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子思道統地位的確立

作者：郭畑（重慶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1期

摘  要：唐代將孔廟附祭人選擴大到孔子門人之外，打開了子思進入孔廟的製度性窗口。北宋中後期，子思憑籍孔聖後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從(cong) 祀。由於(yu) 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連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動力，子思在明道和傳(chuan) 道上的貢獻日益凸顯，其在儒家道統係譜中的位置逐漸穩固下來，並最終形成了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這一以傳(chuan) 道為(wei) 主要線索的道統係譜。南宋後期，這一道統係譜得到了官方的製度化肯定，子思因此而封公和配享，其父伯魚也得以進入孔廟祀典，而子思後來更逐漸擁有了自己的祠廟。

關(guan) 鍵詞：子思 道統 孔廟 四配 宋代

孔伋，字子思，乃孔子之孫，孔鯉（字伯魚）之子。學界關(guan) 於(yu) 子思《中庸》以及思孟學派的討論甚多，但關(guan) 於(yu) 子思在宋代道統地位的確立過程卻關(guan) 注很少。子思道統地位的確立，是唐宋儒學轉型的重要結果之一，這既與(yu) 《中庸》獨立經典地位的形成密切相關(guan) ，也標誌著宋代儒家道統係譜由建構走向重構，是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這一孔廟“四配”道統係譜形成過程中的關(guan) 鍵一環。為(wei) 增進學界對於(yu) 宋代子思道統地位確立過程及其原因的認識，本文將考述子思封爵和進入孔廟享祀的曆程，並就子思道統地位的確立與(yu) 四配道統係譜的形成過程進行探討。

一、子思封爵和從(cong) 祀

子思雖然是孔子之孫，但因為(wei) 釋奠之禮主要是為(wei) 了祭祀“先聖先師”（《禮記·文王世子》），與(yu) 是否聖裔並無直接關(guan) 係，所以漢代以來在孔廟中附祭的都僅(jin) 限於(yu) 孔子門人，直到唐代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孔廟附祭係統改革，方才將配享從(cong) 祀者的範圍擴大到了漢晉時期的傳(chuan) 經之儒。子思雖然沒有在唐代進入孔廟，但是唐代孔廟附祭係統的擴大化改革，還是為(wei) 後來子思、孟子等等賢儒進入孔廟打開了製度上的可能性窗口。

進入宋代，首先借助孔廟附祭係統擴大化趨勢而進入孔廟享祀的並不是子思，而是孟子和荀子、揚雄、韓愈。熙寧七年（1074）十二月庚寅，“判國子監常秩等乞立孟軻、揚雄像於(yu) 孔子廟庭，仍加爵號。又乞追尊孔子以帝號。詔兩(liang) 製與(yu) 國子監、禮院官同詳定。”但“翰林學士楊繪以為(wei) 加帝號非是”，“後不果行”。[1]元豐(feng) 六年（1083）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shu) 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屬兗(yan) 州，未加爵命”，特“詔封孟軻為(wei) 鄒國公”。[2]元豐(feng) 七年五月壬戌，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yu) 兗(yan) 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cong) 祀於(yu) 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況，蘭(lan) 陵；雄，成都；愈，昌黎。”[3]孟子由是得以進入孔廟配享，而荀子、揚雄和韓愈也得以從(cong) 祀。

孟子等人的封爵和享祀，在製度上開啟了子思的升格之路。伯魚、子思，“初無祠堂。元豐(feng) 五年，四十七代孫若升監修祖廟，因輟己俸創建。”[4]元祐四年（1089），衍聖公孔若蒙就奏請為(wei) 伯魚、子思追爵，這應該是受到了孟子因有廟而贈爵這一眼前之先例的啟發。元祐五年四月，時為(wei) 右諫議大夫的朱光庭向朝廷請定子思封爵。朱光庭述及此事緣起雲(yun) ：“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承受都省送下宣義(yi) 郎孔若蒙狀，乞追封孔伋爵號。”即最初是由孔若蒙奏請的，孔若蒙“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5]。朱光庭奏狀說：“臣切詳孔若蒙陳乞孔子之子鯉、孫伋封爵事。伏緣古者封爵之及，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如鯉，雖孔子之子，然始聞《詩》、聞《禮》，徳未著見而早世。伋，字子思，嚐學於(yu) 曾子，得聖道之傳(chuan) ，著為(wei) 《中庸》一書(shu) ，垂之萬(wan) 世。……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chuan) ，固非荀、揚、韓之可企。荀、揚、韓尚蒙聖朝茅土之封，而獨未及子思，誠闕典也。伏乞朝廷特下禮官定子思之封爵，以顯朝廷尊隆聖道之意。”該狀的貼黃重申了這一意見。[6]孔若蒙本是為(wei) 伯魚、子思同時陳請封爵的，但朱光庭從(cong) 德行、著述和傳(chuan) 道等方麵考慮，僅(jin) 支持為(wei) 子思封爵，其根本理由在於(yu) 子思作《中庸》並傳(chuan) 道於(yu) 孟子，而其直接理由，正是前幾年剛剛獲得封爵的孟子、荀子、揚雄、韓愈。

