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在明清小說中的傳(chuan) 承說略

作者：紀德君（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十九日壬辰

          耶穌2024年1月29日

明代中後期，由王陽明開創的心學，打破了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麵，對儒學演變與(yu) 文學創作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陽明心學反對程朱理學將天理與(yu) 人欲對立起來，認為(wei) “心外無理”“心即理”，天理自在人心，人隻要自明本心，即可體(ti) 察天理；而自明本心的辦法，則是“破心中賊”“致良知”，也即把蒙蔽“良知”的物欲私意，通過“痛加刮磨”，以使“良知”重現光明；與(yu) 此相應，心學自然強調“知行合一”，認為(wei) “良知”隻有通過“行”，才能達到理性的自覺，獲得現實性的品格。另外，針對程朱理學不通乎庶民的缺陷，陽明又致力於(yu) 將“致良知”世俗化、平民化，認為(wei) 庶民皆有“良知”，“苟能致之，即與(yu) 聖人無異矣”（《書(shu) 魏師孟卷》），為(wei) 此他很重視為(wei) 庶民立教，認為(wei) “須做得個(ge) 愚夫愚婦，方可與(yu) 人講學”；還說：“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隻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yu) 風化有益。”（《傳(chuan) 習(xi) 錄》下）

作為(wei) 王門後學，王畿、王艮、李贄等對心學又有新的理解與(yu) 發揮，或主張“吾心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隻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時隻是率性而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凡先儒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或肯定人欲、張揚個(ge) 性，認為(wei) “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語錄》），“穿衣吃飯，即是人倫(lun) 物理”（李贄《焚書(shu) 》卷一《答鄧石陽》），“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yu) 孔子而後足也”（李贄《焚書(shu) 》卷一《答耿中丞》），等等。

王陽明及其門人創立的“心學”在社會(hui) 上廣泛傳(chuan) 播，以至於(yu) “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明史·儒林傳(chuan) 序》），從(cong) 而有力地動搖了程朱理學的僵化統治，衝(chong) 擊了聖賢經傳(chuan) 的神聖地位，在客觀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主觀能動性，促發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晚明掀起了一場肯定人情人欲、張揚個(ge) 性解放的文藝思潮。以李贄、湯顯祖、袁宏道、馮(feng) 夢龍等為(wei) 代表的一大批文人，不僅(jin) 化良知為(wei) 童心，標舉(ju) 童心即真心（李贄《童心說》），倡言“世總為(wei) 情”“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湯顯祖《寄達觀》），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袁宏道《敘小修詩》），還主動以化俗為(wei) 己任，積極利用“愚夫愚婦”喜愛的通俗小說來教化民眾(zhong) ，指出“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yi) ”（楊爾曾《東(dong) 西晉演義(yi) 序》），“演義(yi) 固喻俗書(shu) 哉，義(yi) 意遠矣”（陳繼儒《〈唐書(shu) 演義(yi) 〉序》），“通俗演義(yi) 一種遂足以佐經書(shu) 史傳(chuan) 之窮”（馮(feng) 夢龍《警世通言敘》），甚至認為(wei) 《論語》《孝經》等經典的感染力也不如小說“捷且深”（馮(feng) 夢龍《古今小說序》）。因此，他們(men) 紛紛投入到通俗小說的編創與(yu) 評點中，從(cong) 而有力地推動了明清小說的繁榮發展。

彼時，受陽明“心學”影響最明顯的，莫過於(yu) 以《西遊記》為(wei) 代表的神魔小說創作。萬(wan) 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西遊記》問世。該小說侈談神魔之爭(zheng) ，藝術描寫(xie) “曼衍虛誕”，引起了世人極大的閱讀興(xing) 趣。慧心的讀者很快發現，該小說蘊含了豐(feng) 富的“心學”元素，指出它“以猿為(wei) 心之神，以豬為(wei) 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製，而歸於(yu) 緊箍一咒，能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五《事部》），而書(shu) 中所寫(xie) 的魔怪，則為(wei) “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攝”（陳元之《西遊記序》），甚至認為(wei) “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就是一部《西遊記》的宗旨（《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第十三回總評），《西遊記》旨在闡發修養(yang) 心性、戰勝魔障之理（袁於(yu) 令《西遊記題詞》）。可見，在一些明代文人看來，《西遊記》表麵上寫(xie) 的是神魔之爭(zheng) ，實際上隱含的卻是一門修心煉性的學問。

