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行禮：名號與(yu) 北魏王朝的轉型

作者：郭碩（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北魏時代的名號變遷與(yu) 國家社會(hui) 轉型研究”負責人、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十二日丁亥

          耶穌2023年9月26日

“先正名而得行禮”。“名號”作為(wei) 一種簡潔的語言符號進入王朝的政治生活，並進一步使王朝的文化觀念和理念得到延續、認同和再生，從(cong) 而讓本不具備穩定性的治理手段製度化、規範化。而北魏時代出現的各種名號，不僅(jin) 是對自身政治理想的表達與(yu) 權力關(guan) 係的宣示，更映射出北魏政權對統治區域內(nei) 各種力量的整合以及社會(hui) 對這種整合的反饋，對中國曆史發展的整體(ti) 性和延續性也起著重要作用。

地域特色名號背後的觀念轉型

“代”“魏”與(yu) “中京”，是代國時代、平城時代、洛陽時代的代表性名號，各自帶有濃鬱的地域特征。

代國時代的拓跋氏，是中國古代遊牧與(yu) 農(nong) 耕區域交界地帶一支以武力稱雄的勢力。“代”的國號，來自西晉給予拓跋部首領“代公”“代王”爵號的封授。自猗盧到什翼犍數代經營，代地的立國基礎已然粗具，代國也成為(wei) 十六國時代不可忽略的一股勢力。改國號為(wei) “魏”以後，平城仍長期享有“代都”之名，作為(wei) 地域名號的“代”也有著極大的影響。至《魏書(shu) 》成書(shu) 時，代國時代進入拓跋統治集團的傳(chuan) 主還都被加上“代人”的地域標簽，不論其是本就源於(yu) 拓跋部，還是莫題、燕鳳、許謙等入代漢人。

在道武帝擊潰後燕取得河北“魏土”以後，拓跋政權成為(wei) 跨據代魏地域的割據型政權，遂以河北地域之名“魏”為(wei) 其“大名”。鄴城曾為(wei) 曹魏國都並長期為(wei) 魏郡郡治，北魏也在此新設含有輔佐之義(yi) 的“相州”，成為(wei) 王朝的副中心。雖有數次遷都鄴城的動議，但直到遷洛以前都未付諸實踐。代都平城為(wei) 主，鄴城為(wei) 輔的格局延續近百年之久。太武帝將北方各地的割據政權盡數擊滅，實現了北方的統一，代—魏雙中心的格局也未曾改變。出自“魏土”的河北士人也與(yu) “代人”一起，構成了北魏統治集團的核心。從(cong) 出土材料可見，“代”“魏”國號曾經長期並存，這也是代—魏雙中心格局的反映。

隨著關(guan) 中、河西的士人由於(yu) 政權的覆滅進入平城，數批失意的南方士人降魏，代—魏格局中的河北士人勢力也逐漸被稀釋。到孝文帝時代，以皇室為(wei) 核心的“代人”文化素養(yang) 有了質的提升，而魏土士人也無法再獨擅士人領袖之名，代人與(yu) 魏人之間的區隔漸趨泯滅。孝文帝強調北魏“卜遷中京，垂美無窮”，甚至在可考的數方皇家碑刻中放棄了“太和”年號而逕以“遷中”紀年，恰好反映了“中”對於(yu) 北魏政權的意義(yi) 。遷都“天下之中”洛陽的象征意義(yi) ，正是北魏越過“五胡十六國”時代，走向“規模周漢”的中原王朝的必要條件。

從(cong) 西晉末年受封“代”國到孝文帝“移構中京”，北魏王朝也在延續發展過程中完成了轉型。借用陳寅恪先生的“本位”一詞，北魏王朝從(cong) “代”到“魏”再到“中京”三個(ge) 時代，實現了從(cong) “代人本位”到“代魏區域本位”再向“中原本位”的轉型。這種轉型，不僅(jin) 體(ti) 現在北魏政權統治範圍的擴大，更重要的還有不斷擴大的觀念轉型。北魏統治者所麵臨(lin) 的任務，也不僅(jin) 是維持統治區域的穩定，更有對華夏地區久遠而豐(feng) 富的統治經驗的借鑒。

■北魏孝文帝《吊比幹碑文》以“遷中”紀年。作者/供圖

治道變革與(yu) 文化重構

北魏統治者對華夏文明的接受與(yu) 重構，是從(cong) 特定時代的需要出發，有意識地進行取舍並運用於(yu) 國家治理實踐中，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名號這種簡潔的符號，恰好成為(wei) 宣示“治道”與(yu) “治術”的極佳工具。北魏一朝的各類名號，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也顯現出不同的文化色彩。

北魏早期特別是道武帝時代，道家文化較早進入北魏統治集團，無論是道武帝使用過的“真人”號還是明元帝追尊的“道武”諡號，都具有鮮明的道家特色。“道”字入諡既不見於(yu) 諡法，曆朝也無先例。通過研究幾種史料還原的改諡詔書(shu) 可發現，以“道”為(wei) 諡的原因是“體(ti) 得一之玄遠，應自然之衝(chong) 妙”。其典源出《老子》，按王弼的解釋是“王所以為(wei) 主，其主之者一也”。由此可見，“道武”諡號不僅(jin) 是塑造權威的工具，也是對這一時期政治文化的總結。道武帝、明元帝時代的治理思想乃是隨君所需，各得所用，以華夏“君人南麵之術”塑造君主權威、保證君權有序傳(chuan) 遞也因之成為(wei) 政治文化之主流，故其時之名號也多側(ce) 重於(yu) 此。