雖然孔若蒙和朱光庭此次的奏請沒有結果，但還是開啟了子思封爵和享祀的肇端。十一年後的崇寧元年（1102）二月庚戌，朝廷終於(yu) “追封孔鯉為(wei) 泗水侯，孔伋為(wei) 沂水侯”。[7]這樣的結果，顯然是源自於(yu) 此先孔若蒙的奏請，並且朝廷最終沒有采納朱光庭僅(jin) 封子思的意見，而是一並追封伯魚和子思侯爵。此次禮議的直接策動者是畢仲遊，《宋史·畢仲遊傳(chuan) 》載：“徽宗時……入為(wei) 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yu) 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wei) 不稱。詔皆追侯之。”[8]從(cong) 這段記載來看，畢仲遊完全沒有從(cong) 朱光庭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來考慮這個(ge) 問題，而是純粹從(cong) 孔門弟子及以下都得封爵，而伯魚、子思作為(wei) 孔子之子、孫，反而無尺寸之封的角度來進行論證。畢仲遊從(cong) 血緣因素著眼而凸顯製度上的缺陷，比論證伯魚、子思在道統上的貢獻要直接和容易得多，也最終被朝廷所接受。朱光庭沒有述及孔若蒙奏請的理由，但從(cong) 朱光庭和畢仲遊的製度理由以及元豐(feng) 七年和元祐四年如此短暫的時間間隔來看，大概其理由也應該是從(cong) 製度上著眼的。不過，朝廷贈爵的勅語，還是肯定了伯魚、子思在儒道上的貢獻。[9]

獲封沂水侯，為(wei) 子思進入孔廟附祭奠定了基礎，幾年後的大觀二年（1108），朝廷便“從(cong) 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cong) 祀於(yu) 左丘明二十四賢之間”。[10]此先孟子元豐(feng) 七年進入孔廟配享，其前奏正是元豐(feng) 六年獲封鄒國公，子思的經曆與(yu) 之頗為(wei) 相似。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追贈孔子為(wei) 文宣王，並贈顏回兗(yan) 國公、十哲侯爵、其餘(yu) 弟子伯爵。[11]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追封十哲為(wei) （郡）公，七十二弟子為(wei) 侯，先儒為(wei) 伯或贈官”。[12]至此，孔廟祭祀係統便形成了孔子王爵、配享的顏子國公、十哲郡公、先賢侯爵、先儒伯爵或贈官的爵位等級製度，此後直到明世宗嘉靖（1522-1566）大禮議後方才革除。孟子既已先封鄒國公，那麽(me) 其進入孔廟後就必然隻能和顏子並列於(yu) 配享這一等級，而同時進入孔廟從(cong) 祀的荀子、揚雄和韓愈，因為(wei) 先無封爵，所以還另須贈以伯爵，以便匹配先儒的爵位等級。王安石的情況與(yu) 孟子極為(wei) 相似，他生前即已封舒國公，後改荊國公，因此，新黨(dang) 於(yu) 崇寧三年推動王安石進入孔廟時，朝廷便詔“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13]然而，政和三年（1113）正月二十日，宋徽宗以禦筆手詔的形式詔令：“安石可封王爵，（王）雱可配享文宣王廟廷。”隨即追封王安石為(wei) 舒王。[14]王安石晉封王爵打亂(luan) 了孔廟祭祀係統的爵位等級製度，從(cong) 而引起士人的諸多非議。[15]宋徽宗的本意是讓王雱也一並配享，但因為(wei) 王雱僅(jin) 得封為(wei) 臨(lin) 川伯，所以最終也隻能從(cong) 祀。[16]後來南宋詔理學家從(cong) 祀，也都大體(ti) 遵循了這一等級製度而追封伯爵，隻有朱熹是先封國公而後才從(cong) 祀的。綜合來看，子思既已於(yu) 崇寧元年獲封沂水侯，而隔年王安石便得配享孔子，那麽(me) 作為(wei) 孔子之孫、孟子之師的子思進入孔廟就幾乎是在所必然的，但是因為(wei) 限於(yu) 其沂水侯之爵，所以子思大觀二年僅(jin) 僅(jin) 得以從(cong) 祀。後來南宋度宗鹹淳三年（1267）升格子思配享時，也須一並晉封其為(wei) 沂國公。[17]

然而，子思進入孔廟從(cong) 祀之後，卻又出現了新的禮製上的問題，即子思作為(wei) 孟子之師，地位禮遇卻還不如孟子，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邵博就指出說：“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豐(feng) 末年，詔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巍然冠冕，坐於(yu) 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於(yu) 長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違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18]洪邁也說：“孟子配食與(yu) 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於(yu) 禮於(yu) 義(yi) 實為(wei) 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19]李桂高也雲(yun) ：“今顏子尊居配位，而儕(chai) 曾子於(yu) 十哲。子思，師也；孟子，弟子也。乃升孟子而降子思，則非先師之義(yi) 也。”[20]在宋度宗鹹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後，陳世崇便大力稱頌道：“夫子之徒三千，一貫之道，獨語曾子，而曾子一唯，幾到列聖處。《大學》十章，為(wei) 後世帝王治天下之律令，格例絜矩，即忠恕也。《中庸》一書(shu) ，彌綸天地，參讚化育；孔子之道益著，而曾、思位在弟子下。度皇即位，首升侑食，舉(ju) 數千載未行之典，為(wei) 億(yi) 萬(wan) 世將來之法，度皇之聖至矣。”[21]由此，即便僅(jin) 僅(jin) 從(cong) 禮製上著眼，子思在孔廟祭祀係統中的升格，也將是一個(ge) 必然的結果。

