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儀(yi) 禮》校勘的返本與(yu) 開新

作者：彭林（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兼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十月初四日戊寅

          耶穌2023年11月16日

孔子晚年刪述的《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經，是中國學術文化的淵藪，其中的《禮》，西漢稱“士禮”或“禮經”，魏晉以後稱《儀(yi) 禮》，乃是禮的本經，該書(shu) 所記冠婚喪(sang) 祭、饗射聘覲等禮，皆為(wei) 周代的典禮儀(yi) 式，共十七篇，內(nei) 容涉及古代宮室、車旗、服飾、飲食、喪(sang) 葬、禮器、樂(le) 器之製，及其形製、組合方式等，堪稱周代社會(hui) 生活的長卷，其價(jia) 值之高自不待言。

始料未及的是，《儀(yi) 禮》的傳(chuan) 承，迭經坎坷，屢遭排斥與(yu) 冷遇，傳(chuan) 習(xi) 者寥若晨星。至清初，《儀(yi) 禮》文本已是百孔千瘡，訛脫衍倒，觸目皆是，處於(yu) 瀕臨(lin) 滅絕之境。更令人驚訝的是，經由清人校勘，不僅(jin) 《儀(yi) 禮》文本煥然一新，返歸舊貌，而且借此催生諸多新的學術領域，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總體(ti) 繁榮。

《儀(yi) 禮》校勘緣何艱辛？

《儀(yi) 禮》文古義(yi) 奧，又為(wei) 名物度數之學，所記彝、簠、簋、觥、觶、斝、盉、匜等禮器，“行於(yu) 今者蓋寡”；諸多儀(yi) 式於(yu) 後世已“無所用”，故雖如韓愈之好古，亦慨歎“《儀(yi) 禮》難讀”。唯其如此，《儀(yi) 禮》在社會(hui) 上備受冷落，《禮記》卻是廣受歡迎。唐人撰《五經正義(yi) 》，便直接用《禮記》替代了《儀(yi) 禮》的地位，《儀(yi) 禮》遂被邊緣化。《禮記》原本是《禮經》的“記”，類似後世的“輔導材料”，是依附於(yu) 《禮經》而傳(chuan) 的。如今附庸蔚為(wei) 大國，兩(liang) 者地位徹底翻轉。

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改革科舉(ju) 考試，決(jue) 定廢罷《儀(yi) 禮》。古時科舉(ju) 分房閱卷，自此至清，再無《儀(yi) 禮》之房，《儀(yi) 禮》的地位一落千丈。科舉(ju) 考試科目猶如指揮棒，《儀(yi) 禮》不在考試科目中，則舉(ju) 國讀書(shu) 人幾乎都不再傳(chuan) 習(xi) 此書(shu) ，其學日衰。

傳(chuan) 統的《十三經注疏》，坊間依然在刻印，而各經的校對，書(shu) 商的用心完全不同。《儀(yi) 禮》錯字滿紙，如“嚐”誤作“常”，“序”誤作“席”，“埽”誤作“歸”之類觸目皆是。《鄉(xiang) 射禮》“賓與(yu) 大夫坐反奠於(yu) 其所”，脫“坐”字；《既夕》“眾(zhong) 主人東(dong) 即位”，脫“主”字；《有司徹》“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麵答拜”，此十四字誤重；甚有整句話脫漏而無人發現者，如此等等，已到難以通讀的地步。

《儀(yi) 禮》繁難，不易卒讀，當初尚有完本在，而學者已多視為(wei) 畏途。如今文本斷爛如此，可供查核的資料少之又少，要想恢複《儀(yi) 禮》原貌，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首開以唐石經校勘《儀(yi) 禮》

清代首開《儀(yi) 禮》校勘的學者是顧炎武，使用的校本是開成石經，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大事。雕版印刷始於(yu) 唐代，用於(yu) 刻佛經、曆書(shu) 與(yu) 藥方。儒家經典則靠傳(chuan) 抄，文本互歧，在所難免。唐文宗為(wei) 了給社會(hui) 提供標準的文本，按照漢代刻《熹平石經》先例，將《九經》“勒石於(yu) 太學，永代作則”，此即“開成石經”。據《五代會(hui) 要》，雕版印行儒家經籍，始於(yu) 後唐長興(xing) 三年（932），乃是按開成石經的文本“句度而成”，一字一句，移錄到版本之上。

