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共貫、多元一體(ti) ：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文明意義(yi)

作者：喬(qiao) 清舉(ju) （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初四日己卯

          耶穌2023年9月18日

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形成了數千年“九州共貫、多元一體(ti) 的大一統傳(chuan) 統”，“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wei) 一體(ti)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jue) 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luan) 、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jue) 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jue) 定了一個(ge) 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係。”這一講話昭示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特點，是理解中華文明傳(chuan) 統的精神氣質，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指南。

“大一統”理念在中華文明史上的意義(yi)

在曆史上，“大一統”的概念來自對《春秋》的解釋。《春秋》原為(wei) 魯國國史，因孔子晚年對它進行過編訂整理工作，故從(cong) 一部國別斷代史上升為(wei) 儒家權威經典五經之一。古人認為(wei) ，孔子編《春秋》，用寓褒貶於(yu) 一字的方法寄托了自己的“微言大義(yi) ”，所以解釋《春秋》，體(ti) 察孔子之意遂成為(wei) 儒學的一項重要工作。據傳(chuan) 說，孔子的弟子子夏傳(chuan) 授《春秋》給齊國人公羊高，高傳(chuan) 授《春秋公羊傳(chuan) 》，提出了“大一統”的概念。《春秋》的第一句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chuan) 》解釋說：“元年者何也？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句話中，“君”指魯隱公，“元”指隱公即位之年。“春”是一年季節的開始。“王”是周文王。“王正月”，指周代曆法的正月。用“王正月”，表明了“奉正朔”的文化觀念，即采用周代曆法，奉周天子為(wei) 天下共主。《春秋》何以特別地指出這一條？《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這表明了孔子重視天下一統的“大一統”思想。所謂“大一統”，今天來看其實質是重視政治秩序、文明秩序的統一，通過文明秩序的統一來保障政治秩序的統一，達到萬(wan) 邦協和、天下大同的局麵，具有積極的人類文明意義(yi) 。

“大一統”概念的提出，體(ti) 現了中華民族對自身文明的自覺。中國自古有越人、吳人、楚人、漢人、華夏、諸夏、夷狄等概念，而無“民族”概念。中國不是一個(ge) 歐洲意義(yi) 的近代（modern）或現代 “民族國家”，而是一個(ge) 以“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仁愛理念為(wei) 原則組成的文明共同體(ti) 。“宅茲(zi) 中國”。周天子居住的華夏地區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製高點、諸侯政權合法性的源頭。文明傳(chuan) 播的方向是從(cong) 高到低、由內(nei) 向外，原則是“用夏變夷”，而非“用夷變夏”。“變”不是種族屠殺搶占土地，而是以德“感”人，以文“化”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文明傳(chuan) 播的結果是邊緣族群不斷融入中國，成為(wei) 天下的一部分，共同形成“天下觀”“天下意識”。大一統原則高於(yu) 華夷之辨。《春秋》之義(yi) ，“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內(nei) 中國而外夷狄”，又承認“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在這種文明觀下，天下不是固定不變的政治建製，而是大一統的文化理念和文明追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天下一體(ti) 蘊涵族群共存，共存蘊涵和平。“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曆史上，團結統一始終是中華民族堅定的文化理念與(yu) 文明追求，而不限於(yu) 某種特定的政治架構。大一統的製度設計可以與(yu) 時偕行，而大一統的文化理念則始終如一。公羊高所說的一統，當指周代以天子為(wei) 天下共主的封邦建國（“封建”）的政治體(ti) 製秩序、孔子所說的“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的禮樂(le) 文明秩序。“封建”體(ti) 製在秦代為(wei) 中央集權製和郡縣製所代替。郡縣製具有超時代性，得到曆代繼承。董仲舒肯定大一統理念，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shu) ·王吉傳(chuan) 》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九州”乃《尚書(shu) ·禹貢》對上古中國的地理區劃，義(yi) 同於(yu) “中國”。在傳(chuan) 統“天下觀”下，中國各地不是形成獨立的“民族”意識，而是形成向往中心、向往文明的凝聚力，向內(nei) 凝聚的統一性追求。“中心—邊緣”非但不是離心結構，反而是向心結構，形成大一統的文化理念，使“天下”超越曆代王朝，孕育出普遍的“中華意識”“中國意識”。“中國”不僅(jin) 是一個(ge) 政治實體(ti) ，還是一種文化精神、文化意識、文明意識。文化和文明不僅(jin) 塑造了作為(wei) 某個(ge) 王朝的中國，也塑造了各個(ge) 王朝背後的“中國意識”，使之成為(wei) 一種超越地域、血緣和種族的文明力量、統一力量。“治國平天下”既是曆代文人的家國情懷，也是曆代王朝的文明追求。“邦畿千裏，維民所止”，“六合同風，四海一家”，“五星出東(dong) 方利中國”。王朝是特殊的，大一統則是普遍的。曆史上，“中國”表現為(wei) 不同王朝，但這些不同王朝都有一貫的“中國意識”“中華意識”，都自覺地維護中華文明；都以承擔“中國”為(wei) 其意識形態，把自己塑造為(wei) 正統；都有堅定的曆史連續意識，為(wei) 前朝修史。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分裂後重歸統一，在一個(ge) 王朝覆滅後又被新王朝擔負起來，文化被激活並再次繁榮，就是這種超越的文化和文明意識發揮了動力作用。以仁愛為(wei) 原則的文明自覺主動地塑造了不同於(yu) 近代民族國家的族群共同體(ti) 、文明共同體(ti) 。中國的統一具有牢固的文化和文明基礎。

