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dong) 亞(ya) 禮樂(le) 文明的交流互鑒

——評《東(dong) 亞(ya) 〈家禮〉文獻匯編》

作者：殷慧 劉文鵬（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二日乙卯

          耶穌2024年2月21日

《東(dong) 亞(ya) 〈家禮〉文獻匯編》，吳震 / ［日］吾妻重二 /［韓］張東(dong) 宇 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中華禮樂(le) 文明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舉(ju) 世矚目，從(cong) “六經”到“四書(shu) ”，從(cong) 孔子以仁釋禮，到朱子禮理雙彰，為(wei) 中華優(you) 秀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傳(chuan) 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由吳震、吾妻重二、張東(dong) 宇共同主編的《東(dong) 亞(ya) 〈家禮〉文獻匯編》（以下簡稱《匯編》），是上海市教育委員會(hui) 科研創新計劃重大項目的研究成果，並於(yu) 2021年入選“十四五”時期國家重點圖書(shu) 出版專(zhuan) 項規劃、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zhuan) 項經費資助項目。《匯編》於(yu) 2024年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叢(cong) 書(shu) 十三冊(ce) ，收錄中國、日本、朝鮮、越南以漢文撰寫(xie) 的《家禮》文獻共五十一種。《匯編》由“總序”“凡例”“《家禮》文獻”“後記”四部分構成，每種《家禮》文獻前都附有“解題”，對作者情況、版本信息、主要內(nei) 容、流布影響、研究狀況等都作了詳細介紹。《匯編》為(wei) 當今學界研究東(dong) 亞(ya) 《家禮》的流傳(chuan) 、演變、影響等，提供了堅實且豐(feng) 富的文獻資料。

一、《匯編》視野前瞻、立意高遠，多維擴展《家禮》研究視域

《家禮》是朱熹參酌古禮、隨順時俗，在吸收司馬光《書(shu) 儀(yi) 》、程頤禮學思想的基礎上所完成的一部有關(guan) 家族（宗族）的士庶禮儀(yi) 範本。朱熹《家禮》的出世與(yu) 傳(chuan) 播，對宋代以降民間社會(hui) 秩序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yi) 。就其深度而言，《家禮》是宋代禮製下移的典範著作，它以構建士庶群體(ti) 的儀(yi) 禮規範為(wei) 目標，將宗族建設與(yu) 禮學思想融合為(wei) 一，儒家禮儀(yi) 從(cong) 思想落實到生活、經典轉化為(wei) 常識，從(cong) 而構建起一套相對完善的從(cong) 冠、婚、喪(sang) 、祭到日用生活的士庶家族儀(yi) 禮規範體(ti) 係，轉變了士庶群體(ti) 的禮儀(yi) 實踐方式。朱熹在《家禮》中創造性設立的祠堂製度最能展現這一突破，此舉(ju) 克服家廟世官世爵的限製，厘清北宋以來官僚群體(ti) 家族祭祀的混亂(luan) ，以實現“尊祖敬宗，報本返始”的宗族建構。就其廣度而言，朱熹《家禮》不僅(jin) 深刻影響其後的元、明、清三朝，而且輻射到朝鮮、琉球、越南、日本等國家，產(chan) 生了極具地域特色的《家禮》研究性、實踐性著作。

