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具有世界意義(yi)

——訪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係教授艾愷

受訪者：艾愷

采訪者：白樂(le)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廿八日癸卯

          耶穌2023年10月12日

國際學界對於(yu) 中華文明的曆史和發展、中華文明的當代意義(yi) 等問題，一直懷有濃厚的研究興(xing) 趣。6月2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並發表重要講話，對中華文化傳(chuan) 承發展的一係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了全麵係統深入闡述，在海內(nei) 外學術界引發熱烈反響，再次掀起國際學界研究中華文明的熱潮。

中華民族具有百萬(wan) 年的人類史、一萬(wan)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縱觀世界文明史，文明衰亡、文明中斷、文明式微的現象屢見不鮮，唯有中華文明曆經風雨飄搖而始終屹立東(dong) 方、千年不倒，始終薪火相傳(chuan) 、生生不息。中華文明何以跨越五千多年的曆史長河而綿延至今？如何理解中華文明不同於(yu) 西方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對於(yu) 當今世界有著怎樣的啟迪？近日，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係教授艾愷（Guy S.Alitto）圍繞以上問題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艾愷是當代西方最為(wei) 活躍、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現年81歲的他雖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致力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研究。2015年，因對於(yu) 中華文化傳(chuan) 播的卓越貢獻，艾愷獲中國政府頒發的第九屆中華圖書(shu) 特殊貢獻獎。

■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係教授艾愷（Guy S.Alitto）受訪者/供圖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和包容性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您在此前的研究中認為(wei) ，中華文明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和包容性，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是獨有的。從(cong) 中國與(yu) 世界曆史的角度，如何理解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包容性？

艾愷：我認為(wei) ，習(xi) 近平主席對於(yu) 中華文明五大特性的提煉和總結，是十分精準而深刻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包容性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獨樹一幟，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備的獨有特征。

在我看來，連續性體(ti) 現為(wei) 中華文明在空間上的極強擴散性，以及時間上的極強持久性。早期中華文明並未局限於(yu) 中國古代各個(ge) 王朝的邊界和疆土，而是在世界範圍內(nei) 得到了廣泛傳(chuan) 播。以現今中國的華北地區和華中地區為(wei) 中心，早期中華文明輻射至其可以擴散的最大地理極限——東(dong) 至太平洋，西北至巨大的沙漠、草原、凍土帶，西南至喜馬拉雅山脈，南至東(dong) 南亞(ya) 叢(cong) 林。中華文明這一極強的擴散性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得到了明確的記載。

直至今天，世界範圍內(nei) 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成分仍然以中華文明的某些元素為(wei) 基礎。在當今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東(dong) 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國家中，仍能找尋到漢文化的影子。這些國家的當代文化固然擁有各自獨特的傳(chuan) 統和根基，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men) 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較為(wei) 年輕的中華文明變體(ti) ，均攜帶著明顯的傳(chuan) 統漢文化烙印。此外，當中華文明被侵略破壞時，與(yu) 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在於(yu) 它具有極強的韌性與(yu) 生命力，總是能夠在自身元素的基礎上進行自我重建、自我修複——這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一大特色。

