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華夏治理秩序史》讀後 
    作者:梁治平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來源:《文化縱橫》2012年第二期 
    
    
    
    最近這些年，不時聽人談到中國的文藝複興。有人說中國需要一場文藝複興，也有人認為中國正在經曆一場文藝複興。不過，到底什麽是中國的文藝複興，大家意見並不一致。有一點也許是清楚的，那就是，講文藝複興，必須回到中國的古典。但正是這一點讓人覺得吊詭。
     
    
    我們都知道，文藝複興的觀念，甚至文藝複興這個詞，是從西方傳來的，而在西方，文藝複興是在中世紀的神學背景下發生的，在當時，這意味著引入或者回到一種異教的文化，具體說就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傳統。後來，到了啟蒙時期，西方社會內部又形成了一種與傳統宗教相對立的、啟蒙的、理性的傳統。再往後，隨著西方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這種對立又演變為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對立：西方是文明的、現代的和進步的，東方則成了西方的“他者”，代表著野蠻、蒙昧與落後。而在中國，經曆晚清的思想文化變遷，再到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這種對立又進一步被中國人內化了。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全盤否定，中國的古典傳統被認為一無是處，甚至要為中國在近代的落後負全部的責任。這種看法後來發展成為一整套意識形態和日常話語，深入人心。就這一點可以說，源自西方的文藝複興觀念，在中國變成了反文藝複興運動。從那以後，如何看待曆史、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和文化根基，始終是困擾我們的問題。
     
    
    不過這些年，我們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一些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新的嚐試。中國古代經典或者古典傳統，尤其是其現代意義，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和發掘。在我看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有重大意義的文化事件，也是這一代中國知識人的使命所在。秋風這部新書傳遞給我們的，就是這樣的信息。
     
    
    傳統上，《六經》，或者說《五經》，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中國文化的傳承，包括曆代知識人的著述和闡釋，都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並且圍繞著這些經典展開的。但是最近一百年來，因為上麵提到的原因，古代經典不但失去了以往的崇高地位，其文本也被肢解，意義遭到否定，即使今天人們開始改變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仍然習慣於把它們視為古典知識的一部分，而看不到它們的特殊重要性。但在這部書裏，秋風特別突出了《六經》的地位和意義，視之為我們要認識和理解的“華夏治理秩序”的基礎。為了做到這一點，他不但主張回到《六經》，直接從《六經》文本入手，而且聲明不取現代人的二手詮釋。這種做法可能會招來批評，但他回到經學的這種立場和嚐試，我認為是非常有價值的。
     
    
    跟上麵這一點相關的，是他對待所謂古典史學的態度。根據秋風的看法，古典史學是一種規範性的曆史學，要對曆史中的人和事做出道德評判，具有重大的道德和政治價值。回到《六經》，由經典入手去理解中國人的治理之道，同時也意味著要回到古典史學。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從《六經》出發，不僅意味著要從《六經》的文本出發，更重要的，是要從《六經》觀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出發，這是一種內在批評的立場。
     
    
    討論中國問題，不論曆史還是現實，采取內在視角非常重要。秋風在“作者告白”裏把自己的立場明白確定為所謂“內在的批判”。在討論方法的一節裏，他也說要盡可能采取一種所謂“內部視角”。這一點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大家可能都知道柯文的一本書，《在中國發現曆史》。那本書想要從中國曆史脈絡裏去理解中國社會，也可以說是一種內在視角。但比較起來，秋風采取的“內部視角”要更深一層，因為他真正是從中國文化的內部出發展開審視和批判的。回到《六經》和古典史學的立場，大量引用經史原文以及古人的注疏和詮釋，在論述和分析中運用傳統的概念和範疇，避免簡單套用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話語，這些都是所謂“內部視角”的展示。
     
    
    當然，主張“內部視角”或者采取“內在的批判”，並不等於采取一種封閉立場。我們都知道，在轉入儒學傳統之前，秋風對西學用力很多，尤其是對奧地利學派，還有他推重的普通法憲政主義。在他對華夏治理秩序的構想裏麵，我們不難看到他之前研究和思考的痕跡，甚至可以說，這方麵的影響比人們表麵上看到的更重要、更深刻。實際上，秋風自己坦承，他對華夏治理秩序的研究並不排斥現代概念，相反，他認為，華夏治理之道，隻有通過中體西學資相循誘的方式，才可能得到充分闡發和實現。隻不過，在運用像自由、平等、權利、義務這些現代觀念的時候，他盡量取其基本義，而剔除其中現代的和附加的含義，以此來消除認知上的混亂，同時揭示出古代製度中所蘊含的轉向現代的可能性。
     
    
    我還想說，秋風的這種做法還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那就是，所謂華夏治理之道，不但是中國的，獨特的，同時也具有與其他文明共通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表現在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上。根據秋風對治理秩序的界定，我們很容易發現，世界上所有文明都要處理類似的問題，因此具有共同經驗，可以展開有意義的對話。實際上，這部探討華夏治理之道的大著，裏麵雖然看不到一句洋文，卻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借助於不同的概念話語展開。我覺得這是非常有益的嚐試。而且，發掘中國文明的普遍性價值，對於糾正過去一百年來以中國為特殊，以西方為普遍的認識和看法，也有重要意義。
     
    
    當然，這部書裏也有很多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這裏提幾點：
     
    
    首先是關於“道”的論述。在秋風的論述中，“道”在遠古的堯、舜時代就已確定下來，用書裏的話說，聖王的實踐和理念直接呈現了華夏治理之道，曆史便是“道”的展開。這樣理解的“道”，有點像黑格爾的“絕對理念”。這裏涉及的問題，需要在曆史和哲學層麵得到論證。在曆史方麵，人們可能會問，一個可以適用於在時空方麵規模巨大的複雜文明係統的治理之道，為什麽在遠古小規模的簡單社會裏有近乎完美的體現。而對於有哲學興味的學者和讀者來說，關於“道”的形而上學方麵的論證可能是必要的。此外，我們知道，有一些論者以儒學道統的承擔者和傳承者自居，他們會，比如，承續孔子為“素王”的理念，也會從這樣的角度去闡發“道”。我不是很確定，作為一個儒家憲政主義者，秋風的立場和前述立場之間有無區別，如果有，區別在什麽地方。
     
    
    另一個問題涉及“心物關係”。秋風在這部書裏強調心對物的決定作用。但實際上，心與物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一方麵，我們看到製度對於人心的影響和製約，或者換句話說，文化作為一種結構對人心的影響和製約。另一方麵，人心、個人或聖者也可能影響甚至創造曆史。我認為這是一個複雜、微妙的互動過程。如果特別強調心決定物，可能會有所偏頗。
     
    
    最後一個問題。秋風的一個觀察和結論頗有翻案味道，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封建關係中契約因素非常重要，而這一點是被以往大多數學者忽視了。我相信，指出並且證明這一點很重要，但是過分強調這一點，甚至認為中國古時封建關係中的契約精神不輸於歐洲曆史的封建製度，可能就過頭了。一個基本事實是，與歐洲曆史上的封建製度相比較，無論從製度形態、思想資源還是意識形態上看，中國封建體製的基本特征仍然是宗法性，而且契約關係在很多方麵是鑲嵌於宗法關係當中，二者交織在一起。所以，我的看法是，能將中國封建關係中的契約精神揭示出來很重要，但要防止把這一點過分誇大。
     
    
    （本文係作者根據秋風新著《華夏治理秩序史》座談會發言錄音修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