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家塾

作者：賈芳芳

來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3年第1期

宋紹熙餘(yu) 仁仲萬(wan) 卷堂家塾刻本《禮記》

在趙宋不問出身的科舉(ju) 政策引導下，教育在民間受到了遠超前代的重視。由於(yu) 官學或數量有限，或設置興(xing) 廢不定，其覆蓋多有不及之處，“今家塾黨(dang) 庠遂序之製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學，而士之耕養(yang) 於(yu) 田裏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廩食，而出入以嬉焉”。於(yu) 是，家塾等私學機構成為(wei) 重要補充，“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yu) 上，士子辟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yu) 下”。家塾，也稱館塾、家館或館，是宋代中上層家庭或家族教育子孫的重要機構。關(guan) 於(yu) 宋代的家塾，目前學界雖無全麵的專(zhuan) 題研究成果，但在相關(guan) 領域如蒙學、私學、世家大族、人物等的研究中，關(guan) 聯成果並不少。然由於(yu) 論析主題所係，及材料分散等原因，宋代家塾具體(ti) 是何模樣，已有研究並未給出明晰答案。從(cong) 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家塾研究的專(zhuan) 題性和細化程度並不夠。探析宋代的家塾，不僅(jin) 有助於(yu) 了解兩(liang) 宋的教育與(yu) 科舉(ju) ，士大夫個(ge) 人成長與(yu) 世家大族的興(xing) 衰，亦可深化對宋代基層社會(hui) 的認知。

一、宋代家塾的設置

家塾一般是家庭或家族自辦。宋代設置家塾的家庭或家族，大致分為(wei) 三類：第一類是重視教育的世家大族。這類家庭見識廣博，自身學養(yang) 優(you) 勢突出；第二類是財力豐(feng) 厚的家庭或家族。這類家庭經濟供養(yang) 能力出眾(zhong) ，可以重金聘請名師，為(wei) 整個(ge) 家族的子弟提供優(you) 質教育；第三類是雖不很富裕，但經濟條件可支撐家塾的相對普通的家庭。這類家庭或得益於(yu) 科舉(ju) ，或失意於(yu) 科舉(ju) ，或單單是對儒學感興(xing) 趣。簡言之，他們(men) 對子弟的教育足夠重視。

建家塾教育子孫，為(wei) 兩(liang) 宋諸多世家大族所看重。此類記載在史籍中有很多：北宋常州宜興(xing) 人蔣堂，其家“累世紱冕，訖於(yu) 五代，本朝未有達者”，父輩因“有中興(xing) 門構之誌”，於(yu) 是“聚書(shu) 延客，以教諸子”。出自太原王氏的金華王氏，“八世為(wei) 儒，至魯公守道自晦，始辟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後子孫接踵及第。其他如三槐王氏、東(dong) 萊呂氏、山陰陸氏等許多學養(yang) 深厚的世家大族，都有建家塾教育子孫的習(xi) 慣。

作為(wei) 此類家族代表的山陰陸氏，家族中文儒輩出，子孫宦學相承。陸遊的高祖陸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祖父陸佃，精於(yu) 《禮》學，是王安石的學生，徽宗朝官至執政。父親(qin) 陸宰，北宋末年為(wei) 直秘閣、京西路轉運副使。陸遊本人詩歌成就斐然，為(wei) 南宋文壇的傑出代表。山陰陸氏是典型的兩(liang) 宋世家，“陸氏乃與(yu) 時俱興(xing) ，百餘(yu) 年間，文儒繼出，有公有卿，子孫宦學相承，複為(wei) 宋世家”。

“七世相傳(chuan) 一束書(shu) ”的山陰陸氏，對子孫教育非常重視。《放翁家訓》雲(yun)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shu) 。”家塾是陸家子孫受教育的重要場所。“我幼入家塾，結發知苦心。”“吾幼從(cong) 父師，所患經不明。”就陸遊的經曆看，家塾教育是其起始階段。堂兄陸洸是他在家塾的同學，“某則少公一歲，兒(er) 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這樣的傳(chuan) 統也延續到陸遊的孫輩，“諸孫入家塾，親(qin) 為(wei) 授《三蒼》”。“誦書(shu) 家塾羨諸生（新館一客，諸孫晨興(xing) 入學，誦書(shu) 頗盛）。”