學界過去對朱子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學或倫(lun) 理道德層麵，與(yu) 之相比，作為(wei) 朱熹思想體(ti) 係重要組成部分的《家禮》及《家禮》本身的發展流衍，關(guan) 注度依然不夠。歐美學界，伊佩霞教授較早翻譯並從(cong) 儒家文化與(yu) 禮儀(yi) 實踐的角度研究了《家禮》[1]，但響應與(yu) 深入討論者仍然寥寥。作為(wei) 《匯編》主編之一的吾妻重二教授，洞察到《家禮》影響之深、廣與(yu) 當下研究之初、淺的不匹配現狀，曾在其多本論著中反複強調《家禮》的重要性，並呼籲學界對《家禮》展開相關(guan) 研究工作。[2]事實上，在《匯編》的“總序”中，同樣展現出吾妻教授對目前《家禮》研究不足所抱有的深切關(guan) 懷：“總而言之，我們(men) 還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的研究課題：儒家和朱子學中的禮儀(yi) 實踐問題，以及‘家禮’在東(dong) 亞(ya) 各國的接受和轉變問題。”[3]以上是《匯編》的根本關(guan) 切處，即通過對東(dong) 亞(ya) 《家禮》文獻的搜集，為(wei) 學界進一步研究《家禮》的發展、影響開拓道路。

值得關(guan) 注的是，《匯編》將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四國《家禮》文獻優(you) 選集成，此種編纂形式背後顯示出編者將東(dong) 亞(ya) 視作“一種視角或方法，來審視其中各種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多元性特征”[4]，以文化多元立場構建東(dong) 亞(ya) 家禮學的努力。“禮，以時為(wei) 大。”《家禮》起源於(yu) 中國，後傳(chuan) 播至朝鮮、日本、越南等地，在異域生根發芽，也結出不同果實。因此，《匯編》收錄東(dong) 亞(ya) 四國《家禮》文獻的目的在於(yu) 打破“一國史”的局限與(yu) 狹隘，避免陷入“中心對邊陲”“一元對多元”的獨斷境地，從(cong) 而以宏觀的視野考察東(dong) 亞(ya) 各地域家禮學之間的互動與(yu) 融合，以“原生態”的家禮學為(wei) 出發點，疏通經本土化轉化或思想再生產(chan) 之後而逐漸形成的朝鮮、日本、越南諸國家禮學，肯定東(dong) 亞(ya) 各國之間《家禮》乃至朱子學的獨特性與(yu) 豐(feng) 富性，為(wei) 東(dong) 亞(ya) 諸國《家禮》研究展開進一步平等對話的可能。[5]同時，當我們(men) 強調東(dong) 亞(ya) 文化多元發展時，不能忽視東(dong) 亞(ya) 各國文化之間仍然具有某種“一體(ti) ”性存在，而《家禮》文獻、家禮學在東(dong) 亞(ya) 的展開也是對東(dong) 亞(ya) “文化上彼此認同的基礎”[6]的一種解答。可以說，《家禮》為(wei) 東(dong) 亞(ya) 各國共同搭建了一個(ge) 充分交流、相互爭(zheng) 辯的平台，而東(dong) 亞(ya) 各國又在這種交融、爭(zheng) 鳴中走出自己的獨特之路。

二、《匯編》文獻選本精良，為(wei) 學界研究東(dong) 亞(ya) 《家禮》提供優(you) 質版本

從(cong) 史料與(yu) 特色來看，《匯編》所收錄的文獻底本優(you) 良、珍貴，《匯編》團隊從(cong) 各地廣搜異本，底本來源往往不為(wei) 本國所限。底本來源有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清華大學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東(dong) 京大學、日本國立公文書(shu) 館、關(guan) 西大學、岡(gang) 山大學、東(dong) 京國立公文書(shu) 館、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shu) 館、九州大學、大阪大學、京都大學附屬圖書(shu) 館、花園大學、韓國國立中央圖書(shu) 館、延世大學、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shu) 館、法國遠東(dong) 學院、越南漢喃研究院等機構，可見其底本來源豐(feng) 富。其中刊刻次數較多、版本較多的《家禮》文獻往往又經過東(dong) 亞(ya) 《家禮》研究團隊專(zhuan) 家擇優(you) 並反複校勘、考證。下舉(ju) 五例加以說明[7]。