中華文明從(cong) 其發源之初就是開放包容的，這種兼收並蓄的博大胸懷一直延續至今。在西方文明例如地中海文明中，無論是政治團體(ti) 還是宗教組織，都基於(yu) 非此即彼的二元邏輯，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其成員身份是高度清晰的——一個(ge) 成員無法同時參加兩(liang) 個(ge) 政治團體(ti) 或宗教組織。在西方曆史上的軍(jun) 事戰爭(zheng) 中，戰敗的一方要麽(me) 被屠殺，要麽(me) 被奴役。而在古代中國，對於(yu) 戰敗方的處理方式較為(wei) 溫和，更多采取後續合作和戰力吸收的原則。人類不同群體(ti) 之間包括宗教組織的信仰區別主要由文化差異造成。在一個(ge) 理想的寬鬆文化環境下，私人的、未公開的宗教信仰可以自由存在，隻要其行為(wei) 符合文明社會(hui) 的相關(guan) 規範。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對於(yu) 民間宗教信仰即持有這樣一種寬鬆包容的態度，不同群體(ti) 間對不同宗教經文的爭(zheng) 論，並未像西方的神教文明那樣導致嚴(yan) 重的暴力鬥爭(zheng) 。此外，遠古時代中國的原始部落采用動物圖騰形象作為(wei) 群體(ti) 的象征。龍作為(wei) 中華民族的民族圖騰，在中國人眼中是一種神聖的存在。值得探究的是，龍圖騰是典型的複合型圖騰形象，由不同動物的不同肢體(ti) 部分構成——兔眼、蛇項、蜃腹、魚鱗、鷹爪、虎掌。出現在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飾（一種代表王權的獸(shou) 形花紋）也是不同動物的合成物。截然不同的動物各肢體(ti) 以一種融洽的方式組合成一個(ge) 整體(ti) ，這種複合型動物形象可以視作古代中國多群體(ti) 合作、不同民族融合的產(chan) 物，而非消滅他者的結果。作為(wei) 一種早期的神聖符號，它們(men) 散發出一種中華文明的包容精神。

辯證思想啟迪建設和平世界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提及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易經》所闡述的辯證思想是否也是包容性的體(ti) 現？包容性對於(yu) 建設一個(ge) 更加和平的世界有怎樣的啟迪？

艾愷：《易經》中的陰陽論體(ti) 現了一種富有包容性的辯證思維模式。《易經》闡述了天地世間萬(wan) 象變化，這部古老經典堪稱中國古代典籍之最，凝結著中國古人的偉(wei) 大智慧結晶，不少學者將它視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智慧的總綱領。它蘊藏的深刻樸素的自然法則構成了2500年前中國宇宙論形成的基礎，也構成了中國傳(chuan) 統醫學、兵法、天文等學科的基礎。

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宇宙的概念不存在一個(ge) 外來的“真神”或“上帝”作為(wei) 天地萬(wan) 物和宇宙蒼穹的創造者或立法者。中國人相信宇宙的存在是其作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整體(ti) 產(chan) 生、發展、演進、變化的結果。

《易經》揭示了宇宙運行的根本方式及萬(wan) 事萬(wan) 物的發展規律，一幅幅清晰的天地圖景成為(wei) 後世思想的智慧藍圖。這一宇宙學概念認為(wei) ，世界時時刻刻處於(yu) 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一切事物分分秒秒都在漸變之中，周而複始、生生不息，沒有什麽(me) 是恒定的。然而，這種永續變化帶來的流動性是遵循一定的模式、一定的原則發生的，並非無跡可尋、雜亂(luan) 無章，這就是陰陽概念的最初來源。《易經》中的陰陽論，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世間萬(wan) 物都是由陰陽兩(liang) 種基本屬性構成，陰陽相生相克，二者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一定程度上相互滲透並相互轉化。這一從(cong) 整體(ti) 上認識和把握自然的觀念是與(yu) 其他文化截然不同的，對中國曆代哲學思想產(chan) 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然而，縱觀西方文化尤其是源於(yu) 古典希臘哲學的基督教文化，人與(yu) 自然、神與(yu) 人、自然與(yu) 神的概念之間有著眾(zhong) 多分歧，它們(men) 分別被視為(wei) 兩(liang) 種完全不同實體(ti) 的絕對分支，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共通之處。

《易經》所體(ti) 現的陰陽辯證思想本質上屬於(yu) 一種非二元論，對於(yu) 當今世界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yi) 。按照《易經》的思想精髓，折衷與(yu) 和解的精神應成為(wei) 國與(yu) 國交往所奉行的外交態度與(yu) 相處之道，遺憾的是現實中的國際關(guan) 係遠非如此。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eibuhr）所持有的悲觀理念，任何形式的美德都與(yu) 現代國際關(guan) 係無關(guan) ，源於(yu) 人性的自私動機和國家對爭(zheng) 奪強權的追求，使得鬥爭(zheng) 和衝(chong) 突成為(wei) 現代國際關(guan) 係的基本特征。如果各國能夠認識到中國典籍《易經》的重要價(jia) 值，能夠將陰陽論所揭示的妥協、調和、和諧的自然法則作為(wei) 國與(yu) 國交往的基本原則，人類將會(hui) 迎來更加美好、和平、光明的明天。