揆諸《西遊記》所寫(xie) ，明代人的看法也確有依據。在小說中，作者就常用“心猿”來指稱孫悟空。孫悟空的心路曆程，隱喻的就是心性修煉的過程。其中，大鬧天宮，是“心何足”“意未寧”，壓於(yu) 兩(liang) 界山下，是“定心猿”，到西天取經，則是“心猿歸正”。而妖魔則是修心的障礙，所謂“菩薩、妖精，總在一念之間”“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取經途中的種種妖魔，即“大半起自心理或生理的現象，一方麵由於(yu) 感官經驗的限製，導致主觀意識的錯誤判斷，因而產(chan) 生種種假象，迷惑了本心；另一方麵，又由於(yu) 生理欲求與(yu) 心理之間的矛盾，使人徘徊於(yu) 滿足與(yu) 割舍之間，故紛紛劫難不易解脫”（吳璧雍《從(cong) 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識的參與(yu) 》）。如小說第十四回，寫(xie) 孫悟空打死了六個(ge) 剪徑的蟊賊：眼看喜、耳聽怒、鼻嗅愛、舌嚐思、意見欲、身本憂，這實際上就是排除“六欲”對取經的幹擾。第五十七、五十八回，又寫(xie) 了一個(ge) 真假美猴王的故事，隱喻在修心的過程中，心靈有時會(hui) 受兩(liang) 種相互衝(chong) 突的意念困擾，從(cong) 而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從(cong) ，因此隻有“剪斷二心”“勠力同心”，才能修成正果。在小說中，作者為(wei) 了表現“心猿歸正”的總體(ti) 設計，還讓孫悟空不時地向唐僧直接宣傳(chuan) “明心見性”的主張。第二十四回唐僧問悟空何時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道：“隻要你見性誌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第八十五回，悟空還用烏(wu) 巢禪師的《多心經》提醒唐僧：“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隻在汝心頭。人人有個(ge) 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頓使唐僧明了：“千經萬(wan) 典，也隻是修心。”可見《西遊記》在總體(ti) 上自覺地宣揚了“修心煉性”的“心性之學”。而這與(yu) 陽明“心學”主張的“滅心中賊”“致良知”無疑是息息相關(guan) 的，在一定意義(yi) 上，也可以說《西遊記》所寫(xie) 的以心降魔，是對陽明心學的生動詮釋。

《西遊記》創作與(yu) 評點中彰顯的“心性之學”，對後來的神魔小說創作產(chan) 生了直接影響。例如《西遊記》的三部續書(shu) 《續西遊記》《後西遊記》《西遊補》以及《三教開迷歸正演義(yi) 》《掃魅敦倫(lun) 東(dong) 度記》等小說的創作，就明顯受到了《西遊記》“以心降魔”構思的啟發。

《續西遊記》主要圍繞人的“機變心”大做文章，認為(wei) “妖魔總是機心惹”，提出“起魔攝魔，近在方寸”，書(shu) 中闡說種種妖魔鬼怪，都由“機變心”產(chan) 生，進一步演繹了《西遊記》所說的“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的禪機妙悟。

《西遊補》也同樣演繹“修心攝魔”的法則，不過，作者重在寫(xie) 心猿曆情劫、歸大道，認為(wei) “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nei) ；走入情內(nei) ，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西遊補》者，情妖也；情妖者，鯖魚精也。”“情之魔人，無形無聲，不識不知……若一入而決(jue) 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頭地步。”（董說《西遊補答問》）小說中孫悟空所曆諸多幻夢，皆係其心動著魔入幻所致。

《後西遊記》也把“心即是佛”的命題和陽明心學的“求其放心”結合起來，依靠修心煉性來破心中之魔，聲稱“前西遊後後西遊，要見心修性也修”。小說回目中有大量“心”字，諸如“心明清靜法，棒喝野狐禪”“唐長老心散著魔，小行者分身伏怪”等。文本中也處處強調心的作用，如第十三回唐半偈對小行者說：“我想天下那有妖魔，不過邪心妄念，自生妖魔耳。”第二十六回小行者認為(wei) “妖精雖多，卻一妖一心，心多必亂(luan) ”，又有詩雲(yun) “萬(wan) 心何似一心堅”。其他如第十八、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回中也有類似描寫(xie) 。可見，作者自覺將修心的觀點貫穿到小說情節的構思與(yu) 寫(xie) 作中，以彰顯“以心降魔”的主旨。