宋代設置家塾的第二類家庭，是一些財力豐(feng) 厚的家庭或家族。這樣的例證，在相關(guan) 史籍中更比比皆是：北宋時，薑柄家族居開封，為(wei) 有名的東(dong) 都大家，“初薑氏之富甲於(yu) 京師，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聞，教子弟尤力”。南宋剡縣富人周瑜“喜儒學，嚐辟家塾數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諸孫”。婺源富人許氏，在當地“雖雄於(yu) 財，而其子弟未甚知學問，故其習(xi) 俗鄙陋”。許“思忠兄弟岀而思有以變之，於(yu) 是辟館舍，延師儒，聚六經百氏之書(shu) 於(yu) 其間，使其子弟悉舍他日之習(xi) 而肄業(ye) 焉”。由富及貴，是他們(men) 創辦家塾的目的。

富與(yu) 貴的互相成就，在這類家庭中體(ti) 現明顯。北宋潞州人張仲賓，祖上“自奮治生”，先為(wei) 潞州首富，再為(wei) 河東(dong) 路首富後，開始重視子孫教育，“盡買(mai) 國子監書(shu) ，築學館，延四方名士，與(yu) 子孫講學”，後子孫接連登第。榮州榮德富人楊某，“築室百楹，裒輯古今書(shu) 史萬(wan) 卷，引內(nei) 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有名業(ye) 者教之”。後其子皇祐五年（1053）進士及第。北宋末，成都劉氏為(wei) 當地富豪，“作家塾，聚書(shu) 求師友，合同族之子姓朝夕谘討。居亡何，從(cong) 兄長源擢政和進士科”。

在與(yu) 科舉(ju) 的互動下，這些富裕家庭發展為(wei) 新的兩(liang) 宋世家大族。宋時有名的新昌石氏，初遷移到新昌時並不興(xing) 盛，隨著家業(ye) 的興(xing) 盛，開始創辦石溪家塾，“自鹹平以來，繼以文辭行誼起家，於(yu) 今官學愈盛，歲時歸謁，章綬相耀。宗屬數十百人，弦誦洋洋，貢於(yu) 鄉(xiang) ，選於(yu) 學，射策於(yu) 庭，曾靡虛籍，以故為(wei) 東(dong) 南望族”。常州無錫縣富人王軾，“有智略，有貲財，築室舍旁，儲(chu) 書(shu) 數百千卷，千裏迎師教其子”。在這樣的精心教育下，他的兒(er) 子王岡(gang) 中了元符三年（1100）進士，後“無錫王氏遂稱於(yu) 天下”。南宋四明薑浩家族，在北宋的開封屬極為(wei) 富裕之家，“婚姻多後妃侯王之家，聲勢翕赫。而最重儒學，藏書(shu) 築館，延太學名士，以訓子弟，禮意隆洽，賓至，亦留設盛饌。參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遊皆求閱未見書(shu) ，或登科以去，又請舉(ju) 其友若昆弟。題名家塾，多有顯人”。建炎、紹興(xing) 兵火之後，薑家舉(ju) 家遷往四明，子弟依然能以舉(ju) 業(ye) 興(xing) 家，教育的延續是其關(guan) 鍵。曹州人於(yu) 令儀(yi) ，“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feng) 富”，“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堂，延名儒以教之，子及侄傑效繼登進士第，今為(wei) 曹南令族”。富貴家族在教育上的傾(qing) 力用心，為(wei) 延續家族輝煌做出重要貢獻。那些衰敗下去的家族，也皆因後人未能延續教育與(yu) 科舉(ju) 的相互支撐。

第三類設置家塾的家庭，是一些經濟條件尚可的相對普通的家庭。科舉(ju) 得益者、失意者，及一些重視教育的家庭或家族，是其中的主力。在趙宋科舉(ju) 政策的引導與(yu) 周圍人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家庭和家族加入其中。

