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浙東(dong) 賑災與(yu) 奏劾唐仲友事件

作者：顧宏義(yi)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古籍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wei) 朱子文獻學）

來源：《朱子學研究》編委匯編：《朱子學研究》第40輯，南昌：江西省教育出版社，2023年。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四月，朱熹於(yu) 知南康軍(jun) 任滿而歸。九月，因浙東(dong) 地區“災傷(shang) 至重，民已艱食”【1】，宋廷遂授任朱熹提舉(ju) 兩(liang) 浙東(dong) 路常平茶鹽公事，負責浙東(dong) 賑災事宜。十二月初六，朱熹抵蕭山縣接任職事，至淳熙九年九月十二宋廷改除朱熹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2】，朱熹上狀辭免，去任歸家。朱熹在任期間曾六上狀奏劾知台州唐仲友，震動朝野。對此事的緣起、經過以及影響等，當今學者多有論析【3】，但所論或論點稍失偏頗，或釋文有誤解宋時製度法令之處，或對某些關(guan) 鍵點有欠關(guan) 注，即朱熹奏劾唐仲友之事件尚存有未發之覆，故本文擬主要討論以下三題：一，宋廷授任朱熹提舉(ju) 浙東(dong) 常平的背景；二，朱熹奏劾唐仲友的動因；三，此事件對朱熹的影響。

一、朱熹授任提舉(ju) 浙東(dong) 常平的背景

朱熹被授任浙東(dong) 提舉(ju) ，乃因宰相王淮的舉(ju) 薦。此前江西多地發生旱災，災情嚴(yan) 重，朱熹故在知南康軍(jun) 任上，勉力賑濟災民，推行荒政，頗有成效。其中為(wei) 免“檢放搔擾下戶”，朱熹采納士人建議，“將五鬥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yu) 施行，人以為(wei) 便”，於(yu) 是提舉(ju) 江東(dong) 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4】。淳熙八年（1181）三月，朱熹南康軍(jun) 知軍(jun) 任滿，改除提舉(ju) 江西常平公事，居家待次。此時，浙東(dong) 路也發生了嚴(yan) 重災情，據稍後朱熹奏報，其紹興(xing) 一府八邑受災非常嚴(yan) 重，雖各地情形有所差異，但民生維艱，甚至已經出現餓死人的現象【5】。故朝廷“時以荒政為(wei) 急”，宰相王淮向天子推薦朱熹“學行篤實”，欲“除浙東(dong) 提舉(ju) ，以倡郡國”，孝宗允準【6】。

對於(yu) 王淮舉(ju) 薦朱熹的原因，由於(yu) 此後朱熹奏劾唐仲友以及王淮反“道學”之事，餘(yu) 英時以為(wei) 朱、王之“關(guan) 係自始即如冰炭不相入”，至此王淮乃借口“荒政”而“把他安排在浙東(dong) 地方上”，而實質“是有意將他擋在權力中心之外”【7】。但核之史書(shu) ，此說不確。

據朱熹自記，其與(yu) 王淮初次交往當在乾道四年（1168）秋至七年（1171）初之間，王淮時知建寧府，朱熹居家，曾因知崇安縣諸葛廷瑞之請，參與(yu) 當地賑濟事務，隨後朱熹所行救荒措施以及於(yu) 五夫建立社倉(cang) 等舉(ju) 動，王淮頗為(wei) 賞識，並多加支持【8】。由此可知，王淮向孝宗舉(ju) 薦朱熹提舉(ju) 浙東(dong) 常平，乃是欲借助朱熹的救荒經驗，以修舉(ju) 浙東(dong) 荒政，賑濟災民，故樓鑰《王公（淮）行狀》有“旱勢既廣，力讚荒政……知南康朱熹擢浙東(dong) 提舉(ju) ，以為(wei) 郡國之倡”之語【9】，周必大《與(yu) 朱元晦待製》也言及朱熹“前已試活人之手於(yu) 千裏，今又擴而充之，及於(yu) 列城，斯民幸甚”【10】按：周必大此書(shu) 題下原注“淳熙七年”，當為(wei) “淳熙八年”之訛。。朱熹也由此原因，而一改其每得朝廷授官皆屢上奏狀辭免的做法，於(yu) 九月二十二得到改除提舉(ju) 浙東(dong) 常平之“尚書(shu) 省劄子”後，即刻拜命，並於(yu) 十一月二十六麵聖奏事於(yu) 延和殿【11】，隨即前往浙東(dong) 赴任賑濟。

為(wei) 支持朱熹浙東(dong) 賑濟，是年十二月癸卯朔，宋廷“官出南庫錢三十萬(wan) 緡，付新浙東(dong) 提舉(ju) 常平朱熹振糶”【12】。對於(yu) 宋廷此舉(ju) ，束景南以為(wei) 朱熹提出了至少需要三百萬(wan) 緡賑災款項，故此三十萬(wan) 緡撥自“南庫”的賑災官錢“無異於(yu) 杯水車薪”，又雲(yun) 宋孝宗“可以拿出千萬(wan) 貫的國庫錢孝敬”宋高宗，“卻吝嗇到隻用無名官告、度牒和官會(hui) 湊了三十萬(wan) 貫給朱熹了事”【13】，隻是敷衍而已。但據《宋史·孝宗紀》載，當時宋廷賑濟災民，多采取“權免稅役”“蠲積年逋負”“蠲減租賦”等措施，如淳熙七年“江、浙、淮西、湖北旱，蠲租，發廩貸給，趣州縣決(jue) 獄，募富民振濟補官”，八年二月“詔去歲旱傷(shang) 州縣，以義(yi) 倉(cang) 米日給貧民，至閏三月半止”；或將地方上供朝廷之錢糧截留部分以備賑濟，如乾道四年（1168）七月“以經、總製餘(yu) 錢二十一萬(wan) 緡椿留邛、蜀州，以備振濟”；五年十月“命饒、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wan) 石，以備振糶”。宋廷特意撥出內(nei) 庫錢以賑濟災民的記載，除朱熹此次外，僅(jin) 見隆興(xing) 二年（1164）九月“以久雨，出內(nei) 庫白金四十萬(wan) 兩(liang) ，糴米賑貧民”。同時，鑒於(yu) 此次浙東(dong) 災傷(shang) 甚重，宋廷已在稍前的淳熙八年七月因“紹興(xing) 大水，出秀、婺州、平江府米振糶”，八月“詔紹興(xing) 府諸縣夏稅、和市、折帛、身丁、錢絹之類，不以名色，截日並令住催”，直至年底又特“出南庫錢三十萬(wan) 緡”給新浙東(dong) 提舉(ju) 常平朱熹以“振糶”災民。可證宋廷實對朱熹此番浙東(dong) 之行甚為(wei) 重視，並非如後人所言的僅(jin) 是敷衍而已。

