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調”與(yu) “禮俗”重構

——梁漱溟論“教化”“禮俗”“自力”與(yu) 鄉(xiang) 村建設

作者：田文軍(jun)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摘要：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涉及中國鄉(xiang) 村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與(yu) 文化建設。但從(cong) 梁先生肯定“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強調鄉(xiang) 村“新禮俗“建設來看，梁先生思考中國鄉(xiang) 村建設，實是他對中國文化建設的具體(ti) 思考。梁先生曾說:“鄉(xiang) 村運動是一個(ge) 社會(hui) 運動”，“亦可名為(wei) 文化運動”。梁先生將“鄉(xiang) 村運動”理解為(wei) “社會(hui) 運動”與(yu) “文化運動”，是因為(wei) 梁先生將中國自近代以來的貧窮落後，理解為(wei) 文化落後，並將中國近代文化落後的原因歸於(yu) 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來，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崩潰，隻不過是中國文化落後的一個(ge) 縮影。因此，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終極目標實為(wei) 振興(xing) 中國文化。同時，梁先生認為(wei) ，中國這個(ge) 國家，“集家而成鄉(xiang) ，集鄉(xiang) 而成國。”要振興(xing) 中國文化，隻有“從(cong) 鄉(xiang) 村作工夫”，通過在鄉(xiang) 村建設中恢複“教化”、“禮俗”、“自力”的文化傳(chuan) 統，“伸張、發揮、開啟”“理性”，重視“自力”，發揮中國人的“主體(ti) 力量”，重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構造”，恢複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秩序，才能夠在整體(ti) 上達成“重建中國新社會(hui) 構造的目標”。

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記錄了梁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為(wei) 了“中國民族之前途”、解決(jue) 中國鄉(xiang) 村建設問題而親(qin) 身投入的實踐，也含括梁先生在這一時期對中國鄉(xiang) 村建設問題多層麵的理論探索，構成了一個(ge) 思想係統。在這個(ge) 思想係統中，梁先生理解的“教化”、“禮俗”、“自力”對於(yu) 鄉(xiang) 村建設的重要作用，當是一個(ge) 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對梁先生關(guan) 於(yu) “教化”、“禮俗”、“自力”與(yu) 鄉(xiang) 村建設的理論作一些專(zhuan) 門考察，以再現梁先生思考鄉(xiang) 村建設問題的一個(ge) 切入點，以及梁先生為(wei) 推進中國鄉(xiang) 村建設作出的曆史貢獻。

一、“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衰敗與(yu) 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崩潰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興(xing) 起“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有其複雜的社會(hui) 曆史原因。梁漱溟先生曾經認為(wei) ，當時，“鄉(xiang) 村運動的大發展，形成高潮，實以全國農(nong) 村經濟的大破壞大崩潰為(wei) 其前導”[1]。這是梁先生晚年對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緣起的一種總括性的理解。實際上，在梁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中，對於(yu)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緣起，曾有過多視角的探究與(yu) 論釋。在梁先生看來，要致力於(yu) 鄉(xiang) 村建設，首先即應在理論的層麵厘清三、四十年代中國何以需要推進鄉(xiang) 村建設。這種厘清，視角可指向中國鄉(xiang) 村的現實，也可回溯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發展的曆史。梁漱溟先生曾將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原由，概述為(wei) “救濟鄉(xiang) 村運動”、“鄉(xiang) 村自救運動”以及鄉(xiang) 村“積極建設之要求”等。但是，梁先生認為(wei) ，這些原因都是表層的。探究中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緣起的深層原因，需要重視中國“重建一新社會(hui) 構造的要求”，他說：“今日中國問題在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hui) 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實為(wei) 吾民族社會(hui) 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這最末一層，乃鄉(xiang) 村建設真意義(yi) 所在。”[2]梁先生將“重建一新社會(hui) 構造的要求”視作鄉(xiang) 村建設緣起的深層原因，理解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真意義(yi) 所在”，是因為(wei) 在梁先生看來，近百年來，中國落後與(yu) 失敗的一個(ge) 重要表現，當是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構造”的解體(ti) 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崩潰。