《三教開迷歸正演義(yi) 》則圍繞著“開心迷”做文章，書(shu) 中所寫(xie) 宗孔（儒）、寶光（釋）、靈明（道）所代表的三教開化的群“迷”，如歎貧迷、做官迷、好名迷、狂妄迷、風月迷、嫉妒迷、求利迷……名雖為(wei) 妖，實由心生。“三教開迷”意在“驅邪蕩穢，引善化惡，以助政教”。這與(yu) 《西遊記》中的祛除“六賊”、摒棄“二心”的寓意異曲同工。

《掃魅敦倫(lun) 東(dong) 度記》，其所謂“掃魅”，即掃除那些作惡多端的妖魔（邪欲）；其所謂“敦倫(lun) ”，即崇尚儒家倫(lun) 常。小說以陶情、王陽、艾多、分心魔這四個(ge) 邪魔，分別隱喻酒、色、財、氣，還虛構出一群由七情六欲幻化的邪魔，然後由聖僧達摩一一“掃魅還倫(lun) ”。

《斬鬼傳(chuan) 》也以心術之邪正作為(wei) 人鬼之界分，作者指出：“大凡人鬼之分，隻在方寸間。方寸正的，鬼可為(wei) 神；方寸不正的，人即為(wei) 鬼。”（第一回）書(shu) 中所寫(xie) 謅鬼、假鬼、奸鬼、搗大鬼、冒失鬼、風流鬼等四十多個(ge) 形形色色的鬼類，就是人世間各種心術不正之醜(chou) 類的形象寫(xie) 照。《平鬼傳(chuan) 》也同樣把不合儒家倫(lun) 常的邪心惡欲擬之為(wei) 鬼，托鍾馗以斬之。《精神降鬼傳(chuan) 》更標舉(ju) 以“精神”（心靈）降鬼，“精神”不僅(jin) 先後降伏癆病鬼、賭博鬼、鴉片鬼、勢利鬼、混障鬼等人間十二鬼物，還為(wei) 諸鬼伐毛洗髓，如摘去癆病鬼色膽、割去賭博鬼錢癖、換掉勢利鬼雙眼等，如此下界升平，碧落清白。

總之，這些神魔小說的作者均受陽明心學“滅心中賊”“致良知”的影響，以為(wei) 一切魔劫皆由心生，亦由心滅，隻有修心煉性，才能滅心魔、歸正道、成正果；而在寫(xie) 法上，則有意將“修心攝魔”的理念具象化為(wei) 小說中的神魔之爭(zheng) 。

如果說神魔小說在不同程度上宣揚了修心煉性、明心見性的心學，那麽(me) 明中後期興(xing) 起的世情小說與(yu) 擬話本小說則著眼於(yu) “穿衣吃飯”“百姓日用”，它們(men) “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xie) 悲歡離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與(yu) 陽明心學左派掀起的肯定“好貨”“好色”、張揚人情人欲的人文思潮桴鼓相應。如《金瓶梅》重在寫(xie) “時俗”、寫(xie) 物欲、寫(xie) 性愛，對主要人物的好貨好色津津樂(le) 道，不過作者又認為(wei) 人欲的泛濫是喪(sang) 身、敗家、亡國的根本原因，隻有跳出酒色財氣的圈子，回歸“普淨”“明悟”之境，方可獲得重生。在此意義(yi) 上，《金瓶梅》的勸懲之旨，分明又與(yu) 陽明心學倡導的修心煉性若合符契。

至於(yu) 馮(feng) 夢龍編纂“三言”，則以小說適俗導愚為(wei) 己任。他有意將小說命名為(wei)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聲稱：“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xi) 之而不厭，傳(chuan) 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yi) 一耳。”（《醒世恒言序》）淩濛初編創“二拍”也是“意存勸戒”，“使世有能得吾說者，以為(wei) 忠臣孝子無難”（《二刻拍案驚奇序》）。夢覺道人則有感於(yu) “天下之亂(luan) ，皆從(cong) 貪生好利、背君親(qin) 、負德義(yi) 所致”，遂作《三刻拍案驚奇》，以之諭俗，“使人睹之，可以理順，可以正情，可以悟真，覺君父師友自有定分，富貴利達自有大義(yi) ”（書(shu) 前序）。薇園主人作《清夜鍾》，也是欲“借諧談說法，將以鳴忠孝之鐸，喚省奸回；振賢哲之鈴，驚回玩薄”（書(shu) 前序）。

