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shu) 》在英語世界的傳(chuan) 播

作者：劉傑陽（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中華文學傳(chuan) 承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三月廿八日庚午

          耶穌2024年5月6日

《尚書(shu) 》《詩經》等儒家經典是我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文本。相關(guan) 文獻從(cong) 六朝開始，隨著文化交流播布域外。其跨文化傳(chuan) 播主要有兩(liang) 種途徑：一為(wei) 經學典籍在域外的傳(chuan) 抄刊印，二為(wei) 經學文本的翻譯研究。在與(yu) 我國文化較為(wei) 相近的東(dong) 亞(ya) 文化圈，漢籍的直接流播是常見的形式。而在語言文化差異較大的英語世界，則以相關(guan) 文本的翻譯為(wei) 首要傳(chuan) 播形式。

在古代，《尚書(shu) 》文本曾經曆較大變動，出現不同的解釋傳(chuan) 統。通過翻譯將《尚書(shu) 》介紹給異域讀者，顯然不是僅(jin) 靠字典就可完成，首先麵臨(lin) 的是選取何種文獻及解釋傳(chuan) 統的問題。自19世紀以來，誕生了幾種重要的英文全譯本，其中以麥都思、理雅各和高本漢的譯本影響最大。他們(men) 各自的文化背景、學術積累、翻譯目標以及所選取的文獻係統、研究方法各有不同，通過翻譯所傳(chuan) 播的經學內(nei) 容也互有差異。

麥都思譯本：不完整的《尚書(shu) 》蔡氏學譯本

麥都思是19世紀英國來華傳(chuan) 教士，曾在中國旅居20餘(yu) 年。麥氏雖為(wei) 傳(chuan) 教士，卻頗推尊中國文化。麥氏認為(wei) 《尚書(shu) 》蘊含了中國人豐(feng) 富的倫(lun) 理道德、政治經濟製度以及深邃的哲學思想，因此想把它介紹給英語讀者。麥譯《尚書(shu) 》出版於(yu) 1846年，是最早的《尚書(shu) 》英文全譯本，有開創之功，對後繼譯本有著不小的影響。麥都思清末來華，當時科舉(ju) 以南宋蔡沈的《書(shu) 集傳(chuan) 》取士，麥氏便以此權威注本為(wei) 底本，對蔡本58篇經文進行逐字翻譯。他將蔡注對經文的疏解融入其對經書(shu) 的譯文中，同時對蔡注的其他內(nei) 容以腳注形式進行選譯，必要時會(hui) 在注釋中補充一些自己的解說。然其譯注多刪蔡沈以宋明理學說《書(shu) 》的內(nei) 容，而對注中介紹的天文、曆法、音律等技術知識，則不厭其煩地加以迻譯；此外，麥氏獨尊蔡注，幾乎未參考其他著作，卻特地利用了《欽定書(shu) 經傳(chuan) 說匯纂》中不少天文、曆法、音樂(le) 、地理等相關(guan) 表、圖，以及清代各省地圖，凡此皆可見其翻譯《尚書(shu) 》的旨趣。

麥氏自言譯《尚書(shu) 》頗為(wei) 倉(cang) 促，其學術積累並不充分。其譯本時有明顯粗疏之處，如目錄少《牧誓》一篇，《秦誓》標題誤將“秦”讀作“T’hae/Tae”（泰）等。對原書(shu) 的理解也不乏望文生義(yi) 處，如將君奭之“君”譯作“respecting”，說明他並未理解蔡注“君者，尊之之稱”的含義(yi) 。麥氏所譯蔡注，到了全書(shu) 後半部分更幾近於(yu) 無，與(yu) 前半部分所譯蔡注的分量完全不成比例，又對經文相關(guan) 曆史文化背景闡發不多，不便英語讀者深入理解文義(yi) 。正是因其譯本簡略粗率，才有理雅各後來對《尚書(shu) 》進行重譯。

理雅各譯本：疑古與(yu) 信古的綜合體(ti)

