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甦平 著《中韓日儒學實論》出版

書(shu) 名：《中韓日儒學實論》

作者：李甦平

出版社：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推薦語】

中韓日儒學之源流及交涉。第一，儒學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脈。中國儒學經多種渠道傳(chuan) 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形成了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第二，由中國傳(chuan) 入的儒家文化與(yu) 韓國和日本的本土文化、社風民俗相融合之後，便產(chan) 生了與(yu) 中國儒學不同的、獨具特色的儒學，這就是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第三，中國儒學是源，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是流。第四，中國儒學、韓國儒學、日本儒學以其各自耀眼的特色，彰顯了東(dong) 亞(ya) 三國儒學的多樣性和豐(feng) 富性；同時，它們(men) 又以其突出的共性而有別於(yu)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南亞(ya) 的佛教文化，凸顯了東(dong) 亞(ya) 三國儒學的社會(hui) 性和世俗性。作者積多年學術之功提出本書(shu) 的核心觀點，中國儒學的基本特征是“以仁為(wei) 體(ti) ”；韓國儒學的基本特征是“重情重實”；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是“化體(ti) 為(wei) 用”，由此成就中韓日儒學研究的力作。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的主旨內(nei) 容是對中韓日儒學哲學本質的研究，由緒論、三章、附錄構成。緒論部分闡述了作者之所以撰寫(xie) 這部書(shu) 的因緣。正文三章對中韓日儒學哲學本質的特點以及這種特點對各自社會(hui) 發展的影響和作用進行分析。其中章“以仁為(wei) 體(ti) ”的中國儒學揭示了“仁學”作為(wei) 中國儒學“基因”的本根性和本體(ti) 性及其在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的價(jia) 值。第二章“重情重實”的韓國儒學指出了情（四端七情）和實（實學）凸顯了韓國儒學的哲學本質並對韓國社會(hui) 的近代化起了導向作用。第三章“化體(ti) 為(wei) 用”的日本儒學剖析了尚形而下性為(wei) 日本儒學的基本哲學形態及日本民族重實踐、重實效、重事功的品格。附錄部分詳敘了作者的學術生涯。

【作者簡介】

李甦平，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專(zhuan) 攻中國、韓國、日本儒學研究。已出版有關(guan) 東(dong) 亞(ya) 儒學著作22部（獨著13部、主編6部、合著3部）。其中主編的《東(dong) 方哲學史》（5卷本、300萬(wan) 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013年獲國家第三屆圖書(shu) 獎之提名獎，2016年獲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優(you) 秀著作一等獎。獨著《韓國儒學史》（54萬(wan) 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013年獲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優(you) 秀著作三等獎。

【目錄】

緒論  釋名

  第一節  緣起

  第二節  釋“實”

  第三節  釋“稱謂”

第一章  “以仁為(wei) 體(ti) ”的中國儒學

  第一節  中國儒學的基因

  第二節  作為(wei) 中國儒學基因的孔孟儒學

  第三節  洛閩儒學的“仁本體(ti) ”建構

  第四節  陽明儒學的“仁本體(ti) ”建構

第二章  “重情重實”的韓國儒學

  第一節  韓國儒學的氣質

  第二節  彰顯韓國儒學特色的朱子學

  第三節  促進韓國社會(hui) 近代化的實學

  第四節  發揚韓國氣學的陽明學

第三章  “化體(ti) 為(wei) 用”的日本儒學

  第一節  日本儒學的品格

  第二節  偏離朱子的朱子學

  第三節  化“道”為(wei) “用”的古學

  第四節  貴重實行的陽明學

附錄——李甦平研究員訪談錄

參考文獻

緣起

我之所以能夠在70多歲提筆寫(xie) 這部書(shu) ，是緣於(yu) 我的兩(liang) 位學術友人。一位是我的學術同仁洪軍(jun) 教授，另一位是我的學術諍友周貴華教授。

