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一部被低估的史學著作

作者：龍倩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九月十六日辛酉

          耶穌2023年10月30日

長久以來，因司馬遷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論斷，《國語》的編纂者長期被歸至左丘明名下，甚或認為(wei) 《國語》乃《左傳(chuan) 》撰成後的剩餘(yu) 材料纂輯而成。又因兩(liang) 書(shu) 記載曆史時期相近，每有人稱《左傳(chuan) 》為(wei) “春秋內(nei) 傳(chuan) ”，稱《國語》為(wei) “春秋外傳(chuan) ”。這種定位極大地掩蓋了《國語》在文學、史學乃至哲學上的真實價(jia) 值。作為(wei) 先秦“語”類書(shu) 之集大成者，它不僅(jin) 保留了不同地域文化圈的特征，記載了治國善語善跡，書(shu) 中所載曆史事件及所明之德更是構成了中華民族曆史記憶，不斷塑造著修身明德的民族性格，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尊周宗魯以成書(shu)

《國語》乃各國史料匯編而成，非出於(yu) 一人之手，也非成於(yu) 一時一地，故其作者不可確指的觀點逐漸獲得更多共識。既是史料匯編，可知《國語》中所錄文章應是由不同時代各國史官寫(xie) 就的，編者更多隻有選材、編排、潤色之功，這一點遠不同於(yu) 《左傳(chuan) 》等書(shu) “作”的性質，也塑造了《國語》一書(shu) 獨有的藝術魅力。

從(cong) 選材範圍來看，《國語》選擇了西周、東(dong) 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等有代表性的諸侯國的史料。記載了上至周穆王，下迄魯悼公，約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間直接影響中國全局或區域性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從(cong) 西周晚年周厲王被流放，到周幽王被殺死，從(cong) 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ye) 、楚國的盛衰，到春秋末年吳越兩(liang) 國的爭(zheng) 霸，無不囊括其中。

從(cong) 編排結構來看，《國語》創始國別體(ti) 例，共立21卷。其順序與(yu) 卷數如下：《周語》3卷、《魯語》2卷、《齊語》1卷、《晉語》9卷、《鄭語》1卷、《楚語》2卷、《吳語》1卷、《越語》2卷。之所以如此排序，許多學者如清人董增齡、今人白壽彝等認為(wei) 是按周王室與(yu) 魯齊晉鄭的關(guan) 係、諸夏和蠻夷的關(guan) 係來安排的。《魯語》繼《周語》之後，可知宗周尊魯之宗旨，故魯雖弱小卻在齊晉之前。《齊語》繼之，僅(jin) 記齊桓公霸業(ye) ，因其對周王室有夾輔尊崇之功，也是齊魯關(guan) 係最好的時期。再為(wei) 《晉語》，因晉之始封在周開國之後，且有輔佐之功，《周語中》載“我周之東(dong) 遷，晉鄭是依”。再為(wei) 《鄭語》，僅(jin) 1卷，最後為(wei) 楚、吳、越之語，因僭越稱王而靠後。

從(cong) 文章風格上來看，因受各國政風影響，全書(shu) 頗不一律。明代學者陶望齡說，“《國語》一書(shu) ，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玩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點出了各語呈現的不同地域文化圈的特點。周、魯、鄭三語以禮樂(le) 文化為(wei) 底蘊，風格相近，渾樸平實，多長篇大論，涉及政治、哲學、倫(lun) 理、經濟等多個(ge) 論題，頗有戰國子書(shu) 之氣。齊國銳意進取，順因民俗，文風與(yu) 戰國法家相仿。《晉語》文風則如政局一般波譎雲(yun) 詭，多權謀與(yu) 機心。楚、吳、越三語則文風恣放、描敘精彩，盡顯南方史家之風。

時空並行記言事

中國古代史官曆來有所謂記言、記事之分，所謂“動則左史書(shu) 之，言則右史書(shu) 之”，但落到具體(ti) 實踐，往往言事難分，事中有言、言中見事。故《國語》雖以著重記言、以國分類為(wei) 其特色，但作為(wei) 史書(shu) ，又必然會(hui) 遵循一定的曆史順序，體(ti) 現出“紀事本末法”的特點。因此，在《國語》全書(shu) 中，以“國別”為(wei) 表征的空間結構與(yu) 以“曆史進程”為(wei) 順序的時間結構，互為(wei) 補充、相為(wei) 映襯，呈現出時空雙線並行、記言記事相融的特點，反映了作者相當高超的編纂技巧。

