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蕙田《五禮通考》撰作特點析論

作者：楊誌剛

來源：《經學研究集刊》第三期

中國古代禮學著述中，篇幅最長、內(nei) 容最多者，當推江蘇金匱（今無錫）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1702—1764年）的《五禮通考》。以台灣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而言，《五禮通考》占據了其經部第129冊(ce) 至第136冊(ce) 近8冊(ce) 的容量，共計7317頁。若以每頁670字算，總字數在490萬(wan) 字以上。[1]可資比較的是，同在這套影印的四庫全書(shu) 中，同屬禮學著述中部頭大的如清初徐乾學《讀禮通考》，隻有3冊(ce) 、2349頁；宋代衛湜《禮記集說》為(wei) 4冊(ce) 、3217頁，清代《欽定禮記義(yi) 疏》為(wei) 3冊(ce) 、2162頁。

《五禮通考》不僅(jin) 卷帙浩繁，且在禮學史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時彥評它為(wei) “數千百年來所絕無而僅(jin) 有之書(shu) ”[2]，“懸諸日月不刊之書(shu) ……獨冠古今”[3]。以後曾國藩讚其“舉(ju) 天下古今幽明萬(wan) 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ti) 大思精矣”，並將秦蕙田列為(wei) 自古以來32位聖哲之一，重點推薦給後代[4]。《清史稿》卷三〇四為(wei) 秦蕙田列傳(chuan) ，稱此書(shu) “博大閎遠，條貫賅備”。經過多年的寂寥和漠然以後，今人重新將目光投向《五禮通考》。1994年，台灣聖環圖書(shu) 公司依據王欣夫教授收藏的原刊初印樣本照片影印《五禮通考》（以下簡稱聖環本），並在“出版說明”中強調：這部“禮學傑作”，對於(yu) 了解我國古代禮製沿革，“實為(wei) 最切實用之書(shu) ”。近年來，已有兩(liang) 篇專(zhuan) 題論文問世，介紹和探討其人其書(shu) 。研究者指出，此“可謂中國古代禮學集大成著作”[5]，或以為(wei) “成書(shu) 尤非易事，其成就亦斐然可觀”[6]。

【圖為(wei) 秦蕙田《五禮通考》書(shu) 影】

本文主要關(guan) 注《五禮通考》的撰作特點，並將考察的視角集中在：（一）古代禮學的演變尤其是若幹重要線索的梳理，借此對《五禮通考》在禮學史上的意義(yi) 和地位有所闡明。（二）秦蕙田的生平經曆、文化背景與(yu) 其學術撰著之間的關(guan) 係，由此深入探析如此鴻篇巨製的成因和價(jia) 值。在此基礎上，試圖進一步概括《五禮通考》所體(ti) 現的禮學著述形態上的新特點，分析其意義(yi) 及局限。

一

至少有4部前人的著作，給秦蕙田撰作《五禮通考》以重要的啟發和影響。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

這是朱熹曾反複念叨並多次安排人手編撰的“禮書(shu) ”，初名《儀(yi) 禮集傳(chuan) 集注》，晚年確定此名，並修葺親(qin) 定其中的二十三卷。後由弟子黃榦、楊複等續完。據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年甫逾冠的他即與(yu) 同好共同研討“三禮”，並特別留意於(yu) “朱子當日嚐欲取《儀(yi) 禮》、《周官》、《二戴記》為(wei) 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唐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證，以為(wei) 當代之典”。可他又感慨：“今所觀《經傳(chuan) 通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liang) 先生修述，究未足為(wei) 完書(shu) ，是以‘三禮’疑義(yi) 至今猶蔀。”於(yu) 是觸動了他參照《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方法去探究禮學，“乃於(yu) 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嚐、饗宴、朝會(hui) 、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注疏諸儒之抵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zhuan) 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事一義(yi) ，輒集百氏之說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徑，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hui) ，問者、難者、辨者、答者，回旋反複，務期愜諸己，信諸人，而後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餘(yu) 年，而裒然漸有成秩矣”[7]。顯然，對於(yu) 秦蕙田走上研治禮學之路，並一生孜孜以會(hui) 通、考辨的方法對禮學加以全麵的清理，《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起到了引領的作用。

《讀禮通考》

徐乾學（1631—1694年）的這部研討古代喪(sang) 禮的大作，秦蕙田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1747—1748年）丁父憂回籍治喪(sang) 時讀到的。後出的《四庫全書(shu) 總目》稱：“古今言喪(sang) 禮者，蓋莫備於(yu) 是焉。”該著的特點是“於(yu) 《儀(yi) 禮》喪(sang) 服、士喪(sang) 、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仿朱子《經傳(chuan) 通解》，兼采眾(zhong) 說，剖析其義(yi) 。於(yu) 曆代典製，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yi) 》諸書(shu) ”《四庫全書(shu) 總目·讀禮通考提要》。提要還指出：“乾學又欲並修吉、軍(jun) 、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歿。”（中華書(shu) 局影印本，第168頁）。讀見此書(shu) ，秦蕙田既興(xing) 奮又深感不足，以為(wei) 它“規模義(yi) 例俱得朱子本意，唯吉、嘉、賓、軍(jun) 四禮尚屬闕如”，遂啟動了《五禮通考》的撰作。他“陳舊篋，置抄胥，發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8]。盧文弨（1717—1795年）《五禮通考跋》亦言：“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遍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shu) 乃成。”[9]

