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dong) 漢清流名士的價(jia) 值追求

作者：龍倩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廿七日辛未

          耶穌2024年1月8日

“名士”即名德之士，德行高潔而道術精純，是禮而聘之並與(yu) 之共同興(xing) 化致理的對象。至東(dong) 漢中後期以來，名士逐漸以群體(ti) 性的方式湧現，成為(wei) 世人向往的人格典範，塑造了東(dong) 漢士風“尚名節”的總體(ti) 特征。所謂“清流名士”，自與(yu) “濁流”相對，他們(men) 以儒家正統的君臣之義(yi) 、澄清天下之誌為(wei) 堅守，在與(yu) 外戚和宦官日益激烈殘酷的鬥爭(zheng) 中，逐漸發展出群體(ti) 性的自覺，以天下為(wei) 己任、不畏生死，使儒家的理想人格在東(dong) 漢煥發出別樣的魅力與(yu) 光彩。

東(dong) 漢名士群體(ti) 的出現及“尚名節”特征的形成，有人主的推動之功，亦有選舉(ju) 製度之力。

自漢武帝表彰《六經》，設立太學，定儒學為(wei) 一尊，在“祿利”的驅使之下西漢士人崇經學經日盛，但“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劄喉舌之輩”，像董仲舒那般正誼明道的少之又少，總體(ti) 呈現出一種“大義(yi) 未明”的狀態。後光武帝深感於(yu) 王莽篡位之事，為(wei) 鞏固新創政權，強化士人忠於(yu) 一姓、忠於(yu) 一家的觀念，力主起用經明行修之人。對以卓茂為(wei) 代表的不仕異姓之士大肆嘉獎，並詔告天下曰：“誠能為(wei) 人所不能為(wei)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對於(yu) 如王霸、嚴(yan) 光等隱居鄉(xiang) 野，無心仕宦之士亦予以充分尊重，遂使東(dong) 漢風氣為(wei) 之一變。

漢代選拔官員，有察舉(ju) 製和征辟製兩(liang) 種。前者自下而上，主要由地方長官在所轄區內(nei) 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試用考核後再任命官職。後者自上而下，是指征辟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征辟兩(liang) 種方式。這兩(liang) 種選拔方式都是士人通過明經並恪守、踐行一定的人倫(lun) 道德標準而獲取名譽入仕，在朝廷和地方對士人的獎掖和作用中進一步激勵了士眾(zhong) 對名譽名節的重視，從(cong) 而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如同“祿利”促使學經日盛一般，追求名節一時成為(wei) 風尚，重名、崇名者日漸增多。他們(men) “依倚道藝”“刻情修容”，通經、明經，以儒家所提倡的一係列“禮”的倫(lun) 理標準來要求自己，立身處世大都規行矩步，以克己複禮為(wei) 美德。

清流名士是在東(dong) 漢中後期特殊的政治形勢中逐漸成長起來的。鑒於(yu) 王莽篡位的教訓，東(dong) 漢光武帝著手對政治體(ti) 製進行變革。在中央機構內(nei) 設尚書(shu) 台，總攬一切行政事務，架空以丞相為(wei) 代表的三公和禦史大夫的權力，“內(nei) 廷”又完全被數量龐大的宦官所掌控。這種製度設置使君主與(yu) 士大夫之間處於(yu) 一種隔絕狀態，孕育著後期外戚家族和宦官專(zhuan) 權弄權、幹預朝政的可能。光武、明章之治後，自和帝始所立君王大多為(wei) 幼主，和帝即位年齡為(wei) 10歲，殤帝100天，安帝13歲，順帝11歲，衝(chong) 帝2歲，質帝8歲，桓帝15歲，靈帝12歲。幼主嗣位，母後臨(lin) 朝，將“定策帷帟”之事委以外戚，君主孤立無援。為(wei) 對抗外戚，君主所能方便依靠者亦唯有宦官而已，於(yu) 是東(dong) 漢中後期一度出現外戚、宦官輪流執政的局麵，依托皇權的延伸力量形成了以外戚和宦官為(wei) 主體(ti) 的濁流集團。

皇權淩弱之時，內(nei) 朝與(yu) 外朝、皇帝與(yu) 外戚、宦官與(yu) 士大夫等諸多角色之間的矛盾對立淋漓盡致地展露出來。自和帝時起，以袁安、任隗、楊震、李固等為(wei) 代表的士大夫與(yu) 外戚、宦官之間展開了不懈的鬥爭(zheng) 。他們(men) 雖未形成自覺的政治集團，但以道自任，自詡為(wei) “清流”，斥外戚、宦官及依附於(yu) 他們(men) 的非由察舉(ju) 征辟正途為(wei) 官者為(wei) “濁流”，在社會(hui) 上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清、濁之分的顯明，激勵著越來越多的士人加入到這場鬥爭(zheng) 中，也使清流名士成為(wei) 人們(men) 所普遍向往和尊崇的理想人格。