科舉(ju) 得益者，常常是興(xing) 建家塾的主力。新安胡氏重視教育，胡策“始起家為(wei) 鉛山尉，誨其子必千裏求師”。長子胡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參軍(jun) 。次子胡鹹，熙寧、元豐(feng) 間遊“太學十餘(yu) 年”，後“謝病歸鄉(xiang) ”，“其書(shu) 滿家”，“召諸子出其書(shu) 授之”，“仰承俯授，皆有師法”。不數年，子胡舜陟、胡舜舉(ju) “踵相躡取髙第”。湖州德清人丁安議，居官有政績，居家友善，“於(yu) 教子尤力，建家塾，聚書(shu) 萬(wan) 卷，館名士，與(yu) 子孫遊”。南宋南安康人劉昂，自幼好學，後任黃州黃陂縣尉，“廣辟家塾，延致師友，使子弟從(cong) 之”。容州司戶參軍(jun) 姚阜，慶元府四明人，為(wei) 人“輕財好施”，“創必慶堂於(yu) 城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淳熙五年（1178），後人姚穎“以第一人及第”，成為(wei) 當地盛事。

科舉(ju) 失意者，也是設置家塾的主力。北宋眉州人陳綱，科舉(ju) 失利後，營置資產(chan) 小有成就，於(yu) 是“開書(shu) 館”，“聘奇士與(yu) 遊，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餘(yu) 姚人胡宗汲，科舉(ju) 不順，“即所居築室，買(mai) 書(shu) 以教子，聚宗族鄉(xiang) 黨(dang) 子弟，不問疏昵，講說經史，責課程”。南宋衢州開化縣人江泳，應舉(ju) 失利，後設置家塾，“命其子震、升、謙、蒙、革肄業(ye) 其中”。廣南西路分寧人黃師南，年近四十時才應舉(ju) ，失利後，“築室於(yu) 所居桂坡之麓，辟塾延師，以學諸子”。

一些神童家庭，一些愛女如子的家庭，也會(hui) 專(zhuan) 設家塾教育子女。幼時的邊恢世，“生而穎悟，少小讀書(shu) ，迥然異常兒(er) ”，其父“延師家塾，俾專(zhuan) 其習(xi) ”，“自年十四五時，已知學問之大略”，後於(yu) 紹熙元年（1190）進士及第。“處州林五郎，居鄉(xiang) 質樸，其家頗富，無男，隻生一女，名素姐，小年患痘瘡，一眼失明。夫妻商議：‘有女如此，當教之讀書(shu) ，將來招一女婿入贅。’乃令入學，招黃季仲而教導之”。在教育與(yu) 科舉(ju) 的互動下，設置家塾教育子孫，為(wei) 更多的家庭、家族所看重。

一旦有子孫科舉(ju) 及第，這些家庭或家族就會(hui) 以更大的熱情投入族人的教育。南宋溫州樂(le) 清富人萬(wan) 世延，建家塾，延名師教子，後長子萬(wan) 庚“登進士科”，次子萬(wan) 庠“亦以妙齡預鄉(xiang) 貢”。“樂(le) 清自舍法罷，閱二十年無舉(ju) 於(yu) 鄉(xiang) 者，裏巷靳之，邑人複取鄉(xiang) 貢自庠始。”“萬(wan) 氏以弦誦先裏閈”，後“曆四世，儒冠益盛，業(ye) 賢關(guan) 、舉(ju) 進士者數人”。蒲江魏了翁家，自祖父母輩就建家塾教育子孫，在此家風之下，親(qin) 緣相連的高魏後人，“兄弟皆能以詩書(shu) 持門戶”。後世子孫若能繼續在科舉(ju) 上有作為(wei) ，幾代相承後，該家族便進入到世家大族之列。

在趙宋科舉(ju) 政策的持續誘導下，興(xing) 建家塾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風氣。如自北宋中期以後，福建路延平府就出現了，“家樂(le) 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誦暮弦，洋洋盈耳”的良好氛圍。不光是鄉(xiang) 村和中小城市，在南宋行在所臨(lin) 安亦如此，“都城內(nei) 外，自有文武兩(liang) 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yu) 鄉(xiang) 校、家塾、舍館、書(shu) 會(hui) ，每一裏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在魏了翁的家鄉(xiang) 邛州蒲江，“除塾聘師”的不僅(jin) 魏氏一族，“吾鄉(xiang) 蒲江，其俗質實而近本，以除塾館士、教子務學競相標尚”。