《通典》

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係統記載曆代製度的通史，分八門：食貨、選舉(ju) 、職官、禮、樂(le) 、兵刑、州郡、邊防[10]。共200卷，禮門占了100卷，按禮典目錄（1卷）、吉禮（14卷）、嘉禮（18卷）、賓禮（2卷）、軍(jun) 禮（3卷）、凶禮（27卷）、開元禮纂類（35卷），分述禮製因革。須加留意的是，《開元禮》原吉、賓、軍(jun) 、嘉、凶的“五禮”次序被《通典》的纂類改作吉、嘉、賓、軍(jun) 、凶，並成為(wei) “五禮”的一般性次序。《五禮通考》以《周禮·大宗伯》所言吉禮、凶禮、賓禮、軍(jun) 禮、嘉禮“五禮”為(wei) 綱，卻不采用它的排序，而以《通典》為(wei) 據。

《文獻通考》

成書(shu) 在元初的《文獻通考》以《通典》作藍本，不過對於(yu) 中國典章製度的理解更寬泛，其分類與(yu) 《通典》也有所區別。[11]作者馬端臨(lin) 對中國典製的總體(ti) 把握及分類對後世具有很大的影響及參考意義(yi) 。現代碩儒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批評《五禮通考》分類“未當”時，就舉(ju) 《文獻通考》作為(wei) 比照的對象[12]。《五禮通考·凡例》曾對《通典》、陳祥道《禮書(shu)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和《文獻通考》進行比較，由此可見，當時秦蕙田在謀劃商討《五禮通考》的篇章內(nei) 容時，對《文獻通考》的門類結構一定細加考察，以資鏡鑒。曾國藩曾將《五禮通考》與(yu) “三通”（即《通典》《文獻通考》及鄭樵《通誌》）並論，以為(wei) 可成“四通”，由此招來章太炎的微詞[13]。

在書(shu) 寫(xie) 的體(ti) 例格式上，《文獻通考》對《五禮通考》也留下烙印。《文獻通考·自序》曾解釋：引古經史為(wei) 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是為(wei) “文獻通考”[14]。“文”頂格書(shu) 寫(xie) ，“獻”降一字書(shu) 寫(xie) ，以示區別。作者的按語則再低一字書(shu) 寫(xie) 。《五禮通考》則將征引之材料分為(wei) 三類：頂格書(shu) 寫(xie) ，降一字書(shu) 寫(xie) ，少數降二字書(shu) 寫(xie) 。類似分頂格與(yu) 降格書(shu) 寫(xie) 的形式，《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讀禮通考》曾予采用“今所定例，傳(chuan) 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shu) 低二字。”[15]

很巧的是，以上四部書(shu) 及《五禮通考》，書(shu) 名中都有一個(ge) “通”字。這大概可以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出，唐宋以降，在中國知識界，逐步形成了一種講求“會(hui) 通”的學術取向；並且又漸漸延展到禮學領域，特別是到了清朝。自然，各有各的“會(hui) 通”特點。這裏集中討論《五禮通考》，先擇其三點論述。

【圖為(wei) 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梅墅石渠閣版書(shu) 影】

（一）融匯“三禮”，《儀(yi) 禮》《周禮》並重

對《周禮》《儀(yi) 禮》《禮記》不同的評價(jia) 及相互關(guan) 係的不同理解，漢代已成訟案。至宋代，一方麵王安石“廢罷《儀(yi) 禮》，獨存《禮記》”[16]；另一方麵從(cong) 歐陽修、蘇軾、蘇轍到胡宏、包恢[17]，不斷質疑《周禮》。如此等等，使舊話題增添了新命意，同時也給後起的禮學家設下繞不開的“路障”，必須麵對並予以回應。朱熹就有意構建新的禮學體(ti) 係，並試圖會(hui) 通“三禮”學。《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以《儀(yi) 禮》為(wei) 經，附以《禮記》和其他諸書(shu) [18]，同時朱熹又尊崇《周禮》。秦蕙田站在會(hui) 通“三禮”的立場上，更竭力調和曆史上有關(guan) 《周禮》《儀(yi) 禮》孰為(wei) 本、末的議論，以此表達同樣推尊《周禮》和《儀(yi) 禮》。

《五禮通考》卷首第一《禮經作述源流上》開篇即從(cong) 周公製禮說起。首先引王通的話：“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繼而引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言：“《周》、《儀(yi) 》二禮並周公所製”；“周公攝政六年，製禮作樂(le) ……所製之禮，則《周官》、《儀(yi) 禮》也”；“《周禮》、《儀(yi) 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wei) 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shu) ”。針對陸德明說“‘三禮’次第，《周》為(wei) 本，《儀(yi) 》為(wei) 末”，而賈公彥則主張“《周禮》為(wei) 末，《儀(yi) 禮》為(wei) 本”，《五禮通考》以按語形式加以調和、折中、互補。以下是《五禮通考》的第一則按語，署的名是該書(shu) 編撰的重要參與(yu) 人方觀承[19]：

