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火種的傳(chuan) 承：南宋的以“道”建“統”

作者：李金飛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廿八日甲辰

          耶穌2023年8月14日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合多民族文化為(wei) 一體(ti) 的中華文化，成為(wei)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的內(nei) 在支撐。盡管中華文化不能僅(jin) 用儒家文化所涵蓋，但儒家文化卻占據了核心地位。在儒家文化漫長的傳(chuan) 承發展過程中，南宋偏安，疆域狹小，卻把儒家文化推向一個(ge) 新的頂峰，使中華文化的火種繼承並播撒開來，而這一偉(wei) 大曆史貢獻與(yu) 其以“道統”建構“正統”的文化實踐密不可分。

中國曆代傳(chuan) 統王朝把文化之統的“道統”與(yu) 帝王之位的“治統”並行尊奉為(wei) 治國圭臬，“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宋代道學之盛遠超往代，元朝纂修《宋史》之時在曆代官方正史中獨設《道學傳(chuan) 》，是為(wei) 著重肯定宋儒“以衍孔孟之真傳(chuan) ”的道統傳(chuan) 承，其中尤以表彰南宋朱熹使孔孟“道統”“煥然而大明”的曆史性貢獻。

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南宋士大夫針對中國曆史上的“道統”建構出一套新的傳(chuan) 承譜序，把宋朝的“道統”直接追溯至先秦孔孟，突出宋朝在所有朝代中對文化傳(chuan) 承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鮮有人注意到，南宋孜孜追求“道統”的背後，卻是表達出濃厚的現實關(guan) 懷與(yu) 強烈的政治訴求，那就是用儒學的至理至明來抵擋少數民族疆域“大一統”的進攻，掩飾南宋王朝被迫割據、地域狹小的困苦，避免淪為(wei) “下國”的尷尬，通過實現以“道”建“統”，為(wei) 偏安的南宋王朝尋找立國“正統”合法性的依據，這也成為(wei) 南宋立國的求生方略。

（一）

曆代相承，重在“正統”，所謂“正統”，其核心內(nei) 涵是繼前統，受新命，也就是易代之時新王朝對舊王朝的合法性繼承問題。在中國傳(chuan) 統王朝中，“正統”事關(guan) 政權合法性的統治根基。因此，何以立國？成為(wei) 王朝統治者及其精英念茲(zi) 在茲(zi) 的難題。新王朝建立後，首先會(hui) 考慮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為(wei) 新生政權的“正統”資格立論。宋以前的曆代王朝，基本形成了時間上的“五德終始”、空間上的“疆域統一”、民族上的“華夷之辨”這三種“正統”評價(jia) 體(ti) 係。

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唐末藩鎮、五代十國長期戰亂(luan) 的格局，更是不遺餘(yu) 力地追求對少數民族政權的統一，因此，“大一統”觀被傾(qing) 注到“正統”中，成為(wei) 主流話語體(ti) 係。宋儒歐陽修開創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yu) 一”這一衡量“正統”的新標準，前者是指占據“中國”“中原”的空間之正，後者則強調擁有疆域統一之廣。士大夫甚至特意抬高“大一統”對“正統”的重要價(jia) 值，把“大一統”等同於(yu) “正統”，隻要實現疆域“大一統”，就可成為(wei) “正統”，司馬光發出了宋儒這一強烈的心聲：“苟不能使九州合為(wei) 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飽含君臣之間對疆域統一大業(ye) 的躊躇滿誌，這也在客觀上完成了“大一統”和“正統”觀念的合一。

然而，令宋儒士大夫極為(wei) 尷尬的是，北宋不但未能統一少數民族，反而京城淪陷，被金朝滅亡。偏安的南宋，地域又遠遜於(yu) 金蒙，徹底失去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yu) 一”的話語掌握權。北宋建構起的那一套“正統”話語體(ti) 係讓南宋陷入窘境，儒家士大夫也深知，複國尚且無望，統一天下更是無從(cong) 談起，因此，也就失去了用“大一統”詮釋“正統”的資格。如何建構迥異於(yu) 北宋儒家的“正統”體(ti) 係成為(wei) 士大夫殫精竭慮思考之事。

（二）

在宋朝“武力”疲敝的形勢下，士大夫也羞於(yu) 談“疆域”，更是清楚意識到，偏安政權的優(you) 勢僅(jin) 剩下文化。隻有建構新的話語體(ti) 係才是宋人唯一選擇。朱熹不惜耗費精力重新整理中國曆史上的“道統”譜係，顯然是在思考如何突出南宋在文化話語權中的獨特價(jia) 值和重要地位，用來消弭少數民族的疆域壓迫。

