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天 著《秦漢國家祭祀史稿（修訂本）》出版暨後記、緒論

書(shu) 名：《秦漢國家祭祀史稿（修訂本）》

作者：田天

出版社：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

出版時間：2023年6月

【內(nei) 容簡介】

“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祭祀是古人重要的政治製度和文化形態。國家祭祀不僅(jin) 是理解中國古代曆史及宗教傳(chuan) 統的重要視角，也與(yu) 政治權力及思想文化的變遷密切相關(guan) 。

本書(shu) 對秦漢時期的國家祭祀展開了綜合全麵的研究，勾勒出統一王朝國家祭祀範式“形成期”的演變進程。秦初“禋祀萬(wan) 靈”，始皇帝整合戰國傳(chuan) 統、首創統一王朝國家祭祀框架。漢承秦製，經文帝、武帝、宣帝等多次變革重構，西漢王朝通過祭祀建立了“漢家製度”。王莽創製了“元始儀(yi) ”，改變了原國家祭祀神祠分散而廣布的形態，強調南郊的唯一神聖性，從(cong) 而使國家的行政中心與(yu) 祭祀中心得以統一，由此開啟了中國兩(liang) 千餘(yu) 年的“南郊祭祀時代”。

作者對秦漢各階段國家祭祀的具體(ti) 製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對象、祭祀方式等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舉(ju) 證與(yu) 考辨。其研究關(guan) 注祭祀活動的地理特征、詮釋了國家祭祀的空間涵義(yi) ，同時綜合中央地方權力關(guan) 係、政治地理格局、儒學思想發展等因素，呈現國家祭祀變革與(yu) 中國“大一統”曆史進程之間千絲(si) 萬(wan) 縷的關(guan) 聯。

本書(shu) 首次提供了一份對秦漢國家祭祀的全麵、綜合的研究。作者抓住了這一時段的特殊性，在研究中關(guan) 注祭祀活動的地理特征，很好地詮釋了秦漢國家祭祀的空間意義(yi) 。本書(shu) 對秦漢國家祭祀變遷，及其與(yu) 地理格局的變動、與(yu) 曆史背景之間的關(guan) 係，有精彩的分析。

——唐曉峰

秦漢時期的國家祭祀是個(ge) 值得深入開掘的研究課題，不僅(jin) 需要讀書(shu) ，也要學會(hui) 跑路。田天具有深厚的文獻功底和廣闊的地理視野。她曾從(cong) 我問學，並一起外出調查，對這個(ge) 問題做了很好的研究。我想，她的著作，無論對中國的曆史地理，還是中國的宗教傳(chuan) 統，都是一種新視角。

——李零

本書(shu) 對秦和西漢國家祭祀的具體(ti) 製度，各祠畤的位置、祭祀對象等一係列問題做了細致考證，對國家權力結構、政治地理格局、學術思想等相關(guan) 因素也進行了分析，勾畫出秦漢國家祭祀變遷的基本框架。全書(shu) 思路清晰，言之有據，論述有深度，也有分寸。

——陳蘇鎮

【作者簡介】

田天

1984年生於(yu) 山東(dong) 青島，先後就讀於(yu) 北京大學中文係、城市與(yu) 環境學院曆史地理研究中心，現為(wei)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主要從(cong) 事先秦秦漢曆史、思想史和出土文獻的研究。在《曆史研究》《文物》《文史》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二十餘(yu) 篇。

【目錄】

緒 論

第1章  禋祀萬(wan) 靈：秦代的國家祭祀

第一節 前帝國時期的秦人祭祀

一、秦諸畤的成立及其性質

二、陳寶與(yu) 怒特

三、雍地諸祠與(yu) 秦國祭祀的特征

第二節 帝國國家祭祀的建立

一、秦帝國的祭祀構成及其來源

二、秦帝國的祭祀格局

第 2 章  從(cong) 雍到雲(yun) 陽：西漢國家祭祀的建立

第一節 西漢初年的國家祭祀

一、高祖朝的重建

二、變革之始：五帝與(yu) 文帝朝的祭祀改革

第二節 漢家製度：泰畤—後土祠的設立

一、西漢的太一祭祀

二、汾陰後土祠祭祀及其意義(yi)