觀承案：陸氏謂《周》為(wei) 本、《儀(yi) 》為(wei) 末者，《周禮》乃禮之綱要，《儀(yi) 禮》乃禮之節目也。賈氏又謂《周禮》為(wei) 末、《儀(yi) 禮》為(wei) 本者，《周禮》乃經世宰物之宜，《儀(yi) 禮》乃敦行實踐之事也。

所以有學者指出：《五禮通考》“吞吐百氏，剪裁眾(zhong) 說。蓋舉(ju) 二十二史，悉貫以《周禮》《儀(yi) 禮》為(wei) 之統率”[20]。

（二）兼采經傳(chuan) 、史誌、紀傳(chuan) 、儀(yi) 製、會(hui) 典、實錄、類書(shu) 等各類載籍，搭建龐大的禮學知識係統

《五禮通考》不同於(yu)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以《儀(yi) 禮》為(wei) 經，也有別於(yu) 《讀禮通考》的內(nei) 容僅(jin) 限於(yu) 喪(sang) 禮，而是按五禮及分類條目，收羅自先秦至明代的各種資料，涉及經傳(chuan) 、史誌、紀傳(chuan) 、儀(yi) 製、會(hui) 典、實錄、類書(shu) 等各類載籍，“悉以類相附，詳曆代之因革，存古今之同然”[21]。秦蕙田顯然遵從(cong) 了徐乾學廣泛搜羅禮學資料的做法，並推而廣之。《士喪(sang) 讀禮通考引用書(shu) 目》（載《讀禮通考》卷首）揭舉(ju) 了經、史、子、集631種著作，而《五禮通考》的引用範圍更廣。以《五禮通考》卷四十五“社稷（城隍附）”為(wei) 例，此卷敘述明代社稷和曆代祭城隍的禮製，其引資料的出處包括：《明史》（包括《太祖本紀》《世宗本紀》《禮誌》《樂(le) 誌》《張籌傳(chuan) 》等）、《春明夢餘(yu) 錄》、《明集禮》、《續文獻通考》、《明會(hui) 典》、《太祖實錄》、《成祖實錄》、《仁宗實錄》、《宣宗實錄》、《孝宗實錄》、《世宗實錄》、《太常紀》、《大政記》[22]、《太平府誌》、《北齊書(shu) 》、《冊(ce) 府元龜》、《宋史》、《元史》、《圖書(shu) 編》、《日下舊聞（考）》和《圖書(shu) 集成·城隍祀典部·藝文》、張九齡《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杜牧《祭城隍神祈雨文》、李商隱《祭桂州城隍神祝文》、前人《為(wei) 安平公兗(yan) 州祭城隍文》、前人《為(wei) 懷州李使君祭城隍文》等。正是因其引述文獻之宏富，搭建的禮學知識係統之龐大，才獲得“絕無僅(jin) 有”之稱。

（三）打通禮經（經典）和儀(yi) 製（操作）的界隔，創擬“五禮”新體(ti) 係

《五禮通考》卷首有兩(liang) 篇相對獨立的文字，一是“禮經作述源流”（分上、下），一是“禮製因革”（分上、下）[23]。“禮經作述源流”分“禮經作述大指”“經禮威儀(yi) 之別”“禮經傳(chuan) 述源流”三部分。“禮經作述大指”究詰《周禮》《儀(yi) 禮》《禮記》的禮書(shu) 性質及其關(guan) 係，有兩(liang) 則按語，第一則前文已揭引（即“觀承案”），第二則是針對前人所謂“武帝嚐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本文作者按：指《周禮》）不立學官，而何休詆為(wei) 戰國陰謀”一說而發，文字不長，如下：

宗元案：《十論》、《七難》乃林碩作，非武帝也，此誤。

宗元，即宋宗元，字愨庭，元和人，與(yu) 秦蕙田交遊頗深，參與(yu) 編撰《五禮通考》。“經禮威儀(yi) 之別”主要討論如何理解“經禮三百”與(yu) “曲禮三千”。編者未出按語，全部靠引述[24]。

“禮經傳(chuan) 述源流”以正史的藝文誌、經籍誌為(wei) 主要依據，參以《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和其他史傳(chuan) 資料，介紹曆代禮經的傳(chuan) 述。這部分內(nei) 容有點類似於(yu) 目錄學的記敘，敘說的次序是：《周禮》《儀(yi) 禮》《禮記》，最後是“三禮”和雜禮。有“蕙田案”按語一條。

