) 為(wei) 之作傳(chuan) 。此二傳(chuan) 既是章氏史才之明證，亦可見其對揚州學術之推重。

顧九苞與(yu) 章學誠同年生人，又係鄉(xiang) 舉(ju) 同年，故相知頗深。顧氏英年早逝，著述皆不傳(chuan) ，故身後傳(chuan) 記多記述簡略，惟鹹豐(feng) 間《重修興(xing) 化縣誌》所記較詳，尤稱道顧氏精於(yu) 《毛詩》，長於(yu) 訓詁，雅好《文選》的學術特點，而其主要史源之一，即為(wei) 章氏所作傳(chuan) 記，這也是目前所見關(guan) 於(yu) 顧氏生平學術最早、最詳的一篇傳(chuan) 記。此傳(chuan) 全係回憶材料，“惟以耳目所及，間涉自敘，參述交誼，顧知心好友，性命可以共喻”，其中對於(yu) 顧氏父子“學術文章，皆能窺見根柢，異於(yu) 俗師小儒”的評價(jia) ，不失為(wei) 章氏關(guan) 於(yu) 揚州學派整體(ti) 學術認知的一個(ge) 縮影。

任大椿為(wei) 戴震高第，又有四庫館臣的經曆，著述等身，身後為(wei) 之立傳(chuan) 者，除章學誠外，當時還有姚鼐、施朝幹等人。姚鼐主於(yu) 詞章之學，故於(yu) 任氏經學言之甚少。阮元修《國史儒林傳(chuan) 》，即於(yu) 姚氏文字一字不取，而以施朝幹、章學誠二人傳(chuan) 記為(wei) 主要史源。其中，生平記述多據施傳(chuan) 而學術評價(jia) 則多本章氏之說，尤其是章氏對於(yu) 任氏“淹通於(yu) 《禮》，尤長名物”，“即類以求，薈萃全經”的經學取向的總結，盡數為(wei) 阮元采用，也基本奠定了後世評價(jia) 任氏學術的基調。《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清史稿》《清史列傳(chuan) 》《清儒學案》等書(shu) ，對於(yu) 任氏經學的描述，幾乎都延續了章氏的這一經典概括。

揚州學派嚴(yan) 格來說是一個(ge) 近代意義(yi) 上的學術概念，但在乾嘉時期，其學術地域屬性已十分顯著，阮元、汪中等人皆以揚州一派自居，直言“各成其學，不相依附”。而章氏所作上述二傳(chuan) ，作為(wei) 關(guan) 於(yu) 揚州學人最早的曆史書(shu) 寫(xie) ，無形中也起到傳(chuan) 播和張大該派學術的作用。不難看出，章氏對於(yu) 揚州學派唯求其是、學有根柢的學風甚為(wei) 推重，將之與(yu) 溺於(yu) 繁瑣考據的“俗師小儒”嚴(yan) 格區分開來，這一舉(ju) 動，本質上源於(yu) 他重視立言而又不鄙薄考據的學術理念。他雖不事考據，但始終認為(wei)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考索”與(yu) “立言”皆是求學問道之方，“二者之於(yu) 大道，交相為(wei) 功”。這是他推重揚州學派並進而與(yu) 之建立學術聯係的重要思想前提。

揚州學人對章氏學術的接受

相較於(yu) 章學誠對揚州學人的普遍推重，後者對章氏學術的接受則要隱晦得多，但也並非無跡可尋。早在章氏生前，傳(chuan) 抄其書(shu) 、襲用其說者即大有人在，以揚州學人的學術辨識力，顯然不可能徑直忽視章氏這位史學“天授”之人。阮元不僅(jin) 以《文史通義(yi) 》為(wei) 國史重要史源，還曾向洪亮吉打聽章氏學問路數，直言為(wei) 其“不可埋沒”的學術氣象所動，以“奇士”視之，並選刊章氏著述，題曰《文史辨俗通議》。這說明阮元對章氏的著述和學說並不陌生，而這與(yu) 章學誠對阮元學識高明，“所得在孫（星衍）、洪（亮吉）之間”的評價(jia) 亦可謂相得益彰，隻不過有顯晦之別而已。相較於(yu) 阮元，焦循對章氏學術的態度則要明朗得多。在《讀書(shu) 三十二讚》中，《文史通義(yi) 》廁身其中，極為(wei) 耀眼，章學誠更被冠以本朝敘事史學第一人的美譽，被推為(wei) 當代的馬、班。對此，錢穆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鄭重指出，且感慨識如焦循，尚且誤寫(xie) “實齋”為(wei) “石齋”，可知章氏昔日聲名之暗晦。此說值得商榷。且不說章氏很可能又字“石齋”（朱錫庚在抄本《章氏遺著》跋語中即有“實齋”“石齋”兩(liang) 種稱呼），據此徑直作為(wei) 衡量章氏學術境遇的依據，亦不免武斷。至少從(cong) 焦循所寫(xie) 《章進士論文史》這一研讀《文史通義(yi) 》的讀書(shu) 筆記來看，他對於(yu) 章氏史學尤其是編纂學思想和敘事理論實有相當程度之認識，很可能較為(wei) 係統地研讀過《文史通義(yi) 》某個(ge) 版本，堪稱章氏思想早期最重要的“發現者”。