理雅各也是19世紀英國來華傳(chuan) 教士。他在華30年，精研中國典籍，晚年成為(wei) 牛津大學首位漢學教授。與(yu) 同為(wei) 傳(chuan) 教士的麥都思相比，理雅各對中國典籍和文化的研究是極為(wei) 深入的。他曾花25年時間遍譯《四書(shu) 》《五經》。就《尚書(shu) 》而言，理雅各的研究可稱精深，其譯文曾三易其稿。在為(wei) 《尚書(shu) 》英譯本所撰長篇序言中，理氏用近50頁篇幅撰寫(xie) 了一部小型《尚書(shu) 》學史，介紹《尚書(shu) 》學的基本問題，以及先秦至當代的《尚書(shu) 》研究概況，對《尚書(shu) 》學文獻研讀之細致不亞(ya) 於(yu) 中國學者。理雅各不滿於(yu) 麥都思隻依蔡氏一家，注解又不夠詳明、準確。他的譯注類似義(yi) 疏體(ti) ，在經文英譯之下，以腳注的方式，先作題解，繼而介紹篇章段落大意，又廣羅眾(zhong) 說對經文問題逐一考辨，並不時提出自己的新見。譯本中列出的65種中文參考書(shu) 目中，與(yu) 《尚書(shu) 》學直接相關(guan) 的有20餘(yu) 種之多。因注釋豐(feng) 厚，譯文典雅，被奉為(wei) “標準譯本”。

理雅各研究中國文化，存在以傳(chuan) 教為(wei) 目的的內(nei) 在訴求，對此他並不諱言。他對《詩經》《尚書(shu) 》所稱“上帝”“帝”的翻譯尤三致意，反映其對東(dong) 西文化衝(chong) 突的焦慮；又對中國上古時期的曆史編年與(yu) 《聖經》編年學和基督教傳(chuan) 統之矛盾頗為(wei) 在意。在其譯介中，背後既有19世紀歐洲流行的進步史觀的影子，也有西方殖民經驗的影響，更根本的是基督教傳(chuan) 統與(yu) 《尚書(shu) 》對上古時代的種種描述之衝(chong) 突帶來的不安。因此，其譯本敘述都可見其曲解《尚書(shu) 》背後的神學關(guan) 切。

盡管如此，理雅各除了對於(yu) “上帝”等名稱的譯法以西方神學觀念比附，其他關(guan) 於(yu) 《尚書(shu) 》的負麵評論隻保留在全書(shu) 的長篇序言中，其翻譯經文並未受太多影響。不但如此，理雅各甚至為(wei) 《尚書(shu) 》文本的神聖性作辯護。對於(yu) 宋代以來懷疑孔傳(chuan) 本《古文尚書(shu) 》作偽(wei) 的思潮，理氏既試圖從(cong) 學理上加以駁斥，同時通達地指出，縱使其書(shu) 為(wei) 偽(wei) ，也曾在數百年間發揮重要影響，價(jia) 值不容忽視，甚至以《新約》相比附。其所譯經文，即用孔安國本58篇經文。在清代已經出現疑古風潮，在對孔氏《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流行的情形下，麥都思和理雅各之所以仍然采用58篇孔傳(chuan) 本經文，可能是由於(yu) 二人都是神學家，在19世紀歐洲，《聖經》同樣麵臨(lin) 實證主義(yi) 和曆史主義(yi) 的質疑，為(wei) 神學家所不安，故二氏能同情地理解中國經典的處境，反對輕易疑古。理雅各處理《尚書(shu) 》的矛盾姿態及其對《尚書(shu) 》的認識，是由其文化身份和所處時代共同決(jue) 定的。總的來說，理雅各的譯注本身較為(wei) 忠實地為(wei) 英語世界提供了一份內(nei) 容豐(feng) 富的《尚書(shu) 》學文本。

