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家是如何看待孔子的

作者：胡兆東(dong)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

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主流思想，即“玄遠之學”。玄學以“祖述老莊”立論，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作“三玄”，專(zhuan) 門討論遠離具體(ti) 事物的“超言絕象”的本體(ti) 論問題。正如老子《道德經》說：“玄之又玄，眾(zhong) 妙之門。”許慎《說文》說：“玄，幽遠也。”據此可知，“玄”指的就是幽深玄遠的微妙之道，因此，玄學力圖體(ti) 現天地無窮奧妙的運化作用。

在我們(men) 以往的認知中，魏晉玄學家們(men) 一般曠達狂放、高蹈脫俗、不慕名利、遠離世事。他們(men) 服藥、飲酒、長嘯、裸身，在各種違背禮法、不為(wei) 世俗理解的活動中，都有他們(men) 的身影。那麽(me) ，他們(men) 一定就是排斥儒家禮法之教，反對孔孟仁義(yi) 之道的嗎？答案是否定的。通過細究可以發現，嵇康、王弼、郭象、皇侃等玄學家們(men) 不僅(jin) 不反對儒學，而且從(cong) 不同角度將儒家的仁義(yi) 之道與(yu) 道家的虛無思想和合在一起，在多方麵調和儒道，論證道家的“自然”與(yu) 儒家的“名教”二者的統一性。這突破了我們(men) 的“常識”。那麽(me) ，在玄學家們(men) 的心目中，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以及儒家聖賢的呢？我們(men) 可以以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形象變遷為(wei) 例，來看看玄學家們(men) 筆下的儒家聖賢是什麽(me) 樣的。

通過梳理，我們(men) 可以識別出玄學家們(men) 塑造了孔子的三種形象：兼愛濟物的君子、體(ti) 無應物的聖人、遊外冥內(nei) 的至人。這三種形象，基本可以代表玄學家們(men) 對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聖賢的基本態度。

兼愛濟物的君子

嵇康（224—263年）是三國時期曹魏的思想家、音樂(le) 家、文學家。提到嵇康，我們(men) 首先想到他是“竹林七賢”之一，善彈《廣陵散》；其次就是他的名句“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後人以此斷定，嵇康一定是排斥仁義(yi) 禮法、蔑視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名教的。我們(men) 翻檢他的著作，也能發現像“以六經為(wei) 蕪穢，以仁義(yi) 為(wei) 臭腐”這樣極度貶低儒家思想的言論。

嵇康畫像

但是在貶低儒家、菲薄孔子的同時，我們(men) 也能發現嵇康也曾極力讚美儒家聖賢，將三代聖王以及孔子的言行當做行為(wei) 處世的規範。在嵇康寫(xie) 給兒(er) 子的《家誡》中，談及的是如何秉持誌向，如何立身清遠，甚至還包括如何慎言、戒酒。這表明，“薄周孔”並不能概括嵇康認知中的孔子形象，那麽(me) 在這巨大的思想張力背後，真實情況是什麽(me) 樣的呢？

在嵇康代表作《與(yu) 山巨源絕交書(shu) 》中，嵇康說：“仲尼兼愛，不羞執鞭……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執鞭”指的是《論語·述而》中孔子所說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如不可求，從(cong) 吾所好。”就是說如果富貴合乎於(yu) 道就可以去追求，即使是給人執鞭的下等差事，我也願意去做。如果富貴不合乎於(yu) 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還是按照我的愛好去做事。嵇康在此想表明，孔子為(wei) 了追求道義(yi) ，即使去執鞭趕車都不會(hui) 感到羞愧，這就是君子想救世濟民的心意。在嵇康的表述中，孔子不是為(wei) 了追求富貴，不是為(wei) 了貪圖名聲，隻是為(wei) 了“濟物”——即救濟世人，而不惜受世人詬病。

嵇康還說：“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仲尼不假蓋於(yu) 子夏，護其短也……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假蓋”的故事來自於(yu) 《孔子家語·致思》，孔子要出門的時候發現沒有傘(san) ，他的弟子建議他向子夏借，孔子說：“子夏這個(ge) 人比較吝惜財物，我聽說和別人交往，要發揚別人的長處，規避別人的短處，這才是長久交往之道。”嵇康在這裏大力稱讚的是，人與(yu) 人相知相識，最珍貴的是察識彼此的天性，然後接濟、成全他。孔子不向子夏借傘(san) ，是為(wei) 了掩飾子夏的缺點，這可以說始終如一，是真正識人、知人的人了。

