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shu) 五經”，有多重要？

作者：安平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hui) 主任、北京大學教授）

來源：國圖名家講座，有刪改

作者：安平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hui) 主任、北京大學教授

何為(wei) 儒家、儒學？

對於(yu) 儒家和儒學，人們(men) 常把它與(yu) 釋、道兩(liang) 家一起，列為(wei) 曆史上影響中國文化的重要思想意識。甚至在這三家裏麵，人們(men) 普遍認為(wei) 儒家的影響更大、更深、也更廣。但是在先秦時期，儒家僅(jin) 僅(jin) 是諸子百家裏麵的一家。有人對諸子百家的說法提出質疑。其實，通過考古工作，我們(men) 發現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時期就有很多的諸侯國。說八百諸侯，還不止，所以諸子百家也是存在的。

蓮鶴方壺（春秋時期），1923年出土於(yu) 河南省新鄭李家樓鄭公大墓來源：河南博物院

到了漢代初年，司馬遷的父親(qin) 司馬談寫(xie) 了一篇《論六家要旨》，把儒家列為(wei) 這六家裏麵的一家。這六家是：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裏，對儒家評價(jia) 道：“夫儒者以六藝為(wei) 法。六藝經傳(chuan) 以千萬(wan) 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就是說，儒家的內(nei) 容是六藝。六藝的經傳(chuan) 有千萬(wan) 數，數量非常大，一輩子也不能把它的內(nei) 容搞清楚。“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它的缺點是廣博但缺少要點。去學它、去做它，很辛苦但是很少見功效。

司馬談又提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這已經顯示出儒家對社會(hui) 秩序、對家庭倫(lun) 理所起的重要作用，那就是穩定社會(hui) 和家庭的秩序。所以，漢武帝中後期的“獨尊儒術”，是出於(yu) 社會(hui) 和政治的需要。

到了西漢宣帝的時候，宣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shu) ·元帝紀》）在漢宣帝看來，治理國家為(wei) 什麽(me) 非要隻用德教、周政？從(cong) 這句話能看出，他指的是漢代初年漢高帝劉邦並不純用儒學，而漢宣帝本人也不純信儒學。也就是說，盡管在漢武帝的時候獨尊儒術了，在後來也還有一個(ge) 發展過程。隨著曆史長河的推進，儒家和儒家學說才越來越為(wei) 統治階級所重視。

我們(men) 今天講的儒家，就是指由孔子所開創的這個(ge) 學派。後來的許多儒家代表人物和各家各個(ge) 學派的代表人物都普遍公認孔子的作用。韓非子提到：“儒之所至，孔丘也。”（《顯學》）。意思是，最大的儒，到了極點的，就是孔丘。東(dong) 漢高誘在《淮南子·要略》篇的注釋裏麵也說：“儒，孔子道也。”高誘認為(wei) ，儒家，就是孔子的學問。劉歆的《七略》更是說：“儒家者流……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這個(ge) 話裏還有一個(ge) 地方值得注意，就是“憲章文武”。這裏的“文武”，指的就是周文王、周武王。

儒家的主張裏麵吸收了很多周朝的政教。所以這裏說的“憲章文武”和漢宣帝提到的“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是相呼應的。這些表述都提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所以我們(men) 可以提出，所謂儒家，就是信仰、尊崇並且繼承發揚孔子之道的學術流派。儒學就是專(zhuan) 門闡發解釋孔子之道的學術思想。

“四書(shu) 五經”係統

曆代儒家學者在傳(chuan) 承儒家經典時，他們(men) 自己根據時代的不同，對儒家經典作了些各自的創造性的解釋。到了宋明，有些儒者更是抽繹了傳(chuan) 統儒家思想裏特別具有哲理的部分，發展出了性理之學。這些作品往往被曆代的目錄學著作歸入到子部儒家類裏。隨著理學的興(xing) 起，儒家學者對儒家經典進行了新的解釋和發揮，逐漸形成了以“程朱”理學為(wei) 核心內(nei) 涵的經典闡釋係統，就是“四書(shu) 五經”的係統。

“四書(shu) ”的名字，到朱熹的時候才開始出現。但是從(cong) 唐代韓愈、李翱以降，直至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及後來的學者就已經對此重視，並進行過闡發。朱熹總其大成，寫(xie) 成了《四書(shu) 章句集注》。所謂“集注”，主要是集學者們(men) 的說法。

“五經”裏麵的第一部《周易》，因為(wei) 程氏的《周易》理學化色彩更強，所以和朱熹的《易學啟蒙》《周易本義(yi) 》放在一起並行。《書(shu) 集傳(chuan) 》是朱熹授意他的學生蔡沈作的。《詩集傳(chuan) 》是朱熹本人作的。《禮記集說》的著者陳澔是朱熹的四傳(chuan) 弟子。《春秋胡傳(chuan) 》作者胡安國是程頤的再傳(chuan) 弟子。《春秋集傳(chuan) 》的作者是張洽，是朱熹的弟子。這些“四書(shu) 五經”係統的核心典籍，是“程朱”理學對經書(shu) 進行理學化的成果。

如果說《十三經注疏》代表了從(cong) 漢到唐的經學研究成果，是兩(liang) 漢以來傳(chuan) 注體(ti) 和義(yi) 疏體(ti) 的結合，是治經學、儒學的必讀的基本典籍。那麽(me) ，宋元人的“四書(shu) 五經”注釋係統，則是以理學治經的成果。用理學來治經與(yu) “十三經注疏”係統存在著明顯不同：“十三經注疏”係統注重從(cong) 訓詁、名物、禮製等入手闡發經書(shu) 中的史實和製度，而“四書(shu) 五經”係統則注重在經注裏麵貫徹作者的天理、心性等哲學思想。

“四書(shu) 五經”不完全是民間的，它成了係統之後，不僅(jin) 經典化了，還官學化了。這些典籍問世後，逐漸取代古代的注疏，成為(wei) 士子讀書(shu) 問學的首要選擇。從(cong) 南宋末年開始，不少圍繞這些典籍進行證明、闡發的匯編體(ti) 著作或衍生著作出現了。到了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朝廷下詔，“四書(shu) 五經”作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用書(shu) 。其中，“四書(shu) ”用的便是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而“五經”方麵，《詩經》用朱氏的，《尚書(shu) 》用蔡氏的，《周易》用程氏和朱氏兩(liang) 家的，《春秋》用“三傳(chuan) ”和胡氏傳(chuan) ，《禮記》用古注疏。在元代，“四書(shu) 五經”係統的官學地位在就因此確立了。

到了明代，明成祖敕修《四書(shu) 五經大全》，以此作為(wei) 明代的科舉(ju) 用書(shu) 。“四書(shu) 五經”作為(wei) 科舉(ju) 考試用書(shu) ，又進一步促進了學者對這些核心典籍的關(guan) 注。元明以來出現了一大批匯編體(ti) 的著作，例如《四書(shu) 五經大全》就是這種著作。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官修的《禦纂七經》，是清代科舉(ju) 考試的用書(shu) ，也是匯編體(ti) 的著作。其中《周易》《詩經》《尚書(shu) 》《春秋》的宗尚、體(ti) 例和《五經大全》是一致的，取材範圍擴展到明代末年，時代下延了。而因為(wei) 《三禮義(yi) 疏》是修於(yu) 清代乾隆初年，參與(yu) 的人多是禮學的名家，便不再使用前麵陳氏的《集說》，改用新的。因此，從(cong) 明代到清代，經過《四書(shu) 五經大全》和《禦纂七經》這兩(liang) 次的編纂活動，“四書(shu) 五經”係統的經典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