20世紀80至90年代，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中國哲學教研室工作。教研室的老前輩石峻（1916—1999）教授以他高遠的學術見識，認為(wei) “中國哲學在韓國和日本的傳(chuan) 播及發展是將來的一個(ge) 重要研究課題”。於(yu) 是，石公（我們(men) 對石峻先生的尊稱）對我說：“你是教研室最年輕的，去學習(xi) 學習(xi) 日文，把研究重點放到日本哲學方麵。”按照石公的教導，我一方麵努力學習(xi) 日文，另一方麵把朱謙之先生撰寫(xie) 的《日本哲學史》《日本朱子學》《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等有關(guan) 書(shu) 籍複印（當時買(mai) 不到這些書(shu) ），認真學習(xi)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決(jue) 定給碩士班開設“東(dong) 方哲學”課程。當時，石公給學生講授“印度哲學”，我給學生講授“日本哲學”。經過幾年的艱辛磨礪：學習(xi) 授課、請教，在中哲室方立天教授、張立文教授等前輩老師的教導、幫助下，1992年我的第三部學術著作——《聖人與(yu) 武士：中日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之比較》出版問世。在這部書(shu) 中我以“忠”“理”“氣”“知行”“道”“性”“人”七個(ge) 中日哲學範疇為(wei) “綱”，對中日哲學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並對中日文化模式進行了比較分析。今天看起來，這部書(shu) 雖有隔靴搔癢之弊，但它確實是我國學術界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在日本的傳(chuan) 播、發展及比較研究的較早的一部學術著作。

1993年6月至1994年6月，我在日本東(dong) 京大學法學部做了一年的客座研究員。這一年的學習(xi) 與(yu) 研究，我不僅(jin) 對日本政治思想史有了進一步了解，而且認識到了要深入了解日本哲學，就必須對韓國哲學有所了解。於(yu) 是，1994年回國後，我又在韓國大使館的韓國文化院舉(ju) 辦的韓國語學習(xi) 班學習(xi) 韓文。在學習(xi) 韓文的同時也努力學習(xi) 、研究韓國哲學，並於(yu) 2009年出版了關(guan) 於(yu) 韓國儒學的《韓國儒學史》。

1995年9月，我從(cong) 中國人民大學調入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東(dong) 方哲學研究室工作。由於(yu) 工作的需要，我主要側(ce) 重於(yu) 韓國哲學研究。

因韓國哲學之緣，我認識了洪軍(jun) 教授。從(cong) 人品來說，我認識的洪軍(jun) 教授是一位謙謙君子，在榮譽、評職稱方麵他總是讓人於(yu) 先；從(cong) 學品來看，我了解的洪軍(jun) 博士是一位優(you) 秀的學者，不僅(jin) 精通韓文和日文，而且學風嚴(yan) 謹，成果豐(feng) 碩。為(wei) 此，我很喜歡與(yu) 他談論學問。

大約是在2015年，有次我在與(yu) 洪軍(jun) 教授談論韓國哲學時，他突然對我說：“李老師，您那本《聖人與(yu) 武士：中日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之比較》，我以前讀過，現在很難買(mai) 到了。能否和出版社說說再版一次。”聽了他的話，我感到挺意外。自1992年那本書(shu) 出版之後，我又出版了十多部著作，那本書(shu) 印象不很深刻了。但也許是機緣，繼洪軍(jun) 教授提出再版《聖人與(yu) 武士：中日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之比較》後，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郭連友教授打電話給我，讓我去給他們(men) 中心的博士班、碩士班學生講授日本哲學，並提出以《聖人與(yu) 武士：中日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之比較》作為(wei) 基本教材。繼而，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青教授又提出將《聖人與(yu) 武士：中日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之比較》作為(wei) 她博士生的學習(xi) 教材，隻是苦於(yu) 買(mai) 不到書(shu) 。

聽了他們(men) 的言談後，我從(cong) 書(shu) 櫃中取出那本《聖人與(yu) 武士：中日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之比較》又認真地看了幾遍，心想：如果隻想簡單地再版，不合適。在21世紀的今天，許多在日本攻讀日本曆史、日本文化、日本思想史的博士相繼回國並帶回了新的資料和新的學術觀點，我應該認真學習(xi) 和研究，進而將這些資料和觀點充實到今後的著作中。而且，在21世紀的當下中國學術界對韓國哲學，尤其是韓國儒學的研究正當方興(xing) 未艾之際。所以，我應該寫(xie) 一部關(guan) 於(yu) 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儒學研究的專(zhuan) 著。大方向已定，但以什麽(me) 為(wei) 突破口呢？即這部書(shu) 的“綱目”是什麽(me) ？這又成為(wei) 我冥思苦想的一個(ge) 問題。替我為(wei) 這個(ge) 問題找到答案的人，就是周貴華教授。