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中，“道統”是指聖人之教，與(yu) 帝王的“治統”始終相伴隨。錢鍾書(shu) 指出，“道統”存在於(yu) 思想層麵上，錢穆說，“道統”是“一整個(ge) 文化大傳(chuan) 統”。三代以上，治道合一，君王同時兼有“治統”和“道統”雙重身份。春秋時期，天子權威衰弱，孔孟士大夫群體(ti) 逐漸握有教化之權，這在無形中分割了天子本應具有的“道統”資格，“道統”也從(cong) “治統”中分離出來，成為(wei) 士大夫群體(ti) 獨自擁有的文化話語權。

唐代韓愈最先提出“道統”一詞，並揭示其基本內(nei) 涵是為(wei) “先王之道”。他主張通過建構儒家之“道統”，既對抗佛家與(yu) 道家之“道統”，又自覺傳(chuan) 承中國文化。宋初，儒學複興(xing) 運動中的士人對於(yu) “道統”的認知，則是更多強調通過施政綱領和製度確立起來的秩序之道。此後，大儒程顥、程頤標榜自己是孔孟“道統”的直接正宗傳(chuan) 人，“孟子沒而聖學不傳(chuan) ，以興(xing) 起斯文為(wei) 己任”。並把“道統”轉化為(wei) “內(nei) 聖之道”，也就是人們(men) 的內(nei) 心秩序，從(cong) 而完成了其內(nei) 涵由外向內(nei) 的曆史性轉變。

南宋偏安後，朱熹更是把“道統”的傳(chuan) 承權置於(yu) 突出地位，“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chuan) 有自來矣”。“道統”內(nei) 涵由此也演變成為(wei) 道學傳(chuan) 承譜序。而且這種“道統”傳(chuan) 承的方式極為(wei) 特殊，不需要通過親(qin) 自傳(chuan) 授，完全可以通過文本的書(shu) 寫(xie) 就能實現，“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這就為(wei) 宋儒能夠跨越千年時空直接對接孔孟找到了合理性邏輯。

在朱熹建立起的“道統”譜序中，“道統”的傳(chuan) 承隻有三個(ge) 階段：上古先賢聖人、孔孟之學以及本朝程朱理學。這就使宋朝有了對“道統”傳(chuan) 承的獨占權。為(wei) 此，他重新“曆序群聖之統”，是為(wei) ：堯、舜、禹、湯、文、武、孔子、顏曾、子思、孟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把宋朝作為(wei) 孔孟思想的文脈，突出宋朝“道統”建構的特殊貢獻，“天運循環，無往不複。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yu) 是河南程氏兩(liang) 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chuan) ”。二程之後，朱熹把自己默認為(wei) “道統”的繼承人，“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hui) 而心得之者耳”。以達到用文化來否定疆域的目的，這也是為(wei) 何他敢於(yu) 罔顧曆史事實，把漢唐排斥在“道統”之外的原因，從(cong) “道統”上完全否定了漢唐“大一統”的曆史存在。

（三）

朱熹對“道統”的建構是從(cong) 中華文明傳(chuan) 承角度證明南宋握有文化話語權和繼承權，確立起“我是中國”的身份認同。在這種文化“正統”理念中，政權與(yu) 所居位置無關(guan) ，更是不計疆域大小，“道統”之所在，即為(wei) “正統”之所在，從(cong) 而建構起“正統”的標準。

憑“道統”既可為(wei) “正統”，也可謂給宋朝找到了理直氣壯的存在價(jia) 值，那就是肩負著“天命”所賦予的“道統”建構光榮使命。這也調動起漢族士大夫對於(yu) 維護宋室忠誠的積極性，王朝“正統”資格在文不在武，他們(men) 不約而同地共同致力於(yu) 繼承並發揚“道統”，以“道統”作為(wei) 判斷“正統”的唯一標準。以“道統”建構“正統”的文化護國論調，極為(wei) 符合統治者的需要，這也是為(wei) 何後世王朝把朱熹理學確立為(wei) “官學”和“國學”的重要原因。

總之，朱熹重構“道統”譜序話語的努力所蘊含的政治韻味極為(wei) 濃厚，在北宋諸儒倡導的以“大一統”來實現“正統”理念破產(chan) 後，朱熹把南宋王朝“正統”合法性的建構著重潑墨於(yu) 文化，以建構起來的獨特“道統”發展演變脈絡，把文化立國的優(you) 越性發揮到極致，當然，這也是時局所迫下的無奈之舉(ju) 。以“道”建“統”也成為(wei) 南宋“正統”建構迥異於(yu) 以往曆代的獨特方式。這個(ge) 方式的目的僅(jin) 是為(wei) 了生存，在本質上並沒有那麽(me) 堂皇，但客觀上卻實現了儒家文化的留存、傳(chuan) 承與(yu) 發展。然而，後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雖然打破了這個(ge) 壁壘，卻仍然傳(chuan) 承並構築起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文化“道統”，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下的“大一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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