《國語》詳於(yu) 記言，而言說離不開事件，故王侯卿士大夫之語都需要特定的敘事框架作為(wei) 背景。全書(shu) 敘事框架又呈現出背景、議論、結果三段論式的特點：背景交代事件緣由；議論展示人物言語；結果體(ti) 現人物言語預測的曆史回應，每篇能追一事之終始。以《周語》所載“邵公諫厲王弭謗”為(wei) 例。事件背景是“厲王虐，國人謗王”，而後邵公進諫，指責周厲王監謗以殺行為(wei) 的錯誤性，提出“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為(wei) 民者宣之使言”的核心觀點並展開論證，但因厲王一意孤行，最終導致“三年乃流王於(yu) 彘”的可悲下場。這番時序敘事，使得“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的重民思想更顯振聾發聵，時至今日仍在曆史的長河上久久回響。

若離開敘事文字，單以議論來看，一番言語又儼(yan) 然一篇立論明確、邏輯嚴(yan) 謹、結構緊湊的說理文。議論的展開又常以賓主問答對話的形式呈現，篇章重點多由答者托出。如《齊語》突出桓公、管仲“明君能臣”的組合，通過“成民之事若何？”“處士、農(nong) 、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吾欲從(cong) 事於(yu) 諸侯，其可乎？”等一係列桓公親(qin) 問、又問的問題，引出管仲“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wei) 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等強國之道和改革思路。

以記事而言，周、魯、晉、楚略記一國之事，齊、鄭、吳、越則專(zhuan) 記一國中之一事。如《晉語》共9卷，其中《晉語一》《晉語二》記驪姬之亂(luan) ，《晉語三》記惠公之行，《晉語四》記重耳流亡，《晉語七》記悼公之功，這幾組文章猶如人物專(zhuan) 輯，圍繞不同時期的中心人物而完成整體(ti) 故事單元，鋪開了晉國的興(xing) 亂(luan) 盛衰史。吳越二語則主要記兩(liang) 國爭(zheng) 霸之事，《吳語》講夫差之興(xing) 衰，儼(yan) 然是一部《吳王夫差傳(chuan) 》；《越語上》以勾踐為(wei) 中心講如何聚民滅吳，《越語下》以範蠡為(wei) 中心講興(xing) 越史實。後世《戰國策》《春秋後語》等為(wei) 代表的國別體(ti) 史書(shu) 也可看出《國語》的影響。

求多聞善敗以監戒

“語”是先秦時一種固定的文體(ti) ，各種語集為(wei) 數不少，有《鐸氏微》《虞氏春秋》《春秋事語》等。而《國語》可謂是先秦語書(shu) 之集大成者，在體(ti) 例完善度、內(nei) 容豐(feng) 富度和篇幅數量上均可稱最。《楚語上》申叔時在談到教育太子要使用的9種教材時，除了用到“春秋”“世”“詩”“禮”“樂(le) ”等，還明確提到“語”，認為(wei)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yu) 民也”。“語”，即“治國之善語”，其用便在於(yu) 明德，以達到“求多聞善敗以監戒”的目的。

《國語》所“監戒”首在重民。故論及民神時，先民後神，論及君民時，以民為(wei) 主。《周語上》記載了內(nei) 史過綜論神、民、君三邊關(guan) 係，認為(wei) 民神不可偏廢，所以當虢公派祝史求神賜土地時，內(nei) 史過說，“不禋於(yu) 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qin) 於(yu) 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4年後虢國果滅於(yu) 晉。《魯語上》則更進一步提出了“中心圖民”及“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國家才能安定有序的寶貴思想。

次在崇德。在《國語》中，德福相應的論調貫穿始終，國君的品德修養(yang) ，甚至決(jue) 定著國家的興(xing) 亡。國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乃是興(xing) 國之征；國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穢、暴虐，則是亡國之兆。卿士大夫乃至普通個(ge) 人之德亦是事業(ye) 成敗的關(guan) 鍵，在“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夫德，福之基也”“憂德不憂貧”“忠信而本固”思想的助推下，忠、信、仁、義(yi) 、智、勇、孝、惠等美德不斷強化，在代際傳(chuan) 遞中積澱為(wei) 中華民族內(nei) 心深處的向往和追求。

再在用賢。一部《國語》，客觀上展現了王室衰微、諸侯爭(zheng) 霸的禮崩樂(le) 壞史。大國相爭(zheng) ，孰能爭(zheng) 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國君能否用賢。《齊語》在全麵總結概括桓公征伐強暴、扶助弱小、捍衛中原的功績後，於(yu) 文末點出用賢的至關(guan) 重要性：“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吳、越二語也著重分析了吳從(cong) 勝利走向失敗，而越能夠在失敗中奮起，“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最終給中華民族樹下無畏失敗和苦難的精神豐(feng) 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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