周貴華教授大學學的是理工科，在邏輯思維方麵比我們(men) 這些學文科的人更加嚴(yan) 謹、細密。而且，周教授的批判思維較強，我們(men) 在一起談論學術問題時，爭(zheng) 論總是多於(yu) 首肯。但每一次爭(zheng) 論後，我總感到頗有啟示和收獲。記得有一次周貴華教授很誠懇地對我說：“李老師，你研究中韓日儒學三十年了。最後應該寫(xie) 一部書(shu) 提綱挈領地將中國、韓國、日本儒學的基本特點，從(cong) 理論高度總結出來。”他的這番話，對我來說如醍醐灌頂。於(yu) 是，我將中國、韓國、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作為(wei) 本書(shu) 的主題。

圍繞這一主題，我認真思考中韓日三國儒學的基本特點。其中，對我來說最困惑的就是關(guan) 於(yu) 中國儒學的基本特點。一是因為(wei) 我主要側(ce) 重於(yu) 韓國和日本儒學的研究，對中國儒學研究關(guan) 注較少，二是因為(wei) 關(guan) 於(yu) 中國儒學研究的觀點多、著作豐(feng) ，很難從(cong) 中把握其要領。一天，山東(dong) 大學副教授李海濤博士（他是一位優(you) 秀的青年學者）寄給我一本書(shu) 。打開一看，是陳來教授的大作《新原仁——仁學本體(ti) 論》。在這部書(shu) 中，陳來教授從(cong) 仁學視角出發，重新梳理了中國哲學史，溯源求本，究根明體(ti) ，構建了一套中國仁學哲學體(ti) 係。誠如陳來教授自己所言：“本書(shu) 可謂‘新原仁’之書(shu) ……在推究其根本，闡明其本體(ti) 義(yi) 。”我以為(wei) 這部《新原仁——仁學本體(ti) 論》可謂對中國儒學根本特點進行闡述的經典之作。為(wei) 此，我將“以仁為(wei) 體(ti) ”作為(wei) 中國儒學的本質特征。

關(guan) 於(yu) 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我認為(wei) 是“實踐性”“經驗性”“實證”“實行”等，但又總覺得這些提法不夠本質，欠深度。又一次要感謝李海濤博士，也可能是冥冥中我們(men) 的師生因緣，他寄給我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東(dong) 北師範大學副校長、日本東(dong) 京大學博士韓東(dong) 育教授。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化道為(wei) 術”與(yu) 日本哲學傳(chuan) 統》。其中的“化道為(wei) 術”四個(ge) 字似一道閃電在我眼前一亮，靈感立即產(chan) 生。不過，在對日本儒學詳細解讀後，感到“化道為(wei) 術”四個(ge) 字還不能涵蓋整個(ge) 日本儒學的根本特征。不久，我又讀到了吳震教授的力作《東(dong) 亞(ya) 儒學問題新探》（2018年出版）。其中，關(guan) 於(yu) 對日本古學派荻生徂徠思想的評價(jia) ——“道的‘去形上化’”一語，使我再次確認日本儒學“尚形而下”的特性。進而，在反複思考、斟酌後，決(jue) 定用“化體(ti) 為(wei) 用”作為(wei) 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

由於(yu) 我寫(xie) 過《韓國儒學史》這部書(shu) ，該書(shu) 緒論中，我將韓國儒學的特性歸納為(wei) “重情”“重氣”“重實”三大特點。2009年《韓國儒學史》出版後，就這三個(ge) 特點，有同意者，亦有持有疑問者，但大部分學者對此表現出了很大興(xing) 趣。在考慮中韓學者的意見後，本書(shu) 在此基礎上稍有調整。“四端七情”之辯貫穿整個(ge) 韓國儒學史，而且這場論辯範圍之廣、內(nei) 容之細、時間之久，在中日儒學史上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再有，韓國儒學史上出現的“實學”對韓國曆史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這在中日儒學史上也未出現過。故我將韓國儒學的本質特點歸結為(wei) “重情重實”。

我寫(xie) 這部書(shu) 的緣由除了從(cong) 哲學理論上探求中國、韓國、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之外，還由於(yu) 作為(wei) 一名21世紀新時代的儒學研究者應該努力思索中韓日儒學基本特征的時代價(jia) 值。這也是中國儒學的傳(chuan) 統。