二、子思祀典的升格

子思最終得以配享，朱熹對孔廟配享製度的理解和祭祀實踐有著關(guan) 鍵性的影響，後來熊禾就說南宋朝廷“取其法行之太學”[22]。但是，朱熹其實並不太看重上述邵博等人指出的禮製問題。朱熹認為(wei) ：“配享隻當論傳(chuan) 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23]他說自己“嚐欲於(yu) 雲(yun) 穀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隻是“後不曾及”。[24]後來在滄州精舍，朱熹終於(yu) 實踐了他的想法：“宣聖像居中，兗(yan) 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 [25]此後，在孔廟中升格子思便不時為(wei) 士人所議及，李心傳(chuan) 就說：“論道統之傳(chuan) ，則當升曾子、子思於(yu) 堂上，而姑列四先生（周、張、二程）及朱先生於(yu) 從(cong) 祀。”[26]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子思升格終於(yu) 正式進入到了朝廷討論的環節。王應麟《玉海》雲(yun) ：“端平二年正月二十日，禮部尚書(shu) 李埴請以子思升祀堂上，列在十哲之間。”[27]《宋史·理宗紀》亦載：“甲寅，詔議……升孔伋十哲。”[28]《宋史全文》所載稍詳，雲(yun) ：“禮部尚書(shu) 兼侍講李埴奏：‘胡瑗、孫明複、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卓然為(wei) 學者所宗，宜在從(cong) 祀之列。乞令經筵、秘書(shu) 省、國子監參酌熟議。’又奏：‘乞將子思並與(yu) 升祀，列在十哲之間。’從(cong) 之。”[29]其後，陳鎬《闕裏誌》、孔繼汾《闕裏文獻考》、龐鍾璐《文廟祀典考》便全都認為(wei) 子思於(yu) 端平二年升入了十哲。[30] 但是，《宋史全文》所說的“從(cong) 之”，是很需要斟酌的。《徐文清公（僑(qiao) ）家傳(chuan) 》記載了此次禮議的一些前奏，茲(zi) 抄錄如下：

上因論孟子傳(chuan) 授，公奏：“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實接聖道正傳(chuan) 之統。曾子述《大學》以傳(chuan) 之子思，子思又述所得於(yu) 曾子傳(chuan) 授心法，輯為(wei) 《中庸》以授孟子。其言‘中者，天下之大本’、‘誠者，天之道’，實發明理義(yi) 之大原，其功為(wei) 最大。子思頃乃從(cong) 祀，而不得與(yu) 十哲於(yu) 堂上，古今闕典也。夫十哲者，夫子因念從(cong) 於(yu) 陳蔡者凡十人，偶不在門耳，豈謂弟子之賢哲止此十人而已哉？”上稱善曰：“前此所未聞。”又曰：“升子思而不及伯魚，恐未安。”公奏：“此道統所係，非可以父子之私論。”上命公與(yu) 李埴議之。公退，以上旨語李公，李公以子思陪祀已定，請且以我朝諸儒先從(cong) 享。[31]

以此來看，最初建議升子思於(yu) 十哲的是徐僑(qiao) 而不是李埴，並且李埴的意見是先爭(zheng) 取本朝諸儒從(cong) 祀，不過，據《宋史全文》，他最終還是進行了奏請。《宋史全文》雲(yun) “從(cong) 之”，但是，如果子思真的通過此次禮議而升入十哲，那麽(me) 就應該按照十哲郡公的爵位一並進行追贈，後來鹹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後，便在升顓孫師於(yu) 十哲的同時追封其為(wei) 陳公，[32]但是，我們(men) 看不到任何資料顯示子思獲贈過郡公。並且，十哲的人數是固定的，直到清代才突破了十人的限製，增入了朱熹和有子以為(wei) 十二哲，而此時的孔廟裏，顏子配享後留下的十哲空缺早已為(wei) 曾子所替補。由此來看，端平二年的這次禮議應該是沒有結果的，子思也並未由此升入十哲，所以《宋史·理宗紀》和《玉海》都僅(jin) 僅(jin) 簡述了過程而已，而《宋史·文宣王廟誌》甚至根本就沒有說及此事。《宋史全文》所雲(yun) 的“從(cong) 之”，應是指從(cong) 李埴“乞令經筵、秘書(shu) 省、國子監參酌熟議”之請，並不是從(cong) 其增選之議。

因此，子思在孔廟中的升格，還是要等到宋度宗鹹淳三年。在宋度宗親(qin) 臨(lin) 國學之前，鹹淳三年正月，他詔“令禮官、學官議其可如曾子升侑，並議可升十哲者以聞”，[33]次月便“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34]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詔“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朝在孔廟祭祀製度上開始繼承南宋之製，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又加封顏子兗(yan) 國複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ya) 聖公。[35]顏、曾、思、孟的四配格局此後曆代相沿，未再更改。明世宗嘉靖大禮議後，去除了孔廟祭祀係統的贈爵，子思改稱“述聖子思子”。[36]

此外，到了元代，子思還像顏子、孟子一樣有了自己的祠廟。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鄒縣尹司居敬於(yu) 孟子故居旁的子思講堂和“暴書(shu) 台”遺址修建“中庸精舍”，其中“建屋像子思、孟子”，而“子思子南麵，孟子西向侍”，並於(yu) “春秋朔望祀之”。[37]由此可見，中庸精舍與(yu) 一般的書(shu) 院不同，其祭祀並非是依照孔廟禮製，而是一開始就以子思、孟子師徒為(wei) 祭祀對象，並且是以子思為(wei) 主要祭祀對象的。大德六年（1302），鄒縣尹宋彰擴建了精舍，並將其升格為(wei) “中庸書(shu) 院”。[38]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朝廷改為(wei) 子思書(shu) 院，設山長以司誨導”，[39]其“置山長一員，職視大庠校官”。[40]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鄒縣尹鄧彥禮進一步擴建了子思書(shu) 院，“為(wei) 廟三間，簷四阿……中位沂國公，以正南麵師席；左侍鄒國亞(ya) 聖公……以正堂為(wei) 講所，翼東(dong) 西廂為(wei) 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liang) 齋館校官，大集弟子釋奠肄業(ye) 其中。”[41]由此，子思有了專(zhuan) 門的祠廟作為(wei) 祭祀場所。