“禮製因革”概述明代（含明代）以前禮製的製作和演變，所引資料從(cong) 《尚書(shu) 》《周禮》《禮記》《論語》《左傳(chuan) 》《國語》而下，以正史的“禮誌”（“禮書(shu) ”“禮儀(yi) 誌”“禮樂(le) 誌”）為(wei) 主體(ti) ，結合《唐會(hui) 要》《唐六典》《玉海》《通典》《續文獻通考》《曆代名臣奏議》《元典章》《大政記》及其他史誌、史傳(chuan) 、官簿，兼及《朱子家禮》和邱濬的《大學衍義(yi) 補》等，有四則按語全部是“蕙田案”，且全部在“禮製因革·上”（唐以前部分）。茲(zi) 引其中一例，以見一斑：“蕙田案：禮莫盛於(yu) 成周，漢興(xing) 三百餘(yu) 年，西京未遑製作。雖有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諸人，班誌所載，僅(jin) 存議論。惜哉。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三代’之治，所以不複見於(yu) 後世也。”。其獨到的視野和敘述，勾勒出一部簡明的中國禮製發展史，具有創新意義(yi) 。

還須垂注的是，“禮經作述源流”和“禮製因革”猶如全書(shu) 的兩(liang) 篇總綱，“五禮”通考是綱舉(ju) 目張之產(chan) 物。唯此“綱”由兩(liang) 大主線（禮經與(yu) 禮製，或儒學典籍與(yu) 官府儀(yi) 製）交錯、融合而成。從(cong) 而《五禮通考》創擬了一個(ge) 具有新意味的“五禮”體(ti) 係。

二

《五禮通考》篇幅之大，不但在《四庫全書(shu) 》的禮類而且在整個(ge) 經部著述中，都排名第一。能與(yu) 之頡頏者，隻有經部之外的一些巨構，如《宋史》《明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六藝之一錄》等。前文論及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原三十七卷，缺卷十五；其中第二十四卷至第三十七卷因非朱熹親(qin) 定，仍題名《儀(yi) 禮集傳(chuan) 集注》）及黃榦、楊複《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二十九卷），在台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中合為(wei) 2冊(ce) ，其中《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為(wei) 604頁，《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是1044頁。即以這等規模，《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的撰作，已著實讓朱老夫子一輩子都操心不完[25]。那麽(me) ，皇皇《五禮通考》究竟是如何撰作完成的，就不能不引發人的興(xing) 趣了。

【圖為(wei) 《國朝先正事略》書(shu) 影】

秦蕙田位居高官，且勤政實幹[26]，這使他必定喪(sang) 失大量可用於(yu) 治學的時間，不同於(yu) 職業(ye) 學問家。但另一方麵，因為(wei) 位高權重，加之自己的出身、眼界、學養(yang) 等而形成的人格魅力，卻讓他又有條件吸引和羅致人才，調動各種資源，借助眾(zhong) 手協力修書(shu) ，這顯然是《五禮通考》得以完帙的很重要原因。秦蕙田於(yu) 乾隆元年（1736年）考取進士，後仕途順遂。至十年（1745年），已遷為(wei) 禮部右侍郎。後調任刑部侍郎，又擔當經筵講官。其後，更升任工部尚書(shu) 、刑部尚書(shu) ，並加太子太保，還兩(liang) 次擔任會(hui) 試正考官。因此，秦尚書(shu) 身邊能夠團聚一批有才學的人士，共襄盛舉(ju) 。自秦蕙田因父喪(sang) 回籍丁憂，杜門讀禮，受《讀禮通考》啟發而撰作《五禮通考》，即有早年好友吳遵彝共同勉力。其後秦蕙田回京，仍得方觀承、盧見曾、宋宗元諸人的合作幫助。《五禮通考》初稿成型後，又邀請了一大批學者參與(yu) 校訂。

聖環本“《五禮通考》卷首第一”題名之下，署有：內(nei) 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禦史桐城方觀承同訂，國子監司業(ye) 金匱吳鼎、按察使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該本《五禮通考總目上》和《五禮通考總目下》題名之下，還署有：經筵講官刑部尚書(shu) 監理樂(le) 部大臣協理國子監算學前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監管河道提督軍(jun) 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禦史桐城方觀承同訂[27]。這直接記錄了一部分撰作實況。

又，徐世昌《清儒學案》卷六十七載，當時加入《五禮通考》校訂工作的有：“金匱吳氏鼎，德州盧氏見曾，元和宋氏宗元，嘉定錢氏大昕，王氏鳴盛，休寧戴氏震，仁和沈氏廷芳，吳江顧氏我鈞。其吉禮屬吳氏、盧氏、顧氏。嘉禮屬錢氏者，昏、饗、燕、鄉(xiang) 飲酒、學諸禮，及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兩(liang) 大類；屬王氏者，射、巡狩；屬戴氏者，觀象授時一大類。賓禮全屬錢氏。軍(jun) 禮全屬王氏。凶禮屬錢氏、沈氏、吳氏、盧氏。惟宋氏所參校者十及八、九，統校全書(shu) 則屬諸山陽吳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預參校。”《清儒學案·味經學案》。該段文字之後，緊接著又言：“而卷中未分注名氏。”其中承擔軍(jun) 禮和嘉禮的射、巡狩部分校訂的王鳴盛（1722—1797年），乃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的作者。承擔賓禮和部分嘉禮、凶禮的錢大昕（1728—1804年），其所著《廿二史考異》是另一部考史名著。所言戴氏，為(wei) 戴震（1723—1777年）。僅(jin) 此三位巨擘，已足見這個(ge) 修書(shu) 班子底蘊之深厚。雖然王、錢、戴當時尚屬年輕，然也唯因如此，才有可能加入到他人的著述活動中去。