開成石經的雕刻，政府非常重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是中國經學史上的重要事件。不無奇怪的是，學界對此漠不關(guan) 心，“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wei) 蕪累甚矣”。其後數百年依然如此，歐陽修《集古錄》、朱熹《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等都不提及唐石經。

康熙二年（1663），客居西安的顧炎武，“見唐石壁九經，複得舊時摹本讀之”（《九經誤字序》），而以開成石經校明北監本《十三經》，乃知《儀(yi) 禮》“訛脫猶甚於(yu) 諸經”。顧炎武意識到，開成石經是後世雕版經籍的“祖本”，保存了儒家經典最本真的麵貌，學術價(jia) 值極高。其後，張爾岐的《儀(yi) 禮監本正誤》，以石經正監本訛誤及經文誤細書(shu) 、注文誤大字混入經文等，幾達200處。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以石經校正《儀(yi) 禮》，糾錯約160字。嚴(yan) 可均《唐石經校文》，以石經參正《儀(yi) 禮》者，多至352處。如此等等，傳(chuan) 世《儀(yi) 禮》文本中的大量訛誤，由此糾正。

顧炎武的卓識，超邁前儒，一舉(ju) 廓清了學界對石經的認識。嚴(yan) 可均稱之為(wei) “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此天地間經本最完最舊者”；丁溶雲(yun) ：後世版本，“句皆石經之句，字皆石經之字，讀經而不讀石經，飲水而忘其源”；成為(wei) 清人通識。凡校群經者，無不先取正於(yu) 石經，而以《儀(yi) 禮》得益於(yu) 石經者為(wei) 最。

石經學的勃興(xing)

顧炎武對石經的關(guan) 注，引發了石經研究的熱潮，取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嚴(yan) 可均用八個(ge) 月的時間，勘查石經的拓本與(yu) 刻石，發現諸多磨改、旁增的痕跡，字體(ti) 亦不同，而知石本屢經改動。嚴(yan) 氏稽考《舊唐書(shu) 》《冊(ce) 府元龜》等文獻，確定石經文字雜出四人之手：先由鄭覃等勘定刻石的文本；開雕後，由覆定五經字體(ti) 官唐玄度校改；其後，韓泉奉旨詳校經文；僖宗乾符年間，又由張自牧重加勘定。磨改之跡，一一皆在。這一發現，令人耳目一新。

而據朱彝尊的研究，石經還經過兩(liang) 次補刻：天祐元年（904），韓建築造新城時，“六經石本委棄於(yu) 野”。至五代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城，將石經移至城內(nei) 唐尚書(shu) 省之西隅。因石經殘泐頗多，故朱梁時期曾加重刻，這是第一次。明嘉靖乙卯年（1555），關(guan) 中大地震，石經複多斷損。萬(wan) 曆戊子，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於(yu) 石，立於(yu) 碑旁。這是第二次。兩(liang) 次補刻文字，前人聞所未聞。

馮(feng) 登府等則對石經的拓本做了研究。唐石經總114石、228麵，碑石高峻，篇幅浩繁，不易閱讀，嘉靖乙卯曾前有摹本，忠於(yu) 舊貌，然已絕跡。清通行拓本為(wei) 裝潢本，乃是裱匠取村塾中的《九經》本，嵌入王氏補字，王氏補字多謬，原本別刻於(yu) 小石，現盡數嵌入，冒充完拓，欺蒙世人。顧炎武所據石本正是裝潢本，所指訛字，多為(wei) 王氏所補，石經本身並不誤。陳鱣譏顧氏受王堯惠之欺，“是雖校猶不校也”，不為(wei) 無稽。

上述種種，使“石經學”成為(wei) 新興(xing) 的學科，各種磨改補刻、補刻的文字得以與(yu) 石經原刻清晰區別，這對於(yu) 經典校勘的進一步深入，意義(yi) 重大。