二、朱熹奏劾唐仲友的動因

朱熹蒞任浙東(dong) 提舉(ju) 不久，即於(yu) 淳熙九年（1182）正月初四至二月間巡曆紹興(xing) 府屬縣及婺州、衢州等地，又自七月中旬再次巡曆浙東(dong) 州縣，並於(yu) 七月十九至九月初四間連上六通奏狀彈劾唐仲友，迫使宋廷最終罷去唐仲友新任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改授朱熹，而朱熹拒絕接受江西提刑之職，辭免歸家。

朱熹六上奏劾唐仲友之始末，諸書(shu) 多有記載，但其間所述也頗有疑誤傳(chuan) 訛之處。

（1）《道命錄》卷五稱淳熙“九年，先生（朱熹）行部至台（州），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詔罷仲友”【14】按，“章十上”當為(wei) “章六上”之訛。。然據載，朱熹於(yu) 七月十六開始再次巡曆屬郡，十七至上虞縣，十八至嵊縣，十九至新昌縣，二十一入台州天台、寧海縣，二十三入台州城；而其所上《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乃在十九【15】。故稱說朱熹“行部至台”始上奏劾唐仲友“不法事”者不確，而此一說法實源自黃榦《朱先生行狀》：“台守唐仲友與(yu) 時相王淮同裏為(wei) 姻家，遷江西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奸贓、偽(wei) 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16】按，以下省稱《朱先生行狀》。後人之論述，大多基於(yu) 黃榦之說【17】。

七月十九，朱熹身在新昌縣。至二十三，朱熹入台州城，所上《第二狀》言及“今巡曆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雲(yun) 雲(yun) ，乞請“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麵審實以聞”【18】。二十七，朱熹又上《第三狀》，雲(yun) “奏為(wei) 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將幹連人送紹興(xing) 府司理院根勘，錄案奏聞”，並細列唐仲友罪狀二十四條【19】。僅(jin) 短短的十天左右時間，即能處置如此，顯然有備而來，並非如黃榦等所言，朱熹乃“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方才“奏之”朝廷。而且鑒於(yu) 當時朱、唐二人的“地位和處境，朱熹不可能憑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即朱熹六封劾奏中“所說的都符合事實”【20】。

唐仲友的諸“不公不法事”，朱熹自何人處獲知，其諸奏章皆未言及。據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雲(yun) ，陳亮與(yu) 唐仲友有隙，“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yu) 官奴，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yu) 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為(wei) 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為(wei) 浙東(dong) 提舉(ju) ，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訝而訴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21】。至宋末周密乃載：“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雲(yun) 呂伯恭嚐與(yu) 仲友同書(shu) 會(hui) ，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wei) 朱所進，與(yu) 唐每不相下。”【22】周密之說影響後世甚大【23】，但據鄧廣銘等考辨其說為(wei) 誣，因據陳亮《龍川集》、朱熹《晦庵集》等記載，朱、陳二人於(yu) 淳熙九年正、二月之交晤麵以後，至此朱熹奏劾唐仲友，二人未曾再見；而且在此期間二人往來書(shu) 劄存錄於(yu) 朱、陳文集中，“亦全無一語涉及唐氏”。並據陳亮與(yu) 朱熹通信中語“亮平生不曾會(hui) 說人是非，唐與(yu) 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為(wei) 證，指出由此數語“知道在唐氏本人亦以‘相譖’致疑於(yu) 陳氏，故陳氏亟以自白，則吳子良和周密二人的記載也全算是事出有因的。但是倘使陳氏果有譖唐的話語，應是在淳熙九年春初與(yu) 朱氏晤見時候說出的，而朱氏的倉(cang) 遽按台乃遠在半年之後，已可證此種假定之不能成立”【24】。然陳亮書(shu) 信中於(yu) “亮平生不曾會(hui) 說人是非，唐與(yu) 正乃見疑相譖”之上，尚有一段話語：“且如東(dong) 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托，亮既為(wei) 人之客，隻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書(shu) 自決(jue) 之，卻因一停房人而治之，此於(yu) 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為(wei) 人所附托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秘書(shu) 舉(ju) 措灑然，使識與(yu) 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為(wei) 人遊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為(wei) 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25】此“東(dong) 陽之事”指何事、“此人”為(wei) 誰，朱、陳二人皆未言及，但據陳亮書(shu) 信內(nei) 容分析，顯然不是指唐仲友之事。又朱熹年初正月十七巡曆至武義(yi) 縣，往明昭山哭祭呂祖謙，陳亮來會(hui) 。前此數日，即十四，朱熹至金華縣，曾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與(yu) 陳亮所言“東(dong) 陽之事”似有幹涉，但兩(liang) 者間隔時日過近，朱、陳二人晤見時當不及“附托”。如此，陳亮之“附托”必通過書(shu) 劄，則淳熙九年(1182)七月前兩(liang) 人往來書(shu) 劄並未全都存留至今。如若年初二人晤見時，陳亮述及唐仲友“不公不法事”，朱熹則需時間調查核實，故曆時半年待證據確鑿時再上奏劾唐仲友，也屬正常。因此，若陳亮知唐弊政“具以告晦翁”在先，台州通判高文虎（字炳如）“前途訝而訴之”在後，加上朱熹彈劾唐仲文乃是“有備而來”，顯非“倉(cang) 遽按台”，故《荊溪林下偶談》聲稱陳亮“知其（唐仲友）事，具以告晦翁”的記載似不能輕易被否定。

