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不是病態

作者：薩米爾·喬(qiao) 普拉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焦慮不是病態，它驅使我們(men) 將未知推開。

卡爾·約翰（Karl Johan Street）街上的夜晚（1892），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作。承蒙挪威實業(ye) 家拉斯穆斯·邁耶（the Rasmus Meyer Collection）收藏品供稿。

焦慮不是病態，它驅使我們(men) 將未知推開。

“我焦慮，故我探索。”焦慮不是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它驅使我們(men) 進行哲學探索，讓我們(men) 成為(wei) 人。

焦慮不僅(jin) 僅(jin) 是個(ge) 問題或者折磨，需要哲學來提供解決(jue) 辦法。相反，有一種特殊的焦慮形式是曆史上一直在進行的哲學探索，那是人類對我們(men) 的有限性、必死性和認識論局限性的根本性回應。焦慮和哲學密切聯係在一起，因為(wei) 探索---提出問題和尋求驅除不確定性---恰恰就是人類對這種哲學焦慮的一種回應。亞(ya) 裏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學》中暗示“所有人天生都有一種知識欲望”，但是，在一個(ge) 關(guan) 鍵的維度上，哲學存在就是探索和質疑，就是充滿焦慮的存在。因此，焦慮不是一種病態，而是基本的人類習(xi) 性，它導致我們(men) 探索自己遭遇的無法解開的大奧秘。哲學探索就是承認有一種關(guan) 鍵的和充滿活力的焦慮，它是驅動探索前進的力量。哲學家的習(xi) 性就是充滿好奇心，而且往往悶悶不樂(le) ，鬱鬱寡歡，意識到人類知識的不完整性，意識到我們(men) 的無能，正是這種無能限製了我們(men) 的行動和由此帶來的幸福可能性。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1651）中暗示，焦慮激活人們(men) 的好奇心：“對未來時間的焦慮驅使人們(men) 探索事物的起因。”我們(men) 將這種探索浪漫化，稱之為(wei) 愛智慧，但是，哲學本身是痛徹心扉的焦慮的表現。“我畏故我求”。我們(men) 有關(guan) 世界的理論和我們(men) 對未知的闡述是應對焦慮的解毒劑。尋求知識的探索過程將逐漸包圍我們(men) 的未知慢慢推開，讓世界變得更有可預測性，當然也希望我們(men) 的焦慮變得少一些。我們(men) 最根本的探索就是自我探索。焦慮是打開這個(ge) 神聖的內(nei) 心私密空間的鑰匙，揭示我們(men) 迫切希望解決(jue) 的存在難題----死亡、意義(yi) 、孤寂、自由等終極問題。有神論者的上帝定義(yi) 的關(guan) 鍵成分是他無所不知，從(cong) 這裏引申出上帝的安詳平靜：一個(ge) 堅信擁有包含一切的知識的存在，怎麽(me) 會(hui) 對可能發生的不測事件感到焦慮不安呢？如果我們(men) 不是無知和不確定，我們(men) 不就成為(wei) 神一樣的人物了嗎？但是，我們(men) 不是神，我們(men) 是內(nei) 心充滿焦慮的凡夫俗子。

因此，哲學探索不能與(yu) 相關(guan) 的焦慮割裂開來。提出問題就是暴露出我們(men) 對答案的形式和內(nei) 容的焦慮。哲學焦慮交織著認識論的、形而上學的、和倫(lun) 理學的維度：我們(men) 不知道什麽(me) ？我們(men) 能夠確定什麽(me) ？有沒有我們(men) 從(cong) 來不知道的根本真理？我們(men) 存在的本質是什麽(me) ？有關(guan) 詞語和世界的關(guan) 係的本質是認識論的和形而上學癡迷的核心議題---西方哲學的典型特征---它表達了一種深刻的不安和擔憂---其維度是人類思想能夠理解的嗎？我們(men) 的心靈被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裏，切斷了與(yu) 眾(zhong) 所周知的物自體(ti) /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康德的概念---譯注）的聯係嗎？撒落在哲學史上的眾(zhong) 多理論立場---經驗主義(yi) 、唯心主義(yi) 、理性主義(yi) ---都是對這種認識論焦慮做出的回應。倫(lun) 理探索同樣暴露出對我們(men) 行為(wei) 、話語和思想的深度道德焦慮：我在做正確之事嗎？對待他人的正確之道是什麽(me) ？適當的生活方式是什麽(me) ？我的正確行為(wei) 能夠得到適當的報償(chang) 嗎？