明清時期，又形成了設置專(zhuan) 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祀子思的製度。明代宗景泰（1450-1467）時期，開始仿效闕裏衍聖公之製，設置世襲的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便由幾個(ge) 儒學世家的後裔專(zhuan) 奉其祖先之祀。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這一政策也惠及子思廟祀，《闕裏文獻考·世爵職官》雲(yun) ：“翰林院五經博士十五員，正八品。孔氏北宗一員，奉中庸書(shu) 院祀。南宗一員，奉衢州孔子廟祀。”又雲(yun) ：“考博士之設，仿於(yu) 前明。景帝景泰三年，命禮部召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師，官之。明年，以顏希惠、孟希文為(wei) 五經博士。此博士之所由始也。武宗正德元年，用衢州知府沈傑言，授孔彥繩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事。於(yu) 是南宗始有博士矣。二年，五十八代孫、三氏學學錄公璜奏言：‘鄒縣城南巽隅，古有子思書(shu) 院，實子思子講道之所，孟母“徙舍學官之旁”之遺址也。前代設山長，類多孔氏子孫為(wei) 之。元季始廢，每遇歲時朔望，薦享無聞。乞依顏、孟、程、朱恩典，擇孔氏次嫡之賢者，授以世職。’帝允其請，而述聖又有博士矣。”[42]關(guan) 於(yu) 此職的設置緣起，文獻中有不同的記載，《闕裏誌》雲(yun) ：“述聖子思子書(shu) 院在兗(yan) 州府鄒縣南門外，舊名中庸精舍，相傳(chuan) 即孟子受業(ye) 處也。國朝弘治十六年題。準世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書(shu) 院祀事。每歲春秋二祭，博士赴鄒縣主祭。從(cong) 衍聖公聞韶之所請也。”[43]《明武宗實錄》也載其事頗詳，雲(yun) ：“（正德二年十一月）丙辰，授三氏學生員孔聞禮為(wei) 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廟祀事。時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奏，以子思廟在鄒縣南，去魯五十餘(yu) 裏，主祀缺人，請擇族中之賢者，授以博士世職，俾主其祀。且以母弟聞禮名上。上曰：‘顏、孟二子，皆有世官奉祀，而子思廟在鄒者獨無，此闕典也。聞禮可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主其祀。’”[44]綜合來看，此事最初應是由三氏學學錄孔公璜提議的，其後由衍聖公孔聞韶上奏朝廷，並提名推薦了其弟孔聞禮，最後明武宗欣然應允。清代繼承和發展了明代的翰林院五經博士製度，[45]並且，為(wei) 了省卻北宗孔氏翰林院五經博士需要反複奔赴鄒縣主祭的不便，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甲申，朝廷幹脆“建子思子廟於(yu) 闕裏”，[46]規格上則“仿顏、曾、孟三廟製”。[47]

在宋代子思封爵、享祀的升格過程中，其父伯魚也得以封爵並進入孔廟祀典。前文談到，元祐四年孔若蒙請定伯魚、子思封爵，元祐五年朱光庭僅(jin) 請定子思封爵，未果。宋徽宗崇寧元年，從(cong) 畢仲遊請，“追封孔鯉為(wei) 泗水侯，孔伋為(wei) 沂水侯”。其後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cong) 祀，但伯魚並未一並進入孔廟。朱熹認為(wei) “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是“錯”的[48]，而據其《潭州牒州學備準指揮》，他曾向朝廷申請說：“《政和新儀(yi) 》《淳熙儀(yi) 式》，以《會(hui) 要》所載從(cong) 祀指揮考之，皆脫泗水侯孔鯉一位。”希望補上伯魚，而其後太常寺的回應雲(yun) ：“檢照《會(hui) 要》：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孔鯉為(wei) 泗水侯，孔伋為(wei) 沂水侯。今來《政和五禮新儀(yi) 》《淳熙儀(yi) 式》唯載沂水侯孔伋，卻無泗水侯孔鯉，其孔鯉位次合在孔伋之上。”[49]可見其時朱熹和太常寺都誤讀了《會(hui) 要》，他們(men) 都誤以為(wei) 崇寧元年伯魚和子思封爵後便一並從(cong) 祀了，並沒有注意到大觀二年實際上隻允許以子思從(cong) 祀。朱熹知曉後，便作《乞以泗水侯從(cong) 祀先聖狀》，[50]試圖為(wei) 伯魚請祀。但是，這封奏狀後來是否上達朝廷卻不得而知，他曾對門人說：“在南康時，嚐要入文字從(cong) 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hui) 事，但封與(yu) 劉淳叟，以其為(wei) 學官，可以言之。”[51]而今天已經無法知曉劉堯夫是如何處理這封奏狀的了。《宋會(hui) 要輯稿·禮一六·釋奠》載：“紹熙三年八月十七日，詔太常寺將州縣釋奠文宣王神位次序儀(yi) 式改正，仍備坐今來申明指揮，行下臨(lin) 安府鏤板，同《紹興(xing) 製造禮器圖》印行頒降。”其後的“先是臣僚言”，便是截取朱熹增補孔鯉從(cong) 祀等等的申請，最後又雲(yun) ：“既而禮院奏從(cong) 所請，故有是詔。”[52]是則朱熹所奏在經過太常寺審核後，其中的某些申請應該是得到了朝廷允許的，但其中卻並不包括伯魚從(cong) 祀一事，王應麟《玉海》也說：“紹熙元年十月，知漳州朱熹條上釋奠禮儀(yi) 數事，太常條奏，後不果行。”[53]