東(dong) 漢士風以桓靈為(wei) 界，從(cong) 前期的較為(wei) 消極的“保身懷方”、重“去就之節”的守節式抵抗，到後期由於(yu) 主荒政繆，士大夫與(yu) 宦官之間相互激蕩轉向對宦官勢力的積極主動的“婞直之風”式的反抗。在這場大規模的反抗隊伍中，其代表性人物無不以天下為(wei) 己任，呈現出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大無畏精神。如作為(wei) 清流名士之首的陳蕃、李膺和範滂，其言行足以動天下，均有著“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wei) 己任”和“澄清天下”的清世誌向。於(yu) 他們(men) 而言，社會(hui) 政治責任不僅(jin) 是官位的要求，更是士人的道德律令和生命自覺。在道義(yi) 與(yu) 天下麵前，個(ge) 人的得失甚至是生命都可以忽略不計，遭宦官讒害的楊震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門人慨言“死者士之常分”，李膺在處決(jue) 宦官張讓之弟張朔後遭人誣陷時從(cong) 容道：“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範滂在被誣下獄之後為(wei) 使同囚少受罪而爭(zheng) 受酷刑。他們(men) 以身徇義(yi) 、以仁心為(wei) 己任，堅持不懈地與(yu) 濁流鬥爭(zheng) ，才使得漢亂(luan) 而不亡，也因此成為(wei) 上承先秦儒家士誌於(yu) 道之士風、下開宋明儒者襟抱的重要承接者，故被朱熹盛讚曰：“三代而下，惟東(dong) 漢人才，大義(yi) 根於(yu) 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

以李膺、陳蕃等人為(wei) 領袖，以太學生為(wei) 基礎的清流在與(yu) 濁流鬥爭(zheng) 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以共同心誌為(wei) 聯結的群體(ti) 。這種“共同心誌”的聯結既體(ti) 現在交友和相互援引中，又體(ti) 現在聯合行動上。在交友中，該群體(ti) 所與(yu) 密切交往之人常是與(yu) 其心誌相契之人，如李膺性簡亢，很少交友，“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wei) 師友”；劉陶為(wei) 人居簡，所交之人必定同誌，決(jue) 不以富貴而求合，以貧賤而遠人。對於(yu) 誌同道合之人，黨(dang) 人不僅(jin) 引以為(wei) 同調，還相互援引以孤立打擊濁流勢力，如竇武“引同誌尹勳為(wei) 尚書(shu) 令，劉瑜為(wei) 侍中，馮(feng) 述為(wei) 屯騎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廢黜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仆杜密，廬江太守朱富等，列於(yu) 朝廷”。此外，清流黨(dang) 人之間還常有自覺地以迎送和吊祭為(wei) 主的盛大集會(hui) 。範滂在第一次黨(dang) 錮之禍被釋放後，“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liang) ”；郭太歸鄉(xiang) 之時“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liang) ”；太尉黃瓊歸葬江夏時，“四方名豪會(hui) 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在迎來送往的會(hui) 集中，在“共同心誌”的聯結下，黨(dang) 人的政治聯合行動逐漸由自發走向自覺。

清流名士還享有外於(yu) 朝廷的極高的社會(hui) 聲望。這種社會(hui) 聲望的獲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漢末的清議，即公正的評論。當時以太學為(wei) 中心的清議具有重要影響，不僅(jin) 關(guan) 涉朝廷官吏的聲望和地位，甚至影響到中央高官的選舉(ju) 。故清議逐漸從(cong) 簡單的察舉(ju) 品鑒人物變成了與(yu) 濁流勢力分庭抗禮的重要手段，所謂“處士橫議”“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均就清議而言。在清議中，以李膺為(wei) 代表的清流名士，雖被陷害下獄並被宣布禁錮不得為(wei) 官，但他們(men) 的聲望卻日益盛隆，士人甚至把被李膺所接待和賞識看成是“登龍門”。清流名士還擁有特定的美稱，如“三君”“八俊”“八顧”“八廚”等。之所以如此，乃在於(yu) 清議中的品評是注重國家意識和政治情懷下對人物的德行、才學、氣度與(yu) 性格的綜合考量，而非僅(jin) 以位之高低所作的評判。因此，範滂在第二次黨(dang) 錮之禍與(yu) 其母作別之時，其母通達地說：“汝今得與(yu)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兼得乎？”普通婦孺都有此覺悟，以與(yu) 名士齊名為(wei) 榮，表明士人乃至社會(hui) 對是非善惡的評判不再簡單地屈從(cong) 於(yu) 政治權力，而是以“道”為(wei) 準，體(ti) 現出對知識分子人格尊嚴(yan) 、道德感召力和自身價(jia) 值的熱情追求。東(dong) 漢社會(hui) 中的名士崇拜與(yu) 清流名士所享有的社會(hui) 聲望亦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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