上述的第三類家庭和家族，財力雖不非常富裕，但絕對溫飽不愁。如北宋嘉興(xing) 人魯壽寧，本家貧，“既孤，與(yu) 兄弟共理貲業(ye) ”，“稍溫，斥所有，辟文館，延名儒，教飭群子弟。已而長子詹舉(ju) 進士，中某科”。魏了翁的祖母在五十歲時丈夫去世，之後她“釐身治家，延師教子”。靖康國難時，恭州人張廷臣“率先鄉(xiang) 人，傾(qing) 家財助國”，後不受朝廷賞賜，致力於(yu) 淡然生活，“立家塾，聚詩書(shu) ，教其子”。南宋一位能幹的婦人王氏，在丈夫去世後，對外經營家族產(chan) 業(ye) ，對內(nei) “延名儒，課子孫以書(shu) ”。數年後，資產(chan) 三倍於(yu) 以往，子孫“薦名禮部相屬也”。就數量與(yu) 涉及麵來講，這類家庭比前兩(liang) 類更多也更廣。

以上三類家塾中的一部分，或興(xing) 建為(wei) 本族、本地的義(yi) 塾、義(yi) 學。竇禹鈞，北宋範陽人，左諫議大夫致仕，他為(wei) 人仗義(yi) ，建家塾於(yu) 宅南，除接收本家子孫外，“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鹹為(wei) 出之，無問識不識。有誌於(yu) 學者，聽其自至”。南宋玉山人劉侯為(wei) 官後，“家雖溫，而產(chan) 未能千金”，但為(wei) 回報家族，“嚐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xiang) 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婺州東(dong) 陽喬(qiao) 家，重視教育，居鄉(xiang) 期間，“裏巷舊無學者，喬(qiao) 氏獨辟家塾，延師儒，以為(wei) 之倡，遠來者館榖之，弦誦日相聞”。崔與(yu) 之《仙遊鄭氏家塾記跋》記載，興(xing) 化軍(jun) 仙遊縣鄭氏在“未仕之前，創義(yi) 塾於(yu) 家，聚族黨(dang) 食而教之，用心仁矣”。不少家境貧寒的士人，就是在此類資助教育下，成為(wei) 兩(liang) 宋時期的棟梁之材。

二、宋代家塾的居處

宋代家塾的位置，一般在家庭或家族的居所之中或附近。南宋高宗朝官至參知政事的汪澈，在饒州浮梁家中建家塾，“汪莊敏公築宅於(yu) 浮梁邑中，高明閎廣，子弟列房居之，不能徧。其侄杲習(xi) 銓課，招鄉(xiang) 人朱龜蒙主書(shu) 館。治一合於(yu) 東(dong) 廂，別有外間兩(liang) 士就學，凡四人同處”。紹興(xing) 十三年（1143），王十朋在溫州樂(le) 清祖居辟家塾，位置在其家大井旁，“家之東(dong) 南有井焉”，“紹興(xing) 癸亥，予辟家塾於(yu) 井之南”。盱山書(shu) 院的創建者崔準，與(yu) 族人就建族塾的事情商議後，在“其祖居之傍，創為(wei) 書(shu) 院”，“萃諸子侄就學其中”。除了在家居之所或附近，家塾也有在僧寺佛宮的。南宋《夷堅誌》中提到，成都雙流縣大族宇文氏，“即僧寺為(wei) 書(shu) 堂，招廣都士人魏君，誨其群從(cong) 子弟”。這與(yu) 僧寺廟宇與(yu) 這些家族的隸屬關(guan) 係有關(guan) 。