世界曆史證明中華文明的和平性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您曾說，古代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為(wei) 富有和強大的國家之一，今日中國有能力再次成為(wei) 最先進、最富裕、最文明的國家。您認為(wei) 中國湧現出多個(ge) 繁華盛世的原因是什麽(me) ？

艾愷：中國古代史好似一條璀璨長河，不少朝代都穩居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位，其繁華程度令世界豔羨，比同時期的其他國家都更為(wei) 文明先進。以古代中國最輝煌強盛的朝代之一漢朝為(wei) 例，我認為(wei) 以下幾點客觀且可量化的因素可以用來衡量和佐證古代中國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第一個(ge) 指標是人口規模，這是衡量一個(ge) 國度繁榮與(yu) 否及其社會(hui) 發展程度的最直觀的指標之一。如果某種社會(hui) 製度行不通，生活在這種製度體(ti) 係之中的人口就會(hui) 減少甚至消亡。如果某種社會(hui) 製度行之有效，與(yu) 這一製度相伴隨的將是人口繁衍和人口增長。這一點基本上適用於(yu) 任何時代。早在公元前200年，中國的漢朝已經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擁有全球最為(wei) 龐大的人類群體(ti) 。羅馬帝國在鼎盛時期，無論是領土麵積還是人口規模，都遠遠小於(yu) 漢朝。亞(ya) 曆山大帝國堪稱世界級帝國，雖存在時間短暫卻擁有輝煌功績，然而其人口規模仍然不及漢朝。波斯帝國是世界史上第一個(ge) 橫跨亞(ya) 歐非的帝國，但在人口方麵也無法與(yu) 漢朝相媲美。

第二個(ge) 指標是技術發展，包括社會(hui) 生產(chan) 技術和日常生活技術等各種類型的技術。早在戰國時期，中國鐵器技術就有著廣泛的使用範圍。到了漢朝，鐵器技術於(yu) 社會(hui) 各領域得到了大規模推廣與(yu) 普及，在當時的世界遙遙領先，且這一技術的傳(chuan) 播速度比同時期的地中海沿岸國家更快。其中一個(ge) 原因是，當時的地中海文明仍然以奴隸製為(wei) 經濟基礎，大量土地為(wei) 貴族階級所占有，土地無法自由流轉和買(mai) 賣，因此缺失催生鐵器技術的客觀社會(hui) 土壤。到了漢朝，貴族的力量已經十分薄弱，同時朝廷允許土地流轉和買(mai) 賣，這意味著公平自由的商業(ye) 競爭(zheng) ，這種競爭(zheng) 驅使土地所有者追求鐵器生產(chan) 技術等先進技術的提升。這是漢朝鐵器技術迅速傳(chuan) 播的一個(ge) 重要因素。

第三個(ge) 指標是基本經濟水準，即物質生產(chan) 水平。早在春秋時期，中國的奴隸製經濟隨著井田製的發展開始逐步瓦解，在戰國時期正式形成了封建經濟，而同時期的歐洲地區卻以相對落後的奴隸製經濟為(wei) 主。到了漢朝，中國的社會(hui) 經濟水平已經遠高於(yu) 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國家。此外，在中國，出現商品生產(chan) 的時間節點也要早於(yu) 地中海地區。10—12世紀，名為(wei) 交子的紙幣作為(wei) 紙質金融工具開始在北宋使用，中國成為(wei) 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到了16世紀，幾乎所有商品在中國都已擁有較為(wei) 廣闊的市場。