“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hui) ，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nei) 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wei) 我國家致太平，我億(yi) 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

這是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新原人》自序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表明了馮(feng) 先生在中國抗日戰爭(zheng) 之時、民族存亡之際，之所以寫(xie) 作《新原人》的心聲。

張立文教授之所以撰寫(xie) 《和合學：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是出於(yu) 他認為(wei) 21世紀人類社會(hui) 麵臨(lin) 五大危機，而為(wei) 了化解這五大危機，故創建了他的“和合學”。

牟鍾鑒教授作《新仁學構想——愛的追尋》，是由於(yu) 他認為(wei) “新仁學”與(yu) 當代社會(hui) 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公民道德、國民教育、生態文明具有密切關(guan) 聯。

陳來教授創作《新原仁——仁學本體(ti) 論》，其創作緣由，他在該書(shu) “緒言”中作了明晰的闡述。他在轉引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新原人》自序中的一段引文後說：“馮(feng) 先生的這幾句話，寫(xie) 於(yu) 抗戰之中，今天的中國已經與(yu) 七十年前大不同，已經挺胸走在民族複興(xing) 的大路上，但馮(feng) 先生的話，隻要把‘值貞元之會(hui) ，當絕續之交’略改動為(wei) ‘值元亨之會(hui) ，當複興(xing) 之時’，可以完全表達我們(men) 身處‘由元向亨’時代的心情。”

我之所以要考察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儒學各自的特征，一方麵是為(wei) 了探求儒學哲學形態的多樣性以及這種多樣性形成的曆史、社會(hui) 、文化原因，另一方麵也是為(wei) 了尋求作為(wei) 貫穿中國、韓國、日本三國的儒學對於(yu)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影響和作用。“以仁為(wei) 體(ti) ”的中國儒學、“重情重實”的韓國儒學、“化體(ti) 為(wei) 用”的日本儒學以三種相殊的哲學形態凸顯了三國儒學各自的基本特征，而具有這三種特征的儒學對中韓日各自社會(hui) 的發展亦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仁學”可以視為(wei) 中國儒學的基因。在這一基因的影響下，中華民族以仁義(yi) 、禮信、博愛、智慧著稱於(yu) 世。在曆史上，曾書(shu) 寫(xie) 過燦爛輝煌；在今天，仍然是民族複興(xing) 的一種寶貴資源。韓國由於(yu) 曆史上的“士禍”之亂(luan) ，探求人性之根源——“性情”成為(wei) 韓國儒學的義(yi) 務。這種義(yi) 務漸演為(wei) 韓民族的一種“義(yi) 理”精神，即在國家和民族麵臨(lin) 危難之際表現出的視死如歸的忠烈精神，在日本帝國主義(yi) 侵略之際表現出的為(wei) 挺立民族脊梁的主體(ti) 精神，在個(ge) 人道德修養(yang) 方麵表現出的對真善美追求的仁義(yi) 精神。16世紀末至19世紀中興(xing) 起的韓國“實學”提倡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實事求是、開放對外貿易、促進工商業(ye) 發展，使韓國社會(hui) 由前近代邁向近代。日本民族的思維模式重形而下，化“道”為(wei) “術”、視“體(ti) ”為(wei) “用”，由此重實踐、重實效、重事功成為(wei) 日本的優(you) 勢。在這一優(you) 勢的主導下，日本成為(wei) 亞(ya) 洲最早的工業(ye) 先進發達國家。

雖然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儒學表現出的哲學形態各異，但其基礎相同。在東(dong) 亞(ya) 儒學史上，中國儒學傳(chuan) 入韓國，經韓國又傳(chuan) 入日本；當中國儒學演變為(wei) 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後又反向流向中國，對中國儒學產(chan) 生了一定的影響。可見，中韓日文化被儒學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中韓日儒學共同體(ti) 。在未來，願中韓日三國儒學共同體(ti) 能夠排除幹擾、衝(chong) 破障礙、求同存異，一起向未來。此乃吾心之所係。

以上是我決(jue) 定寫(xie) 這部書(shu) 的緣由以及我關(guan) 於(yu) 中國、韓國、日本儒學基礎特征的精要說明，這一精要說明構成了我的中韓日三國儒學觀的基本內(nei)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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