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chuan) 》災害書(shu) 寫(xie) 中的生態學思想

作者：周勤勤（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執行院長、編審）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九月初九日甲寅

          耶穌2023年10月23日

中國文明史中有綿延數千年的“人與(yu) 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的存在智慧，這源於(yu) “我國災害之多，罕有其匹”的曆史。《左傳(chuan) 》從(cong) 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間，僅(jin) 記載兩(liang) 次豐(feng) 年，但災害記載卻達114次。《左傳(chuan) 》不隻是為(wei) 記錄災害而書(shu) 寫(xie) 災害，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災害的書(shu) 寫(xie) ，引發後人對“人、社會(hui) 、自然”三者關(guan) 係的思考。因而，《左傳(chuan) 》對災害的書(shu) 寫(xie) ，呈現出較為(wei) 係統的“共生共存”的生態文化思想。

人與(yu) 自然共生的思想

懷特海在《科學與(yu) 近代世界》中揭示了工業(ye) 社會(hui) 進程中人與(yu) 自然的敵對關(guan) 係，直接的動力機製是物質幸福無限論和自然資源無限論的觀念，但根源卻是人類狂妄地淡忘了人與(yu) 自然的共生關(guan) 係。但在古代中國，人與(yu) 天調、天人相生的共同體(ti) 思想早已得到明顯確立。《左傳(chuan) 》通過對災害的書(shu) 寫(xie) 闡發了人與(yu) 自然共生的思想。

據《左傳(chuan) 》成公六年（以下隻寫(xie) 卷名）記載，晉人計劃遷都，眾(zhong) 大臣皆主張將都城遷入郇、瑕二氏居住的地方，理由是那裏的封地肥沃富饒，又靠近鹽池，有充沛的資源可供開發和利用，這既對邦國有利，更能讓國君享樂(le) 。唯有新中軍(jun) 將兼仆大夫韓獻子反對，其理由有二：一是遷都的目的，不是有利於(yu) 開采資源，更不是滿足國君的享樂(le) ，而是要有利於(yu) 自然資源的保護，實現人居環境與(yu) 自然環境的共生。因為(wei) 環境的生生、自然的豐(feng) 盈，才是邦國長治久安的土壤；二是要有利於(yu) 引導和教化國民利用厚生，因為(wei)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最後，晉景公采納了韓獻子的建議而遷都新田，因為(wei) 韓獻子人與(yu) 自然共生的思想得到晉景公的認同。

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出使晉國，路經鄭地。鄭之三卿子皮、子產(chan) 、子太叔，伴隨鄭簡公在柤地慰勞棄疾，三人都斷言棄疾必將成為(wei) 楚王，依據有二：其一，棄疾懂禮儀(yi) ；其二，更為(wei) 根本的是，棄疾強力推行“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刈，不抽屋，不強丐。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的政令，嚴(yan) 格規定采伐要有時、有度。在自然資源並不匱乏的春秋，棄疾的如此政令，不能簡單地用保護自然資源的觀念來解釋，而是從(cong) 根本上體(ti) 現了人與(yu) 自然共生的思想。

人與(yu) 自然共生，不獨是棄疾等賢者才有的思想，應該是春秋時代比較普遍的思想。昭公十六年，鄭國三大夫因祈雨而砍伐樹林，因為(wei) 這種行為(wei) 破壞了天地相生和人與(yu) 天調的存在生境，以及人與(yu) 自然共生的存在根基，所以被斥為(wei) “其罪大矣”。

通過《左傳(chuan) 》對災害的書(shu) 寫(xie) ，可以感受到春秋時期人與(yu) 自然共生的思想實際上已深入人心。“故春搜、夏苗、秋獮、冬狩，皆於(yu) 農(nong) 隙以講事也。”（隱公五年）雖然狩獵這種娛樂(le) 方式自古就有且難以取消，但一定要有時、有度，因為(wei) 這是地球上生物生息繁殖的保障，而生物不息，是人與(yu) 自然共生的前提。

邦難互濟的共生思想

在《左傳(chuan) 》的災害書(shu) 寫(xie) 中，共生思想不僅(jin) 體(ti) 現在人與(yu) 自然關(guan) 係的維度，也體(ti) 現為(wei) 人與(yu) 人、人與(yu) 邦、邦與(yu) 邦之間的共生。這種共生思想集中體(ti) 現在賑災、援災方麵。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莊公十一年）