鹹淳三年，在升侑曾子、子思後，又詔：“泗水侯孔鯉，以先聖為(wei) 之父，以子思為(wei) 之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名如此。鄆城侯孔忠，其昆也，亦在從(cong) 祀之列。伯魚，可列於(yu) 鄆城侯之次。”[54]伯魚終於(yu) 進入孔廟從(cong) 祀。明英宗正統三年（1438），三氏學教授裴侃上言說：“天下文廟惟論傳(chuan) 道，以列位次。闕裏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lun) 。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cong) 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啟聖王，創殿於(yu) 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皙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啟聖王殿。”明英宗命禮部行之，並議加伯魚、子皙封號，但是並無結果。[55]至明世宗時，在經過嘉靖大禮議後，最終於(yu) 嘉靖九年從(cong) 張聰之議，將伯魚從(cong) 從(cong) 祀先賢之列調整到了啟聖祠中。[56]

三、子思與(yu) 四配道統係譜的形成

宋代子思的封爵和享祀，自然是其道統地位確立的結果。由於(yu) 《子思子》二十三篇沒能係統地流傳(chuan) 下來，所以為(wei) 人熟知的子思作品實際上僅(jin) 有《中庸》一篇，而史料中有關(guan) 子思生平的記載也相當有限，因為(wei) 受到這樣的資料限製，所以宋人乃至後世對於(yu) 子思道統地位的論證，實際上也主要集中在這三點：子思和孟子之間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作《中庸》、孔子聖裔。元代釋奠禮酌獻子思時所奏的頌歌很有代表性，雲(yun) ：“公傳(chuan) 自曾，孟傳(chuan) 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於(yu) 元聖，億(yi) 載是崇。”[57]這基本上可以視作對宋人論證子思道統地位關(guan) 鍵要素的總結。

子思是為(wei) 孔子之孫，這種天然的血緣關(guan) 係對於(yu) 其道統地位的論證和確立自然是有幫助的，上文談到，子思崇寧元年獲封沂水侯就主要是因為(wei) 其孔子聖裔的身份。不過，也如前引徐僑(qiao) 所說：“道統所係，非可以父子之私論。”聖裔身份雖然是個(ge) 加分項，但實際上起不到決(jue) 定性的作用，更為(wei) 重要的，還是子思傳(chuan) 孟子以及作《中庸》這兩(liang) 點，因為(wei) 前者關(guan) 乎傳(chuan) 道，後者關(guan) 乎明道。

子思最初進入道統係譜的敘述，主要是與(yu) 孟子道統地位的論證有關(guan) 。不管是中唐宋初的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這一五賢道統係譜，還是最終成為(wei) 定論的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這一孔廟四配道統係譜，孟子無疑都是其重心所在，並且也是這兩(liang) 期道統係譜轉承的關(guan) 節點。子思與(yu) 孟子之間的師徒關(guan) 係，對於(yu) 論證孟子的道統地位是一種可能的途徑，最初在《原道》中倡立道統的韓愈就已經注意及此，其《送王秀才序》寫(xie) 道：“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shu) ，獨孟軻氏之傳(chuan) 得其宗。”[58]不過，雖然子思、孟子之間的師徒關(guan) 係並無疑問，但曾子、子思之間是否是師徒關(guan) 係卻缺乏直接的曆史文獻根據。韓愈的表述既給人以曾子、子思的確存在師承關(guan) 係的印象，但又沒有明說。

不過，中唐宋初的五賢道統係譜是以斷裂性為(wei) 主要特征，而以排異端為(wei) 主要線索的，其對於(yu) 孔子、孟子之間的師承連續性其實並不太看重。與(yu) 孟子的地位隨著古文運動的發展而日益突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子思很少被人注意，石介甚至說：“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yu) 發揚其言而已。”[59] 而宋人於(yu) 慶曆（1041-1048）之後開始重視子思的道統地位，也與(yu) 古文運動沒有多少直接的關(guan) 係，反倒是和此間與(yu) 古文運動有所對立的道德性命之學的發展關(guan) 係得更為(wei) 緊密，其原因則在於(yu) 《中庸》的日漸流行。我們(men) 從(cong) 今存宋人文字中都仍然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從(cong) 北宋中前期開始，很多比較重要的士人都解說過《中庸》。據顧宏義(yi) 《宋代〈四書(shu) 〉文獻論考》一書(shu) 的考證和統計，宋代《中庸》類的著述多達108種，另外還有《學庸》類30種、《四書(shu) 》類81種，該書(shu) 還補充說：“因年久散佚、記載有闕等原因，宋人有關(guan) 《四書(shu) 》著作的實際種數當不止此數。此外，上述數字也不包括宋人一些零篇單條的有關(guan) 論述。”[60]王曉薇的統計標準稍寬，便統計出了宋代有關(guan) 《中庸》的著述共136種之多。[61]並且，我們(men) 還仍然可以斷言，這個(ge) 統計一定是不完整的。而宋人的那些《子思論》，也全都可以視為(wei) 《中庸論》。

《中庸》無疑是儒家道德性命之學最為(wei) 核心的經典文本之一，而《中庸》和《孟子》這兩(liang) 個(ge) 文本之間也確實存在著很多思想上的共性，頗多可以互相發明之處。早在古文運動興(xing) 起之前，唐代梁肅就已稱道某人“乃訓《孟子》，擇乎《中庸》”了[62]，李翱《複性書(shu) 》也大量引用孟子與(yu) 《中庸》進行互釋，可見《中庸》和《孟子》在道德性命之學上的詮釋關(guan) 聯性是很容易引人注意的。由此，子思、孟子之間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自然便進入到宋人道統敘述的視野，在孟子之前疊加子思成為(wei) 越來越普遍的現象。《中庸》與(yu) 《孟子》的緊密關(guan) 係，子思與(yu) 孟子的師徒關(guan) 係，二者可謂是相得益彰。