中國《家禮》篇的吾妻重二《家禮》匯校本，先後載於(yu) 《朱熹〈家禮〉實證研究》與(yu) 《〈朱子家禮〉宋本匯校》兩(liang) 書(shu) ，此本《家禮》以現存最早、最接近《家禮》原本的周複本為(wei) 底本，並以洪氏公善堂覆宋刊本、東(dong) 京大學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與(yu)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所藏《纂圖集注文公家禮》、《朱子成書(shu) 》所收《家禮》、《性理大全》所收《家禮》、明版《家禮》、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家禮》、《校訂朱子家禮》、和刻本淺見絅齋校點《家禮》九本為(wei) 校本，可謂網羅眾(zhong) 家。經吾妻先生重新匯校後的《家禮》，“可稱‘定本’矣”[8]。

《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以藏於(yu)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纂圖集注文公家禮》足本為(wei) 底本，並以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所藏宋刻《家禮》五卷楊注附錄本、上海圖書(shu) 館所藏《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本為(wei) 參校本。對於(yu) 文本中模糊處，依照行文前後語境、版印遺痕以及毛晉汲古閣舊藏宋刻《文公家禮集注》殘本、周複本補。

《文公家禮儀(yi) 節》現存版本多至數十種，但早期版本錯訛甚多，或文字模糊不清，或存在缺頁等。相較而言，萬(wan) 曆三十六年常州府推官錢時刊本印製清晰精美、錯訛較少，且該本在後世翻刻較多。故對《文公家禮儀(yi) 節》的校勘以日本內(nei) 閣文庫所藏萬(wan) 曆三十六年常州府推官錢時刊本為(wei) 底本，以哈佛大學所藏弘治三年順德知縣吳廷舉(ju) 刊本、正德十二年明直隸太平府趙維藩刻本、正德十三年常州府重刊本為(wei) 參校本。

《文公家禮儀(yi) 節正誤》一書(shu) ，在日本有四家所藏，分別為(wei)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shu) 館本、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本、靜嘉堂文庫本、無窮會(hui) 本。編者詳細參考對比諸本，選擇最好文本作底本。其中，京都大學附屬圖書(shu) 館本為(wei) 寫(xie) 本，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本為(wei) 精寫(xie) 本，對京都大學附屬圖書(shu) 館本內(nei) 容進行訂正，有砂筆句讀，並於(yu) 欄外用砂筆加以訂正。而靜嘉堂文庫本、無窮會(hui) 本雖都與(yu) 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本同為(wei) 一個(ge) 係統，但是兩(liang) 本都在內(nei) 容上有缺失，甚至靜嘉堂文庫本有錯頁與(yu) 缺頁現象，兩(liang) 本非為(wei) 善本。故選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藏本為(wei) 底本。

《家禮考證》以韓國國立中央圖書(shu) 館藏本為(wei) 底本，並參考日本國立公文書(shu) 館內(nei) 閣文庫所藏江戶抄本，底本中的異體(ti) 字，整理時多改為(wei) 通行繁體(ti) 字。底本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及闕處，則參考抄本。

此外，在中國《家禮》篇，《家禮集說》《家禮節要》《家禮酌》等文獻並無目錄；朝鮮《家禮》篇，《退溪先生喪(sang) 祭禮答問》《家禮考證》《家禮輯覽》《家禮輯要》等文獻並無目錄。《匯編》研究團隊皆添加之，以饗讀者。同時，《匯編》亦收錄諸罕見文本，如《祭奠私儀(yi) 》，東(dong) 京國立公文書(shu) 館內(nei) 閣文庫所藏林鵝峰手稿本，此本原為(wei) 昌平阪學問所所藏，是林家代代相傳(chuan) 的珍貴寫(xie) 本；《慎終疏節通考》《追遠疏節通考》二書(shu) 的底本是岡(gang) 山大學附屬圖書(shu) 館池田家文庫所藏寫(xie) 本，是極其罕見的文本。[9]對海外稀缺文本的收集有助於(yu) 更加全麵把握《家禮》發展情況。