何謂中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梁先生理解的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構造”，涵括中國鄉(xiang) 村的“政治構造”、“經濟構造”，也涵括中國鄉(xiang) 村的“禮俗”、“習(xi) 慣”及其與(yu) 之關(guan) 聯的“教化”、“自力”等文化傳(chuan) 統。“社會(hui) 秩序”則包含政治、法律、製度與(yu) “禮俗”、“習(xi) 慣”等。在梁先生看來，在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中，基於(yu) 儒家倫(lun) 理曆史地形成的“教化”、“禮俗”、“自力”等文化傳(chuan) 統是其最為(wei) 重要的組成部分。梁先生曾認為(wei) ，“‘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八個(ge) 字，說盡了中國舊時的社會(hui) 結構，———這是一很特殊的結構。”[3]按照梁先生這種觀念，他所謂中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前者多指中國鄉(xiang) 村基於(yu) 儒家倫(lun) 理而存有的社會(hui) 關(guan) 係與(yu) 社會(hui) 製度，後者則是維係這種社會(hui) 關(guan) 係與(yu) 社會(hui) 製度運行的原則方法:“人非社會(hui) 則不能生活，而社會(hui) 生活則非有一定秩序不能進行;任何一時一地之社會(hui) 必有其所為(wei) 組織構造者，形著於(yu) 外而成其一種法製、禮俗，是即其社會(hui) 秩序也。”[4]這樣的“社會(hui) 秩序”與(yu) “社會(hui) 構造”很難絕對分隔。這是梁先生認定“‘孝、弟、勤、儉(jian) ’，可說是維持中國社會(hui) 秩序的四字真言”[5]的思想根據。因此，在梁先生看來，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構造”的解體(ti) 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崩潰，最根本的緣由實在於(yu) 中國鄉(xiang) 村“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衰敗;或者說，正是因為(wei) 禮俗、製度、學術、思想的改變，引發了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改變。

梁先生將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構造”的解體(ti) 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崩潰同“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衰敗聯係起來，是以他對中國社會(hui) 文化特殊性的探究與(yu) 思考為(wei) 基礎的。在梁先生看來，中國本來即是一個(ge) 散漫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鄉(xiang) 村乃中國社會(hui) 的“基礎”與(yu) “主體(ti) ”，而中國文化的形成正源於(yu) 鄉(xiang) 村的需要:“原來中國社會(hui) 是以鄉(xiang) 村為(wei) 基礎，並以鄉(xiang) 村為(wei) 主體(ti) 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cong) 鄉(xiang) 村而來，又為(wei) 鄉(xiang) 村而設，———法製、禮俗、工商業(ye) 等莫不如是。”[6]但是，近百年來，由於(yu) 西方帝國主義(yi) 的侵略，以及中國人因受西方文化影響而推行的社會(hui) 改革，致使中國鄉(xiang) 村長期沿襲的“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衰落失守，也使得中國鄉(xiang) 村沿襲了上千年的“社會(hui) 組織構造”趨於(yu) 崩潰;一部鄉(xiang) 村史，實為(wei) “一部鄉(xiang) 村破壞史”。因此，梁先生認為(wei) ，中國的鄉(xiang) 村建設，百廢待興(xing) ，麵臨(lin) 的問題涉及經濟、政治、農(nong) 業(ye) 、工業(ye) 、國防、教育等多個(ge) 方麵，但這些問題的重中之重應當是“文化”問題。所以他說:“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麽(me) 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7]。因此，唯有解決(jue) “文化失調”問題，重建中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才有可能停止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大破壞大崩潰”，阻止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衰落與(yu) 頹勢。

梁先生在其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中，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緣起的這種思考，是很有特色的。在這種思考中，梁先生將問題置於(yu) 意識深處，“遊心於(yu) 遠”;兼顧曆史與(yu) 現實、理論與(yu) 實際兩(liang) 個(ge) 層麵，並在廣義(yi) 的文化層麵上力圖使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問題得到統一，從(cong) 而為(wei) 他具體(ti) 地探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道路提供了深邃的認識前提與(yu) 厚實的思想基礎。