第三節 雲(yun) 陽甘泉宮綜考

一、甘泉宮的興(xing) 起

二、武帝朝的甘泉宮

三、甘泉宮的衰落

第四節 與(yu) 天下為(wei) 始：漢武帝時代的國家祭祀

一、武帝的巡行與(yu) 祭祀中心

二、武帝朝國家祭祀變革的性質與(yu) 背景

第 3 章  走向南郊：祭祀體(ti) 係的重構

第一節 西漢國家祭祀的短暫定型

一、宣帝朝的新祠

二、祥瑞與(yu) 致神：宣帝朝祭祀的新發展

三、“複興(xing) 武帝故事”的深層解讀

第二節 西漢末年國家祭祀的變革與(yu) 重構

一、“天地之祠五徙焉”：成、哀年間郊祀改革的興(xing) 起與(yu) 反複

二、重建秩序：《周禮》與(yu) 元始儀(yi) 的成立

第 4 章  定山川之位：東(dong) 周秦漢山川祭祀的演進

第一節 東(dong) 周的山川祭祀與(yu) 國家

一、說“望”

二、神授與(yu) 王權：從(cong) 世守山川到國之群望

三、祭不越望：疆界認同與(yu) 拓展

第二節 秦與(yu) 漢初的山川祭祀

一、名山大川可得而序也：秦代山川祭祀格局

二、秦代山川祭祀的西與(yu) 東(dong)

三、漢初山川祭祀承秦考

第三節 五嶽四瀆的成立

一、“五嶽”

二、五嶽祭祀的成立

三、西漢山川祭祀的雙重內(nei) 涵

結 語

附錄一 畤·廟·祠：秦漢祭祀場所考

附錄二 武帝巡行路線簡表

附錄三 武帝時代郊祭儀(yi) 式之變

附錄四 在縣道與(yu) 郡國：論秦及西漢宗廟製度的演進

參考文獻

後 記

修訂本後記

【緒論 】

* 為(wei) 節省篇幅，腳注從(cong) 略

文丨田天

身處祭祀活動漸已遠離日常的時代，藉由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回溯古代祭祀，難免隔膜。隔膜最甚之處或在於(yu) ，並非不能理解“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的涵義(yi) ，卻很難真正對祭祀在古代世界中的核心地位感同身受。對於(yu) 倚恃科學技術遠過於(yu) 神靈精怪的現代人而言，這無可避免，也無需刻意改變。

《秦漢國家祭祀史稿》初版（三聯書(shu) 店，2015年1月）

本書(shu) 的研究對象，是秦與(yu) 西漢的國家祭祀，首先有必要對此作一界定。秦與(yu) 西漢的國家祭祀，由分布於(yu) 全國的神祠組成。戰國時代的秦國即有廣立神祠的傳(chuan) 統。至戰國末年，秦的畤、廟、祠以雍為(wei) 中心，遍布關(guan) 中地區。秦統一後，原六國山川祭祀及齊地八主祠也被納入中央祠官的管轄範圍。西漢承秦舊製，這種以分布廣泛的神祠為(wei) 主體(ti) 的祭祀形態，直到西漢末年郊祀製度改革時，才真正被改變。

《史記·封禪書(shu) 》描述秦代祭祀時曾說：

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yu) 天子之祝官。

這段話概括了秦代神祠的層次。除了由地方民眾(zhong) 自奉的“郡縣遠方神祠”，餘(yu) 者都在太祝的管轄下。《史記·封禪書(shu) 》言西漢初年之山川祭祀形勢，亦曰：“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可見，“領於(yu) 天子祝官”，即在中央祠官的管轄範圍中，可作為(wei) 界定秦漢“國家祭祀”的重要標準。

秦及西漢的神祠，祭祀對象數量繁多、種類豐(feng) 富，地理分布格外廣泛，大異於(yu) 後代在首都南郊施行的郊祀。其祭祀對象，不宜也無法用禮書(shu) 或南郊郊祀的框架規範。要理解秦漢國家祭祀，就必須深入時人的看法與(yu) 分類。對本書(shu) 的主題最重要的兩(liang) 種文獻，分別是《史記·封禪書(shu) 》與(yu) 《漢書(shu) ·郊祀誌》。《封禪書(shu) 》記事至漢武帝朝中後期而止，《郊祀誌》的記載下限至於(yu) 西漢末年。作為(wei) 最直接、也最詳盡的兩(liang) 種材料，它們(men) 對祭祀對象的選汰，也有助於(yu) 認識當時國家祭祀範圍。