僧人釋契嵩以道德性命之學阻遏古文運動的排佛攻勢，他是宋人中較早利用《中庸》和《孟子》互相發明的一個(ge) ，他就曾說：“顏子、孟軻、子思、揚雄，皆相望而晦明於(yu) 後世也。”[63]為(wei) 他作《行業(ye) 記》的陳舜俞也說：“孔子、顏回、子思、孟軻，生為(wei) 匹夫，未嚐得百裏之民而君長之，高談而死。然而後世之人懷其風烈，猶曰二帝三王之君臣不若也。” [64]比陳舜俞稍長幾歲的劉敞亦雲(yun) ：“惟仁人能知聖人，子思、孟軻之謂也。”[65]王安石也曾說：“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yu) 《論語》。子思、孟軻之說，著於(yu) 《中庸》而明於(yu) 七篇。”[66]其門人陳祥道也在其《論語全解序》中說：“《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詳。”[67]蘇軾也曾說：“孔子，子思之所從(cong) 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68]蘇轍也說：“孟子學於(yu) 子思。……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yu) 子思而已。”[69]其《古史·曾參傳(chuan) 》也說：“孔子之孫子思學於(yu) 曾子，而孟子學於(yu) 子思。”[70]蘇門的張耒也說過“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這樣的話[71]。

上引數人都是北宋有名的大學者，而從(cong) 這些引文中也可以看到，除了蘇轍《古史·曾參傳(chuan) 》外，全都沒有提及曾子。韓愈對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間師承連續性的揭示，雖然在宋代最終得到了廣泛的承認，但是曾子在這個(ge) 道統係譜中的地位仍然不時顯得搖擺，因為(wei) 子思是孔子裔孫，要建立起孟子和孔子之間的連續性傳(chuan) 承關(guan) 係，未必一定要通過曾子才能實現。李翱就沒有采信韓愈的說法，他在其《複性書(shu) 》中說：“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chuan) 於(yu) 孟軻。”[72]這種通過子思來連接孔子、孟子而忽略曾子的情況，在宋代並不罕見，上引蘇軾“孔子，子思之所從(cong) 受中庸者也”的說法就極具代表性，其後孫傅宣和四年（1122）的《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也寫(xie) 到：“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chuan) 孟子。”[73]甚至到南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討論朱熹諡號時，劉彌正都還說：“孔氏沒，獨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74]正因為(wei) 曾子道統地位存在這樣的不確定性，所以以二程為(wei) 代表的士人對曾子道統地位進行了大力的論證，[75]而這對於(yu) 加強孔子和孟子之間的連續性是很有幫助的。

雖然蘇轍也承認曾子、子思、孟子之間的師承連續性，但是總的來說，將曾子、子思納入道統係譜，從(cong) 而建構起曾子—子思—孟子這一道統係譜的開創性工作，主要還是由二程來進行的。程顥熙寧十年為(wei) 邵雍所作《墓誌》雲(yun) ：“昔七十子學於(yu) 仲尼，其傳(chuan) 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76]程頤也曾明確說：“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chuan) 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chuan) 之子思，子思傳(chuan) 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chuan) ，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77]

其後，程門弟子及其後學大都堅持了這個(ge) 道統係譜。前引朱光庭的奏議就是如此，周行己也說：“曾子之後有子思，子思之後有孟子。”[78]楊時自序其《中庸義(yi) 》亦雲(yun) ：“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chuan) 得其宗。”[79]二程尚且需要為(wei) 建構曾子、子思、孟子這一道統係譜而極力論證曾子的道統地位，其門人也為(wei) 此做了不少努力，但到程門再傳(chuan) ，曾子、子思的道統地位已經基本上成為(wei) 了無需論證的共識，張九成甚至在其《孟子傳(chuan) 》中反複利用這一道統係譜來論證孟子的道統地位，他在寫(xie) 給別人的書(shu) 信中也說：“顏子短命，其學不傳(chuan) 。曾子傳(chuan) 斯道於(yu) 子思，故子思有中庸之論；子思傳(chuan) 斯道於(yu) 孟子，故孟子有仁義(yi) 之說。孟子既沒，聖道絕矣。”[80]朱震亦雲(yun) ：“孔子之道傳(chuan) 曾子，曾子傳(chuan) 子思，子思傳(chuan) 孟子，孟子之後無傳(chuan) 焉。”[81]胡宏也說：“及顏氏子死，夫子沒，曾氏子嗣焉。曾氏子死，孔子之孫繼之。於(yu) 其沒也，孟氏實得其傳(chuan) 。”[82]劉子翬《聖傳(chuan) 論》、楊萬(wan) 裏《聖徒論》、李元綱《傳(chuan) 道正統圖》也都堅持了這一道統係譜。

不僅(jin) 如此，即便在程學係統之外，曾子、子思、孟子這一道統係譜也迅速被很多士人所接受。元祐三年閏十二月所立的《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晉水法師碑》，由曾旼撰，呂康卿書(shu) ，該《碑》雲(yun) ：“孟子受之子思，子思受之曾子，曾子受之孔子。”[83]南宋程敦厚序王安石文集，同樣也承認了這一道統係譜，[84]可見受新學影響的士人逐漸在接受這一道統係譜。蘇黃門下也是如此，陳師道說：“孟子之學出於(yu) 子思，子思出於(yu) 曾子。”[85]呂本中《仙居縣淨梵院記》也說：“佛之為(wei) 說，與(yu) 孔子異乎？不異也。何以知其不異也？以其為(wei) 教知之。孔子以‘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也。孔子傳(chuan) 之曾子，曾子傳(chuan) 之子思，子思傳(chuan) 之孟子矣。”[86]後來蘇轍之孫蘇籀也認為(wei) ：“孔氏之道，曾子、子思之傳(chuan) ，而孟軻治氣養(yang) 心以擴之。”[87]並且，從(cong) 《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晉水法師碑》和呂本中《仙居縣淨梵院記》來看，比起五賢道統係譜那種強烈的排辟異端的氣息，曾子、子思、孟子這個(ge) 以傳(chuan) 道為(wei) 主的道統係譜，因為(wei) 有著濃厚的道德性命之學的色彩，反而更能讓那些並不排佛的士人所接受。