乾隆中，阮元任石經校勘官，為(wei) 校《儀(yi) 禮》上石，曾對唐石經磨改補刻之跡再加考察，創獲頗豐(feng) 。如《士昏禮》，全篇“成”字皆缺末筆，阮雲(yun) 此為(wei) 朱梁避太祖父誠之諱，故推定此卷全為(wei) 朱梁重刻。又如《喪(sang) 服經傳(chuan) 》之篇題，諸本多作“喪(sang) 服”，無“經傳(chuan) ”二字；是非殊難遽斷。阮元指出，石經開成初刻、《釋文》皆作“喪(sang) 服經傳(chuan) ”，乾符改刻始磨去“經傳(chuan) ”二字，今痕跡猶在；原因是小題“子夏傳(chuan) ”與(yu) 大題重複，故篇名本作“喪(sang) 服經傳(chuan) ”。又如《既夕禮》“擯者出請”，補字石本無“出”而有“須”字。阮雲(yun) ：“石經每行十字，此雖殘闕，而‘擯者出請’四字尚存可辨。明人補字，脫一出字，重衍一須字。”至確。

可知凡磨改、重刻、補刻處，每每易誤。清人明識於(yu) 此，再審以字體(ti) 、行格，屢收奇效，致訛之由，無可隱遁。

版本學的發皇

校勘之役離不開版本，底本與(yu) 對校本的年代越早、校刻越精，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清人搜求善本的熱情非前賢所能比肩。其中，著名版本學家黃丕烈的成績足以驕人於(yu) 世，其所得宋槧《儀(yi) 禮》宋本單注、單疏各一：

一是嘉定狀元王敬銘舊藏《儀(yi) 禮鄭氏注》17卷，每半頁8行，行17字，未記刊刻地，然卷末雙行記經字數，書(shu) 末又總記經注字數，為(wei) 宋版舊式。張淳《儀(yi) 禮識誤》校語所引，有南宋嚴(yan) 州本十餘(yu) 條。顧廣圻以此本與(yu) 之對勘，發現無一不合，故判定為(wei) 嚴(yan) 州本。黃丕烈則定為(wei) 宋嚴(yan) 州單注本，但為(wei) 張淳未見未訂之本。

二是《儀(yi) 禮疏》一部，原本為(wei) 50卷，與(yu) 清代通行之42卷有別，今殘存44卷，缺6卷，但首尾完具，至為(wei) 難得。此書(shu) 不錄經注，僅(jin) 有賈公彥疏，當即單疏本。顧廣圻以此本與(yu) 通行本《儀(yi) 禮注疏》對校，“凡正訛補脫，去衍乙錯，無慮數千百處，神明煥然，為(wei) 之改觀”；黃丕烈盛稱其為(wei) “於(yu) 宋槧書(shu) 籍中為(wei) 奇中之奇、寶中之寶”。

黃丕烈之外，清人訪得的善本亦不在少數，最著名的是嘉靖時東(dong) 吳徐氏翻刻的宋本《儀(yi) 禮》。此書(shu) 久逸，至清複出，行格與(yu) 嚴(yan) 本同，每卷末所記經注字數大多與(yu) 嚴(yan) 本同，僅(jin) 四卷略有出入。全書(shu) “敬”字皆闕筆，陳鱣疑其為(wei) 宋仁宗天聖以前的刻本，年代尚早於(yu) 嚴(yan) 本，彌足珍貴。《儀(yi) 禮識誤》所引嚴(yan) 本十餘(yu) 條，驗之徐氏本多不誤，甚至有眾(zhong) 本皆非而徐本獨是者，足見徐本猶勝嚴(yan) 本一籌。

上述善本的發現，使《儀(yi) 禮》校本的質量急起直追，其影響不可等閑視之。常熟汲古閣毛氏曾以十數年之力刻《十三經》，用力不可謂不勤，務求成為(wei) 善本，而學界評價(jia) 不高。其後，張敦仁刻《儀(yi) 禮注疏》，擺脫明本，徹底翻新，將宋代佳刻嚴(yan) 州本與(yu) 景德官疏本萃刻為(wei) 一體(ti) ，學界號為(wei) 善本。盧文弨點評其中緣由道：毛氏以萬(wan) 曆監刻為(wei) 底本，訛誤校不勝校，不能盡掃落葉，故難成善本，而張敦仁“以宋本易幟，而精校焉孰讎焉，此其所以善也”（《合刻儀(yi) 禮注疏跋》）。善本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經典釋文》研究別開生麵