二、“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重建與(yu) 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複興(xing)

梁漱溟先生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緣由歸於(yu) “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大破壞大崩潰”，進而將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大破壞大崩潰”的緣由歸於(yu) 中國“文化失調”，或說歸於(yu) 中國鄉(xiang) 村“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失守與(yu) 衰落，這使得他在思考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目標道路時，邏輯地主張要重建中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構造”與(yu) “社會(hui) 秩序”，則必須重建中國鄉(xiang) 村的“禮俗”。他在論及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具體(ti) 目標時曾說:

所謂建設，不是建設旁的，是建設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我們(men) 過去的社會(hui) 組織構造，是形著於(yu) 社會(hui) 禮俗，不形著於(yu) 國家法律，中國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種由社會(hui) 演成的習(xi) 俗，靠此習(xi) 俗作為(wei) 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8]

鄉(xiang) 村建設就是建設“新的社會(hui) 組織構造，———建設新的禮俗”。那麽(me) ，對於(yu) 何謂“禮俗”，以及“禮俗”與(yu) “教化”、“自力”之間的關(guan) 係，也是必須具體(ti) 厘清的理論問題。梁先生有關(guan) “禮俗”、“教化”、“自力”方麵的論釋很多。在梁先生看來，“法製”與(yu) “禮俗”都可視為(wei) 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他的理解中，“禮俗”當是一種更重要的文化成果或說文化形態。因為(wei) ，在梁先生的理解中，“禮俗”是有別於(yu) “法製”的倫(lun) 理關(guan) 係或說倫(lun) 理原則。這種倫(lun) 理關(guan) 係與(yu) 倫(lun) 理原則，梁先生有時也理解為(wei) 人們(men) 生活中的“習(xi) 慣”或“路子”，而這一“習(xi) 慣”或“路子”實為(wei) 決(jue) 定一種社會(hui) 製度之所以成為(wei) 這種社會(hui) 製度的重要條件。他說:

我深悟到製度與(yu) 習(xi) 慣間關(guan) 係之重大，我深悟到製度是依靠於(yu) 習(xi) 慣。西洋政治製度雖好，而在中國則因為(wei) 有許多條件不夠，無法建立起來。許多不夠的條件中最有力量者即習(xi) 慣問題。或關(guan) 係其他條件而可以包括許多其他條件者即為(wei) 缺乏習(xi) 慣這一極重要條件。因為(wei) 中國社會(hui) ，中國人(一切的人)缺乏此種習(xi) 慣，則此種製度便建立不起來。[9]

梁先生所說的“習(xi) 慣”或者“路子”，都在文化特征或文化傳(chuan) 統範圍，實即他所強調的“禮俗”。梁先生認定中國社會(hui) 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是因為(wei) 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xi) 慣”與(yu) “路子”，實質是要強調中國社會(hui) 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根源在其固有的文化傳(chuan) 統———“禮俗”。換言之，在梁先生的理解中，中國“社會(hui) 構造”得以成型，中國“社會(hui) 秩序”得以維係，皆決(jue) 定於(yu) 中國社會(hui) 特有的“禮俗”。

梁先生所謂“教化”與(yu) “自力”，同他所肯定的“禮俗”密切關(guan) 聯。“自力”是人自身的主體(ti) 性力量，也是一種“向裏用力”的人生態度。梁先生曾說：中國人賴以生活的“社會(hui) 秩序”，“殆由社會(hui) 自爾維持，無假於(yu) 外力，而寄於(yu) 各方麵或各人之自力”[10]；這樣的“自力”不僅(jin) 是人自身的主體(ti) 性力量，且貫穿一種倫(lun) 理精神，體(ti) 現社會(hui) 的“禮俗之效”。“教化”，指倫(lun) 理教化。在梁先生看來，“教化之為(wei) 用”，正在於(yu) “培植禮俗，引生自力”。人們(men) 隻有通過“教化”，“培植禮俗，引生自力”，涵養(yang) 德性，完善自我，發揮自身的主體(ti) 性力量，才能夠解決(jue) 自己所麵臨(lin) 的各種人生問題。這種理解，使梁先生認定“禮俗”、“教化”、“自力”三者皆體(ti) 現“人類理性”:

試求所謂教化、所謂禮俗、所謂自力，———果何謂?則知三者內(nei) 容，總皆在“人類理性”之一物。所謂自力，即理性之力。禮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禮者理也”。非與(yu) 眾(zhong) 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認他，不能演成禮俗。至於(yu) 教化，則所以啟發人的理性。是三者總不外理性一物貫乎其中。[11]

梁先生所謂“理性”，是一種貫穿於(yu) “禮俗”、“教化”、“自力”三者之中的倫(lun) 理情懷或說倫(lun) 理精神。“理性”既可表現為(wei) 作為(wei) “自力”的“理性之力”，也可表現為(wei) “本乎人情”的“禮俗”與(yu) “啟發理性”的“教化”。在梁先生看來，“教化”能“啟發理性”，使人維護“父慈子孝的倫(lun) 理情誼”，也能“引生自力”，使人持守“好善改過”不斷向上的人生態度。因此，梁漱溟先生論及“教化”、“禮俗”、“自力”對於(yu) 人們(men) 生活的重要作用時，既肯定“禮俗”，又強調“教化”與(yu) “自力”。在他看來，人們(men) 在生活中，如果沒有“教化”，很難維持社會(hui) 的“倫(lun) 理秩序”。而如果沒有“自力”，則既不可能“布德澤”，也不可能“興(xing) 教化”，“禮俗”與(yu) “教化”皆無法落到實處。梁先生對“禮俗”、“教化”、“自力”關(guan) 係的這種理解，又使他特別強調“自力”。

因為(wei) ，在梁先生看來，中國的“社會(hui) 構造”首先是以“倫(lun) 理本位”為(wei) 特征的。這樣的“社會(hui) 構造”，使人們(men) 在生活中麵臨(lin) 的是“四麵八方由近及遠的倫(lun) 理關(guan) 係”;而人們(men) 要處理父子、婆媳、兄弟、夫婦關(guan) 係，處理祖孫、伯叔、侄子以及族眾(zhong) 關(guan) 係，處理母黨(dang) 、妻黨(dang) 、親(qin) 戚、尊卑關(guan) 係，處理鄰裏、鄉(xiang) 黨(dang) 、長幼關(guan) 係，處理君臣、師弟、東(dong) 家夥(huo) 伴以及一切朋友關(guan) 係，隻能依靠“自力”，或者說“向裏用力”。

同時，梁先生也認為(wei) ，維係中國以“職業(ye) 分立”為(wei) 特征的“社會(hui) 構造”，也需要“自力”。因為(wei) ，這樣的“社會(hui) 構造”，使得人們(men) 在生活中大體(ti) 上“機會(hui) 均等，各有前途可求”。為(wei) 前途計，人們(men) “則惟有自立誌、自努力、自鼓舞、自責怨、自得、自歎。”[12]這樣才可能使個(ge) 人的前途命運有所保障。在梁先生的理解中，中國人生活的原動力實為(wei) 一種以“自反的精神”所體(ti) 現的“自力”;中國人的人生，本質上就是“向裏用力的人生”。因此，梁先生論及“維持”中國社會(hui) 秩序，不但強調其不在武力而在“教化”，不在法律而在“禮俗”，且特別強調其不在“他力”而在“自力”。

要而言之，在梁先生看來，“教化”、“禮俗”、“自力”三者統一，既代表中國文化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又構成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組織構造”形成的基礎;要振興(xing) 中國鄉(xiang) 村，達成鄉(xiang) 村建設目標，必須恢複以“教化”、“禮俗”、“自力”為(wei) 基本內(nei) 容的文化傳(chuan) 統。

但是，梁先生又一再申述，他所主張的鄉(xiang) 村建設，並不是簡單地恢複中國鄉(xiang) 村傳(chuan) 統“禮俗”。因為(wei) ，他主張的鄉(xiang) 村建設，需要“建設新的禮俗”。“新禮俗”應有新的內(nei) 容;“建設新禮俗”，需要新的實踐途徑:

我們(men) 講新的建設，就是建設新禮俗。那末，所謂新禮俗是什麽(me) ?就是中國固有精神與(yu) 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為(wei) 具體(ti) 事實的溝通調和(完全溝通調和成一事實，事實出現，我們(men) 叫他新禮俗)，不隻是理論上的溝通，而要緊的是從(cong) 根本上調和溝通成一個(ge) 事實。此溝通調和之點有了，中國問題乃可解決(jue) 。[13]

從(cong) 梁先生的這種論述來看，他主張的“新禮俗”建設，大體(ti) 上涉及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一是肯定中西文化各有其長，在理論上使二者“溝通調和”;二是將思想理論上的“溝通調和”付諸實踐，通過實踐，使這種“溝通調和”成為(wei) “事實”，從(cong) 而實現在中國鄉(xiang) 村建設“新禮俗”的理想與(yu) 目標。換言之，梁先生所理解的“新禮俗”建設，其要點在:既堅守“中國固有精神”，又吸納“西方文化的長處”。

什麽(me) 是“中國固有精神”?按梁先生的理解，一是“倫(lun) 理情誼”，一是“人生向上”。中國的這種“固有精神”也曾導致中國文化的局限，其表現即是中國人既缺乏“團體(ti) 組織”與(yu) “團體(ti) 生活”的傳(chuan) 統，也缺乏“科學上的知識技能”。而“西方文化的長處”正好與(yu) “中國固有精神”相反。西方既重視“團體(ti) 組織”與(yu) “團體(ti) 生活”，也看重“科學上的知識技能”。這樣的長處使西方在重視民主、法製的前提下，主張平等、自由，尊重個(ge) 人權利。因此，梁先生認為(wei) ，在中國鄉(xiang) 村“新禮俗”建設中，會(hui) 通中西，當是曆史的必然要求。他在論及中國鄉(xiang) 村團體(ti) 組織建設時，即曾論及這種中西會(hui) 通的曆史必然。他說:“就在中國舊杜會(hui) 組織構造崩潰之後，所要有的未來的中國新社會(hui) ，將不期然而然的是一個(ge) 中西具體(ti) 的融合”[14]。基於(yu) 這種“中西具體(ti) 的融合”觀念，梁先生曾在多個(ge) 領域論析中國鄉(xiang) 村建設，如他曾論及中國鄉(xiang) 村的組織建設及其對於(yu) 經濟建設的貢獻，論及鄉(xiang) 村的“鄉(xiang) 約”與(yu) “鄉(xiang) 農(nong) 學校”建設等。但是，梁先生主張的以“中西融合”方式建設的中國鄉(xiang) 村“新禮俗”，本質上仍然是以固守中國傳(chuan) 統“禮俗”為(wei) 基礎的。梁先生曾說:

西洋社會(hui) 秩序的維持靠法律，中國過去社會(hui) 秩序的維持多靠禮俗。不但過去如此，將來仍要如此。中國將來的新社會(hui) 組織構造仍要靠禮俗形著而成，完全不是靠上麵頒行法律。所以新禮俗的開發培養(yang) 成功，即社會(hui) 組織構造的開發培養(yang) 成功，新組織構造、新禮俗，二者是一件東(dong) 西。[15]

