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與(yu) 清初學風

作者：關(guan) 珺天（南開大學曆史學院2020級本科生）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二月初四日丙子

          耶穌2024年3月13日

汪琬（1624-1690），字苕文，號鈍翁，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累官戶部郎中，康熙十八年（1679）舉(ju) 博學鴻儒，授編修，與(yu) 修《明史》，有《堯峰文鈔》《鈍翁前後類稿》《鈍翁續稿》等集存於(yu) 世。汪琬與(yu) 侯方域、魏禧並稱“清初古文三大家”，其詩與(yu) 王士禛並稱“汪王”，又名入“海內(nei) 八家”，在清代思想文化史的典範敘事中，他長期被視作一個(ge) 古文家、詩人，卻是學術史上的邊緣人與(yu) 失語者。

汪琬早年以舉(ju) 業(ye) 為(wei) 的，參加過四次鄉(xiang) 試，並終在32歲時登榜二甲進士。此時的他雖以文成名，但對“文”背後的“學”體(ti) 認尚淺，“雖嚐習(xi) 程、朱之說，然僅(jin) 以備科舉(ju) 之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鈍翁前後類稿》卷四十八）。順治十五年，汪琬入京補戶部福建司主事。在初至京師與(yu) 周容的書(shu) 信中，汪琬談到，自中第以來，他便一直在思考“古學者之道”為(wei) 何的問題，並將學習(xi) 詞章的方法由時文寫(xie) 作轉移到對韓、歐諸集的研讀上來。汪琬既開始潛心於(yu) 韓、歐之集，就自然會(hui) 進入古文家“文-道”之辨的語境。韓愈講“愈之所誌於(yu) 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歐陽修講“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皆是追求文以載道、文道相合的先驅。汪琬批判明季士人“束書(shu) 不觀”，隻習(xi) 時文、耳食剽竊，導致了“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理民彝或幾乎息也”（《鈍翁前後類稿》卷二十六）。故而當今想要振興(xing) 世道風俗，就不能再專(zhuan) 於(yu) 科舉(ju) 時文。

汪琬認為(wei) ，好的文章必須是“載道之文”，得於(yu) 道深，則文章不求工而自工。同時，文章也是“道”的載體(ti) ，如果不寫(xie) “載道之文”，其後果不僅(jin) 僅(jin) 關(guan) 乎文事，就連天地之道都將無法托傳(chuan) ，人倫(lun) 教化也會(hui) 麵臨(lin) 泯滅。反過來說，文章如果“角逐辭章”、追求“新奇可喜”，則不僅(jin) “昧於(yu) 辭義(yi) ”，更“叛於(yu) 經旨”，有“亂(luan) 道”之害，形同前人所謂的“文中之妖”與(yu) “文中之賊”。在他看來，“後世辭賦章句”與(yu) “孔子之所謂文”的本質性差別正在於(yu) 此。（《鈍翁續稿》卷十五）

那麽(me) ，如何寫(xie) 出“載道之文”？

汪琬輕視明人學術，但獨重歸有光。在為(wei) 《明史》所作《歸有光傳(chuan) 》中，他總結出“有光之學，原本六經”，顯然已經接受了為(wei) 文要“知古人之學”，尤其要本諸“六經”的取向。他認為(wei) ，“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yu) 六經，又不足謂之文”，“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shu) 》《禮》《樂(le) 》諸經，人之文也”，強調文章必須根柢六經。（《鈍翁續稿》卷三十、《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三）

從(cong) 他自述為(wei) 學進路中也可看出，研習(xi) “六經”對其寫(xie) 文章產(chan) 生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夫琬之於(yu) 道，固有誌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shu) 。及壯而始習(xi) 六經，又好諸家注疏之書(shu) ，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於(yu) 其中。於(yu) 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之必晰，義(yi) 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zhuan) 也。至於(yu) 既久，則稍舉(ju) 而筆之於(yu) 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鈍翁前後類稿》卷十八）