（2）朱熹受命“修舉(ju) ”浙東(dong) 荒政，但鑒於(yu) 南宋官場弊病，尤其朱熹在知南康軍(jun) 賑災之經驗，深知地方官吏普遍存在怠政懶政的通病，故在麵見孝宗時，特意提出“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yu) 。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yu) 差遣”【26】。因此，朱熹於(yu) 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蒞任之初，即上奏朝廷討論賑濟事宜時，便奏劾紹興(xing) 府兵馬都監賈祐“不抄劄饑民”之罪【27】。淳熙九年（1182）正月初四，朱熹離提舉(ju) 浙東(dong) 常平司駐地紹興(xing) 府（今屬浙江）城，巡曆紹興(xing) 府屬縣及婺州、衢州等地，施行荒政，又奏劾懲治貪吏奸民及不職官員多人。如黃榦《朱先生行狀》所雲(yun) ：朱熹“日與(yu) 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穀，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cang) 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28】。

據《朱熹年譜長編》卷上，正月初七，朱熹至嵊縣，奏劾紹興(xing) 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事。十四，朱熹至婺州金華縣，奏劾上戶朱熙績（朱縣尉）不伏賑糶之事。因朱熙績為(wei) 宰相王淮之鄉(xiang) 人，故朱熹特於(yu) 十六又上書(shu) 王淮，雲(yun) ：“熹昨日道間已具稟劄。到婺偶有豪民不從(cong) 教者，不免具奏申省。聞其人奸猾有素，伏想丞相於(yu) 裏社間久已悉其為(wei) 人，特賜敷奏，重作行遣，千萬(wan) 幸甚。”【29】是月下旬，朱熹至衢州，奏劾知衢州李嶧不修荒政，並奏劾衢州監酒庫張大聲、龍遊縣丞孫孜“檢放旱傷(shang) 不實”。待至五月中，朱熹又奏劾新知衢沈崈一“擅支常平義(yi) 倉(cang) 米”。至七月十六，朱熹再次離紹興(xing) 城巡曆浙東(dong) 州縣，並奏知衢州江山縣王執中“弛慢不職之甚”，乞“賜罷黜”。二十一，朱熹入台州天台、寧海縣，奏劾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恬然不恤”縣中“人戶流移”，故乞“賜罷黜”。二十三，朱熹進入台州城，前後六上奏章彈劾知台州唐仲友貪汙不法之事。

宋製，提舉(ju) 常平公事職掌常平、義(yi) 倉(cang) 等政令與(yu) 給賣鈔引、通商阜財之事，並負有巡察所部、禁止私販、按劾不法等職責，故也被稱為(wei) “監司”。因此，朱熹可在賑濟災傷(shang) 之際，據職權對不修荒政、貪腐的州縣官吏按察彈劾。如朱熹奏劾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即雲(yun) ：“昨巡曆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隻是庸謬，別無顯然贓私罪犯，遂隻行下本縣禁約。”待朱熹訪問得王執中賑濟、荒政諸事“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又要求朝廷“特賜罷黜”【30】。可見，朱熹所奏劾者乃因事“係本司（提舉(ju) 常平司）職事”，而且顯有“不公”“不法”“不職”者，至於(yu) 一般之才幹“庸謬，別無顯然贓私罪犯”者，則隻是行下公文“禁約”而已。

因此，宋廷起初還是據朱熹所上彈劾奏章對“不職”官員予以處置的，如是年“二月十三日，知信州李嶧罷新任。以監察禦史王藺言其昨知衢州，浙東(dong) 提舉(ju) 朱熹按其檢放不實，嶧詭言與(yu) 熹有隙，陳乞回避，故有是命”【31】按：據《宋史全文》卷二六下，李嶧乃參知政事錢良臣之妻兄。。而其他遭到朱熹彈劾的官吏未見有處置的記載，可能與(yu) 這些官吏級別較低、史書(shu) 失載有關(guan) ，但分析相關(guan) 資料，可推知“結托權貴”的朱熙績因受到“權貴”庇護，並未被懲處。同時，如李嶧自辯“與(yu) 熹有隙”者相類，朱熹奏劾不修荒政之貪官庸吏的舉(ju) 動，也遭到了這些官吏與(yu) 其親(qin) 朋等攻訐，“以職事橫被中傷(shang) ”【32】，其處境頗為(wei) 艱難。故陸遊在與(yu) 人書(shu) 劄中也稱當時“東(dong) 人流殍滿野”，而“朱元晦出衢、婺未還，此公寢食在職事，但恐儒生素非所講，又錢粟有限，事柄不顓，亦未可責其必能活此人也”【33】。此後朱熹仍勉力推行荒政，多次上章論奏賑濟事宜，但往往遭到“抑卻”“稽緩”，加上其彈劾貪婪、懶政官員的奏劾，大多未得朝廷允準，於(yu) 是朱熹與(yu) 當朝宰相王淮之間的關(guan) 係漸趨緊張。為(wei) 此，朱熹於(yu) 六月初八再次致書(shu) 宰相王淮，言語頗為(wei) 激烈。可能為(wei) 慰撫朱熹之憤懣，宋廷遂於(yu) 七月十二（辛巳）再“出南庫錢三十萬(wan) 緡付浙東(dong) 提舉(ju) 朱熹，以備振糶”【34】。而遭朱熹奏劾的新知衢州沈崈一也遭到“降一官”處分，“坐擅借兌(dui) 常平義(yi) 倉(cang) 米給官兵俸料”【35】。可證朱熹當時所奏請或奏劾者，全屬其職事之所當為(wei) ，並非出自其“私憾”而“有意周納”，而有“羅織之嫌”。