“三言二拍”中就有不少作品借曆史人物故事來感發人心、懲創逸誌。這一點與(yu) 王陽明提倡的以忠臣孝子故事開導愚俗百姓，“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是一致的，也不妨視為(wei) 對陽明之說的積極回應。“三言二拍”對晚明新興(xing) 商人則給予了更多關(guan) 注，認為(wei) “士子攻書(shu) 農(nong) 種田，工商勤苦掙家園”（《醒世恒言》卷十七），並無高下之分，“經商亦是善業(ye) ，不是賤流”（《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九），因此對於(yu) 商人如何經商發家、冒險致富等娓娓道來，不吝讚賞之辭。這與(yu) 王陽明所說的“古者四民異業(ye) 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節庵方公墓表》），也可謂一脈相承。而“三言二拍”對婚戀自主的歌頌，對男女平等的張揚，對“禮順人情”的提倡，也是陽明後學主情、尚真，強調“聲色之來，發於(yu) 性情，由乎自然”（李贄《讀律膚說》）、“非民情之所欲，故以為(wei) 不善”（李贄《明燈道古錄》）等思想觀念在小說創作領域的回響。清初李漁所作《無聲戲》《十二樓》，以及“名教中人”所作《好逑傳(chuan) 》、“寉市道人”所作《醒風流》等，則將男女之情納入道學正途，使情歸於(yu) 正，無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傳(chuan) 承發揚了陽明心學去人欲而致良知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王陽明的生平事業(ye) 包括講學論道，還曾被編為(wei) 小說，傳(chuan) 播於(yu) 世。如馮(feng) 夢龍編纂的《智囊全集》，就輯錄了王陽明軼事十一則，生動地展現了一個(ge) 心學大師的智者風采。此後，馮(feng) 夢龍又意猶未盡，編寫(xie) 了《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luan) 錄》。該小說敘王陽明生平事跡，舉(ju) 凡貶謫龍場、平定朱宸濠、征討嶺蠻等，諸事皆備，而逸聞瑣事錯出其間。以史實核之，多半吻合。其所錄陽明諸詩，亦皆實有。小說開頭即大發感慨：“即如講學一途，從(cong) 來依經傍注，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為(wei) 宗，直抉千聖千賢心印，開後人多少進修之路。隻看他一生行事，橫來豎去，從(cong) 心所欲，勘亂(luan) 解紛，無不底績，都從(cong) ‘良知’揮霍出來，真個(ge) 是卷舒不違乎時，文武惟其所用。這才是有用的學問，這才是真儒。所以國朝道學公論，必以陽明先生為(wei) 第一。”由此可見，他對陽明其人其學是多麽(me) 推崇。

另外，王陽明生平事跡在傳(chuan) 播過程中還逐漸被神化，如明董穀《碧裏雜存》中有《斬蛟》一篇寫(xie) 王陽明乃許真君轉世，《虞台夢》寫(xie) 呂純陽夜訪王陽明；清錢泳《耆舊·春噓、叔訥兩(liang) 明府》寫(xie) 陳春噓聽人傳(chuan) 說王陽明能乩壇降神，起初不信，後見扶乩靈驗，請受業(ye) 為(wei) 弟子，後又見陽明現形，“修髯偉(wei) 貌，高冠玉立”，於(yu) 是叩拜禮敬，並為(wei) 之圖影；清鄺露《赤雅·南安禪室》則說王陽明乃高僧轉世。諸如此類的傳(chuan) 說，反映了王陽明不僅(jin) 為(wei) 後世文人頂禮膜拜，還一度成為(wei) 佛道二教爭(zheng) 相拉攏以取悅民眾(zhong) 的對象。

總體(ti) 而言，明中葉以降，那些從(cong) 事通俗小說創作或評點的著名文人，幾乎無不受陽明心學的濡染。他們(men) 一改鄙視小說的傳(chuan) 統觀念，重新認識到小說的教化功用，或通過演繹神魔之爭(zheng) ，宣揚修心煉性的“心學”，或將筆觸轉向“穿衣吃飯”“百姓日用”，書(shu) 寫(xie) 閭巷瑣事，彰顯人情物理，促進“民俗反樸還淳”，因此不僅(jin) 在不同程度上傳(chuan) 承發揚了陽明心學，而且使陽明心學走向了民間大眾(zhong) ，真正發揮了導愚啟蒙、化民成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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