“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及其在近代中國的形成

對中華文明而言，“民族”“民族國家”都是外來概念。西歐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後，各地民族意識覺醒，形成所謂“單一民族國家”，故英文“民族”（nation）又有“國家”之義(yi) 。民族國家的形成促進西歐近現代化進程的展開，推動了歐洲文明進步。但是，民族國家理念包含違背文明原則的“野蠻性”，其設定的國際關(guan) 係原則是地緣政治、實力均勢，平等是靠武力打出來的對等；實力不夠，妄談平等。所以，民族國家隨各自實力的消長周而複始地陷入戰爭(zheng) ，淪為(wei) 衝(chong) 突之源。西方文化給這種野蠻性包裹上科技、工業(ye) 、貿易等“文明”外衣，對發展落後的民族實施種族滅絕和殖民侵略。近代中國遭受的各種侵略掠奪，在“他塑”的曆史學或文明學話語體(ti) 係中即被視為(wei) 文明對於(yu) 野蠻的教訓與(yu) 征服。對於(yu) 近代先進的知識分子來說，西方國家、民族國家、發達國家、資本主義(yi) 國家、帝國主義(yi) 國家是一回事，學習(xi) 西方勢必從(cong) “文明共同體(ti) ”降格為(wei) “單一民族”、從(cong) 普遍降格為(wei) 特殊，從(cong) 世界主義(yi) 、大同主義(yi) 、大一統的天下觀降格為(wei) 民族國家觀。讓以仁義(yi) 為(wei) 原則的文明體(ti) 或文明共同體(ti) 降格為(wei) 民族國家，接受叢(cong) 林法則，豈不是從(cong) 文明退回野蠻？這是文明的墮落。中華民族對自己的文明有充分自信，不屑於(yu) 走殖民掠奪的帝國主義(yi) 路徑。近代中國學習(xi) 西方與(yu) 日本相比遲緩，原因即在於(yu) 此。

近代中國既要凝結“民族”意識，與(yu) 列強抗爭(zheng) ，又不能落入“民族國家”的陷阱。前人的探索艱矣難矣。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開始輸入“民族”概念，可謂近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他們(men) 同時也意識到，中國與(yu) 西歐各國不同，曆來不是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多族群和諧共存的文明共同體(ti) 。中國遭受侵略，並非漢人一族蒙難，也是滿蒙回藏各族群共同的危難。可以說，各民族“休戚與(yu) 共、榮辱與(yu) 共、生死與(yu) 共、命運與(yu) 共”，是中國近代史的真實寫(xie) 照。20世紀初，梁啟超首先使用“中華民族”概念。1913年初，蒙古西部22部為(wei) 反分裂通電全國：“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當一體(ti) 出力，維持民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yi) 開始吞並中國，進一步刺激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覺醒。《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於(yu) 盧溝橋事變次日發表抗戰宣言，提出“中華民族危急”，兩(liang) 處“中華民族”都指境內(nei) 各民族也就是“全民族”。學者如顧頡剛等人發表文章，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ge) ”。可以說，近代以前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是自在地存在的；在近代以來各族人民共同抵禦外侮的過程中，中華民族成為(wei) 自覺的存在。民族共同體(ti) 意識進一步增強了“中國”“中華”“中華文明”自強不息的內(nei) 在生命力。

“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是人類治理方式的創新

“大一統”的文化傳(chuan) 統涵養(yang) 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創新，為(wei) 人類處理不同民族之間的關(guan) 係樹立了典範，構成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特色內(nei) 容。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men) 通過民族識別確定了56個(ge) 民族。基於(yu) 民族現狀和發展實際，“順應向內(nei) 凝聚、多元一體(ti) 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chuan) 統”，我們(men) “沒有搞聯邦製、邦聯製”，而是“確立了單一製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這一治理體(ti) 係是“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chuan) 統，‘兼容並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鞏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格局。多元構成一體(ti) ，一體(ti) 方有多元。“一體(ti) 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liang) 者辯證統一”，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內(nei) 涵。

單一製和民族區域自治的治理體(ti) 係空前地提高了各少數民族的地位，推進了民族平等，維護了各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豐(feng) 富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同時，這一治理體(ti) 係在推動國家通用語普及、中華文化浸潤各民族，建立共同的文化認同，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等方麵也發揮了巨大作用，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團結統一。實現現代化，過上美好生活是人類曆史的發展方向，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願望和基本權利。這一治理體(ti) 係推動了各民族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同步前進，保障了各民族實現現代化的權利；同時，各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共同構成了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不斷創造著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在人類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人類文明的格局、曆史和中國的實踐證明，單一製和民族區域自治相結合的國家治理方式體(ti) 現了中華文明傳(chuan) 統的道義(yi) 性特質，開創了人類國家治理的新模式，具有無比強大的發展動力、無比廣闊的發展前途，符合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是我們(men) 可以對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擁有自信的根本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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