從(cong) 這種論述來看，梁先生主張“新禮俗”建設需吸納西方文化的長處，但這種吸納並不能改變中國社會(hui) 秩序的維係靠“禮俗”而不靠法律的傳(chuan) 統。他所理解的對西方文化的吸納，實限於(yu) 對中國“禮俗”的“補充改造”。譬如，梁先生曾明確地表示，中國鄉(xiang) 村需要建設“新的組織”，“這個(ge) 新組織即中國古人所謂‘鄉(xiang) 約’的補充改造。”[16]梁先生這種以“補充改造”中國古時“鄉(xiang) 約”的方式建設中國鄉(xiang) 村“新的組織”的主張，即是要以中國傳(chuan) 統“禮俗”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新組織”建設之“根”，強調中國傳(chuan) 統“禮俗”才是中國鄉(xiang) 村“新組織”建設的基礎。按照梁先生的理解，以這樣的方式建設的新“組織構造”與(yu) “新禮俗”，雖也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但“新禮俗”的主體(ti) 仍為(wei) 中國的傳(chuan) 統“禮俗”。因為(wei) ，依照梁先生的理解，要調和“新禮俗”建設中存在的中西文化矛盾，其途徑與(yu) 方法隻能是弘揚中國的“固有精神”，秉承發揚“教化”、“禮俗”、“自力”三者統一的文化傳(chuan) 統。梁先生曾以政治上“法治”與(yu) “人治”的調和來論釋他所理解的基於(yu) 中西融合而形成的維係鄉(xiang) 村社會(hui) 秩序的方式。梁先生認為(wei) ，政治上西方重視法治，中國看重人治，兩(liang) 者矛盾，但矛盾可以調和，調和的結果是形成“人治的多數政治”，或“多數政治的人治”[17]。梁先生這種觀念，即典型地體(ti) 現了他所理解的“新禮俗”建設。

梁先生主張“人治”與(yu) “法治”的調和，或說主張中西文化的融合，但他理解的“調和”與(yu) “融合”途徑，皆為(wei) 運用中國固有的“禮俗”。換言之，在梁先生看來，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破壞，根本原因是“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衰落與(yu) 失守，而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建設與(yu) 複興(xing) ，根本途徑也隻能是“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恢複與(yu) 重建。因此，梁先生斷言:“我們(men) 把許多中國衝(chong) 突點疑難點解決(jue) 了以後，就可以發現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組織。這個(ge) 社會(hui) 組織乃是以倫(lun) 理情誼為(wei) 本源，以人生向上為(wei) 目的，可名之為(wei) 情誼化的組織或教育化的組織”[18]。雖然梁先生也肯定這個(ge) “組織”“充分容納了西洋人的長處”，但按他的理解，這個(ge) 組織最基本的特點仍在其以倫(lun) 理情誼為(wei) “本源”，以人生向上為(wei) “目的”。因為(wei) ，這才是梁先生理解的中國文化精神，也才是梁先生追求的鄉(xiang) 村建設目標。

總之，梁先生主張以中西融合的方式建設“新禮俗”，以重構中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組織，恢複中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秩序。但是，他追求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組織構造”，始終“是一個(ge) 倫(lun) 理情誼化的組織，而又是以人生向上為(wei) 目標的一個(ge) 組織。”[19]在梁先生看來，中國的鄉(xiang) 村建設，雖需吸納西方文化之長，但主要途徑仍在恢複中國鄉(xiang) 村“教化”、“禮俗”、“自力”統一的文化傳(chuan) 統，確立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組織構造”的“根”。恢複中國鄉(xiang) 村固有傳(chuan) 統，則應特別“看重人生向上”，重視“自力”，提升生活的“誌氣”。梁先生在論及中國傳(chuan) 統的“鄉(xiang) 約”時曾說:“我們(men) 要知道鄉(xiang) 約的主要之點，就是立誌。必須從(cong) 立誌開頭，才能有鄉(xiang) 約;必須把人生向上之意提起來，才能有鄉(xiang) 約;所以我們(men) 的鄉(xiang) 運也要從(cong) 發願來。”[20]梁先生主張“我們(men) 的鄉(xiang) 運也要從(cong) 發願來”，即是強調在鄉(xiang) 村建設中，必須“立誌發願”，注重“自力”。因為(wei) ，在鄉(xiang) 村建設中，隻有依靠“自力”，才會(hui) 有新的“組織構造”，才會(hui) 有新的“社會(hui) 秩序”，也才會(hui) 有“新禮俗”與(yu) “新生活”。換言之，在梁先生看來，隻有自覺地發揮人的主體(ti) 性力量，使中國鄉(xiang) 村的固有傳(chuan) 統重新煥發生命活力，才能達成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實踐目標。梁先生當年關(guan) 於(yu) 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這些思考，不僅(jin) 有自己前後一貫的思想路數，也具備自己始終持守的思想觀念，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色。這些具體(ti) 的思想觀念與(yu) 理論特色，至今仍然值得我們(men) 回溯、考釋與(yu) 借鑒。