（3）對於(yu) 朱熹六上奏狀彈劾唐仲友、震動朝野的決(jue) 絕之舉(ju) ，南宋即有人認為(wei) 因唐仲友與(yu) 呂祖謙、陳亮“有隙”，故朱熹為(wei) 此奏劾唐仲友，吳子良據此認為(wei) “蓋唐雖有才，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36】。其實陳亮與(yu) 嚴(yan) 蕊之糾葛及嚴(yan) 蕊被囚等事，學人多有辨其傳(chuan) 誤者【37】。但清人修纂《宋元學案·說齋學案》，卻據此為(wei) 唐仲友“翻案”，雲(yun) 朱熹此舉(ju) ，乃因高文虎“相譖”，“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於(yu) 其手”，而朱熹糾劾唐仲友，“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複於(yu) 官妓嚴(yan) 蕊一事，謂其父子逾濫，則不免近於(yu) 誣……又以在官嚐刊荀、揚諸子為(wei) 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yu) 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38】。此說影響甚大，後世學者多有據此發揮者，如認為(wei) “朱熹之糾彈唐氏……必係對唐另有私憾，而此私憾之生又必係有人居間撥弄而成者”【39】。或指出“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六篇奏狀雖然頗為(wei) 瑣碎，帶有傾(qing) 向性，但所論事項多有人證、物證，不能算無中生有”，並認為(wei) 朱熹奏劾唐仲友的動因在於(yu) 二人州縣地方治理的理念相異，且朱熹受到了與(yu) 唐仲友交惡的其他力量如地方勢力的“背後推動”【40】。朱熹六上奏劾唐仲友的動因真得隻是出於(yu) “私憾”，或因二人治政理念相異，加以小人居間挑撥嗎？揆諸史實，頗有不然。

其一，如上文所述，朱熹奏劾唐仲友“不公不法之事”乃屬其作為(wei) 倉(cang) 司之職責，其所奏劾的州級官員，如上文所述，除唐仲友以外，尚有“不留意荒政”之知衢州李嶧、“擅借見常平義(yi) 倉(cang) 米給官兵俸料”之沈崈一，而李、沈因此受到程度不一的處分。而據朱熹奏章，唐仲友所犯之罪過，遠過於(yu) 李、沈二人。

其二，《說齋學案》有雲(yun) “又以在官嚐刊荀、揚諸子為(wei) 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確實宋朝州府官員利用公使庫錢刻印書(shu) 籍，乃是官場常事，何足奏劾？然用官錢刻書(shu) 而據為(wei) 己有，則按宋律法，確屬官員行為(wei) “不法”的罪狀。

其三，朱熹奏章內(nei) 羅列唐仲友大小罪過之事數十項，是否如有學者所稱“可見其有意周納，蓋是先已決(jue) 意要加之以罪而臨(lin) 時捃摭數事以為(wei) 辭者”【41】；或者是唐仲友所犯之“貪墨”、肆行請托、縱容子弟等受賄舞弊、不恤民情等屬於(yu) 當時官場常態、政壇痼疾，而朱熹卻僅(jin) “歸罪”於(yu) 唐仲友，“不免小題大做”，不無“羅織”“捃摭”之嫌【42】。檢兩(liang) 宋史籍，宋代官員如台諫官、監司官奏劾犯有過失的官吏時，往往細細羅列其大小罪狀，“小題大做”，以期增添其彈劾奏章之分量與(yu) 期待由此引起天子的充分重視，此舉(ju) 實屬當時官場慣例，並非朱熹一人如此，如若由此指斥朱熹“有意周納”，不無“羅織”“捃摭”之嫌，實屬苛責古人、過於(yu) 責備賢者了。

其四，宋製，若某州縣的案子牽涉至當州縣官吏，將案件當事人移送別州審問調查，乃屬宋朝通行做法，絕非“在當時的官場並不多見”之舉(ju) 。而浙江路的提點刑獄、提舉(ju) 常平司之治所皆在紹興(xing) 府，故朱熹將一行涉案人移送至紹興(xing) 府實屬當然之事。

其五，雖然唐仲友“貪墨”、肆行請托、縱容子弟等受賄舞弊、不恤民情等確屬宋代官場常見之弊病，但有一事卻為(wei) 不少學者所忽略，即唐仲友容留亡命雕造會(hui) 子印版之事，實非其他州府長官所能犯或所敢犯的罪狀。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狀》已雲(yun) 及“造假會(hui) 人蔣輝，已據通判趙善伋、監押趙彥將就州宅後門捉獲，臣已押送紹興(xing) 府司理院。傳(chuan) 聞此人在此造作假會(hui) 甚多。其台州解到行在諸庫官會(hui) ，欲乞密遣公正臣寮驗其真偽(wei) ，伏乞聖照”【43】。其《第四狀》雲(yun) “奏為(wei) 續根究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件及藏匿偽(wei) 造官會(hui) 人蔣輝實跡，乞付外照勘，伏候聖旨”【44】；《第六狀》又雲(yun) “據蔣輝供”唐仲友曾至蔣輝“藏匿”處提出做些會(hui) 子，陳述“金婆婆將描模一貫文省會(hui) 子樣入來”、雕造、收藏、造作假會(hui) 數量，乃至七月二十六，金婆婆通風報信、被趙監押兵士捉住，押赴紹興(xing) 府禁勘等【45】情形，此供狀敘事詳細，當屬事實。此《第六狀》乃九月初四所上，至九月十二，朱熹接獲改除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文書(shu) ，即日辭官歸家，由此唐仲友偽(wei) 造會(hui) 子等重罪，就在宰相王淮庇護之下，不了了之，再也無人追究其責。