“讀書(shu) 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shu) 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0]不止於(yu) 讀書(shu) ，文獻版本的優(you) 劣與(yu) 否對學術研究同樣重要，“版本誤選或因對版本的不理解而產(chan) 生錯誤的敘述，所造成的影響才是最最令人擔憂的”[11]。編入《匯編》中的諸文獻，都經過嚴(yan) 格且精細的版本篩選、校勘、考證工作，從(cong) 而為(wei) 學界研究東(dong) 亞(ya) 《家禮》提供了堅實、優(you) 質的史料支撐。

三、《匯編》反映了南宋以降《家禮》在東(dong) 亞(ya) 的曆史變遷與(yu) 不同特征

從(cong) 體(ti) 係和內(nei) 容上看，《匯編》所精選的五十一種《家禮》經典文獻，能夠深刻反映《家禮》在東(dong) 亞(ya) 地區流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脈絡與(yu) 發展特征。編者力圖以精要的文獻呈現出東(dong) 亞(ya) 各地區內(nei) 部《家禮》發展的不同類型；同時，東(dong) 亞(ya) 各國《家禮》文獻基本按照著者生年先後排列，前代對後代文獻、同時期文獻之間皆有深刻的影響，使這些文獻成為(wei) 《家禮》發展史中的一個(ge) 環節。

中國《家禮》篇，收錄《家禮》文獻共13種，涉及宋、元、明、清四代，以文獻匯編的方式，勾勒出《家禮》的發展演變線索。宋代《家禮》共有兩(liang) 本，其一為(wei) 吾妻重二匯校本，此本是由當代學者吾妻重二先生以周複本為(wei) 底本，參照曆代眾(zhong) 本所校對出的目前最接近祖本的《家禮》定本，以最為(wei) 接近《家禮》真實麵貌之文本作為(wei) 中國篇以及整個(ge) 《匯編》的首章；其二為(wei) 《纂圖集注文公家禮》，此本與(yu) 周複本同樣源於(yu) 楊複附注本，其又成為(wei) 《朱子成書(shu) 》本、《性理大全》本的源頭文獻，對後世朱子《家禮》文獻改編、增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元代《浦江鄭氏家範》是《家禮》與(yu) 治族經驗完美結合的範例，鄭氏家族通過施行《浦江鄭氏家範》，在宗族治理上取得了極大成功，對《家禮》的傳(chuan) 播起到重要作用。明清時期是《家禮》的繁盛期，《性理大全》本《家禮》的出現，意味著《家禮》作為(wei) 官方認定的文本的正式登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從(cong) 此《家禮》成為(wei) 官方所頒布的禮典，同時《性理大全》本的出現，幾乎規定了明代以後各種《家禮》刻本的重要走向，並進一步影響到朝鮮和日本《家禮》的刊刻和傳(chuan) 播。其後諸儒，為(wei) 了使《家禮》能夠在現實中得到進一步落實，便開始對《家禮》文本進行不同程度的損益，進而形成類型豐(feng) 富的《家禮》文獻，並逐步展現出《家禮》文本發展的不同特點，如《家禮節要》《四禮初稿》《四禮約言》《家禮會(hui) 通》，皆反映出《家禮》在發展過程中的簡約化、通俗化、禮俗互動化；《家禮集議》反映出家譜對《家禮》“因利乘便”的改造；《滿洲四禮集》則體(ti) 現了滿漢禮儀(yi) 文化的新融合。