從(cong) 錢大昕下麵的話中，可以確定秦蕙田屬於(yu) 學者型的官僚，為(wei) 學、向學之心終生不渝，同時獎掖後進，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

公（本文作者按：秦蕙田）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shu) ，不異為(wei) 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cong) 給諫公於(yu) 京邸，何紀瞻、王若林、徐壇長諸先生，鹹折輩行與(yu) 之交。中歲居裏門，與(yu) 蔡宸錫、吳大年、尊彝、龔繩中為(wei) 讀經之會(hui) 。嚐慨禮經名物製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hui) 通其說，故於(yu) 郊社、宗廟、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禦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誌經術，可佐教成均。既而值內(nei) 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為(wei) 後學宗。……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考古今禮製因革。[28]

王鳴盛的記錄更可證明秦蕙田不僅(jin) 組織眾(zhong) 人修撰《五禮通考》，而且更實質性地主持其事，並親(qin) 自參加討論和寫(xie) 作：

公每豎一義(yi) ，必檢數書(shu) 為(wei) 佐證。複與(yu) 同誌往複討論，然後筆之。故其辨析異同，鋪陳本末，文繁理富，繩貫絲(si) 聯，信可謂博極群書(shu) 者矣！[29]

方觀承的《五禮通考序》，則從(cong) 另一側(ce) 麵提供了了解合作者之間關(guan) 係的管道：

昔在京師時，伯父望溪先生（本文作者按：方苞）奉詔纂修《三禮》，餘(yu) 數從(cong) 講問。……因以所著《喪(sang) 禮或問》授餘(yu) 。既而閱昆山徐氏《讀禮通考》，乃知聖人立中製節。《或問》實揭其精微若載。《或問》於(yu) 喪(sang) 禮補吊、荒、禬、恤之製，則凶禮已全。準是而師朱子輯禮本意，博采經傳(chuan) 子史，區為(wei) 吉、嘉、賓、軍(jun) 四類，而匯成《五禮全書(shu) 》。庶幾經世大典，可以信今而垂後也。吾友味經先生以博達之材，粹於(yu) 禮經，官秩宗，日侍內(nei) 廷，值聖天子修明禮樂(le) ，乃益好學深思，研綜墳典。上自六經，下迄元明，凡郊廟、禋祀、朝覲、會(hui) 同、師田、行役、射鄉(xiang) 、食饗、冠婚、學校，各以類附。於(yu) 是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yi) 。先生向與(yu) 伯父論禮，因屬餘(yu) 參訂，爰考曆代之沿革，諸儒之異同，有所見輒附於(yu) 其間。非謂能折中禮製也。……是書(shu) 體(ti) 大物博，先生積數十年搜討參伍，乃能較若畫一。[30]

由此，我們(men) 就可排除圍繞《五禮通考》成書(shu) 問題上的一些不實之辭。如梁啟超說：“（徐乾學的《讀禮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31]這既缺乏依據，也有悖情理——試想，如此浩大的修書(shu) 工程，豈是憑萬(wan) 斯同（字季野，1638—1702年）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須知，萬(wan) 斯同一生不僅(jin) “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同時還有大量的其他各種著述[32]。至於(yu) 徐乾學《讀禮通考》的成書(shu) ，可參見《四庫全書(shu) 總目·讀禮通考提要》：“蓋乾學傳(chuan) 是樓藏書(shu) ，甲於(yu) 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眾(zhong) 力以為(wei) 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中華書(shu) 局影印本，第168頁）。

【圖為(wei)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shu) 影】

這就觸及中國古代一種撰作活動的類型（宋代以後開始多見，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亞(ya) 類型）。集體(ti) 參加或借助他人之力是其基本特點，但號召力和凝聚力（也可以說是驅動力）卻有所不同。像朱熹撰作《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最初曾想尋求朝廷的支持[33]，但最後還是憑借其導師和精神領袖的身份來加以組織和動員。秦蕙田撰作《五禮通考》（包括此前的徐乾學、稍後的阮元等）則略微複雜一些。我們(men) 應該正視這種“撰作活動的類型”，這對理解《五禮通考》的價(jia) 值和特點是有幫助的。當然探討這種類型已越出本文的主旨，所以點到為(wei) 止，容日後再作展開。

秦蕙田的家庭背景和個(ge) 人閱曆，為(wei) 他以會(hui) 通之方法研究禮學，撰作《五禮通考》，提供了圖書(shu) 資料方麵的必需條件。秦蕙田生於(yu) 江南世家，宋代秦觀第二十六世孫，祖父、父親(qin) 都享有文名，通經學、擅詩詞。蔣汾功《五禮通考序》言：