不同家庭的家塾，麵積相差很大。紹興(xing) 府新昌石溪義(yi) 塾，讀書(shu) 堂分為(wei) 三區，“號上、中、下書(shu) 堂”，傍“又置議善閣，占山水之勝。又有萬(wan) 卷堂、傳(chuan) 心閣”。南宋剡縣富人周瑜“辟家塾於(yu) 居第之前，有堂，有軒，其數偶；有館，有室，有池，其數奇；有齋焉，其數象五行。通而計之，其數象十有二月”。上文提到的盱山書(shu) 院，規模也很大，“會(hui) 講有堂，肄業(ye) 有舍，休宿有室，廊廡之寬，門庭之嚴(yan) ，庖湢之備”。不光有上課和住宿的地方，連廚房和沐浴之處都有，其規模設施可謂一流。

一些家塾會(hui) 有名字。南宋龍雲(yun) 劉氏“名家塾曰：蘭(lan) 玉。父兄意也”。衡州開化縣人江泳，“榜家塾曰：‘明善’”。吉州永新縣歐陽宗，“辟齋家塾”，請周必大命名。周必大說：“《論語》首言‘學而時習(xi) 之’，實二十篇之樞要，宜以習(xi) 名。”剡縣周瑜命館客王十朋為(wei) 家塾命名，王十朋“采汝南家訓，名其堂之中者曰淵源”，並為(wei) 之作記。象山鄭次山給家塾起名為(wei) “怡閣”，之所以“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家塾的命名，有出自家族父兄之意，也有請他人命名的。

家塾不光有名字，有的還懸掛名人題字牌匾。清江鄉(xiang) 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cong) 書(shu) ”。趙師雍的後人趙希聖任鄞縣主簿，曾言：“先人嚐築堂於(yu) 家塾，扁之曰：沛然。”江南西路南城的吳伸、吳倫(lun) 兄弟，“以錢百萬(wan) 創為(wei) 大樓，儲(chu) 書(shu) 數千卷，會(hui) 友朋，教子弟”。名儒朱熹、陸九淵為(wei) 其家塾書(shu) 樓書(shu) 名，為(wei) 之做記的陸遊感慨這樣的待遇“可謂盛矣”。上文提到的崔準家塾，也“嚐得朱文公先生所書(shu) 盱山書(shu) 院四大字，因以為(wei) 名而揭之”。袁甫的好友張伯常，龍泉人，寫(xie) 信“來為(wei) 其鄉(xiang) 人鮑君求金鬥書(shu) 堂扁，且曰：書(shu) 堂之建，將聚鄉(xiang) 族之子弟而教之”。袁甫欣然應允。

家塾的自然環境，有繁有簡。有的家塾門前植桂樹、竹子。“寧都舊友盧伯祥，嚐植雙桂於(yu) 家塾之前。”幾年後，“茂林奇花，芬香可愛”。“竹君清絕潤於(yu) 玉，譜牒出自淇之澳，移根分種置吾廬，才隔樊牆即家塾。”植花木也比較常見，“君家九華山，山翠常在目”，“勝處新卜築，周遭植名花，中間敞家塾。少長驅之學，毋間親(qin) 疏屬”。“諸葛忠叟初逢家塾，池中產(chan) 雙蓮，求予扁榜。”許綸因而作詩，並勉勵諸甥，“我愛濓溪說，君能喜種蓮，一經初建塾，雙實遽呈川，和氣塤箎應，榮名棣萼聯，勉旃成宅相，學也是家傳(chuan) ”。程大昌《雍錄》記，“予家塾之西，有山樊一株，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闔一裏人家，香風皆滿”，讀書(shu) 其下，心神愉悅。

三、宋代家塾的經費

家塾設置後，自然會(hui) 有經濟開銷。首先是聘請塾師的費用，一些家境富裕的家庭或家族，在塾師傭(yong) 金問題上極為(wei) 大方，但更多的家庭是依據市場行情。“臨(lin) 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於(yu) 村墅。未第時，家苦貧，入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嚐有鄰人持其家信至，欲買(mai) 市中物。時去俸日尚旬浹，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豫貸焉。生持錢出，值王暫出外，乃為(wei) 置諸席間。”從(cong) 此條史料可知，聘請塾師每月“束脩二千”。若主家不按時付費，塾師會(hui) 采取法律途徑，“予因憶在婺州日，義(yi) 烏(wu) 縣下巡檢館客曰全璧，以學課不如期陳狀，並告其它過，時淳熙十三年四月，問其授館以何時，曰：‘去歲五月二日入學，及冬，則不肯償(chang) 月給。憤其無禮，故具所聞見，達於(yu) 使君。’”