日本《家禮》篇，收錄江戶時期《家禮》文獻共25種，作為(wei) 《匯編》主編之一的吾妻重二先生編有《家禮文獻集成·日本篇》一書(shu) ，此書(shu) 共九冊(ce) ，自2010年至2019年陸續出版完成，是當代日本家禮研究的扛鼎之作，《匯編·日本篇》應當是由《集成》損益而來。據學者分類，江戶時代的《家禮》文獻，大致有兩(liang) 大類別，“一類為(wei) 《家禮》和刻本”，“一類為(wei) 江戶時代知識人依《家禮》生命儀(yi) 有所創改的禮書(shu) ”。[12]在日本《家禮》篇文獻的選取上，《匯編》對此兩(liang) 種主要文獻類型皆有反映，且為(wei) 日本《家禮》文獻之代表。《新刻性理大全·家禮》、淺見絅齋校點《家禮》皆屬於(yu) 《家禮》和刻本。對《家禮》喪(sang) 祭二禮闡發的文獻，如《慎終疏節 追遠疏節》《慎終疏節通考 追遠疏節通考》《喪(sang) 禮略私注》等；對《家禮》儀(yi) 節考證與(yu) 注疏的文獻如《朱子家禮筆記》《家禮儀(yi) 節考》《文公家禮儀(yi) 節正誤》等；江戶朱子學者自創的符合本土禮俗的文獻，如《泣血餘(yu) 滴》《祭奠私儀(yi) 》《葬禮考》《喪(sang) 祭私說  幽人先生服忌圖附》《深衣圖解》等，皆屬於(yu) 江戶時代知識人依《家禮》生命儀(yi) 有所創改的禮書(shu) 一類。日本《家禮》篇的諸文獻，能夠較為(wei) 全麵的反映出日本《家禮》的發展特點。

朝鮮《家禮》篇，收錄《家禮》類文獻共7種，橫跨十六至十九四個(ge) 世紀。《退溪先生喪(sang) 祭禮答問》開創朝鮮時代《家禮》研究的先河，成為(wei) 日後朝鮮禮學發展的重要基礎資料。以退溪為(wei) 代表的嶺南學派與(yu) 李珥開創的畿湖學派通過不斷論爭(zheng) 、考辨將《家禮》研究不斷深化，如果說《退溪先生喪(sang) 祭禮答問》尚處於(yu) 理解《家禮》階段，那麽(me) 其後的《家禮輯覽》《家禮考證》，則使十六世紀後朝鮮《家禮》研究邁入考證階段。《禮疑類輯》對《家禮》的行禮規範進行增修改訂，是朝鮮後期“變禮書(shu) ”的代表性著作。《四禮便覽》《四禮家式》，注重於(yu) 《家禮》實踐層麵，將《家禮》的名物度數的原始含義(yi) 及其淵源與(yu) 朝鮮時代的鄉(xiang) 土風俗相結合，是朝鮮“行禮書(shu) ”的主要代表。[13]

越南《家禮》篇，收錄文獻4種，四種文獻具有一共同特點，即整理《家禮》儀(yi) 文，並以《家禮》為(wei) 基準，試圖以中華儀(yi) 式改造越南之流俗。《三禮輯要》包含家庭禮儀(yi) 與(yu) 部分王朝禮儀(yi) ，並試圖全麵引進以《家禮》所代表的中國禮儀(yi) ；《四禮略集》考證《家禮》，不流於(yu) 俗，並試圖以《家禮》改變《壽梅家禮》所造成的弊端；《文公家禮存真》致力於(yu) 解決(jue) 《家禮》記載中所具有的疑義(yi) ，刨除雜俗和佛教的影響，以重現真正的儒教喪(sang) 葬禮儀(yi) ；《家禮略編》以中國的古禮與(yu) 《家禮》為(wei) 基準，並兼顧越南國情和習(xi) 俗，其基本立場顯示了回歸儒教原貌的主張。這些文獻的撰寫(xie) 時間，多集中於(yu) 《壽梅家禮》刊刻流行之前後，反映了越南《家禮》發展的另一麵向。

四、《匯編》為(wei) 家禮學多維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撐

文獻史料，在學術研究中往往扮演著重要角色，《匯編》所提供的《家禮》文獻，涵蓋了中國、朝鮮、日本、越南東(dong) 亞(ya) 四國共五十一種文獻，極大豐(feng) 富了家禮學研究的原始文獻。內(nei) 容夯實的文獻史料能夠為(wei) 學者提供多麵向、多維度的研究思路。