思想探索能夠是純粹理性的、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嗎？它能失去任何個(ge) 人利益或者心理學曆史嗎？

正如心理學家的原型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喜歡做的那樣，我們(men) 必須提問：什麽(me) 情感和情緒波動支持了這些形而上學探索、認識論探索和倫(lun) 理學探索？正如尼采所知，從(cong) 心理學角度看，答案是非常說明問題的，哲學上沒有給出深度回答的問題往往攜帶著巨大的焦慮，即答案不正確的可能性。它們(men) 的正確性，我們(men) 犯錯誤的可能性給我們(men) 的心裏帶來深深的焦慮。我們(men) 必須萬(wan) 無一失。

焦慮引發的探索顯然在宗教思想上也有證據---正如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的《思想錄》（Pensées (1670)）和奧古斯丁的《懺悔錄》（Confessions）展示了信仰和不確定性的惱人關(guan) 係那樣。焦慮探索也被發現存在於(yu) 存在恐懼的想法中，這是被一種意識激活的，那是認識到傳(chuan) 統的、充滿希望的知識形式已經被更新的問題和優(you) 先選擇取而代之，同時還有啟蒙時代推崇理性的措施，正如勒內(nei) ·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做的那樣。

比如，請考慮他在《沉思錄》（1641）中的心態：

我認識到從(cong) 來沒有任何可靠的方式來區分蘇醒和睡眠。這個(ge) 發現讓我感到暈眩。。。我就像一個(ge) 人突然被丟(diu) 進一個(ge) 圍繞著他轉的深度漩渦。

《沉思錄》在其懺悔本質上有太明顯的心理學因素，坦率公開承認擔憂驅使笛卡爾前進，迫切尋求一個(ge) 地方作為(wei) 理性在人性筵席上的位置，這個(ge) 掛名職位可以讓人擺脫教會(hui) “可怕的”騷擾。要做到這一點，理性必須提供一種超越人類脆弱性和認知缺陷的確定性，在笛卡爾看來，這揭示出可辯護的信仰的不確定性產(chan) 生的焦慮：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men) 行動和發揮功能---從(cong) 道德上和政治上說---一直是係統性地上當受騙了？這種追求確定性的動機和不願意容忍認識論評價(jia) 上的錯誤都表達了一種巨大且可怕的擔憂---“真理驅動力”，這被尼采準確描述為(wei) 人類的癡迷。我們(men) 必須肯定；我們(men) 不能容忍這樣一種哲學，它留下了我們(men) 犯錯的可能性。也請考慮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中描述的自我呈現，它同樣感到焦慮，隻不過更加真誠，更少情緒性反應而已。他認為(wei) 自己提供的激進緊縮的教義(yi) 帶來的令人擔憂的、打破穩定性的後果是對傳(chuan) 統認識論和形而上學的挑戰。

美國實用主義(yi) 者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其經典論文“信念的確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 (1877)中呼應說，認識論懷疑是“惱火生氣”，是心神不安的產(chan) 物。由此造成的驅動力推動探索，向信念狀態移動，擁有行動法則，敦促我們(men) 向前向上進入思想的更高境界，甚至有可能去尋找可能包含了我們(men) 生活經驗的宏大整體(ti) 工程。如果焦慮以及相關(guan) 的懷疑並沒有包含深切的情緒性因素，它將不會(hui) 有如此豐(feng) 富的探索結果。這些考慮應該迫使我們(men) 果斷堅定地重新劃定思想和情感之間嚴(yan) 格的邊界：思想探索能夠是純粹理性的、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嗎？它能失去任何個(ge) 人利益或者心理學曆史嗎？

人類之所以是哲學探索的動物，恰恰是因為(wei) 我們(men) 是充滿焦慮的動物。

更遠一些，宗教人士發現他們(men) 自己接受上帝的意誌或者試圖決(jue) 定其展現：有關(guan) 救贖、罪惡、寬恕、拯救等的折磨人的、持續不斷的擔憂就是其保留地。虔誠的信徒得到保證或得到拯救和解脫，但是也麵臨(lin) 威脅---取決(jue) 於(yu) 宗教傳(chuan) 統---永恒天譴/罰入地獄：萬(wan) 一他們(men) 對救贖的可能性的評估不正確，會(hui) 怎樣呢？在有關(guan) 人生和獎勵、拯救和知識之間關(guan) 係的深刻神學猜測中顯示出宗教人士對於(yu) 其信仰是否真誠到足以找到深刻表達的焦慮。比如，加爾文教派產(chan) 生了一種獨特的和難以緩解的恐懼：我是被上帝揀選的人，還是被標記為(wei) 永遠遭到詛咒的人呢？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描述了他對救贖的絕望，這是由於(yu) 缺乏對做出判斷的上帝的信任，相信他的恩典被致命的內(nei) 疚和非人的高標準阻塞了。

