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不鼓勵創新嗎
作者：陳占彪(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博士後）
來源：解放日報2012年04月16日    

  
     守常昧變，常被視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征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確，無論是典章製度，還是思想文化，中國文化都特別強調曆史性和繼承性。“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莫不顯示了中國文化提倡 “循規蹈矩”、“執一不化”，一切按照老規矩辦事的泥古思想。春秋末期思想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夫子也放言自己隻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對於(yu) “舊章”，孔夫子可以說是由衷讚歎和信服。比如，他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甚至為(wei) “不複夢見周公久矣”而慨歎。可見，說中國文化具有濃厚的保守性並非空穴來風。
 
　　然而，孔子果真隻會(hui) 重複“古人雲(yun) ”，一味謹遵“先人訓”，亦步亦趨，人雲(yun) 亦雲(yun) 嗎？其實，人們(men) 雖然常視孔子為(wei) “守舊者”，但在更早的時候如戰國，他卻被稱為(wei) “聖之時者也”。“時”者，“與(yu) 時俱進”之意。在孟子等人看來，孔子之偉(wei) 大恰恰是在於(yu) 他的通變和創造。

　　史料記載，有弟子曾向孔子請教“為(wei) 邦之道”，孔子答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說的是要汲取和綜合各方麵之最有利因素，而不是膠柱鼓瑟，抱殘守缺。同時，他明確提出，“改革”是治國安邦的重要手段，“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這與(yu) 後來的“教條派”等相比，其求變、求通的思想顯得難能可貴。此外，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孟子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無不顯示了儒學注重審時度勢、靈活通變的一麵。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看，說孔子提倡“守舊”，其實是一種誤解。

　　不唯孔子強調“創變”，中華文化傳(chuan) 統素重“達變”。商湯時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表麵意思是指身體(ti) 的清潔，深層涵義(yi) 則是指一種求新貴創的精神。《禮記》有雲(yun) ，“禮，時為(wei) 大”。可見，即便對於(yu) 最講究形式和規則的“禮”來說，最重要的標準並不是“守成”，而是“順時”。而在持極端觀點者如商鞅等人看來，世上從(cong) 來就沒有什麽(me) “成規古法”，“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

　　中國文化對“時”之感受頗為(wei) 真切，北溫帶地理環境和氣候、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實踐和經驗為(wei) 先人們(men) 帶來了“時”的概念。將其引申擴展開來，就具有“隨機應變”之意。時即變，“君子而時中”，就是要因人而異、因地製宜。變則通，通則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因此，無論是在勞動實踐中，還是思想學說上，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非常強調“因時應變”，而不是“刻舟求劍”。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所謂“中國文化不鼓勵創新”，顯然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淺解誤讀”。

　　也許還有人會(hui) 質疑：中國文化固然具有一定的創新特征，但骨子裏又何嚐沒有保守性呢？應當看到，中國文化重保守、缺創新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源於(yu) 後人對傳(chuan) 統文化創新模式的模糊認識。為(wei) 此，有必要對中國文化創新模式作一分析。

　　就創新而論，大約有兩(liang) 種模式：一曰“承前啟後，返本開新”，一曰“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前者是繼往開來，溫故知新，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在繼承意義(yi) 上創新，在創新意義(yi) 上繼承；後者則是一刀兩(liang) 斷，推倒一切，重建一切。

　　大致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創新主流是屬於(yu) “承前啟後，返本開新”式的創新，而西方文化的創新主流是屬於(yu) “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式的創新。兩(liang) 種創新模式導致了不同的文化傳(chuan) 承方式和文化命運：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滾滾向前，曆久彌新；而西方文化時興(xing) 時衰，時斷時續。對上述兩(liang) 種不同文化傳(chuan) 承特征，錢穆先生認為(wei) 此係西方文化偏重於(yu) 物質方麵，中國文化偏重於(yu) 精神方麵之故，因為(wei) 物質有限而精神無限。

　　具體(ti) 而言，創新表現為(wei) 變，就變而論，大致不外乎“保守之變”、“融通之變”和“唯新之變”三種形態。“保守之變”多體(ti) 現為(wei) “常多變少”，甚至是“有常無變”，此一情形往往表現為(wei) 社會(hui) 生活、文化發展的封閉、循環和停滯；所謂“融通之變”則體(ti) 現為(wei) “有常有變”；至於(yu) “唯新之變”通常體(ti) 現為(wei) “常少變多”，甚至是“有變無常”。一般認為(wei) ，中國人講變又講常，因此中國之變多係“融通之變”，此變是變中有常，常中有變，常和變看似相異不同，實則“合一相成”。而西方之變近似“唯新之變”，此一思路下，常係守成，變係求新，彼此對立，甚至水火不容。不同的創新模式造成了中國文化一脈相傳(chuan) 、西方文化時興(xing) 時衰以及相異的文化創造和傳(chuan) 承形態。