其六，陳亮在與(yu) 朱熹書(shu) 信中言及“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為(wei) 震動則一也”，又言“《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群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ju) ，《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shu) 壁立萬(wan) 仞，雖群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yu) 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yu) 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托，況更親(qin) 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為(wei) 凡其平時鄉(xiang) 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shu) 豈為(wei) 此輩所使哉，為(wei) 其陰相附托而不知耳。既為(wei) 此輩所附托，一旦出於(yu) 群疑之上而有所舉(ju) 措，豈不為(wei) 其拖帶乎”【46】？有人以為(wei) 朱熹回信中對陳亮引用《震》九四之象未加辯白，“必係朱氏一方麵既承認自身確是為(wei) 人蒙蔽，另一方麵也承認陳氏暗中所指為(wei) 奸狡小人者確為(wei) 不誣”【47】。然細辨陳亮書(shu) 信中文字，其所謂“《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奸狡小人……有所附托”者，乃謂當朱熹奏劾唐仲友之時，“奸狡小人”乘勢“有所附托”，興(xing) 風作浪，渾水摸魚，故陳亮又明白指出：“秘書(shu) （指朱熹）豈為(wei) 此輩所使哉，為(wei) 其陰相附托而不知耳。”而非謂朱熹受人蒙蔽，因“奸狡小人……有所附托”而奏劾唐仲友。至於(yu) 有人以為(wei) “朱熹與(yu) 唐仲友在官府賦役征發和商稅榷賣的不同取向，是二人發生激烈衝(chong) 突的根源”【48】，由此認定朱熹六上奏劾唐仲友，“有意周納”，卻頗似厚誣古人了。

因此，晚宋吳泳就曾指出宋廷處置此事不當：“朱熹為(wei) 浙東(dong) 提舉(ju) ，唐仲友知台州，熹被旨檢旱行部，因民戶有詞，熹方論奏，仲友亦上章自辯。熹疏遂不付出，尋各與(yu) 別路差遣而去。夫熹大儒，所言又是使事；仲友庶官，所為(wei) 又有實跡，而當時區處乃爾。”【49】綜上可知，朱熹因“私憾”或受小人挑撥而“峻激忿厲”地六上奏劾唐仲友的諸說法，實不能成立。

三、朱熹奏劾唐仲友事件之影響

朱熹六上狀奏劾知台州唐仲友貪汙不法事的直接後果，是宋廷罷免唐仲友新授的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改授朱熹；而朱熹“以為(wei) 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拂袖而歸【50】。對此結果，當時及後世多有指責宰相王淮者。因王淮作為(wei) 唐仲友的姻親(qin) ，而朱熹此前與(yu) 王淮頗有書(shu) 劄往來，關(guan) 係也較為(wei) 融洽【51】。但至此，王淮為(wei) 達到庇護唐仲友的目的，故利用宰相職權竭力平息事態。

朱熹也明了王、唐二人的姻親(qin) 關(guan) 係，故於(yu) 七月十九至二十七，不滿十日，連上三奏。但王淮“匿不以聞”，並指使唐仲友上章“自辯”。故朱熹在八月初八、初十再上兩(liang) 狀，迫使宋廷於(yu) 八月十四下指揮差浙西提刑來究辦唐仲友，王淮又設法以讓朱熹巡曆其他州府災傷(shang) 為(wei) 名，離開台州城；又借賑濟“推賞”，孝宗表揚“朱熹職事留意”之機，乘勢提議：“修舉(ju)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恵，欲與(yu) 進職。”而授予朱熹直徽猷閣【52】按：宋廷於(yu) 八月十八除朱熹為(wei) 江西提刑，至九月十二收到除書(shu) ，而朱熹收到直徽猷閣除書(shu) 在九月初四，推知宋廷授任朱熹直徽猷閣在八月十八以前。，予以籠絡。因朱熹“論愈力”，王淮“度其勢益熾，乃取（朱熹）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鐫削，止罷新任”【53】。唐仲友罷新任在八月十七，是日“知台州唐仲友放罷。以浙東(dong) 提舉(ju) 朱熹按其催科刻急、戶口流移故也”【54】。十八，宋廷改除朱熹為(wei) 江西提刑。

據《齊東(dong) 野語》稱朱熹上奏劾，“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xiang) 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zheng) 閑氣耳。’遂兩(liang) 平其事”【55】。又《四朝聞見錄》載王淮“乃以唐自辯疏與(yu) 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wei) 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wei) 解”【56】。綜上數則記事，可知麵對朱熹不斷奏劾而引起的洶湧朝議，宰相王淮施計將朱熹所上的《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與(yu) 唐仲友的“自辯疏”同時上呈天子“取旨”定奪，並以“朱程學，唐蘇學”為(wei) 依據引出“秀才爭(zheng) 閑氣”之斷語。確實，朱熹之《第一狀》所指斥唐之罪狀乃“催科刻急、戶口流移”等名目，確為(wei) 當時州府官員中的通弊，故奪唐仲友江西提刑之新命也符合朝廷常規處分之尺度。由此，王淮也就乘勢將朱熹奏劾唐仲友所犯的重罪如私下雕引會(hui) 子等掩飾過去，未再得追究。