簡言之，本書(shu) 所論的秦與(yu) 西漢的“國家祭祀”是指：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轄的神祠祭祀。

在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的發展曆程中，南郊郊祀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自東(dong) 漢直至清末，最高祭祀在首都南郊進行，皇帝親(qin) 祭天地、禮敬百神。南郊郊祀製度確立後，其內(nei) 部雖有不斷調整，但基礎理論與(yu) 整體(ti) 框架未再發生重大變革。與(yu) 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至西漢末年平帝元始年間，國家祭祀的結構始終處於(yu) 劇烈的震蕩中。這一時段，始於(yu) 統一王朝的國家祭祀之形成，止於(yu) 南郊郊祀製度的最終確立，可稱為(wei) “前南郊郊祀時代”。

所謂“前南郊郊祀時代”又可分為(wei) 兩(liang) 段，第一段是戰國時代來源各異的祭祀對象走向統一王朝國家祭祀，第二段為(wei) 帝國自神祠祭祀轉變為(wei) 南郊郊祀。這兩(liang) 個(ge) 階段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國家祭祀關(guan) 鍵的過渡期，上承先秦餘(yu) 緒，下啟延續千年的南郊郊祀曆史。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整合了來源不同的祭祀對象，建立起首個(ge) 中央集權的郡縣製統一國家的國家祭祀體(ti) 係。這一體(ti) 係的基本框架與(yu) 製度，為(wei) 劉邦所繼承。及至文帝朝，國家祭祀的變革始見端倪。隨著新垣平事敗，文帝對祭祀的關(guan) 注陡然冷卻，但他所作的努力，仍應視為(wei) 西漢祭祀改革的發端。到了漢武帝時代，祭祀活動進入全盛期。武帝的祭祀改革，是他變更秦製、另立漢家法式諸舉(ju) 措中的一部分。這一經秦始皇創立、漢武帝豐(feng) 富的國家祭祀製度，在西漢中後期的禮製複古運動中受到質疑。匡衡首先發難，得到了一批主張複古的儒生的支持，祭祀製度再次進入大變動的時期。自成帝朝初年開始的三十餘(yu) 年間，原最高國家祭祀幾經廢立。最終，在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提出了一套完備的南郊郊祀實施方案，即學界習(xi) 稱的“元始儀(yi) ”。元始儀(yi) 的成立，確立了南郊郊祀製度的地位。秦以來神祠祭祀為(wei) 主體(ti) 、空間分布廣泛的國家祭祀製度，至此終結。上述變遷中的細節，將在後文逐一呈現。現在，僅(jin) 需對這一時段中幾個(ge) 大的變革作一概括。

漢長安南郊禮製建築複原圖

“前南郊郊祀時代”，是統一王朝的國家祭祀自初創至定型的曆程。在這段曆程中，“郊”/“郊禮”的概念、首都的功能、皇帝的祭祀方式，以及國家祭祀的傳(chuan) 統都發生了轉變。

首先是“郊”/“郊禮”概念的變遷。後代習(xi) 稱的“郊祀製度”，一般指儒家經典設計的南郊郊祀製度。據甘懷真總結，這一製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點：一、皇帝以天子身份主祭；二、祭祀設在天子所在的京城之郊；三、被祭祀對象主要是“天”；四、郊祀禮中的圜丘祭天之禮，特色是萬(wan) 神殿。以這幾條標準衡量，西漢末年元始儀(yi) 的成立，是中國古代國家祭祀發展的轉折點。元始儀(yi) 及其後的國家祭祀製度，無疑可稱為(wei) “南郊郊祀”。而元始儀(yi) 之前國家祭祀應如何理解，學者有不同看法：或以元始儀(yi) 為(wei) 分界點，將前後的國家祭祀分別稱為(wei) “大郊祀”與(yu) “小郊祀”；也有學者認為(wei) ，郊祀理論源於(yu) 西漢初年以來的儒家經說，此前的國家祭祀談不上“郊祀”；還有學者雖將元始儀(yi) 之前的國家祭祀稱為(wei) 郊祀，但卻形容其為(wei) “巫術的”。這些看法都注意到古代中國早期國家祭祀的變革，以及其中元始儀(yi) 的關(guan) 鍵作用。要厘清元始儀(yi) 之前國家祭祀的性質與(yu) 定名，首先需對“郊”的用法略作梳理。