《經典釋文》（以下簡稱《釋文》），隋陸德明撰，此書(shu) “所采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六十餘(yu) 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yi) 者，注疏之外，惟賴此書(shu) 之存”，人稱“六朝以前經文之淵海”。全書(shu) 共30卷，其中《儀(yi) 禮音義(yi) 》一卷，所注詞目約300條，唐以前部分《儀(yi) 禮》字形及音義(yi) 見存於(yu) 此。

最早用《釋文》校《儀(yi) 禮》者為(wei) 南宋張淳。張氏將《儀(yi) 禮音義(yi) 》逐條驗之《儀(yi) 禮》，發現多有不合。如《士昏禮》“受笲腶脩升”，“腶”《釋文》作“段”，開成石經亦作“段”，張氏訂作“段”。再如《士喪(sang) 禮》鄭注“將縣重者也”，《釋文》釋“重”字雲(yun) ：“於(yu) 重同。”是“重”字前有“於(yu) ”字。案諸文意，有“於(yu) ”字為(wei) “安”，張氏遂據補“於(yu) ”字。凡此，皆是張氏卓識。

然而，《釋文》價(jia) 值雖高，但問題不少，不可株守於(yu) 此。清人研究的結果表明，通行的《釋文》經過宋人臆改，並非原本。眾(zhong) 所周知，經典傳(chuan) 抄，來源不一，《儀(yi) 禮》即有多種傳(chuan) 本，陸德明與(yu) 賈公彥所見《儀(yi) 禮》文本必然有差異。宋人不假思索，遂妄加竄改，“非強彼以就此，即強此以就彼”。再者，六朝音切，舌上與(yu) 舌頭、輕唇與(yu) 重唇不分，《釋文》音釋亦多如此，宋人多疑其不諧而妄改，致失原書(shu) 之真。

清人超邁宋人處，首先是對《釋文》文本下足功夫，夯實基礎。清初行世的《釋文》，為(wei) 明末葉林宗的鈔本，乃據錢謙益絳雲(yun) 樓藏宋本迻寫(xie) 而來，文字多有脫誤，亟須考訂。徐乾學曾將葉鈔校訂後刊印，是為(wei) 通誌堂本。乾隆末年，盧文弨手校重刻葉鈔本，是為(wei) 抱經堂本。此外，惠棟、段玉裁、臧鏞堂、顧廣圻、孫星衍、袁廷檮、陳奐、王筠等，或據葉鈔細為(wei) 讎校，或案宋刻經傳(chuan) 再加刊正，令《釋文》文本與(yu) 宋人所據不可同日而語。

清人在厘正《釋文》文本的同時，還發現諸多新問題，正俗字即是其一。六朝人好用俗字。如飯，古音反，讀如變，與(yu) 卞音近，俗作飰。又如《士冠禮》“徹筮席”，徹，《釋文》作撤。案《說文》“有徹無撤，撤去之徹，古皆作徹，不從(cong) 手，撤為(wei) 俗字”。諸如此類，陸德明多不能辨，而以俗字為(wei) 正字，張淳則沿襲其誤。

隋唐學者於(yu) 字形異同多不深究，陸德明亦然，如《聘禮》經注，“鉶凡六見”，《釋文》均作“鈃”，二字雖同音刑，然絕非一字。據《說文》，前者為(wei) 祭器名，後者乃樂(le) 器名。《禮記》間有二字混用，乃同音假借，本字仍當作“鉶”。凡此種種，清代文字學勃興(xing) ，學者治學無不根基於(yu) 《說文》，故能逐一審奪，還歸於(yu) 正。

校勘成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

古人讀書(shu) ，先求諸校勘，有“書(shu) 不校不讀”之說。校勘學起源甚早，至清而成專(zhuan) 門之學。清人校勘古代文獻，有舉(ju) 國之勢，經史子集，靡有勿屆。《儀(yi) 禮》訛誤百出，校勘最為(wei) 不易，而清人居然翻新為(wei) 完帙，堪稱典範。

校勘之術，陳垣先生《元典章校補釋例》歸納為(wei) 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清人稔熟於(yu) 此，而以理校所得最為(wei) 突出，顧廣圻雲(yun) ：“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儀(yi) 禮疏五十卷（宋刊本）跋》），每遇詞句不倫(lun) ，而無古本可正；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cong) ；或諸本盡同，眾(zhong) 口一辭，而義(yi) 有難安之處；則出以理校，而屢收奇效。茲(zi) 略舉(ju) 數例。