予與(yu) 秦氏世好……素知其家多藏書(shu) ，凡禮經疏義(yi) 外間絕少刊本而庋貯緘題者，數十笥。宗伯以絕人之姿，盡發而讀之，早歲即洞其條理，綜核纂注，匯為(wei) 一編。[34]

這裏所言“匯為(wei) 一編”，當指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所講少時在“讀經之會(hui) ”基礎上，“考辨如是者，十有餘(yu) 年，而裒然漸有成秩矣”。等到秦蕙田“供奉內(nei) 廷，以見聞所及，時加厘正。……服闋後再任容台，遍覽典章，日以增廣”[35]。長期在京城上層活動，使其有條件接近各種資料，拓寬視野，為(wei) 學術研究創造了便利。

《五禮通考》絕少涉及本朝，並從(cong) 體(ti) 例上框定“通考”的下限隻及明朝。《五禮通考·凡例》最後說明：“洪惟我朝，聖聖相承，製度修明，日新富有。至於(yu) 科條所頒，敬切訓行，高深莫讚。蕙田叨佐秩宗，疏陋是懼，複理專(zhuan) 門故業(ye) ，略識源流，抑亦退食寢興(xing) 無忘匪懈雲(yun) 耳。”這裏對於(yu) 《五禮通考》敘述考辨為(wei) 何“迄於(yu) 前明”，並不詳解，語意晦澀。這一做法似乎有必要聯係其家庭背景加以考量。雍正時，蕙田之本生父秦道然因皇室內(nei) 部的矛盾而受牽連，下獄一關(guan) 就是九年。至秦蕙田進士及第，“授編修，南書(shu) 房行走”，遂上疏向乾隆皇帝“乞恩”：希望父親(qin) 在“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奪職效奔走以贖父罪”。乾隆皇帝乃赦宥其父[36]。家庭中如此深重的創痛，必然會(hui) 對秦蕙田的為(wei) 人處世包括治學的內(nei) 容與(yu) 形式產(chan) 生影響。史稱秦蕙田“治事勤敬”[37]“恪勤素著”[38]，恐怕即是其中的一個(ge) 麵相。而盡量回避對本朝的評論，則可能成為(wei) 另一種生存策略。

秦蕙田自稱“性拙鈍，少讀書(shu) 不敢為(wei) 詞章淹貫之學”，從(cong) 小即留意於(yu) 經學，“塾師授之經，循行數墨，恐恐然若失也”[39]。這固然可以從(cong) 一個(ge) 角度解釋其對學問的選擇，然而同樣不可忽略的是，秦蕙田後來長期從(cong) 事實際政務工作的經曆，必然會(hui) 強化其對“踐履”的重視與(yu) 強調，主張學以致用。這也就為(wei) 其盡數十年之力不倦於(yu) 《五禮通考》的撰作，提供了持久的動力。進而，也會(hui) 不斷地促使他融通各種學說和知識，致力於(yu) 禮學的會(hui) 通。秦蕙田和《五禮通考》能獲得同樣身為(wei) 官宦的曾國藩之理解和讚慕，似有內(nei) 在關(guan) 聯。

不可忽略的還有，秦蕙田的出生地、成長地無錫（雍正時新辟為(wei) 金匱縣）的地域文化，對《五禮通考》撰作的影響。明清時期，工商文明已在江南一些地區蔚然興(xing) 起（無錫具有代表性），其講求實際和實用的價(jia) 值取向，與(yu) 經世致用的學風互為(wei) 推助。還有，徐乾學乃昆山人，其地與(yu) 無錫甚近。《五禮通考》寫(xie) 作班子中，錢大昕、王鳴盛都是嘉定人，嘉定與(yu) 無錫同在蘇南。而戴震、方觀承也毗鄰江南文化圈。這一切，肯定有地域文化上的關(guan) 聯存在。

三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載：“禮樂(le) 廢壞兩(liang) 千餘(yu) 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wei) 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ge) 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40]朱熹的話，或許能代表宋代以後一些文人儒士的思想與(yu) 情誌，並且，這種情誌與(yu) 思想投射到了禮學研究之中。禮學成為(wei) 寄托社會(hui) 理想、寄寓治世良方的學問。

乾隆元年（1736年）詔開“三禮館”，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欽定周官義(yi) 疏》《欽定儀(yi) 禮義(yi) 疏》《欽定禮記義(yi) 疏》。繼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頒定《大清通禮》。由此新一波的禮學研究浪潮，在朝野上下蔚然興(xing) 起。秦蕙田置身其間，以《五禮通考》的撰作貢獻於(yu) 世人。

晚近，學人有《以禮代理——淩廷堪與(yu) 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和《清初三禮學》[41]等成果問世，對於(yu) 17—18世紀禮學的啟承轉變作了深入的梳理、闡說，多有發明。但秦蕙田和《五禮通考》在此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卻未得到正麵的研究，從(cong) 而留下重要的缺環。劉廣京先生慧眼洞見，1999年在給張壽安《以禮代理》大陸版作序時，結尾處就特意提到，秦蕙田完成《五禮通考》，“時已屆戴震（1723—1777）著述之年，與(yu) 張先生本書(shu) 所論時代已可銜接。世運推移，而學則垂久。後世論禮學及情欲之學，皆有所本矣”。