史載宋高宗紹興(xing) 末，宋廷“命臨(lin) 安府印造會(hui) 子，許於(yu) 城內(nei) 外與(yu) 銅錢並行”，至紹興(xing) 三十年（1159）十二月，“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乞令左蔵庫應支見錢並以會(hui) 子分數品搭應副。從(cong) 之。東(dong) 南用會(hui) 子自此始”【57】。會(hui) 子初行，宋廷宣示防範偽(wei) 造措施甚嚴(yan) 。其一，嚴(yan) 格用印之製。《宋史·輿服誌六》載：“行在都茶場會(hui) 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hui) 子印’為(wei) 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hui) 子庫檢察印’為(wei) 文；庫印五鈕，各以‘會(hui) 子庫印造會(hui) 子印’為(wei) 文；合同印十二鈕，內(nei) 一貫文二鈕，各以‘會(hui) 子庫一貫文合同印’為(wei) 文，五百文、二百文準此。”【58】其二，特製造幣用紙。宋廷“初命徽州造會(hui) 子紙，其後造於(yu) 成都”【59】。其三，嚴(yan) 刑峻法防範偽(wei) 造會(hui) 子。史載紹興(xing) 三十一年二月，“詔偽(wei) 造會(hui) 子及扇揺之人並依見錢關(guan) 子法”【60】按：注曰：“按用見錢關(guan) 子法指揮，已見元年十月壬午、六年十月戊申。”檢《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四八紹興(xing) 元年十月壬午條雲(yun) ：“潤有偽(wei) 造（關(guan) 子）者，依川錢引抵罪。東(dong) 南會(hui) 子法，蓋張本於(yu) 此。”。次年，又“定偽(wei) 造會(hui) 子法”，即“犯人處斬，賞錢千貫，不願受者補進義(yi) 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61】。然其執行則時有寬嚴(yan) 之異。《文獻通考·錢幣考二》雲(yun) 乾道四年命會(hui) 子“造新換舊”，其“內(nei) 有假偽(wei) ，將辯驗人吏送所司，其監官取朝廷指揮，每驗出一貫偽(wei) 會(hui) ，追究元收兌(dui) 會(hui) 子人錢三貫與(yu) 辯驗人”【62】。即李心傳(chuan) 所雲(yun) 乾道四年秋，“曾欽道奏偽(wei) 造會(hui) 子，入籍其貲充賞，再犯依川錢引發。從(cong) 之”。至“淳熙十三年秋，詔今後再犯偽(wei) 造會(hui) 子，雖印支不全成，但已經行用，論如律”【63】。顯然，偽(wei) 造會(hui) 子屬重罪，犯者甚至會(hui) 被“處死”。

因此，朱熹對王淮的做法自然極為(wei) 憤怒，拒絕籠絡，堅辭直徽猷閣、江西提刑新授官職。據李心傳(chuan) ，當時宋廷“除先生（朱熹）江西提刑，又易江東(dong) ，又例以救荒功，權直徽猷閣。江西乃填台守（指唐仲友）之闕，江東(dong) 則墳墓在焉，時九年秋也。先生引嫌求免，未報。吏部鄭尚書(shu) 丙與(yu) 台守善，首以‘道學’詆先生。監察陳禦史賈因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偽(wei) ，願考察其人，擯斥勿用。蓋阿附時宰意，專(zhuan) 指先生也”【64】。即朱熹以“蹊田而奪之牛”為(wei) 由“辭不拜”江西提刑，宋廷隨即命朱熹與(yu) 江東(dong) 提刑梁總“兩(liang) 易其任”，朱熹也以“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chan) ”在江東(dong) 路所屬婺源縣，“合該回避”為(wei) 由拒絕，不久天子“詔免回避”，仍為(wei) 朱熹所拒【65】。於(yu) 是“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的吏部尚書(shu) 鄭丙便“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yu) 是監察禦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wei) ，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為(wei) 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為(wei) 多”【66】。

雖然如陳亮所雲(yun) “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而王淮也利用宰相威權庇護了唐仲友，但此事朝野“震動”，對王淮影響匪淺。至淳熙十二年（1185），楊萬(wan) 裏為(wei) 東(dong) 宮侍讀，“王淮為(wei) 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wei) 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67】按：《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以為(wei) “淮次第擢用之”之說“非”。。楊萬(wan) 裏兼太子侍讀在是年八月初八。【68】楊萬(wan) 裏所薦六十人，乃以朱熹為(wei) 首，其稱譽：“朱熹學傳(chuan) 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yu) 狷介，臨(lin) 事過於(yu) 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yang) 成就，必為(wei) 異才。”【69】其中“賦性近於(yu) 狷介，臨(lin) 事過於(yu) 果銳”二語，顯然含指朱熹奏劾唐仲友一事，若無王淮授意或默許，楊萬(wan) 裏當不至於(yu) 薦譽朱熹如此，且列諸篇首。此後楊萬(wan) 裏之子楊長孺題識於(yu) 篇後，聲明當時“誠齋取筆疏六十人以獻，隨所記憶者書(shu) 之，退而各述其長，上之丞相……稿藏於(yu) 家，雜然而書(shu) ，初無先後之序，皆無優(you) 劣之意”【70】，顯有著意掩飾之嫌。

此後有人為(wei) 替唐仲友脫罪，遂肆意詆毀朱熹提舉(ju) 浙東(dong) 常平時事，其中捏造的兩(liang) 件事影響後世頗大。

其一，乃洪邁《夷堅支庚》所載“台州官奴嚴(yan) 蕊，尤有才思，而通書(shu) 究達今古。唐與(yu) 政為(wei) 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ju) 浙東(dong) ，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為(wei) 行伍行杖輕，複押至會(hui) 稽，再論決(jue) 。蕊墮酷刑，而係樂(le) 籍如故”，後為(wei) 提點刑獄嶽霖“判從(cong) 良”雲(yun) 雲(yun) 【71】。洪邁此說本屬傳(chuan) 聞小說，但此後其為(wei) 《齊東(dong) 野語》等筆記敷衍添補陳亮與(yu) 唐仲友“有隙”等情節，遂被後人視作信史，而用以質疑、指斥朱熹。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稱陳亮“與(yu) 唐仲友相忤，讒構於(yu) 朱子，朱子為(wei) 其所賣，誤興(xing) 大獄，即由亮狎台州官妓，囑仲友為(wei) 脫籍，仲友沮之之故。事載《齊東(dong) 野語》第十七卷中”【72】。又如清朱鶴齡《書(shu) 朱子大全集後》雲(yun) ：“朱右又雲(yun) 永康陳亮與(yu) 仲友不相能，朱子提舉(ju) 常平，行部過其家，乘間為(wei) 飛語中仲友，通判高文虎複以舊怨傾(qing) 之，朱子遂為(wei) 所惑。然則仲友之事，朱子殆有不及深察者歟。”【73】按，此處頗需引為(wei) 注意者，即記錄嚴(yan) 蕊事的洪邁《夷堅支庚》乃撰於(yu) 慶元二年（1196）【74】，正是“慶元黨(dang) 禁”之時。