首先，《匯編》為(wei) 我們(men) 更加精確疏通《家禮》文獻版本的演變脈絡、分布情況提供文獻支持。《家禮》版本眾(zhong) 多，且版本之間內(nei) 容存在差別，而諸版本之間經過刊刻、傳(chuan) 播又形成了不同版本係統。因此，可以利用《匯編》中豐(feng) 富的《家禮》文獻，了解《家禮》在流傳(chuan) 過程中所出現的每一版本的版刻特征、刊刻年代、遞藏源流，以縱向梳理各版本的先後傳(chuan) 承關(guan) 係，了解《家禮》文獻傳(chuan) 播史。同時，《匯編》也為(wei) 研究其他著作的傳(chuan) 播提供文獻支撐。《匯編》中包含大量的《家禮》考證類著作，這些著作的論證材料，除包含普遍性的禮書(shu) 、史書(shu) 、事典文獻外，另有特殊文獻，如日本著作《家禮儀(yi) 節考》廣泛引用中國的《萬(wan) 姓統譜》《國語注》《事文類聚》《古今韻會(hui) 舉(ju) 要》《文獻通考》《雲(yun) 麓漫抄》《金台紀聞》《通雅》等文獻，朝鮮的《家禮考證》等文獻；日本著作《朱子家禮筆記》包含有朱熹的《文集》和《語類》、二程和張載的著作、《文公家禮儀(yi) 節》《家禮正衡》《性理大全》等中國文獻，《家禮考證》等朝鮮文獻，《文會(hui) 筆錄》《家禮師說》等日本文獻；越南著作《四禮略集》除參照中國《禮記集說大全》《性理大全》《大明會(hui) 典》《淵鑒類函》等官方敕撰書(shu) ，《名臣言行錄》《文獻通考》等史政書(shu) ，《家禮正衡》《讀禮通考》《家禮銓補》《四禮翼》《家禮辨正》等禮書(shu) 外，還涉及《齊家實要》《留青新集》《疑難帖式》等日用類書(shu) 。而這些文獻傳(chuan) 播的背後，其實質彰顯了東(dong) 亞(ya) 各國文化的多元互鑒，“一切文化的曆史都是文化借鑒的曆史”[14]，文本在流通傳(chuan) 遞中又展現出各國文化的相互吸收與(yu) 碰撞。

其次，《匯編》為(wei) 學界進一步了解各國《家禮》具體(ti) 發展狀況、研究特點提供文獻支持。在《匯編》所收錄的文獻中，含有大量的“變禮”儀(yi) 節，如中國的《四禮約言》《家禮會(hui) 通》《滿洲四禮集》，日本的《泣血餘(yu) 滴》《祭奠私儀(yi) 》，朝鮮的《禮疑類輯》，越南的《家禮略編》。通過對《家禮》文本中“變禮”儀(yi) 節的研究，能夠更為(wei) 深刻地揭示出《家禮》與(yu) 不同文化、政治、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與(yu) 建構關(guan) 係；同時，對《家禮》在傳(chuan) 播過程中變與(yu) 不變內(nei) 容的厘清，也為(wei) 學界進一步審視“多元一體(ti) ”東(dong) 亞(ya) 文化的具體(ti) 內(nei) 涵提供新路徑。