經學家每談及“郊祀”，往往追至西周製度，更有溯及夏、商者。文獻不足征，西周時代是否有郊禮，及其如何進行，隻能暫且置而不論。文獻中可考者，一類為(wei) 《左傳(chuan) 》中所載春秋魯國郊禮，魯於(yu) 周曆春正月在國都之郊舉(ju) 行祭祀儀(yi) 式。另一類為(wei) 先秦禮書(shu) 中記載的郊祀製度，其中頗多構擬，彼此相異。禮書(shu) 中記載的製度，也頗不能與(yu) 《左傳(chuan) 》所載魯國的郊祀製度對應。

秦與(yu) 西漢，無論至上神的身份如何變遷，在官方文件與(yu) 時人言論中，往往稱最高祭祀為(wei) “郊”。如秦漢皇帝祭祀雍諸畤，《封禪書(shu) 》稱之曰“郊見上帝”或“郊見雍五畤”；文帝祭渭陽五帝廟，史載“上親(qin) 郊見渭陽五帝廟”；自武帝元鼎五年立甘泉泰畤後，西漢皇帝於(yu) 泰畤祭太一神，史籍一律記為(wei) “郊泰畤”。當時人所稱之“郊”，從(cong) 祭祀對象、理論來源與(yu) 祭祀儀(yi) 式等方麵看，與(yu) 元始儀(yi) 以來的南郊郊祀全不相同，與(yu) 《左傳(chuan) 》或先秦禮書(shu) 中記載的“郊”也並非一事。元始儀(yi) 前後的最高國家祭祀，古書(shu) 皆稱為(wei) “郊”，其理論、結構與(yu) 內(nei) 涵卻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今人習(xi) 稱的“郊”與(yu) “郊祀”，往往基於(yu) 西漢中後期以來不斷強化的儒學語境。要理解秦與(yu) 西漢中前期之“郊”，必須跳出這一語境。

秦與(yu) 西漢的“郊”之名，借自先秦經典與(yu) 戰國以來流傳(chuan) 的禮書(shu) ，將本朝行事納入經典話語體(ti) 係，是古人的習(xi) 慣；再者，時人並不認為(wei) 當時的最高祭祀有悖禮製，而認為(wei) 其由來有自，自應稱之為(wei) “郊”。從(cong) 這一角度考慮，似不宜強行將“郊”之名從(cong) 秦與(yu) 西漢剔除。至於(yu) 以“巫術”等詞形容秦漢國家祭祀，一來不夠確切完整，未能揭示秦漢國家祭祀的核心特征；二則似預設了價(jia) 值判斷，容易導致誤解。

自秦統一至西漢元始五年，應看作“郊”的概念不斷變化、“郊禮”的儀(yi) 式與(yu) 內(nei) 涵不斷變更的過程。對於(yu) 元始儀(yi) 之前的郊禮，不必另擬新名。本書(shu) 在引述古書(shu) 時一從(cong) 原文，稱之為(wei) “郊”，一般敘述中則徑稱“最高國家祭祀”、雍五畤祭祀、泰畤—後土祠祭祀。為(wei) 示區別，本書(shu) 將元始儀(yi) 及其後的郊禮稱為(wei) “南郊郊祀製度”。

再談首都功能與(yu) 皇帝祭祀方式的轉變。秦與(yu) 西漢的大部分時間，最高國家祭祀從(cong) 未設於(yu) 首都。鹹陽城中並無神祠，長安僅(jin) 未央宮與(yu) 近郊設有零星神祠。此時，首都隻是最高行政中心，不承擔祭祀中心的職能。皇帝必須在特定時間離都親(qin) 祭，方始禮成。這說明，在秦與(yu) 西漢，祭祀對象尚未失落其地理意義(yi) ：隻有神祇或神顯之所在，方具備神聖性。皇帝祭祀的方式是“往求”、而非“來致”諸神。因此，長距離巡祭是皇帝完成祭祀的必要手段。至於(yu) 南郊郊祀製度成立，皇帝長居的國家政治中心——首都，被賦予了唯一的神聖性。皇帝無需遠行郡縣、親(qin) 致祭祀，隻需在南郊與(yu) 天對話，便可完成祭祀上下神祇的任務，即所謂“禮行於(yu) 郊，而百神受職焉”。