汪琬接觸六經，雖然本意是服務於(yu) 作出“載道之文”，防止文章陷入“剽竊牽綴、浮遊不根”“若風中之蓬，水上之梗，靡靡然一無足恃”之窠臼（《鈍翁續稿》卷十五），但日複一日的研習(xi) 必然加深其對經學的理解。康熙十二年前後，他的學術興(xing) 趣開始向經學偏移。汪琬於(yu) 裏居之時，保持著“穿穴經傳(chuan) ”“聊用自娛”“琴書(shu) 都廢閣，惟課淨名經”的生活狀態，著書(shu) 務疏經義(yi) ，旁及先儒諸說，參稽異同，以求至當。（《鈍翁前後類稿》卷九、四十六）他撰寫(xie) 《古今五服考異》八卷、《詩問十四則》，於(yu) 《詩》《易》《儀(yi) 禮》《尚書(shu) 》《春秋》等方麵多有所得。這段時間，他心中所念是“經術慚迂闊，文章悔琢磨”“樸學愁難繼，雄談幸不違”，已顯露出在“經術”與(yu) “文章”之間的糾結，並更偏向於(yu) “樸學”。（《鈍翁前後類稿》卷九、《鈍翁續稿》卷二）

晚年時他對經學的看重則更加明確：“文章自可讓餘(yu) 子，學術要須趨大醇。燈火青熒人跡絕，夜窗獨與(yu) 聖賢親(qin) 。”“老夫耄矣拋殘祿，惟抱遺經守空穀。區區樸學待君傳(chuan) ，還鄉(xiang) 勿厭專(zhuan) 耕讀。”（《堯峰文鈔別錄》卷一）可見汪琬晚年已誌在學術，不在文章。“予故喜為(wei) 古文詞者，晩歲乃大悔之”“予固晚而有誌經學，顧年及昏耄，見聞遺忘，輒撫卷歎息”等自白更是其學術轉向的明證。（《堯峰文鈔別錄》卷二）

僅(jin) 僅(jin) 圍繞汪琬的交遊唱和圈，便可發現清初不少人都與(yu) 他類似，有著從(cong) 文人轉向儒者，由好詩文轉向潛心經學的經曆。如王士禛之弟王士祿，“自少以文章名，尤工於(yu) 詩。晚歲益潛心六經”（《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五）；董文驥早年為(wei) 禦史時曾與(yu) 汪琬“以詩歌古文詞相磨礪”，晚年轉而“潛心《三禮》之學”，“集中所載《經說》，猶班班可考”（《堯峰文鈔別錄》卷二）。由此可見，清初一批文人可能正是在由追求“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的轉變中，開始接觸經典，最終走向經學。此種“以詞章入經學”的學術路徑在清初學風轉變、學術轉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似不容忽視。

對於(yu) 汪琬的經學研究，觀其同時代人陸隴其的評價(jia) ：“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三魚堂日記》卷上），尚比較認可其在《禮》學上的成就；四庫館臣論《堯峰文鈔》時也認為(wei) “（汪琬）與(yu) 若璩論《禮》相詬……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與(yu) 他人角，而所與(yu) 角者，惟顧炎武及琬，則琬之文章學問可略見矣”。亦將汪琬的學問與(yu) 閻若璩、顧炎武相提並論。汪琬還曾親(qin) 炙惠周惕，有學者指出其經學當為(wei) 漢學吳派之近源。但或許是因為(wei) 汪琬漢宋兼采、不立門戶，在乾嘉學者眼中這種學術駁雜不純，故從(cong) 惠棟開始就避而不談汪琬對惠周惕的影響。在傳(chuan) 統思想史敘事中，乾嘉漢學的學統建構往往根據“後果”去追溯“前因”，不斷做加法，把閻若璩、胡渭等人牢牢立於(yu) 樸學先驅之位的同時，也對一些思想者做了“減法”，造成後世對他們(men) 的遺忘和誤讀。這種線性敘事顯然會(hui) 使思想史陷入過度精英化、經典化之窠臼，遮蔽了清初學術轉向的複雜性與(yu) 多元性，我們(men) 應力求重建這批清初被“減去”的思想家之曆史。不可否認，汪琬的古文成就較高，相比之下他的經學研究或許並不深刻，但是正如葛兆光強調，“一般的思想家”亦有其意義(yi) （《中國思想史》），今天我們(men) 應該在清代思想史、學術史的譜係中重新找出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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