最後，《匯編》收錄的文獻不僅(jin) 能夠為(wei) 家禮學的多維度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支撐，而且其中所展現的禮學思想、禮學實踐對促進當代中國積極實現“禮學的現代性轉化”以及東(dong) 亞(ya) 各國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yi) 。在現代東(dong) 亞(ya) 國家中，保留《家禮》實踐較深的當屬韓國，很多婚禮、喪(sang) 葬、祭祀活動依然以《家禮》為(wei) 指南，除韓國之外，中國台灣地區、越南等地同樣保留著《家禮》的某些傳(chuan) 統[15]。同時，在具體(ti) 儀(yi) 式之外，《家禮》中仁愛、寬厚、勤勞、節儉(jian) 、守法、奉公、敬業(ye) 、尊老、慈幼、敬學等內(nei) 容則是超越時代、地域的優(you) 秀價(jia) 值理念，它們(men) 與(yu) 現代化事業(ye) 不相衝(chong) 突，今天的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正是在此基礎上凝練和概括出來的。[16]那麽(me) ，如何將具體(ti) 的禮儀(yi) 與(yu) 普遍的價(jia) 值理念相互結合，則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各國彼此匯通、共同探索的偉(wei) 大主題。

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由吳震、郭曉東(dong) 主編的《視域交匯中的經學與(yu) 家禮學》已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此書(shu) 收錄了來自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四國19位學者的“東(dong) 亞(ya) 家禮學”論文，集中探討了東(dong) 亞(ya) 各國《家禮》書(shu) 的傳(chuan) 播、發展、變化等係列議題[17]，《視域交匯中的經學與(yu) 家禮學》與(yu) 《東(dong) 亞(ya) 〈家禮〉文獻匯編》同屬“東(dong) 亞(ya) 地域《朱子家禮》文獻整理及其思想研究”項目之下。兩(liang) 書(shu) 分別從(cong) 思想和文獻兩(liang) 個(ge) 方麵，為(wei) 學界逐漸開創出“東(dong) 亞(ya) 家禮學”這一研究新視域，相信今後的“東(dong) 亞(ya) 家禮學”研究也會(hui) 隨著文獻的逐步豐(feng) 富、學術視野的開闊、觀點的不斷深化而成為(wei) 學界關(guan) 注的熱點。

此套《匯編》在文獻的收集上可謂下足功夫，研究團隊由四國人員組成，文獻整理、點校亦頗為(wei) 盡心，是極為(wei) 出色的文獻整理叢(cong) 書(shu) 。但世上無十全十美之書(shu) ，《匯編》在文獻的搜集上依然存有某種遺憾，正如吾妻重二與(yu) 吳震兩(liang) 位先生所坦言：“由於(yu) 本匯編旨在向中文學界提供《家禮》文本，因此我們(men) 隻選擇了漢文著作，但實際上還有許多以日語、喃字、韓語等書(shu) 寫(xie) 的《家禮》文獻。例如，越南的《壽梅家禮》是越南最廣泛使用的《家禮》文獻，現在還能在書(shu) 店買(mai) 到其越南語譯本，但其中多用喃字，所以在此不得不舍棄。”[18]“韓國《家禮》的文獻浩如煙海，張東(dong) 宇教授最初推薦的共有十四部，但是在編輯過程中，我們(men) 發現這部分的字數遠遠超過了中國宋元明清《家禮》文獻和江戶日本《家禮》文獻的份量，為(wei) 求字數的總體(ti) 平衡，不得已僅(jin) 收錄了七部韓國《家禮》文獻，即便如此，其一百七十多萬(wan) 字的份量也超過了中國和日本。”[19]雖文獻未全，但卻極具代表意義(yi) ，依然能夠彰顯越南、韓國（朝鮮）家禮學的主要麵貌與(yu) 獨特價(jia) 值。

總之，《匯編》的出版，一方麵彌補了東(dong) 亞(ya) 《家禮》研究中的文獻資料的不足，為(wei) 未來《家禮》研究的繁榮與(yu) 現代轉換的探索，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文獻基礎。另一方麵，我們(men) 期待主編團隊能夠在此輯《匯編》合作的基礎上再接再厲，未來能夠連續出版第二輯、第三輯，為(wei) 進一步推動東(dong) 亞(ya) 禮樂(le) 文明的交流互鑒以及合作研究繼續貢獻力量。