三、梁漱溟“教化”“禮俗”“自力”重建說的理論價(jia) 值

梁漱溟先生晚年曾說:“鄉(xiang) 村運動是我一生中一樁大事，在事隔多年之後，今天有必要回憶，略加敘述，同時也就反省批判之。因有舊著……可資考核，今為(wei) 此文隻須聯綴前後之事卻無需詳述了。”[21]梁先生晚年憶及“鄉(xiang) 村運動”，雖然表示自己的回憶“隻須聯綴前後之事”，無需詳述自己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內(nei) 容，但梁先生對自己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實際上仍有所論說，盡管這種論說是以“反省批判”的形式進行的。梁先生的論說大意有二:其一是認為(wei) 自己當年將“傳(chuan) 統文化民族精神”理解為(wei) “人生向上，倫(lun) 理情誼”，且“徑直提倡其實行，而不知道非其時”[22]，致使自己投身的鄉(xiang) 村建設在實踐上難以獲得成功。其二是認定自己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精神的認識概括無誤，自己對於(yu) 人類前途理想的理解與(yu) 追求仍是正確的。梁先生曾說，“若問將在世界最近未來所複興(xing) 的中國文化，具體(ti) 言之是什麽(me) ?扼要言之，那便是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向共產(chan) 社會(hui) 邁進時，宗教衰微而代之以自覺自律的道德，國家法律消亡而代之以社會(hui) 禮讓習(xi) 俗。”[23]從(cong) 梁先生晚年對自己當年參與(yu) 鄉(xiang) 村運動的這種評價(jia) 來看，他對自己以“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衰敗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崩潰的原因，以“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重建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建設途徑與(yu) 保障的理論仍持肯定的態度。梁先生晚年肯定的“人生向上”與(yu) “倫(lun) 理情誼”這種民族文化精神，實為(wei) 梁先生所理解的“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的重要內(nei) 容。因此，我們(men) 在具體(ti) 考察梁先生的“教化”、“禮俗”、“自力”理論的基礎上，集中對梁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特別是對其“建設新禮俗”的主張，再作一些具體(ti) 評析。

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涉及中國鄉(xiang) 村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與(yu) 文化建設。但從(cong) 梁先生肯定“教化”、“禮俗”、“自力”傳(chuan) 統，強調鄉(xiang) 村“新禮俗“建設來看，梁先生思考中國鄉(xiang) 村建設，實是他對中國文化建設的具體(ti) 思考。梁先生曾說:“鄉(xiang) 村運動是一個(ge) 社會(hui) 運動”，“亦可名為(wei) 文化運動”[24]。梁先生將“鄉(xiang) 村運動”理解為(wei) “社會(hui) 運動”與(yu) “文化運動”，是因為(wei) 梁先生將中國自近代以來的貧窮落後，理解為(wei) 文化落後，並將中國近代文化落後的原因歸於(yu) 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來，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崩潰，隻不過是中國文化落後的一個(ge) 縮影。因此，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終極目標實為(wei) 振興(xing) 中國文化。同時，梁先生認為(wei) ，中國這個(ge) 國家，“集家而成鄉(xiang) ，集鄉(xiang) 而成國。”[25]要振興(xing) 中國文化，隻有“從(cong) 鄉(xiang) 村作工夫”，通過在鄉(xiang) 村建設中恢複“教化”、“禮俗”、“自力”的文化傳(chuan) 統，“伸張、發揮、開啟”“理性”，重視“自力”，發揮中國人的“主體(ti) 力量”，重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構造”，恢複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秩序，才能在整體(ti) 上達成“重建中國新社會(hui) 構造的目標”。梁先生有關(guan)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如果不在重建中國新社會(hui) 構造上有其意義(yi) ，即等於(yu) 毫無意義(yi) ”[26]的論斷，正是以他對鄉(xiang) 村建設緣起與(yu) 目標的這種理解為(wei) 根據的。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回顧梁先生的這些思想理論，我們(men) 會(hui) 發現梁先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的一個(ge) 基本觀念，即梁先生強調振興(xing) 中國文化，必須始於(yu) 鄉(xiang) 村，鄉(xiang) 村建設則主要是文化問題;不解決(jue) 文化建設問題，或者說不恢複鄉(xiang) 村“教化”、“禮俗”、“自力”的傳(chuan) 統，建設新的“禮俗”，則無法真正改變近代中國文化的落後狀況。這種觀念實際上是將繼承弘揚民族文化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和基本精神，視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乃至整個(ge) 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根本保證。應當肯定，梁先生對於(yu) 中國文化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對於(yu) 中國人固有的文化精神，以及中國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關(guan) 係確有其獨立的思考與(yu) 見解。但是，梁先生的思考與(yu) 見解，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中仍隻是一家之言。今天，我們(men) 回顧現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建設乃至整個(ge) 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的曆史進程與(yu) 具體(ti) 途徑，可以說，不論在理論層麵，還是在實踐層麵，梁先生都未能真正找到中國鄉(xiang) 村現代化建設乃至整個(ge) 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而對於(yu) 自己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的思想局限，梁先生自己在晚年也曾有過具體(ti) 解析與(yu) 反省。