根據彼此關(guan) 係的親(qin) 密程度，主家對塾師也會(hui) 有其他贈予。南宋鄱陽王安家，“聚口眾(zhong) ”，父母“縮衣節食，聘士教子。塾師薑君慶貧甚，獨與(yu) 二女居”。王安之母“親(qin) 為(wei) 拊養(yang) ，已而皆資遣之。薑君有消渴疾，每講罷，索巨觥引滿，如奉漏甕沃焦釡，少遼緩，則殆不濟。閱數年”，主家之母“終無倦色”。因為(wei) 認可，這位塾師獲得了傭(yong) 金之外的其他待遇。刻意的逢迎也會(hui) 帶來這樣的認可，“平江林氏兄弟，鄰居東(dong) 西兩(liang) 宅，各邀士人處書(shu) 館。居東(dong) 者建安陳希黯，賦性誠直，兄雖加敬禮，而待之與(yu) 常時客無異。弟所招閩中黃生，巧逢迎，脅肩諂笑，能得主人歡心，故相得極厚。束脩之外，遇有幹求，亦應之不靳”。當然，這些贈予均屬額外之費。

設置家塾必要開銷之二，是購買(mai) 書(shu) 籍的費用。蘇轍回憶幼年學習(xi) 時光說，其父蘇洵“平居不治生業(ye) ”，“有書(shu) 數千卷”。南宋承奉郎蔡瑞在祖居建家塾，買(mai) “書(shu) 若幹卷”，起名石庵。曾光庭的母親(qin) 劉氏，很有見識，曾對兒(er) 子們(men) 說：“蓄田千畝(mu) ，不如藏書(shu) 一束。”在丈夫去世後，她建家塾，儲(chu) 備藏書(shu) ，“不吝金帛以求之，插架幾萬(wan) 軸”。紹熙二年（1191）冬，鄭次山建成家塾，“以書(shu) 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群，居而肄業(ye) 焉”。因科舉(ju) 考試考察儒家經典，士子需要相當的知識麵，故家塾要購買(mai) 不少的書(shu) 籍。

家學淵源深厚的家族，世代積累的大量藏書(shu) ，是其設置家塾的有利條件。“陸氏書(shu) 特全於(yu) 放翁家，嚐宦兩(liang) 川，出峽不載一物，盡買(mai) 蜀書(shu) 以歸，其編目日益巨。”新昌石氏在宋時發展迅速，陸遊給其後人石繼曾作的墓誌銘中提到，“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shu) 二萬(wan) 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shu) 以遺爾，無恨矣。’”金壇湯鵬舉(ju) 家家塾藏書(shu) ，不僅(jin) 數量眾(zhong) 多，且種類豐(feng) 富，這對其孫湯邦彥成才有很大助益，“頤堂先生司諫湯公，故知樞密院事敏肅公之元孫。少嗜書(shu) ，家塾儲(chu) 書(shu) 萬(wan) 卷，日涵泳其間，自六經諸子史，以及浮屠老子之書(shu) ，與(yu) 凡星官曆史所載，無所不參綜”，“去試博學宏詞科，一上即中”。

設置家塾的必有開銷之三，是學習(xi) 所用的筆墨紙硯，及飲食、房屋維護修繕等費用。南宋醴陵李文伯，在其家族所居的屋宇，興(xing) 建家塾，作為(wei) “一族子弟隸學之所”。“延師取友，有以為(wei) 禮。書(shu) 籍紙筆，有以供費。不獨愛己之子孫而教之，凡兄弟之子孫，皆愛之而教之”。剡縣富人黃頤“為(wei) 塾門側(ce) ，有願求學者，皆給飲食筆劄，以成其誌願”。饒州樂(le) 平人王剛中，仿效範仲淹建立義(yi) 莊，“築室為(wei) 家塾，延賓師，具糧糗，凡族子之勝衣者，皆進於(yu) 學”。在一些族塾義(yi) 學中，因學生數量眾(zhong) 多，這樣的費用花費也不小。一些富裕的家塾，對師生的經濟支持相當優(you) 厚。