到朱熹之時，曾子、子思、孟子這一道統係譜實際上早就已經被廣泛接受了，陸九淵也明確談到過：“自曾子傳(chuan) 之子思，子思傳(chuan) 之孟子，乃得其傳(chuan) 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88]葉適試圖解構這個(ge) 道統係譜，實際上正好說明了其在當時的巨大影響。朱熹對這個(ge) 道統係譜進一步作了更為(wei) 強化的論證，他將自己集注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刻，是為(wei) 影響深遠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並在其《中庸章句序》中係統闡述了自己的道統觀念，其間寫(xie) 道：“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chuan)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chuan) ，而複得夫子之孫子思，……又再傳(chuan) 以得孟氏，為(wei) 能推明是書(shu) ，以承先聖之統。”[89]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撰《道統十三讚》，孔子而後便是顏子、曾子、子思、孟子，[90]這一道統係譜終於(yu) 被皇帝親(qin) 自肯定。

不僅(jin) 如此，前文談到，朱熹還主張以曾子、子思配享孔子，並將其付諸祭祀實踐，而這對於(yu) 宋度宗升侑曾子、子思有著引導性的影響。宋度宗鹹淳三年（1267）正月，終於(yu) 下詔升曾子、子思配享，並封曾子郕國公、子思沂國公。至此，終於(yu) 正式確定了曾子和子思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曾子、子思的道統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官方的製度化肯定，孔廟四配也於(yu) 此確立。

錢穆先生曾說：“（韓愈）下及北宋初期，言儒學傳(chuan) 統，大率舉(ju) 孔子、孟、荀以及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惟第二期宋學則頗已超越董、揚、王、韓，並於(yu) 荀卿亦多不滿，朱子承之，始確然擺脫荀卿、董、揚以下，而以周、張、二程直接孟子，第二期宋學始確然占得新儒學中之正統地位。”[91]孟子是前後兩(liang) 期宋學道統係譜轉承的關(guan) 節點，而子思的崛起，則明確標誌著前期以排辟異端為(wei) 線索的道統係譜建構，開始轉向以明道、傳(chuan) 道為(wei) 線索的道統係譜重構，這是宋代道統論發展的關(guan) 鍵一環。子思道統地位的確立，雖然與(yu) 其孔聖後裔的身份有著些許的關(guan) 係，也與(yu) 宋人連接孔子和孟子傳(chuan) 承關(guan) 係的思想動力密切相關(guan) ，但最為(wei) 主要的，還是其《中庸》所蘊含的深厚思想潛力，切實證明了子思在儒道發明上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通過子思道統地位確立的例子，我們(men) 可以明顯地看到，儒家道統的傳(chuan) 承和道統係譜建構，並不嚴(yan) 格依賴某種先天血緣、師承授受這樣的封閉性較強的固定因素，明道、傳(chuan) 道這樣的實質性貢獻才是最主要的根據。由此，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儒家道統中看到一定程度的開放性。

注 釋
 
[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八，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304頁。
 
[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四〇，元豐六年十月戊子，第8186頁。
 
[3]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四五，第8291頁。
 
[4] （宋）孔傳：《東家雜記》卷上，《全宋筆記》第三編第十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19頁。
 
[5] （明）陳鎬：《闕裏誌》卷七《宗子世紀》，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第308頁。
 
[6] （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卷九一《禮樂門·褒崇先聖》，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第432冊，第130-131頁。
 
[7] 《宋史》卷一九《徽宗紀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63頁。
 
[8] 《宋史》卷二八一《畢仲遊傳》，第9524頁。
 
[9] （宋）孔傳：《東家雜記》卷上，第219頁。
 
[10] 《宋史》卷一〇五《禮誌八·文宣王廟》，第2550頁。
 
[11]（宋）王溥：《唐會要》卷三五《褒崇先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4-745頁。
 
[12] 《宋史》卷一〇五《禮誌八·文宣王廟》，第2548頁。
 
[13] （宋）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〇，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6頁。
 
[14]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二《王安石封舒王禦筆手詔》，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58頁；《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〇，第2186-2187頁。
 
[15] 參見郭畑：《道統與政統——王安石與宋代孔廟配享的位向問題》，《河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16] 《宋史》卷一〇五《禮誌八·文宣王廟》，第2551頁。
 
[17] 《宋史》卷一〇五《禮誌八·文宣王廟》，第2554頁。
 
[18]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頁。
 
[19] （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一《孔廟位次》，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630頁。
 
[20] （元）李桂高：《重建大成殿記》，見（清）屈大均輯：《廣東文選》卷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頁。
 
[21] （宋）陳世崇：《隨隱漫錄》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5頁。
 
[22] （宋）熊禾：《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三《三山郡泮五賢祠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2-33頁。
 
[2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94頁。
 
[24] 《朱子語類》卷九〇，第2294-2295頁。
 
[25] 《朱子語類》卷九〇，第2295頁。
 
[26]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569頁。
 
[27]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一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2097頁。
 
[28] 《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第807頁。
 
[29] 《宋史全文》卷三二《宋理宗二》，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696頁。
 
[30] 《闕裏誌》卷一三《弟子誌·四配列傳·述聖子思子》，第609頁；（清）孔繼汾：《闕裏文獻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9頁；（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卷首《祀位次序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
 
[31] （宋）徐僑：《毅齋詩集別錄》所附《宋待製徐文清公家傳》，見《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70冊，第615頁。
 