當年，王鳴盛《五禮通考序》對秦蕙田治學取向及其特點有極精要的總結：“秦公味經先生之治經也，研究義(yi) 理而輔以考索之學，蓋守朱子之家法也。”針對別人誤以為(wei) 《五禮通考》不過是“補續徐氏”，秦蕙田曾特意向王鳴盛申明：“此蓋將以繼朱子之誌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42]其禮學的抱負一言以明。

假如用一個(ge) 字來概括《五禮通考》所代表的秦蕙田的禮學的話，大概就是“通”。除了本文第一部分論說的三個(ge) 方麵，“通”還表現在：漢學、宋學兼采，義(yi) 理與(yu) 考索之學相結合，以禮學經世為(wei) 指歸，廣綜博攬。

反映在“五禮”的內(nei) 容和範圍上，其“通”的特點也是超越前人的。如“以樂(le) 律附於(yu) 吉禮宗廟製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ti) 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此舉(ju) 後引起四庫館臣的議論，以為(wei) ：“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好在秦蕙田當初就已說明：“《通考》將田賦、選舉(ju) 、學校、職官、象緯、封建、輿地、王禮各為(wei) 一門，不入五禮。而朱子《經傳(chuan) 通解》俱編入王朝禮，最為(wei) 該恰。今祖述《通解》，稍變體(ti) 例，附於(yu) 嘉禮之內(nei) 。”[43]由此，四庫館臣緊接著前麵那句話，又將語氣緩轉過來，說：“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於(yu) 學禮載鍾律詩樂(le) ，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wei) 書(shu) 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為(wei) 無據。”[44]正是秦蕙田這種融通的視野和手法贏得了曾國藩的高度讚譽：“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jun) 政、官製，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nei) 。國藩私獨宗之。”[45]該文接著又說：“惜其食貨稍缺，嚐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wei) 一編，傅於(yu) 秦書(shu) 之次，非徒廣己於(yu) 不可畔岸之域。先聖製禮之體(ti) 之無所不賅，故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槧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發固已衰矣！”

【圖為(wei) 《四庫全書(shu) 總目》書(shu) 影】

至此，本文用“通禮”來概括《五禮通考》的著述形態。這既是一種新的禮書(shu) 編撰形式，也包含著禮學的一種新形態。秦蕙田在禮學史上的最大業(ye) 績，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了這一著述形態。

然而說到“新”，自然是有局限的。最關(guan) 鍵者，莫過於(yu) 曆史觀。茲(zi) 引用兩(liang) 段話，來反映秦蕙田的曆史觀——

（1）乾隆《禦製重刻文獻通考序》：“會(hui) 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yu) 《通考》之書(shu) ……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綱常倫(lun) 理萬(wan) 事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yu) 前代，以為(wei) 之折衷。”[46]

（2）《五禮通考》卷首第一《禮經作述源流上》：“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製作之書(shu) 。《周禮》一書(shu) ，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cong) 廣大心中流出。《周官》遍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shu) 。”

《五禮通考》既是這種曆史觀的產(chan) 物，也成為(wei) 表達和維護這一曆史觀的工具。

受這種曆史觀指導所進行的以考辨、折中為(wei) 主要手段的學術工作，其意義(yi) 究竟幾何，自然就令後人生疑。“新史學”倡言人梁啟超，就強烈地質疑此前的禮學研究：“這門學問到底能否成立，我們(men) 不能不根本懷疑。”[47]

現在看來，“懷疑”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由懷疑而邁向更高的認識水準。本文是向著這個(ge) 目標而進行的一項基礎性研究，希望借此了解古代禮學在步入終結前最後一段曆程的一些具體(ti) 情況。