夏，歸粟於(yu) 蔡，以周亟，矜無資。（定公五年）

宋國發生洪災，魯莊公派使者去吊災，反映了春秋時代邦國之間“賀福吊災”的外交禮儀(yi) 。這種“以吊禮哀禍災”的禮節背後，是大家共同生存於(yu) 同一片土地上，災福共生。正是基於(yu) 這一質樸的共生思想，當蔡國被楚國包圍，民人處於(yu) 饑困狀態時，魯國才為(wei) 之輸送糧食，以周濟蔡之急難。這種吊災濟難還被上升到禮的層麵，形成一種製度：“冬，饑。臧孫辰告糴於(yu) 齊，禮也。”（莊公二十八年）“周監於(yu) 二代”之“禮”，實際上是天子共主為(wei) 諸侯邦國製定的一套共守的規範製度。賑災、濟災被納入禮的範疇，或者說將邦與(yu) 邦之間賑災、濟災納入禮的範疇予以考量，從(cong) 另一個(ge) 維度上體(ti) 現了《左傳(chuan) 》災害書(shu) 寫(xie) 中的共生思想。邦與(yu) 邦之間賑災、濟災合乎禮儀(yi) ，表明：第一，一國發生災難，向鄰國告糴，是合國禮的；第二，向他國吊災慰問，是合國禮的；第三，他國告糴，予以賑濟，是合國禮的。此“三合禮”揭示出一種超越地域、超越時空的共生思想。春秋時代，人們(men) 已經認識到，不同的邦國不僅(jin) 在文化、文明、血緣上是天下一家，而且每個(ge) 邦國都存在於(yu) 地域共同體(ti) 中。因而，一邦有難，應該眾(zhong) 邦相援。這種華夏共生共存的精神，源於(yu) 人與(yu) 自然共生的思想。

限度和節製的共生思想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鹹丘。（桓公七年）

桓公七年，魯桓公為(wei) 便於(yu) 圍獵，放火焚燒鹹丘，逼迫野獸(shou) 外逃。《左傳(chuan) 》記錄此事，意在批評魯桓公違反狩獵的“時”“度”原則，展示人的任性的自由帶來的災難和危機。魯定公元年春周曆正月初七，晉大夫魏舒在狄泉會(hui) 合諸侯的大夫，主持為(wei) 周天子築城事宜，但他卻將差事交給韓簡子和原壽過，自己跑去打獵，並為(wei) 獲取獵物而焚燒草木。任性的自由，之所以容易在人身上泛濫，是因為(wei) 人自身往往缺乏節製的意識和品質，缺乏人與(yu) 自然共生的限度生存思想和精神。正是這種缺乏，才引來《左傳(chuan) 》的特別關(guan) 注，書(shu) 此事入史，以警示後人引以為(wei) 鑒。

人與(yu) 自然共生的思想，落實到行為(wei) 上，就是節製和限度。而節製和限度之於(yu) 邦國治理，必落實為(wei) 兩(liang) 個(ge) 基本方麵，即整理田製和軍(jun) 訓。前者的基本任務是“書(shu) 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後者的基本任務是“庀賦，數甲兵”和“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襄公二十五年），並以製度的方式固定下來，有序執行和維護。《左傳(chuan) 》認為(wei) ，邦國治理要真正做到有節製和有限度，關(guan) 鍵在邦君。邦君要具備很強的節製能力和限度生存品質，取決(jue) 於(yu)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邦君應具備明真假、辨善惡、知美醜(chou) 的能力，這種能力源於(yu) 人與(yu) 自然共生思想的滋養(yang) 和覺醒；二是邦君應具備很強的內(nei) 自省能力。內(nei) 自省意識不僅(jin) 是節製和限度生存的心理動力，也是節製和限度生存的主體(ti) 保障。不管是邦君還是人臣，抑或個(ge) 體(ti) 生存者，內(nei) 自省意識和能力生成的原動力機製，即共生共存思想。

崇天遵道守律的共生思想

節製和限度的共生思想在春秋時期形成。《左傳(chuan) 》記載叔向與(yu) 晏子談論齊晉邦國興(xing) 衰，意在揭示邦國興(xing) 衰與(yu) 人君是否節製和有度息息相關(guan) 。邦君對權力的無節製，必然帶動財富占有和揮霍的無限度；宮室驕奢淫逸盛行，必然將國家引向無節製的征伐和資源掠奪，最終造成國力衰退，百姓疲憊，餓殍遍野，民人怨恨。資源耗竭、環境破壞，喚醒了中國古人的節製意識和限度思想，進而促發崇天遵道守律思想的產(chan) 生。

崇天遵道守律思想通過“禮”得到係統的表達。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與(yu) 趙簡子論禮，將作為(wei) 規訓體(ti) 係的“禮”，上升到其存在論依據層麵來認知，指出人間必循之禮的本質，是“天地之經”。所謂“天地之經”，實指天與(yu) 地共生運行的規律、律法或道。人間循其禮，實是崇（或曰“畏”）天遵道守律，所以禮的本質是自然律令和天道法則。基於(yu) 崇天遵道守律的共生思想，子大叔與(yu) 和醫論“禮”，從(cong) 單純地解釋自然災害轉移到人類的健康與(yu) 疾病的生變關(guan) 係，天地生生被具體(ti) 地表述為(wei) 六氣的陰陽互動和協調，“分為(wei) 四時，序為(wei) 五節，過則成災”（昭公元年）；具體(ti) 到人的身體(ti) ，過則為(wei) 疾。因而，禮成為(wei) “人、社會(hui) 、自然”共生共存的生生之序，遵禮守禮行禮的生存本質，就是天地共生，人與(yu) 天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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