[32]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卷二《從祀沿革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51冊，第44頁；《闕裏文獻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第90頁；《宋史》卷一〇五《禮誌八·文宣王廟》，第2554頁。按，《宋史》雲顓孫師所封為“陳國公”，但十哲在其時不會超過郡公而為國公，《頖宮禮樂疏》和《闕裏文獻考》所雲“陳公”應是。
 
[33] （宋）潛說友：《鹹淳臨安誌》卷一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2頁。
 
[34]  《宋史》卷一〇五《禮誌八·文宣王廟》，第2554頁。
 
[35]  《元史》卷七六《祭祀誌五·宣聖》，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892-1893頁。
 
[36]  《明史》卷五〇《禮誌四·至聖先師孔子廟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99頁。
 
[37] （元）司居敬：《中庸精舍碑陰記》、（元）張䇓：《中庸精舍記》、（元）潘迪：《子思書院新廟之記》，見劉培桂：《孟子林廟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第30、28、73頁。
 
[38] （元）古景亮：《尚敏致祭孟子祠記》、（元）潘迪：《子思書院新廟之記》，見《孟子林廟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39、73頁。
 
[39] （元）王思誠：《子思書院學田記》，見《孟子林廟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62頁。
 
[40] （元）潘迪：《子思書院新廟之記》，見《孟子林廟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73頁。
 
[41] （元）潘迪：《子思書院新廟之記》，見《孟子林廟曆代石刻集》卷三《元代》，第74頁。
 
[42] 《闕裏文獻考》卷一八《世爵職官第四》，第132、133頁。
 
[43] 《闕裏誌》卷七《翰林院五經博士》，第335頁。
 
[44] 《明武宗實錄》卷三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4年，第793頁。
 
[45] 《闕裏文獻考》卷一八《世爵職官第四》，第133頁。
 
[46] 《清史稿》卷七《聖祖本紀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29頁。
 
[47] 《清史稿》卷八四《禮誌三·先師孔子》，第2539頁。
 
[48] 《朱子語類》卷九〇，第2294頁。
 
[49] （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文公潭州牒州學備準指揮》，見《朱子全書》（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冊，第19-20頁。
 
[5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見《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1冊，第929頁。
 
[51] 《朱子語類》卷九〇，第2295頁。
 
[52] 《宋會要輯稿·禮一六·釋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79頁。
 
[53]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一三《釋奠》，第2098頁。
 
[54]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卷二《從祀沿革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51冊，第44頁；《闕裏文獻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第90頁。
 
[55] 《明史》卷五〇《禮誌四·至聖先師孔子廟祀》，第1297頁。
 
[56] 《闕裏誌》卷一三《啟聖祠》，第661頁。
 
[57] 《元史》卷六九《禮樂誌三·宣聖樂章》，第1741頁。
 
[58]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王秀才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3頁。
 
[59]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三《上孔中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47頁。
 
[60] 顧宏義：《宋代〈四書〉文獻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頁。
 
[61] 王曉薇：《宋代〈中庸〉學研究》，保定，河北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42-47頁。
 
[62] （唐）梁肅：《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公夫人李氏墓誌》，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九六六，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5077頁。
 
[63] （宋）契嵩：《鐔津文集》卷一一《與月上人更字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6頁。
 
[64] （宋）陳舜俞：《都官集》卷一〇《上呂參政書》，見《宋集珍本叢刊》，第13冊，第161頁。
 
[65] （宋）劉敞：《公是集》卷四二《百工說》，見《宋集珍本叢刊》，第9冊，第685頁。
 
[66]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佚文·性論》，見《王安石全集》，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冊，第1827頁。
 
[67] （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卷首《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6冊，第65頁。
 
[68] 《蘇軾文集》卷八《策略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36頁。
 
[69] （宋）蘇轍：《欒城後集》卷六《孟子解》，見《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949頁。
 
[70] （宋）蘇轍：《古史》卷三二，見《三蘇全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第4冊，第212頁。
 
[71]  《張耒集》卷五六《代高玘上彭器資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43頁。
 
[72] 郝潤華、杜學林：《李翱文集校注》卷2《複性書》上，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15頁。
 
[73] （宋）孫傅：《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見《孟子林廟曆代石刻集》卷一《宋代》，第9頁。
 
[74] （宋）李心傳輯：《道命錄》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2頁。
 
[75] 郭畑：《宋代曾子道統地位的確立》，《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
 
[76] （宋）程顥：《邵堯夫先生墓誌銘》，《河南程氏文集》卷四，見《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03頁。
 
[77] 《河南程氏程遺書》卷二五，見《二程集》，第327頁。
 
[78] 《周行己集》卷四《送何進孺序》，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78頁。
 
[79] 《楊時集》卷二五《中庸義序》，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674頁。
 
[80] （宋）張九成：《橫浦集》卷一八《上李泰發參政書》，見《張九成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3頁。
 
[81] 《道命錄》卷三，第24頁。
 
[82] 《胡宏集·雜文·程子雅言前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56頁。
 
[83] （宋）曾旼：《宋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晉水法師碑》，見許明編著：《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塔銘墓誌部》四《宋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1413頁。
 
[84]（宋）程敦厚：《臨川文集序》，收在《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九，見《宋集珍本叢刊》，第94冊，第499頁。
 
[85]（宋）陳師道：《後山先生集》卷一七，見《宋集珍本叢刊》，第28冊，第798頁。
 
[86] 《呂本中全集·呂居仁文輯》，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1760頁。
 
[87] （宋）蘇籀：《雙溪集》卷八《上戶部尚書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98頁。
 
[88] 《陸九淵集》卷一《與李省幹》其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頁。
 
[8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頁。
 
[90] 《鹹淳臨安誌》卷一一，第418-419頁。
 
[91] 錢穆：《朱子學術述評》，見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9-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