【注釋】
 
[1] Ebrey, Patricia Buckl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吾妻重二先生在《朱熹〈家禮〉實證研究·序》中言：“事實上，《家禮》一書作為‘冠婚喪祭’之儀禮的實施手冊，自宋代以降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對於《家禮》所具有的這層意義，在此之前並沒有受到充分的關注。（吾妻重二著、吳震編：《朱熹〈家禮〉實證研究》，吳震、郭海良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頁）在《〈朱子家禮〉宋本匯校·序》言：“《家禮》一書是南宋朱熹所撰，是‘冠婚喪祭’禮儀的實施手冊，在日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隨著朱子學的廣泛滲透，《家禮》也成為人們所熟知的書，很多人都按著《家禮》所述進行了儒教的日常禮儀。然而，《家禮》的這種意義，在過去並沒有受到充分的關注。”（朱熹撰、吾妻重二匯校：《〈朱子家禮〉宋本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頁）在《愛敬與儀章：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家禮〉》中言：“隨著朱子學的普及，《家禮》不僅在中國廣泛流傳，而且遠播至近世東亞地區。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有關《家禮》的接受、改造之方法及其作用等情況，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釋。”（吾妻重二著：《愛敬與儀章：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家禮〉》，吳震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21頁）
 
[3]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總序》（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2頁。
 
[4]吳震：《東亞朱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5]吳震：《中國善書思想在東亞的多元形態——從區域史的觀點看》，《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吳震：《東亞朱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吳震：《東亞朱子學：中國哲學的豐富性展示》，《哲學動態》，2019年第1期。
 
[6] 葛兆光：《明朝後無中國——再談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相互認識》，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基地ICIS編：《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別冊1》，大阪：關西大學，2008年，第24頁。
 
[7] 此五例《家禮》文獻的版本信息，分別載於吾妻重二：《家禮·解題》，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6—10頁；姚永輝：《纂圖集注文公家禮·解題》，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5頁；姚永輝：《文公家禮儀節·解題》，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7頁；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譯：《文公家禮儀節正誤·解題》，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第七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4頁；韓在勳撰、林海順譯：《家禮考證·解題》，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第八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頁。
 
[8] 朱傑人：《〈朱子家禮宋本匯校〉與吾妻重二的〈朱子家禮〉研究》，《國際儒學（中英文）》，2021年第2期。
 
[9] 此兩例《家禮》文獻的版本信息，分別載於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譯：《祭奠私儀·解題》，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頁；吾妻重二撰、董伊莎譯：《〈慎終疏節通考〉〈追遠疏節通考〉·解題》，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5頁。
 
[10] 張之洞著，範希增補正，孫文泱增訂：《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頁。
 
[11] 葉純芳：《理解版本的方法與效用》，《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四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0頁。
 
[12] 彭衛民：《二十五種江戶時代稀見〈家禮〉寫本解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1年第5期。
 
[13] 張東宇先生曾對朝鮮時代《家禮》書進行係統整理，並將其分為考證、變禮、行禮、諺解四類，其中考證類77種、變禮類72種、行禮類139種、諺解類4種。因此，朝鮮篇所選《家禮》文獻，亦可代表朝鮮時期主要的《家禮》文獻類型。分類可參見張東宇：《朝鮮朝後期變禮書的發展：以〈禮疑類輯〉為中心》，吳震、郭曉東主編：《視域交匯中的經學與家禮學（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890—904頁。
 
[14] 愛德華·W.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309頁。
 
[15]吾妻重二：《吾妻重二談〈朱子家禮〉及東亞家禮文化》，載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02065.
 
[16] 楊華：《中國古代的家禮撰作及其當代價值》，《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17] 吳震、郭曉東主編：《視域交匯中的經學與家禮學（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18] 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總序》（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8頁。
 
[19] 吳震、吾妻重二、張東宇主編：《東亞〈家禮〉文獻匯編·後記》（第十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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