其一，由注疏而正經注之誤。《儀(yi) 禮》經文，時有鄭注竄入，因各本皆同，不易察覺。顧廣圻說：“《儀(yi) 禮》一經，文字特多訛舛，深於(yu) 此學者，每讀注而得經之誤，又讀疏而得注之誤。”（《儀(yi) 禮疏五十卷（宋刊本）跋》）如《士虞禮》：“屍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石經及各本皆同，似無可置喙。然此語鄭注：“取肝，右手也。”可見經文無“右”字，否則鄭氏何必加注？王引之斷言“右”字為(wei) 後人所加，因鄭注而竄入正文，當刪。再如《士冠禮》“讚者盥於(yu) 洗西，升，立於(yu) 房中”，石經及各本均同。然賈疏說：“盥於(yu) 洗西無正文。”鄭注：“盥於(yu) 水西，由賓階升也。”揆諸文意，原經當作“讚者盥、升，立於(yu) 房中”。浦鏜、朱大韶認為(wei) ，鄭注“於(yu) 洗西”意在補明經義(yi) ，其後被訛入經文，至確。

其二，由名物製度而考見經注之誤。《士喪(sang) 禮》“死於(yu) 適室”，鄭注：“疾時處北墉下。”“墉”，各本同，唯毛本作“牖”。“向墐戶”，毛傳(chuan) “向，北出牖也”，此為(wei) 庶人之室，故有北出之牖，而《士喪(sang) 禮》所記為(wei) 宗廟正寢之室，不可混同。《郊特牲》雲(yun) “薄社北牖”，薄社為(wei) 亡國之社；“北牖”，孫希旦說：“塞其三麵，惟開北牖，使其陰方偏明，所以為(wei) 通其陰而絕其陽也。陽主生而陰主殺，亡國之社如此”（《儀(yi) 禮集解》），是亡國之社得有北牖。《喪(sang) 大記》雲(yun) “寢東(dong) 首於(yu) 北牖下”，牖為(wei) 誤字，當從(cong) 或本作墉。胡氏遍引文獻所記宮室之製，皆前堂後室，“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nei) 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士大夫以上皆如此（《儀(yi) 禮正義(yi) 》），故斷定毛本作“牖”為(wei) 非，至確。

其三，以全書(shu) 通例校定經文。《特牲饋食禮》：“肝從(cong) ，左執爵，取肝擩於(yu) 鹽，坐振祭，嚌之。”吳澄說：“上文雲(yun) ‘坐捝手’，至此尚未興(xing) ，不當複言坐。”（《儀(yi) 禮考注》）疑“坐”字為(wei) 衍文。然褚寅亮綜合考察《少牢饋食禮》《少儀(yi) 》等篇的有關(guan) 儀(yi) 節，而知古禮就俎取祭品必興(xing) ；祭畢，將所祭之物返於(yu) 俎亦必興(xing) ，惟祭時坐。故此文“取肝擩於(yu) 鹽”，必已興(xing) 起，“經言坐祭，正見其興(xing) 而起也”（《儀(yi) 禮管見》）。可見，坐字不衍。

綜上可知，清人校勘，善於(yu) 貫通全書(shu) ，把握義(yi) 例，絕不就字論字，故雖無古本可參，所校仍堅不可移。此外，注重注疏與(yu) 經注之驗合，務求字字落實，讀書(shu) 之精細，令人欽佩。

清人的《儀(yi) 禮》校勘，是文獻學史上著名的難題，也是成功的範例。清人為(wei) 求得《儀(yi) 禮》文本的原貌，而托諸校勘，為(wei) 此而殫精竭慮，將觸角伸向各個(ge) 方向，動用各種資源為(wei) 《儀(yi) 禮》文字的返本歸正所用，由此而催生了石經學、版本學、《釋文》學、校勘學等學科，不僅(jin) 為(wei) 校定《儀(yi) 禮》文本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推動了有清一代學術的繁榮，功莫大焉。如何在返本中拓展與(yu) 深化學術研究，開創新局，足啟後人深思。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