其二，在“慶元黨(dang) 禁”中，禦史沈繼祖上疏攻訐朱熹“十罪”，其中有所謂朱熹“為(wei) 浙東(dong) 提舉(ju) ，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糧，盡與(yu) 其徒而不及百姓”【75】雲(yun) 雲(yun) ，其事本屬捕風捉影、惡意抹黑朱熹之舉(ju) 。由於(yu) 朱熹提舉(ju) 浙東(dong) 時，宋廷“官出南庫錢三十萬(wan) 緡”【76】；又朱熹離任知南康軍(jun) ，後任為(wei) 錢聞詩（字子言），其嚐“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77】，此語似被後人傳(chuan) 訛為(wei) 朱熹“複遺錢屬後守錢聞詩建禮聖殿”【78】，又有人由此宣稱朱熹知南康軍(jun) 時修複白鹿洞書(shu) 院，“後遷浙東(dong) 提舉(ju) ，複遺錢三十萬(wan) ，屬軍(jun) 守錢聞詩建聖殿並塑像”【79】。此說多為(wei) 後人所引用，今遂有人附會(hui) 沈繼祖奏劾朱熹“十罪”之語，以為(wei) ：朱熹於(yu) 浙東(dong) 提舉(ju) 時所“遺錢三十萬(wan) ”，並非如有人所認為(wei) 的是朱熹“捐錢”以供“書(shu) 院使用”，乃屬宋廷所“出南庫錢三十萬(wan) 緡”用於(yu) 賑濟浙江災荒的“賑糶款”，而被朱熹“挪用”於(yu) 建白鹿洞禮聖殿等；並聲稱此後監察禦史沈繼祖攻訐朱熹十罪，其中“為(wei) 浙東(dong) 提舉(ju) ，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糧，盡與(yu) 其徒，而不及百姓”，其所指“可能就是這件事”【80】。此說頗誤。

（1）宋人所雲(yun) 之“錢三十萬(wan) ”與(yu) “錢三十萬(wan) 緡”實屬兩(liang) 回事，即錢一千文稱一緡，亦稱一貫或一千，故三十萬(wan) 錢即三百緡或三百貫、三百千，實與(yu) 三十萬(wan) 緡相差甚遠，不能混為(wei) 一談。（2）沈繼祖奏章中所言“盡與(yu) 其徒”之“其徒”，乃指隨朱熹從(cong) 事浙東(dong) 賑濟災傷(shang) 之人，其中包括朱熹門人，卻並非指白鹿洞書(shu) 院之學生。（3）朱熹所任提舉(ju) 常平乃在浙東(dong) 路，而南康軍(jun) 隸屬江東(dong) 路，分屬兩(liang) 路，故宋朝製度允許朱熹將其所掌管之錢財撥付給隸屬的浙東(dong) 州軍(jun) ，但若無朝廷特許，實不許撥付他路州軍(jun) 。因此，朱熹不能僅(jin) 憑己意就將浙東(dong) 之錢財“撥付”給江東(dong) 路所屬的南康軍(jun) ，更何況此乃屬朝廷賑濟浙東(dong) 災荒的“振糶”錢款。（4）此類賑災錢款的支出使用情況，地方的負責官員還需事後向朝廷報告，是以其並不能隨意發放。朱熹《晦庵集》中即收錄有數篇奏章述及此項賑災錢款的分配使用情況。如朱熹違規“挪用”此賑災錢款來修建白鹿洞書(shu) 院之禮殿，必定會(hui) 由此遭到政敵的攻訐，但當時攻訐朱熹的奏章頗眾(zhong) ，卻無涉及此罪名者，也可反證朱熹並無“挪用”浙東(dong) 賑災錢款之事【81】。

朱熹提舉(ju) 浙江時六上奏劾唐仲友，當時已是“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為(wei) 震動則一也”，至後世依然“是非毀譽”紛爭(zheng) 不息，如清朱鶴齡《書(shu) 朱子大全集後》又雲(yun) ：“朱子劾知台州唐仲友，極論其促稅擾民、貪淫不法，時相王淮怨之，致有‘道學’之禁。然考之他書(shu) ，仲友固名儒也，所著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譜》，博聞洽識，見稱諸儒。而其守台日，發粟賑饑，抑奸拊弱，創中津浮梁以利涉，載在邑誌。其治行如此，乃有貪淫不法等狀，何歟？”【82】此固然有唐仲友知台州時集“發粟賑饑，抑奸拊弱”之善與(yu) “促稅擾民、貪淫不法”之惡於(yu) 一身的緣故，也與(yu) 文獻記載時有偏於(yu) 一端有關(guan) ，但無論如何，朱熹奏劾唐仲友當非出於(yu) “私憾”，而是其行使監司職權以懲處奸貪、平息民怨、安撫地方之舉(ju) 。