在嵇康的另一篇文章《答向子期難養(yang) 生論》中，有人詰難：“聖人窮究自然之理，探求人之本性，應該享有高壽，但唐堯隻有百餘(yu) 歲，孔子隻有70餘(yu) 歲，難道他們(men) 也是疏於(yu) 導養(yang) 嗎？”嵇康反駁說，唐堯、孔子雖然壽數有限，但這也是窮究自然之理，探求人之本性所致。孔子由於(yu) 天性使然，故而隻享年70餘(yu) 歲，而田父愚蠢至極，卻活了120歲，“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也就是說，要是能用孔子的至妙智慧去彌補田父的愚蠢，讓他活到一千歲也沒什麽(me) 奇怪的了。並且，“且凡聖人，有損己為(wei) 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孔子通過損害自己而救濟世人、啟蒙大眾(zhong) ，言為(wei) 人師，行為(wei) 世範，以天下為(wei) 己任，奔波辛勞以為(wei) 民請命。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men) 知道，在嵇康筆下，孔子是兼愛濟物的君子，是知人識人的良師，是窮理盡性的聖人，是為(wei) 民請命的楷範。那麽(me) 問題來了，孔子如此完美，嵇康為(wei) 什麽(me) 還要“薄周孔”呢？

這與(yu) 魏晉時代的政治大環境息息相關(guan) 。以司馬昭為(wei) 首的司馬氏集團一直想取曹魏而代之，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這種紛繁動蕩的政治環境中，儒家之聖賢形象成為(wei) 司馬氏集團排除異己、篡奪政權的工具，儒家之名教成為(wei) 輕薄小人追名逐利、謀取富貴的麵具。行為(wei) 世範的聖賢君子、仁義(yi) 禮智的人倫(lun) 秩序被徹底汙名化。也就是說，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的矛頭所指，無疑是以臣伐君、虛偽(wei) 禮法的司馬氏集團。正如李周翰所說：“湯與(yu) 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商湯與(yu) 武王通過以臣伐君的革命取得政權，所以要抨擊；周公與(yu) 孔子推崇禮樂(le) 製度，卻帶來輕浮爭(zheng) 逐的世俗風氣，所以要菲薄。嵇康菲薄孔子、抨擊名教，並非否定儒家思想本身，而是“指桑罵槐”，借批判聖賢之名以諷刺司馬氏篡權野心與(yu) 陰謀，以及由此帶來的不正世風。在嵇康心目中，孔子仍是“高山仰止”的聖人，是兼愛濟物的君子，值得他一生去效仿。

體(ti) 無應物的聖人

王弼（226—249年）是三國時期曹魏的經學家、哲學家，他隻活了23歲，卻對魏晉玄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極為(wei) 深遠的影響。他提出了“貴無論”，認為(wei) “無”才是世界的根本。在這種思路下，我們(men) 會(hui) 猜想，王弼最為(wei) 推崇的一定是大談“無名天地之始”“天下萬(wan) 物生於(yu) 有，有生於(yu) 無”“大象無形”的老子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世說新語》記載王弼的話說：“聖人體(ti)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yu) 有，恒訓其所不足。”所謂“體(ti) 無”，即體(ti) 悟到無形無跡的宇宙本體(ti) 。這個(ge) 宇宙本體(ti) 是不可言說的，所以聖人說話的時候必然談及“有”；而老子、莊子仍不能超脫“有”的境界，因而總是闡述其不足的“無”。這裏的“聖人”指的就是孔子。在王弼看來，孔子就是德才兼備、通達萬(wan) 物、周濟天下、體(ti) 悟到無形無跡的宇宙本體(ti) 的至德之人，而相比較而言，老子、莊子之輩則等而下之。

那麽(me) ，作為(wei) “體(ti) 無”的孔子，其生活狀態是什麽(me) 樣的呢？王弼認為(wei) ：“聖人茂於(yu) 人者神明也，同於(yu) 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ti) 衝(chong) 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le) 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yu) 物者也。”這就是說，聖人之所以超拔於(yu) 常人，是因為(wei) 其神明通達，故而體(ti) 悟到衝(chong) 和虛無的本體(ti) 之境。但聖人也有同於(yu) 常人的一麵，他也有喜怒哀樂(le) ，以此來“應物”——即順應世事、待人接物。孔子在其弟子顏淵去世的時候“哭之慟”，這就是其同於(yu) 常人的情緒反應。隻不過，孔子“以情從(cong) 理”，不被情感牽累，不為(wei) 世事羈絆，這又是其超越於(yu) 常人之處。

南朝梁儒家學者、經學家皇侃（488—545年）繼承發展了王弼的思想。他認為(wei) 聖人一方麵“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方麵“與(yu) 物同化”“隱聖同凡”——即隱藏自己的聖性，表現得和常人沒什麽(me) 區別，能而示之為(wei) 不能，無而示之為(wei) 有。比如，孔子原本是不做夢的，不過為(wei) 了表示自己和普通人一樣會(hui) 焦慮、衰老，故而稱自己有夢，將這種感慨寄托於(yu) 夢中，以“傷(shang) 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這都是其“接世軌物”、教化世人的方法。