第四個(ge) 指標是政府機製的效力，即政府（朝廷）的有效性。在這方麵，漢朝顯然遠遠優(you) 於(yu) 羅馬帝國。秦朝一統天下，采用郡縣製，標誌著官僚製度開始建立。漢朝基本沿襲秦朝的政府組織結構，由於(yu) 其政治機製的卓越性和高效性，漢朝的疆域能夠擴張到更遠的地區，並將更多的人聚集在屬於(yu) 朝廷管理的同一個(ge) 政治單位之下。漢朝官僚製度的鞏固使得國家擁有完善的中央集權官僚體(ti) 係，負責管理國家各個(ge) 地區。而同時期的羅馬帝國主要由地方勢力聯盟構成，羅馬並未通過一個(ge) 官僚係統直接管理整個(ge) 帝國，對地方特定區域沒有直接控製權，這直接導致其政府管理機製效力低下。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西方傳(chuan) 統的曆史敘事認為(wei) ，中華文明長期領先於(yu) 西方文明，這種優(you) 勢一直維持到近代，直至以科學技術為(wei) 主導的西方文明開始在世界範圍內(nei) 殖民擴張。對此，您如何解讀？

艾愷：漢朝之後，中國曆史上再次湧現出類似唐朝的開元盛世，之後的幾個(ge) 世紀裏，中華文明在世界版圖上的種種優(you) 勢並未消失。學界主流觀點認為(wei) ，一直到17世紀西歐社會(hui) 經曆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等重大事件後發生巨大變革，中華文明長期以來的優(you) 勢“光環”才褪去。18世紀，以英國為(wei) 首的歐洲國家掀起了工業(ye) 革命熱潮，科學技術進步為(wei) 歐洲工業(ye) 發展帶去前所未有的機遇，中華文明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影響力開始有所減弱。

最近，有學者在研究中將世界史中歐洲國家超越中國的時間節點向後推移了許多。例如，彭慕蘭(lan) （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The Great pergence）中指出，中國與(yu) 近代西歐拉開差距的“大分流”時間出現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另有研究數據估計，至少在19世紀中葉之前，中華文明對世界上眾(zhong) 多人口的生活觀與(yu) 價(jia) 值觀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世界範圍內(nei) 受中華文明影響和塑造的人數是其他任何可識別文明的5倍之多。

眾(zhong) 所周知，13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對中國的經濟發達程度、政府機構設置的完善性和商業(ye) 機製的成熟度曾感到深深震撼。當我們(men) 把目光轉移至15世紀早期，另一個(ge) 可以用來比較歐洲文明與(yu) 中國文明的例子是堪稱世界航海史奇跡的鄭和下西洋，在向海外諸國傳(chuan) 播先進中華文明的同時，它拉開了人類走向遠洋的序幕。鄭和帶領著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dong) 海岸。令人讚歎的是，船隊有能力生產(chan) 食物，幾乎完全可以自給自足，而船隊所使用的明朝造船技術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造船技術至少先進一百年。此外，這些多達27000人的龐大船隊的成功不僅(jin) 是造船技術、海軍(jun) 力量、航海術優(you) 越性的標誌，更多地表明了明朝擁有能夠創造這些技術的巨大社會(hui) 財富，以及能夠調動各類航海資源並實現遠距離航行的政府機製效率。除了中國，當時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國家可以達到如此登峰造極的航海成就。

人們(men) 常常將鄭和下西洋與(yu) 哥倫(lun) 布發現新大陸進行比較。首先，哥倫(lun) 布的航行要晚得多，大約在鄭和下西洋80餘(yu) 年後才進行。其次，哥倫(lun) 布在大西洋上的航行距離要短得多。再次，在航海裝備方麵，鄭和船隊遠優(you) 於(yu) 哥倫(lun) 布船隊。哥倫(lun) 布船隊擁有三艘船，其中最大的“聖瑪利亞(ya) 號”隻有鄭和“寶船”的五分之一大小，這一數據對比相當引人注目。