　　返本開新式的中國式創新模式從(cong) 來就不同於(yu) 那種截斷血脈、拋卻傳(chuan) 統的“唯新之變”。它既維護“常”，也包容“變”。正是這種包容性，賦予了中國文化對於(yu) 創新的獨特鼓勵方式。弄明白這一文化創新模式的本質，就不難理解當我們(men) 說中國文化具有活潑的創新精神，並非是自吹自擂；就可以理解當我們(men) 在談論弘揚優(you) 秀民族傳(chuan) 統文化時，並不意味著泥古不化。

　　歸根結底，中國式的創新是有經有權，有常有變，經權不分，常變難辨，因此繼承是通過理性反省而完成的“批判的繼承”，創造是返本溯源而有所承續的“發展的創造”。此一創新模式決(jue) 定了中國式的創新方法是“因革損益”，即一麵有因襲，一麵有改造，一麵刪減不合時宜的成分，一麵增加與(yu) 時俱進的內(nei) 容，如此方能前有所承，後有所開。中國數千年的思想文化、典章製度、生活方式之演變形成莫不循此機理。

　　正是在中國式的創新精神、模式和方法的指引下，五千年來，我們(men) 在思想文化、禮樂(le) 政教、典章製度、天文地理、語言文字、文學藝術、飲食起居等諸多方麵，作出了數不勝數的創造性貢獻，惠澤四方。倘若以極其粗略的眼光放眼望去，便可發現中國人在思想文化、政治社會(hui) 、文學藝術諸方麵的創造可謂群峰競秀。錢穆先生將中國文化曆史粗略分為(wei) 四期，除清末後為(wei) 第四期外，前麵三期的大致情況如下：第一期是先秦以前，為(wei) 學術思想百家爭(zheng) 鳴的階段；第二期是秦以後至唐，為(wei) 政治社會(hui) 建構臻於(yu) 完善的階段；第三期是唐以下到晚清，是文學藝術深入民間的階段。他感歎道：“學術思想最燦爛的是在秦以前，政治社會(hui) 最理想安定的時代莫過於(yu) 漢唐，而文學藝術的普遍發達，則在唐以後。這是中國文化史演進三大曆程。”

　　倘若再將焦距拉近，鏡頭聚焦到思想文化之“一峰”，同樣算得上疊彩峰嶺，江山秀麗(li)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之學固然是後世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峰，但它並不意味著中國思想文化之創造就此止步。此後，兩(liang) 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滿清的樸學……環環相接，令人眼花繚亂(luan) ，美不勝收。中國文化的創造力之盛大，生命力之持久，可見一斑。

　　固然，中國文化本質上有著生機勃勃的創新精神，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創新”確實還存在許多障礙性因素。突出表現為(wei) 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

　　一是崇古心理。中國有著深厚、精熟而悠久的曆史文化。辯證地看，這一方麵是值得驕傲的資本，另一方麵也可能成為(wei) 令人頭痛的負累。當資本變成負擔的時候，“崇古”就成為(wei) “泥古”，“我已有之，古已有之”就容易成為(wei) 拒新求不變的理由。大凡改革變法的關(guan) 鍵時刻，總是新舊人物、新舊勢力和新舊思維激烈交鋒時候，有鑒於(yu) 人們(men) 的崇古心理，常能看到打著複古的招牌來創新的現象，孔子如是，韓愈如是，康有為(wei) 亦如是。

　　二是從(cong) 眾(zhong) 心理。正如周鴻禕所說的，“中國人比較從(cong) 眾(zhong) ，而創新意味著少數”。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確存在隨波逐流、求安求隱之文化心理，因此一些特立獨行之另類人物、驚世駭俗之異端思想往往一冒頭就被嚴(yan) 厲打擊。南北朝時範縝的“神滅論”，明末李贄的“私心說”，民國時的“打倒孔家店”，所遇到的攻擊皆屬此列。

　　可見，崇古心理和從(cong) 眾(zhong) 心理可謂創新之兩(liang) 大障礙。隻有當“好古”而不妨害“敏求”，“從(cong) 眾(zhong) ”同時講求“尊異”之時，中國式創新方能迎來新的突破。最後需要呼籲的是，“一個(ge) 國家，如果對於(yu) 人類文化無獨特之貢獻，而專(zhuan) 事以享受他國之文化成果為(wei) 滿足，這個(ge) 國家即無獨立存在之資格”。今天，正值文化發展繁榮、民族偉(wei) 業(ye) 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時期，我們(men) 理應以中國文化獨具一格的創新精神，承前啟後，再創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