當然，梁先生有關(guan) 鄉(xiang) 村建設的理論，也包含不少合理的思想因素。這些思想因素，在今天仍然能夠啟發我們(men) 對新農(nong) 村建設的理論思考。自新中國建立以後，特別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以來，我國的新農(nong) 村建設乃至於(yu) 整個(ge) 國家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我們(men) 的國家仍然是一個(ge) 發展中的國家，廣闊的農(nong) 村還居住著數千萬(wan) 貧困農(nong) 民。因此，在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當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問題，“三農(nong) ”問題依然是主要問題。而要使數千萬(wan) 農(nong) 民真正擺脫貧窮，仍需提高他們(men) 的思想文化素質，確立高遠的人生誌向，擺脫安於(yu) 現狀的思想束縛。而要擺脫安於(yu) 現狀的思想束縛，則仍需高揚梁先生一再強調的“人生向上”的文化傳(chuan) 統與(yu) 文化精神。梁先生當年針對鄉(xiang) 村建設麵臨(lin) 的現實狀況曾經指出:

中國人的精神，現在已經失去很多，大家都非常看重事情，看重生活，很少看重人生向上，所以一開口就說經濟重要。古時的中國人不是這樣，所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yu) 事而慎於(yu) 言，就有道而正焉”，他是把人生向上之意放在頭裏，把事情放在後邊;現在的中國人如果不能恢複此人生向上的精神，則永遠沒辦法。[27]

在今天的新農(nong) 村建設中，梁先生的這種思想觀念，仍有其現實的借鑒價(jia) 值。因為(wei) ，在新農(nong) 村建設中，我們(men) 也可以借用梁先生的語言說:“如果不能恢複此人生向上的精神”，我們(men) 的新農(nong) 村建設也難以達成其現代化目標。因為(wei) ，安於(yu) 現狀，即會(hui) 安於(yu) 貧困。因此，依靠“自力”，強化“人生向上”的生活態度與(yu) 價(jia) 值目標，仍可作為(wei) 我們(men) 今天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完成農(nong) 村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目標的一重保障。或者說，弘揚中國優(you) 秀的文化傳(chuan) 統，仍然是我們(men) 今天實現新農(nong) 村現代化建設目標必須具備的思想文化基礎。而形成與(yu) 具備這樣的思想觀念，則當是我們(men) 考察梁漱溟先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中有關(guan) “教化”、“禮俗”、“自力”思想學說所應當得到的啟示與(yu) 結論。

注釋
 
[1 ]《梁漱溟全集》(第7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頁。
 
[2][3][4][5][6][7]《梁漱溟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74，162，186，150，164頁。
 
[8][9][10] 《梁漱溟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20，180頁。
 
[11][12][13]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1，180，287頁。
 
[14][15][16][17][18]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79-280，276，320，292，308-309頁。
 
[19][20][24]《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22，335，338頁。
 
[21][22][23]《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24，428，428頁。
 
[25][26][27]《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3，166，2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