家塾的經濟支出，主要依靠本家族的財力。不同類型的家族，經濟來源各不相同。建家塾者的俸祿，本族兄弟的讚助，家族經商、田租的收入，是家塾慣常的經濟來源。南康玉山縣人劉侯，利用積蓄創建家塾後，擔心經費不夠，又拿出自己的俸祿，“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yu) 俸，為(wei) 之發舉(ju) 居積，以佐其費”，“兄弟之間，有樂(le) 以其貲來助者”。前文提到的承奉郎蔡瑞，“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mai) 書(shu) 置石庵”，並“增其屋為(wei) 便房，願讀者處焉”，又“買(mai) 田百畝(mu) 助之食”。建寧崇安縣孫塤家，“嚐以餘(yu) 財創義(yi) 莊，辟塾延師，聚族教養(yang) ”，包括孫塤也受業(ye) 於(yu) 家塾。族塾義(yi) 學的興(xing) 辦中，家族田產(chan) 與(yu) 其他餘(yu) 財是重要支撐。隻有特殊的家族，才會(hui) 得到官府的資助。

四、宋代家塾的管理

根據家塾規模的大小，創辦者的時間、精力，宋代家塾的管理者有的是創辦者本人，有的是家族另指定的其他專(zhuan) 人。如北宋江州德安人陳氏，“置田園，為(wei) 家法戒子孫，擇群從(cong) 掌其事，建書(shu) 堂教誨之”。南宋剡縣富人周瑜辟家塾後，親(qin) 自肩負起管理的職責，“浹日必設具以集之，親(qin) 究其能否，有勵業(ye) 者，喜見顏間，麵加獎諭，冀其成就；稍怠惰，則諄諄戒敕，俾之自勉，由是鹹自力於(yu) 學”。上文提到的崔氏族塾盱山書(shu) 院，創立者崔準“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長、學長、齋長諸職，又相與(yu) 勵翼之。藏修於(yu) 斯，麗(li) 澤於(yu) 斯，試功課效於(yu) 斯，規矩森然，率履不越”。這樣細致的管理，令家塾教學森然有序。

東(dong) 萊呂氏是兩(liang) 宋的政治世家與(yu) 文化世家，其家塾的日常管理，給後世提供了宋代家塾日常管理的一些細節。關(guan) 於(yu) 家塾師生的飲食，呂氏《宗法條目·家塾·飲食》規定：“尊長月一具食延塾之師。在塾諸生佐掌事者檢校。每日二膳。冷暖失節，在塾諸生告於(yu) 掌事者，隨輕重行遣。掌事者亦時一檢校。藥物準此。（師疾，諸生侍粥藥。）”《宗法條目·家塾·居處》又規定：“屋宇損漏，戶牖破缺，如門無關(guan) 或窗紙破之類。與(yu) 凡日用之未備者，（謂麵盆、浴湯及灑掃之類）在塾諸生，告於(yu) 掌事者，以時修整。掌事者亦時一檢校。”家塾子弟的衣服與(yu) 束脩，呂氏家塾無硬性要求，“以家之有無、諸生之眾(zhong) 寡為(wei) 之節”。當然，小型家塾因人少事少，管理就會(hui) 簡單得多。

家塾是宋代重要的基層教育機構，主要與(yu) 中上層家庭和家族關(guan) 聯。其居處、經費來源、管理諸問題，帶有明顯的家庭、家族所有權的屬性。這樣的特征既反映了這些家庭與(yu) 家族子弟教育的獨特特點，也反映了這些相對富足的家庭與(yu) 家族的生活形態。概言之，宋代家塾的曆史麵相，不僅(jin) 關(guan) 乎著士大夫個(ge) 人成長、諸家族興(xing) 衰，亦與(yu) 兩(liang) 宋基層教育和社會(hui) 生活息息相關(g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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