高本漢譯本：語言學研究視野下的《尚書(shu) 》譯本

高本漢是20世紀瑞典漢學家，現代音韻學的重要奠基人。年輕時高本漢即追隨語言學家隆代爾、漢學家沙畹從(cong) 事方言和比較語言學研究，朋友馬伯樂(le) 從(cong) 事的漢語古音構擬工作對他有所啟發。高氏受清代學者音韻訓詁學的影響尤其大，同時也曾受“古史辨”學派的影響。他以《詩經》韻字構擬上古音，並利用其對上古音韻研究成果，先後撰成《詩經注釋》《尚書(shu) 注釋》，成為(wei) 研究者的必讀之書(shu) 。《尚書(shu) 注釋》僅(jin) 對《尚書(shu) 》中經本異文、疑難字詞和段落進行研究，並不對全書(shu) 進行注釋。高氏的《尚書(shu) 》英譯，完成於(yu) 《尚書(shu) 注釋》之後，應當是配合後者使用的，兩(liang) 者先後發表在瑞典的學術雜誌《東(dong) 方古物博物館館刊》上，並未單獨出書(shu) ，可見其並不以普通大眾(zhong) 為(wei) 寫(xie) 作對象，而是麵向學術界，主要為(wei) 學者所使用。

高本漢接受了清代以來的辨偽(wei) 研究，其譯《尚書(shu) 》不用偽(wei) 孔58篇，而隻取28篇今文經。他視經書(shu) 為(wei) 先秦語料，不深入討論經學議題，而僅(jin) 就其文本進行詳細校勘，對少數疑難文義(yi) 進行考辨。高本漢研究古書(shu) 語言，重視時間上最早的資料。他要考究出漢字的語源學用法，根據同音假借等語言學規律，推尋最早的字形、音義(yi) 、用例，以此來解讀古籍。與(yu) 理雅各相似，高本漢對《尚書(shu) 》的譯注也廣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其所信用的材料更傾(qing) 向於(yu) 清代的小學研究成果，以及早期文獻材料的排比運用。高氏的興(xing) 趣顯然與(yu) 傳(chuan) 統經學有別，具有現代科學的語言學的學術特點。

三種譯本與(yu) 中國固有《尚書(shu) 》學傳(chuan) 統之關(guan) 係

上述三種譯本，都在英譯的同時附上了經書(shu) 原文，逐字進行翻譯。麥都思和理雅各是傳(chuan) 教士，其譯經不免將一些西方神學觀念套入所譯文本，無法避免以西方為(wei) 主體(ti) 的“歸化”翻譯策略，這是自明末利瑪竇、羅明堅等耶穌會(hui) 士以拉丁文傳(chuan) 譯中國經典就已開啟的傳(chuan) 統。高本漢處於(yu) 20世紀，當時歐洲漢學已進入學院派的科學的文本研究時代，其研究中國典籍自然采用更具現代學術意義(yi) 的方法。從(cong) 經學內(nei) 容來看，麥氏翻譯的是蔡沈一家之學，但對蔡注的迻譯多注意科學技術方麵的內(nei) 容，而忽略理學方麵的闡發，又未充分照顧英語世界的文化差異，解說過於(yu) 簡略，並不能使英語讀者得蔡氏《尚書(shu) 》學之全貌。理氏和高氏譯本則不啻為(wei) 《尚書(shu) 》之“新解”，其中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並非簡單的迻譯。如以中國固有的《尚書(shu) 》學傳(chuan) 統來觀照，麥氏純依蔡傳(chuan) ，但所譯介是不完整的蔡氏學；理氏說經較尊崇朱熹等宋儒之說法，其解經方法亦類宋儒，即排比舊注，從(cong) 中選擇自己覺得妥帖、平易的注解，時而自出新意；而高氏則沿襲清人以小學治經的路數，輔以西方科學的曆史語言學分析方法。三人所翻譯之《尚書(shu) 》，實際上傳(chuan) 播的是不同的《尚書(shu) 》學內(nei) 容，同時又都處在宋代以後的《尚書(shu) 》學脈絡之中，既受時代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同時帶有鮮明的個(ge) 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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