16世紀中期，出於(yu) 侵略英國的野心，西班牙帝國組建了一隻大型艦隊，即著名的無敵艦隊，艦隊全部由軍(jun) 人組成。在無敵艦隊從(cong) 葡萄牙出發征服入侵英國的遠征途中，由於(yu) 無法對抗疾病、惡劣天氣等原因而中斷航行並以慘烈失敗告終。相比之下，鄭和船隊從(cong) 中國進入波斯灣，戰勝了航行途中的種種不利因素，最終順利到達非洲東(dong) 海岸。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鄭和船隊是無與(yu) 倫(lun) 比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與(yu) 哥倫(lun) 布船隊、無敵艦隊等其他歐洲艦隊不同的是，鄭和船隊成員以工人和工匠為(wei) 主。這種主要由非軍(jun) 事人員組成，不以掠奪財富、海外殖民、執行軍(jun) 事任務為(wei) 目的的船隊在人類近代史甚至現代史上未曾再出現過。可以說，鄭和七下西洋不僅(jin) 展現了明朝強盛的國力，更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本質。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yi)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知識分子是思想文化的重要傳(chuan) 承者，您曾對中西方知識分子進行過對比，您認為(wei) 二者有何不同？

艾愷：如果我們(men) 仔細觀察，會(hui) 發現西方很多知識精英的思想基於(yu) 非此即彼的二元邏輯思維。例如，亨廷頓在冷戰這一世界曆史分水嶺事件之後提出文明衝(chong) 突論，並以此預測未來世界的文明形態。這種認為(wei) 文明衝(chong) 突將主宰全球政治的觀念契合了冷戰後人們(men) 對未來世界格局普遍焦慮的心態，因滿足了特定時代的趨勢而在國際社會(hui) 產(chan) 生廣泛影響。然而，曆史發展規律和人類文明發展潮流已經證明了文明衝(chong) 突論的錯誤。

中國傳(chuan) 統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思維、品格、氣質與(yu) 西方傳(chuan) 統知識分子有著很大不同。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折衷主義(yi) 的情懷，一種調和與(yu) 不偏不倚的精神，也即孟子所言的中庸之道。對待不同的文化觀點，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持有一種兼容並包的開放心態。

我認為(wei) ，這種心態可以追溯到中國思想繁盛的先秦時期。眾(zhong) 所周知，先秦時期思想高度發達，出現了流派紛呈、百家爭(zheng) 鳴的盛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多思想學派和諸子學說百花齊放。值得一提的是，各個(ge) 學派的代表人物更多是獨立思想家，而不隻是某學派的成員。如果你是某個(ge) 學派大師的徒弟，你也可以探索其他學派的思想。“百花齊放”中的“齊”意味著同質性或統一性，這種性質反映在文化上即為(wei) 融合的傾(qing) 向。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對此您如何評論？

艾愷：我十分讚賞中國政府近年來致力於(yu) 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的這種努力，並在文化領域堅定支持習(xi) 近平主席的決(jue) 策。我認為(wei) ，從(cong) 整體(ti) 和長遠的角度來看，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和發展對於(yu) 中國未來和世界走向都大有裨益。

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世所罕見，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奇跡，也遠遠超出了主流經濟學家的預期。美國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裏·貝克爾（Gary Becker）曾提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在課堂上教授的任何東(dong) 西都不足以預測中國經濟的驚人崛起。我認為(wei) ，這種崛起與(yu) 中國深厚的傳(chuan) 統文化根基密不可分。

事實上，在預測經濟增長的時候考慮到文化因素，預測結果才能更為(wei) 準確。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間，韓國和新加坡也曾實現經濟增長奇跡，而且未曾經曆西方所經曆的大規模社會(hui) 動蕩。研究發現，兩(liang) 國的共同特征即為(wei) 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然而經濟學家在進行預測時往往不考慮文化因素，他們(men) 很少意識到文化對於(yu) 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今天，中華傳(chuan) 統思想中所包含的仁愛、禮節、孝道、親(qin) 族主義(yi) 、敬畏祖先等“聖賢之道”，所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無論是對於(yu) 中國達成和諧社會(hui) 建設的目標，還是對於(yu) 全世界實現更加和平、美好、繁榮的未來，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