注釋：
 
[1]這8冊的頁數分別是：1163頁，1101頁，989頁，1084頁，901頁，548頁，734頁，797頁。其中第134冊為合集，另有340頁，收入了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等5種著述。關於字數，是按原刊本每半頁8行、每行21字計算，影印本縮印為四合一十六開本。鑒於其中有不少以夾注形式小字雙行謄抄，所以縮印本以平均值每頁670字計算，絕不高估，總字數490萬字實屬保守估算。
[2]顧棟高：《五禮通考原序》，台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如不特別揭舉，本文即依據此本。
[3]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五禮通考跋》，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432，第626頁。
[4]《聖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6年，第247—252頁。
[5]王煒民：《秦蕙田與〈五禮通考〉》，《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6]林存陽：《秦蕙田與〈五禮通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7]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五禮通考》卷首。
[8]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五禮通考》卷首。
[9]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五禮通考跋》，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432，第626頁。
[10]茲沿用《四庫全書總目·通典提要》的說法，見中華書局影印本，第693頁。《通典》將“兵”“刑”析而為二。
[11]《文獻通考》分二十四考（門），其中“十九門皆因《通典》而離析之……五門則《通典》所未及也”《四庫全書總目·通典提要》。
[12]章太炎：《國學講演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54—156頁。
[13]章太炎：《國學講演錄》，第154—156頁。
[14]此話亦為《四庫全書總目·文獻通考提要》所援引。
[15][15]見文集卷六十三《答餘正甫》書二。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改“附注者”為“附經者”，有校勘記雲：“‘經’字原誤作‘注’，依浙監本改。”“德富古籍叢刊”本，台灣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指定版本，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另，《讀禮通考》有一類不標明“乾學案”的很短的按語，低一格書寫。如卷十四：“《家禮》、今律文並同，《孝慈錄》、《會典》俱無，《會典》圖內有之。”“《政和禮》、《家禮》、《孝慈錄》、《會典》、今律文並同，唯《書儀》無。”。《五禮通考》及《讀禮通考》還因襲了以按語形式來陳述作者的觀點，書寫格式上為降四字，顯得較為醒目。
[16]語見《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經傳通解提要》，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79頁。
[17]包恢，南宋嘉定十三年進士，《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收入其《敝帚稿略》。總目提要言：“恢平生最疑《周禮》，以為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
[18]被《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經傳通解提要》援引的朱熹早年的《乞修三禮劄子》，就清楚表達了這個意見：“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文見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9頁。朱熹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所以認為“《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見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書四。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標點為“《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
[19]方觀承，字宜田，著名學者，桐城人，方苞之侄，聖環本《五禮通考》卷首有其《五禮通考序》。文淵閣四庫本卷首有蔣汾功序（作於乾隆十八年）、顧棟高序（作於乾隆十七年）和秦蕙田自序，未收入方觀承序。
[20]盧見曾：《五禮通考序》，《雅雨堂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23冊，第454頁。盧見曾，字抱孫，德州人，與秦蕙田交遊頗深。
[21]顧棟高：《五禮通考原序》，台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如不特別揭舉，本文即依據此本。
[22]據《明史·藝文誌》：《太常紀》，二十二卷，呂鳴珂撰；《大政記》，三十六卷，雷禮撰。
[23]《五禮通考》卷首三題名“禮製因革上”，《五禮通考》卷首四題名“禮製因革下”，但在“目錄”中，“禮製因革”卻被易名為“曆代禮製沿革”。“禮經作述源流”“禮製因革”（“曆代禮製沿革”）凡4卷，加正文262卷，所以《五禮通考》總計266卷。
[24]所引用的第一則材料是：孔氏穎達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雲“經禮三百”一也；《禮器》雲“經禮三百”二也；《中庸》雲“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雲“禮經三百”四也；《禮說》雲“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誌》雲“《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雲“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數，而雲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禮經作述大指”和“經禮威儀之別”兩部分共援引了曆代20多位著名學者的觀點其中有：隋朝王通，唐代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韓愈，宋代程顥、程頤、周諝、呂大臨、晁公武、楊時、葉夢得、朱熹、王應麟、馬廷鸞，元代熊朋來、敖繼公，明代湛若水、童承敘、王誌長、郝敬，清代徐乾學、萬斯大、薑兆錫。
[25]束景南《朱子大傳》曾描述在朱熹率領下，如何集體編寫《儀禮經傳通解》，並形象地說，朱熹一度組織了三套寫作班子分工合作、齊頭並進。見該書第1012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
[26]有關秦蕙田生平，可參見《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傳》；李元度輯：《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清史列傳》卷二十《秦蕙田》等。
[27]文淵閣四庫本沒有類似的記錄。另，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六十七《味經學案》載：“（《五禮通考》）書成，方恪敏觀承見而好之，同為商訂，故並列名焉。”（台灣中華大典編印會等，1967年）對此，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亦有交代。
[28]錢大昕：《文恭公墓誌銘》，《潛研堂文集》卷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9冊，第158頁。
[29][29]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4冊，第318頁。
[30]方觀承：《五禮通考序》，聖環本《五禮通考》卷首。
[3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94頁。
[32]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
[33]參見朱熹：《乞修三禮劄子》，《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9頁。
[34]蔣汾功：《五禮通考序》，載台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
[35]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
[36][36]《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0503—10504頁。
[37]李元度輯：《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538冊，第387—388頁。
[38]《清史列傳》卷二十《秦蕙田》引乾隆皇帝上諭，中華書局王鍾翰點校本，第1480頁。
[39]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
[40]《朱子語類·禮一·論考禮綱領》，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177頁。
[41][41]張壽安：《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張氏另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刊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林存陽：《清初三禮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42]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4冊，第318頁。
[43][43]《五禮通考·凡例》，《五禮通考》卷首。
[44]《四庫全書總目·五禮通考提要》，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79頁。
[45]《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56頁。
[46]中華書局影印本《文獻通考》卷首，第1—2頁。此雖非出自秦蕙田之手，亦未為其所引，卻與其禮學思想極相合。
[4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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