王弼、皇侃將孔子塑造成體(ti) 無、應物的聖人，實際上是將孔子道家化，實現了儒道的互通，確立了一個(ge) 兼涉形而上下的聖人形象，展現出從(cong) 漢代經學轉換為(wei) 魏晉玄學的新形態。

遊外冥內(nei) 的至人

郭象（252—312年）是西晉玄學家，他的思想主要是通過對《莊子》文本的注疏闡釋出來的。在《莊子注》中，郭象也認為(wei) 孔子是當之無愧的聖人，而不同於(yu) 王弼、皇侃的是，郭象筆下的孔子，不僅(jin) 是聖人，更是莊子所謂的遊外而冥內(nei) 的“至人”。

郭象畫像

《莊子·漁父》中，漁父批評孔子沉溺於(yu) 塵俗事物，不悟真玄大道，不懂修身守真，在庸碌之中承受著世俗的變化。而郭象卻認為(wei) ，孔子的境界遠遠高於(yu) 漁父，漁父是方外之人，隻能遊於(yu) 方外；孔子似是方內(nei) 之人，實際上卻能“周流六虛，旁通無外”，以至於(yu) “窮理致命，固所以為(wei) 至人之道也”。孔子的精神周遊在宇宙四方之外，達到了窮盡真理、通達天命的境界，這就是“至人”之大道。

《莊子·德充符》講道，一個(ge) 名叫叔山無趾的人認為(wei) 孔子總是企圖將“諔詭幻怪”的名聲傳(chuan) 揚於(yu) 外，無法擺脫名聞的桎梏，還夠不上至人的境界。郭象則為(wei) 孔子解釋說，“諔詭幻怪”的流弊是自然之理，就像事物的影子、聲音的回響，即使像孔子這樣的至人也難以消除。孔子不是不冥合於(yu) 大道，隻不過他也要順從(cong) 自然之理：“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wei) 己之桎梏也。”雖不為(wei) 名而名自來，雖不為(wei) 利而利自擾，這是一種自然的桎梏，令人無可奈何。

順著這種邏輯，郭象肯定了《莊子》中將聖人之心比喻為(wei) 鏡子的說法，認為(wei) “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至理之來，自然無跡”。聖人的心就像鏡子，順應事物而毫無隱藏，所以能夠自然而然接受“至理”，同時順從(cong) 世俗變化而毫無扞格。《莊子·大宗師》中，子貢對喪(sang) 禮上“臨(lin) 屍而歌”的做法十分不解，認為(wei) 不符合禮的規範。孔子聽說後卻十分讚賞這種做法。郭象認為(wei) 這正是孔子“常遊外以冥內(nei) ，無心以順有”的表現——遊外，即精神不為(wei) 世俗所累，超然逍遙；冥內(nei) ，即生活行事不違常道，不譴是非以與(yu) 世俗處——以無心無意的超然之心而踐行仁義(yi) 禮法的世俗之道，做到了世俗之內(nei) 與(yu) 世俗之外的冥然統一，把握到了至極之理。而對於(yu) 孔子自嘲為(wei) “天之戮民”，郭象說：“夫遊外者依內(nei) ，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wei) 也。”他認為(wei) 正是因為(wei) 孔子逍遙超俗卻不離於(yu) 世俗，將世俗內(nei) 外有機冥合起來，所以能夠得有天下。

郭象“以莊解孔”，在他的筆下，孔子被塑造成一個(ge) 身在廟堂卻心在山林，冥合內(nei) 外、神妙萬(wan) 物、自在超脫、踐行仁義(yi) 的聖人、至人，成為(wei) 道家語境中逍遙天地的盛德真人。

結語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men) 可以看到，以嵇康、王弼、郭象、皇侃等為(wei) 代表的玄學家們(men) ，從(cong) 不同角度詮釋儒家、解讀孔子，塑造了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嵇康將孔子塑造成兼愛濟物的君子，王弼、皇侃將孔子塑造成體(ti) 無應物的聖人，郭象將孔子塑造成遊外冥內(nei) 的至人。雖然形象各異，但孔子在玄學家的筆下都不是被排斥、鞭撻的對象，而是境界高妙、愛民濟物的超然存在，是隱藏在世人內(nei) 心深處的道德力量。這反映了改朝易代、社會(hui) 動蕩的曆史大背景下，在正統儒家信仰發生嚴(yan) 重危機的境況下，文人士大夫們(men) 玄思重繹、再建精神家園的努力；也反映出這一時期在學術史上從(cong) 訓詁之學向義(yi) 理之學過渡，漢晉更迭、玄儒交會(hui) 的特點。這啟示我們(men) 對思想潮流和曆史名人的研究，不能被華藻的修辭、誇張的行為(wei) 所迷惑，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由此才能洞察曆史深處的真正奧秘。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