學術界一般認為(wei) ，章學誠躍居一流學者行列，乃是民國初年以後事。近來又有觀點指出，章氏學術的“發現”，可上溯至晚清鹹、同年間。竊以為(wei) ，這一時間節點還可再往前追溯至嘉、道時期。盡管此時學界尚未形成關(guan) 於(yu) 章氏學術的共識和定論，但賞識和推重其學問者不乏其人，諸如邵晉涵、王宗炎、段玉裁、吳蘭(lan) 庭、汪輝祖等，皆可視為(wei) 章氏“身後桓譚”。相比之下，揚州學派的貢獻無疑被忽視了，無論是將章氏文字征入國史，還是將《文史通義(yi) 》比肩本朝一流學者著述；無論是選刊其書(shu) ，還是抄錄其說，這既是章氏學術影響的明證，也是章氏學術傳(chuan) 播史的重要開端。

重新審視乾嘉學術的窗口

章學誠與(yu) 揚州學派的交集，不失為(wei) 重新審視乾嘉學術真實境況的一個(ge) 窗口。盡管無論是章氏本人，還是揚州學人，都聲稱彼此學術路向“絕不相入”，但這似乎並未成為(wei) 他們(men) 形成學術互動甚至互相推重的障礙。他們(men) 雖然整體(ti) 學術風格迥異，但在一些重要學術觀念和方法上卻不無暗合甚至是殊途同歸。

一是學以經世的旨趣。章學誠治學既反對繁瑣考據，也反對空言著述，其思想中暗含著對漢、宋之學的雙重反思，意欲通過改造傳(chuan) 統宋學以濟當世漢學之窮。在他看來，乾嘉學術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講宋學”，這也正是當時主流學界的某種共識。段玉裁晚年即大聲疾呼：“專(zhuan) 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阮元更是把“崇宋學之性道”的觀點徑直寫(xie) 入國史，作為(wei) 《儒林傳(chuan) 》編纂的綱領之一。焦循則重申經學研究的核心意義(yi) 在於(yu) “立身經世”。這說明，在反思乾嘉學術與(yu) 現實脫節的根本性問題上，章學誠與(yu) 主流學派並無原則性分歧。

二是對義(yi) 理的一致性探求。章學誠把義(yi) 理比作人之“精神”，揚州學派亦秉承“由訓詁以求義(yi) 理”的漢學家法；章學誠重“別識心裁”，揚州學人則追求“是之所在”。他們(men) 都倡導為(wei) 己之學。此亦其彼此間相互吸引的一項共同特質。如焦循稱讚章氏所論“多發前人所未發”，章氏則肯定阮元在經學上立論多“出於(yu) 心悟”。不過，揚州學人大多以“考據”為(wei) 獲取義(yi) 理的不二途徑，對於(yu) 宋學的接受有限，從(cong) 而導致他們(men) 雖歎服章氏的精深見識，卻又不認可其學術路徑。這一學術理念上的隔閡，無疑又影響了他們(men) 對於(yu) 《文史通義(yi) 》的接受程度。

三是史學觀念上的共識。作為(wei) 浙東(dong) 史學的殿軍(jun) ，章學誠最顯著的學術標簽即是“精於(yu) 史學”。揚州學派最大的特點是“通”，他們(men) 雖多以經學擅名於(yu) 世，但絕非不重史學，甚至說，他們(men) 在清代史學上的影響被低估了。阮元以精通史學為(wei) 一切學問致用之前提，主張治史應從(cong) 文本入手，體(ti) 察作者“命意”。焦循雖以史學為(wei) 征實之學，但又強調其本質上仍是“道”的載體(ti) ，以天地、陰陽比附經史關(guan) 係，認為(wei) 敘事之文尤為(wei) 重要，主張曆史解釋應嚴(yan) 格遵從(cong) “惟論其世”的曆史主義(yi) 原則。這些認識，與(yu) 章學誠高揚的“史學所以經世”“言性命者必究於(yu) 史”“以史明道”“論古必恕”等思想，本質上並無大的出入。

總之，章學誠對揚州學人大多敬重，於(yu) 揚州學術不無張大之功，而揚州學人於(yu) 章氏史才和史識亦不無肯定之意，二者在學術觀念尤其是史學層麵不無共識。這一顯一隱的兩(liang) 條線索，構成了乾嘉學術的一個(ge) 重要麵相。比較而言，章氏對揚州學派的認知大致明朗客觀，但後者對前者學術的接受則相對隱晦局限，學術觀念的差異和學術環境的壓力，導致主流學界始終避談章氏學術。焦循在回複阮元《國史儒林傳(chuan) 》編纂意見時，隻字不提章氏；翁方綱向劉台拱打聽章氏學術取向，劉亦佯裝不知。此即章學誠所言“時趨可畏”。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講，章氏學術在清中葉確係暗流，但此股暗流已是悄然湧動，逐漸衝(chong) 破學術觀念的桎梏而噴薄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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