注釋：
 
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簡稱《晦庵集》）卷二二《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載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第995頁。
2.張淏：《會稽續誌》卷二《提舉題名》，《宋元方誌叢刊》，中華書局，1990，第7118頁。
3.如鄧廣銘：《朱唐交忤中的陳同甫》，載《鄧廣銘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朱瑞熙：《宋代理學家唐仲友》，載《朱瑞熙文集》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束景南：《朱子大傳》第十二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高柯立：《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為中心》，載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曆史評論》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4.《晦庵集》卷一三《延和奏劄四》，第648頁。
5.《晦庵集》卷一六《奏救荒事宜狀》，第762—763頁。
6.脫脫等：《宋史》卷三九六《王淮傳》，中華書局，1985，第12071頁。
7.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第七章《黨爭與士大夫的分化》，第365頁。
8.《晦庵集》卷七七《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第3720—3721頁。
9.樓鑰：《攻媿集》卷八七《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狀》，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第1597頁。
10.周必大撰，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卷一九三《與朱元晦待製》，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第2962頁。
11.《晦庵集》卷二二《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第995頁；卷一三《延和奏劄》，第642頁。
12.《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第676頁。
13.束景南：《朱子大傳》第十二章，第470、474頁。
14.李心傳：《道命錄》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7頁。
15.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第734—736頁。
16.黃榦：《勉齋集》卷三六《朝奉大夫文華閣侍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8冊，第411頁。
17.參見束景南：《朱子大傳》第十二章，第481頁。
18.《晦庵集》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二狀》，第827—828頁。
19.《晦庵集》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三狀》，第829—840頁。
20.朱瑞熙：《宋代理學家唐仲友》，《朱瑞熙文集》第4冊，出版信息第78頁。
21.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三，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81冊，第507頁。
22.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中華書局，1983，第323頁。
23.如朱瑞熙：《宋代理學家唐仲友》（《朱瑞熙文集》第四冊，第81頁）雖指出嚴蕊之事不實，卻認定朱、唐之間出現的這一場“政治上的糾紛，是陳亮從中挑唆的結果。糾紛的實質是‘秀才爭閑氣’，即學術見解的歧異”。
24.鄧廣銘：《鄧廣銘全集》卷八《朱唐交忤中的陳同甫》，第707—709頁。
25.陳亮：《陳亮集》卷二十《又癸卯秋書》，中華書局，1974，第278頁。
26.《晦庵集》卷一三《延和奏劄三》，第648頁。
27.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第716—717頁。
28.《勉齋集》卷三六《朱先生行狀》，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8冊，第410—411頁。
29.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一四《朱晦翁與時宰二手劄》，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27冊，第577—578頁。
30.《晦庵集》卷二一《申知江山縣王執中部職狀》，第949—950頁。
31.（清）徐鬆：《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4985頁。
32.《晦庵集》卷一七《乞賜鐫削狀》，第776頁。
33.《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一四《陸務觀拜違言侍帖》，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27冊，第581—582頁。
34.《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第678頁。
35.《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五，第4987頁。
36.《荊溪林下偶談》卷三，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81冊，第507頁。
37.參見《朱熹年譜長編》卷上，第736—740頁。
38.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六《說債學案》，中華書局，1986，第1953—1954頁。
39.《鄧廣銘全集》卷八《朱唐交忤中的陳同甫》，第707頁。
40.高柯立：《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為中心》，載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曆史評論》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41.《鄧廣銘全集》卷八《朱唐交忤中的陳同甫》，第707頁。
42.高柯立：《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為中心》，載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勢力評論》第2輯。
43.《晦庵集》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三狀》，第829頁。
44.《晦庵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四狀》，第843頁。
45.《晦庵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六狀》，第866—867頁。
46.《陳亮集》卷二十《又癸卯秋書》，第277頁。
47.《鄧廣銘全集》卷八《朱唐交忤中的陳同甫》，第709頁。
48.高柯立：《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為中心》，載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勢力評論》第2輯。
49.吳泳：《鶴林集》卷二三《與馬光祖互奏狀》，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76冊，第216—217頁。
50.《勉齋集》卷三六《朱先生行狀》，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8冊，第411—412頁。
51.參見顧宏義：《朱熹與王淮交遊考略》，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52.《宋史》卷三九六《王淮傳》，第12071—12072頁。
53.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三，中華書局，1998，第135—136頁。
54.《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六，第4987頁。
55.《齊東野語》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第323頁。
56.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洛學》，中華書局，1989，第47—48頁。
57.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八七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酉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3343頁。
58.《宋史》卷一五四《輿服誌六·印製》，第3593—3594頁。
59.《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八八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丙辰條，第3366頁。
60.《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八八紹興三十一年二月甲子條，第3368頁。
61.《宋史》卷一八一《食貨誌下三·會子》，第4406頁。
62.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二·曆代錢幣之製》，中華書局，2011，第247頁。
63.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六《東南會子》，中華書局，2000，第361頁。
64.《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八《晦庵先生非素隱》，第633頁。
65.《朱熹年譜長編》卷上，第753—757頁。
66.《宋史》卷三九四《鄭丙傳》，第12035—12036頁。按：《宋史》卷三九六《王淮傳》（第12072頁）雲王淮“乃擢陳賈為監察禦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葉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據《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鄭丙上疏攻“道學”在淳熙九年底，而陳賈上疏反“道學”在淳熙十年六月。《宋史·王淮傳》所述鄭丙、陳賈二人上疏次序顛倒。
67.《宋史》卷四三三《楊萬裏傳》，第12868頁。
68.蕭東海：《楊萬裏年譜》，上海三聯書店，2007，第184頁。
69.楊萬裏撰，辛更儒箋校：《楊萬裏集箋校》卷一一三《淳熙薦士錄》，中華書局，2007，第4301頁。
70.《楊萬裏集箋校》卷一一三《淳熙薦士錄》，第4344頁。
71.洪邁：《夷堅誌·支庚》卷十《吳淑姬嚴蕊》，中華書局，1981，第1217頁。
7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龍川詞》，中華書局，1965，第1817頁。
73.朱鶴齡：《愚庵小集》卷十三《書朱子大全集後》，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19冊，第163頁。
74.顧宏義：《宋代筆記錄考》，中華書局，2021，第797頁。
75.《四朝聞見錄》丁集《慶元黨》，第145頁。
76.付朱熹“振糶”《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第676頁。
77.《晦庵集》卷六八《跪坐拜說》，第3291頁。
78.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誌》卷六胡儼《重建白鹿洞書院記》，《白鹿洞書院古誌五種》，中華書局，1995，第92頁。
79.毛德琦：《白鹿洞書院誌》卷三《沿革》，《白鹿洞書院古誌五種》，中華書局，1995，第1081頁。
80.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第49、51—53頁。
81.參見顧宏義：《朱熹“遺錢三十萬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說辨誤》，載《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82.《愚庵小集》卷十三《書朱子大全集後》，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19冊，第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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