亞(ya) 裏士多德認為(wei) ，理性是人類的區別性特征，超越了植物和動物層次。而隱含在我們(men) 大肆推崇的理性中的是焦慮。我們(men) 是有時間觀念的動物，被放置在這個(ge) 易消失的、短暫的、動蕩不定的間隔中，一邊是過去----懊悔和錯誤的領域，一邊是未來---預測和不確定性的領域。我們(men) 充滿焦慮地調整我們(men) 的現在，作為(wei) 對記憶和預測的回應。甚至我們(men) 對理性的最切實可行的定義(yi) 也將焦慮鑲嵌其中：我們(men) 能發現將手段和目標吻合起來的正確做法嗎？

我們(men) 被拋進一個(ge) 等待由人類思想和行為(wei) 來進行建設和完成的世界，留下來由我們(men) 進行修補，出生的創傷(shang) ---從(cong) 黑暗之地來到光明之所，被留下要弄清楚它究竟是什麽(me) 。我們(men) 的終極焦慮---我們(men) 能青史留名嗎？我們(men) 感到焦慮，我們(men) 尋找解脫，通過探索，通過提出問題，雖然不知道答案，由此帶來更大或更小的焦慮。在我們(men) 意識到我們(men) 的終極關(guan) 懷維度時，我們(men) 發現焦慮是無法減緩的，因為(wei) 我們(men) 越來越多的知識慷慨贈予----科學的、技術的或者概念性的---僅(jin) 僅(jin) 帶給我們(men) 更大不確定性的負擔。正如尼采在《悲劇的誕生》（1872）中所說，“因為(wei) 科學的圈子變得越來越大，它在更多地方觸及到悖論。”由此造成的困惑和焦慮成為(wei) 我們(men) 沒有辦法停下來的探索的必然伴生物。

索倫(lun) ·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暗示，最根本的人類情感，超越和淩駕於(yu) 我們(men) 感官產(chan) 生的現象意識的是焦慮。在我們(men) 開始提出這種感覺是什麽(me) ？它會(hui) 起來做出什麽(me) 樣的回應？的問題而討論那一刻起，我們(men) 就是在進行哲學探索了。要治愈焦慮，或許要移去所有人類獨特的地方---有時候針對斯多葛主義(yi) 和佛教的指控。我們(men) 不應該期待或者要求整體(ti) 性解脫，因為(wei) 擔心閹割我們(men) 情感的探索性自我。人類是哲學探索的動物，恰恰是因為(wei) 我們(men) 是充滿焦慮的動物：不是滿足於(yu) 現在的動物，而且是對過去感到後悔，對將來充滿恐懼的動物。我們(men) 進行哲學探索是想理解我們(men) 的過去，想讓我們(men) 的未來更容易理解。未知產(chan) 生一種獨特的坐立不安；探索及其產(chan) 生的物質和心理工具為(wei) 人們(men) 提供了一種解脫。在焦慮支持探索之處，我們(men) 宣稱探索的成功移走了焦慮，愉快地預測到了結果。當我們(men) 不再焦慮，而是相當魘膩和幸福的時候，探索也就走到了盡頭。理解和啟蒙已經實現，再沒有可提問、可回答和可理解的了。哲學是我們(men) 希望能夠到達此處的道路。焦慮則是我們(men) 的始終不渝的、不愉快的、但也不可缺少的夥(huo) 伴。

我非常感謝約翰·坦博尼諾（John Tambornino）、布拉德利·阿莫爾·伽布（Bradley Armour-Garb）和賈斯汀·斯坦伯格（Justin Steinberg）對本文初稿提出的有益評論。

譯自：Anxiety isn’t a pathology. It drives us to push back the unknown by Samir Chopra

Anxiety isn’t a pathology. It drives us to push back the unknown | Psyche Ideas

作者簡介：

薩米爾·喬(qiao) 普拉（Samir Chopra）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哲學教授，和勞倫(lun) 斯·懷特（Laurence White）合著有《自動人工行動者的法學理論》（2011）。他住在布魯克林區。譯者注意到他前幾天剛出版了新著《焦慮：哲學指南》（耶魯大學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