在崔浩和寇謙之的主持下，太武帝使用了從(cong) “太平王”到“太平真君”數個(ge) 名號，後來更以“太平真君”為(wei) 年號，“親(qin) 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cong) 道家之色也。”太武帝“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ye) 大行”，道教“天師”號的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寇謙之的“清整道教”與(yu) “兼修儒教”，與(yu) 崔浩“偃武修文”的“太平”理想相合無間，道家的“以師為(wei) 教”就是崔浩文教理想的實施方式。崔浩與(yu) 太武帝亦師亦臣的君臣關(guan) 係，讓崔浩能利用寇謙之的新說以“帝師”之身份行文教之理想。然當時之北魏並不具備全麵實施“文教”的條件，崔氏終究也避免不了家族覆滅的悲劇。

孝文帝的“正名行禮”，重新議定德運、廟號等各種名號，名義(yi) 上接續漢晉正統王朝的儒家“禮治”之道，實則開辟了華夏製度與(yu) 文化融合之新格局。這個(ge) 時期重新塑造的諸多名號，對道武帝以來形成的“舊事”，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揚棄與(yu) 整合。孝文帝以強有力的君權推進文化變革，而李衝(chong) 、王肅等來自河西、江南之士人得與(yu) 河北舊士族一起，輔佐孝文帝實施儒家“正名行禮”的大業(ye) ，成就了“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的局麵。

“漢化”或者“華夏化”的趨勢實際上是五胡十六國政權的共性，最能體(ti) 現北魏相較於(yu) 十六國政權之優(you) 勢者，在於(yu) 采用之“治道”與(yu) “治術”貼合曆史發展之需要。北魏一朝改製名號所利用的華夏諸家學說，也具有北魏王朝所獨有的特色，熔鑄成全新的政治文化。

名號競爭(zheng) 與(yu) 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與(yu) 中國曆史上的統一政權不同，北魏政權的發展有一個(ge) 基本的背景，那便是南北政權長期對峙。北魏政權利用名號進行自我建構時，有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參照係統。一是橫向的參照係統，即與(yu) 之相對立的割據政權，主要是東(dong) 晉南朝，早期也可以包括十六國諸政權。二是縱向的參照係統，即本部族的曆史與(yu) 傳(chuan) 統。在南北政權長期互動與(yu) 競爭(zheng) 的背景下，相較於(yu) 所謂“拓跋舊製”，橫向的參照係統對於(yu) 代魏政權的影響要大得多。

“代”“魏”“鮮卑”“索頭”乃至“索虜”“魏虜”這些名號，在史書(shu) 中可謂司空見慣。北朝給予南朝的稱謂，比如“島夷”之類，也為(wei) 學者所熟知。這些名號不是從(cong) 來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dong) 晉南朝政權對拓跋魏的稱謂，其實是在不斷變化的。西晉就出現的“索頭”號，實際上就是當時拓跋氏的族稱。劉宋時期廣泛使用“索虜”號，或者單用“虜”字組成。“索虜”號是以“索頭”族稱加上“虜”字。“虜”字本非專(zhuan) 門針對北方民族政權的稱謂，曹魏對吳、蜀即廣泛稱之為(wei) “虜”，強調的其實是政權的敵對性。齊梁則多稱北魏“魏虜”，這表明南朝對北魏的稱謂已經不再包含拓跋部的族稱。在齊梁時代的史料中，用“鮮卑”等名號指稱北魏的情況也幾乎不再出現。這是南北對峙格局不斷變化的結果，也是南北文化交融不斷發展的結果。

拓跋氏最初可能隻是“帶著一個(ge) 不甚熟習(xi) 的稱號”在華夏的北境繁衍生息，也在與(yu) 其他部族的交往中發展。隨著新的稱號被加諸自身，拓跋政權要麽(me) 接受這種稱謂，要麽(me) 自立新的名號以應對。“魏”國號的確定，史書(shu) 就明確記載其直接原因是“時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新名號的使用，無疑會(hui) 塑造新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和其他因素一起，刺激著代魏政權向華夏文化靠攏，從(cong) 而重新塑造全新的文化觀念。北魏統一北方以後，逐漸以“中國”自居而以南朝為(wei) 僭偽(wei) 。孝文帝時期，恰逢南齊建立後遣使聘魏，便以齊地在魏而質疑南齊國號的合理性：“南國無複齊土，何故封齊？”與(yu) 一般印象中的南謂北為(wei) “索虜”，北指南為(wei) “島夷”不同，“島夷”稱號晚至《魏書(shu) 》成書(shu) 才定型。“島夷”號所代表的“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觀念，也在魏齊禪代之際正式形成。

正是因為(wei) 與(yu) 南方政權的交往和競爭(zheng) ，內(nei) 遷各族人群實現了與(yu) 華夏社會(hui) 的深層融合，也推動了華夏認同的強化與(yu) 國家統一的進程。隨著南北政權的相互稱謂越來越類似，南北政權的文化認同也越來越接近，南北統一在文化上的障礙也逐漸消失。北魏時代各族人群融入華夏的進程，加速了中華民族“滾雪球”式的向心發展。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形成過程中“從(cong) 華夏核心擴大而成漢族核心”的關(guan) 鍵一步。

名號在北魏時人的生活中可謂無處不在。名號的每次確定或重塑，往往會(hui) 成為(wei) 這個(ge) 時代政治文化的風向標。北魏政權的名號變遷尤為(wei) 複雜，在曆代政權中也更具典型性，更是各民族共同締造中華民族的典型事例。其留在曆史長河中的文化基因湮滅的曆史遺跡，在不同的時期都曾經起過各自不同的作用。如果把視角拓展到北魏以外的王朝，探尋名號等各種符號的作用，或許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