最後，是國家祭祀傳(chuan) 統的轉變。秦人用本國國家祭祀的基本形式，搭建出帝國國家祭祀的框架，又吸收了東(dong) 方山川、八主等關(guan) 東(dong) 地區的祭祀。此外，始皇還東(dong) 行封禪、入海求仙。這些都不是秦人舊有的觀念，而是引自關(guan) 東(dong) 傳(chuan) 統。它們(men) 作為(wei) 秦代國家祭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被西漢繼承。武帝時代，甘泉泰畤太一祭祀、泰山明堂等重要祭祀對象的設立，都帶有鮮明的東(dong) 方文化印記。如果說在秦代，戰國的東(dong) 方傳(chuan) 統進入國家祭祀並造成了一定影響，那麽(me) 在西漢武帝朝，藉由鄒魯儒生和燕齊方士，東(dong) 方文化與(yu) 東(dong) 方傳(chuan) 統大規模複歸，直接參與(yu) 了最高國家祭祀的重塑。

在東(dong) 方傳(chuan) 統深刻影響西漢國家祭祀的過程中，黃帝傳(chuan) 說的盛行十分突出。武帝所立的很多祭祀，如靈星祠、明年祠、東(dong) 泰山等，都與(yu) 黃帝傳(chuan) 說有關(guan) 。國之重祭泰畤太一祭祀、泰山封禪等，也與(yu) 黃帝有根深關(guan) 聯。以至於(yu) 縱觀《封禪書(shu) 》《郊祀誌》，會(hui) 感到方士隻要托名黃帝，其方必能得用。方士們(men) 渲染的黃帝傳(chuan) 說，自然多有誇飾，但大致應本於(yu) 戰國時代的舊說。武帝自視甚高，自比於(yu) 聖君，內(nei) 則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外則重九譯、通殊俗。他唯一的焦慮，是無法征服死亡。前代聖君中唯一達到這一成就的，就是傳(chuan) 說中化去不死的黃帝。這是武帝朝許多祭祀設立的背景，理解黃帝對武帝的意義(yi) ，方能理解這些祭祀的存在。

黃帝像 山東(dong) 嘉祥武梁祠西壁

不過，無論是甘泉泰畤、泰山奉高明堂，還是其他神祠，在元始儀(yi) 確立之後，都被冠以“不合古製”之名，驅逐出了國家祭祀的範疇。戰國時代多元的文化傳(chuan) 統也就此退出國家祭祀，取而代之的，是相對單純的理論來源與(yu) 闡釋方式。

上文粗略地勾勒了秦漢國家祭祀演進的過程，接下來，還有必要對推動這一進程的主要角色略作介紹。在秦漢國家祭祀中有三支重要的力量：祠官、儒生與(yu) 方士。

顧頡剛曾指出，儒生與(yu) 方士為(wei) 西漢中前期的兩(liang) 個(ge) 重要的群體(ti) ，這一看法至今仍極具概括性和解釋力。就秦漢國家祭祀而言，本書(shu) 還想特別指出“祠官”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的存在。在《封禪書(shu) 》《郊祀誌》中，常常與(yu) 方士並列而稱的並非儒生，而是祠官。如《封禪書(shu) 》有：“方士所興(xing) 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又曰：“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等。這是因為(wei) ，祠官與(yu) 方士，是秦漢國家祭祀活動中影響最為(wei) 持續的存在。方士提出新的祭祀對象，祠官則是具體(ti) 儀(yi) 式的設計者與(yu) 周期性祭祀的實施者。方士常作為(wei) 個(ge) 人施加影響，持論與(yu) 所獻之方彼此差異很大。祠官則難以區分個(ge) 體(ti) 差異，他們(men) 的編製穩定，職事的相似度較高。在國家祭祀中，祠官不以個(ge) 人身份發揮力量，但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看，他們(men) 正作為(wei) 禮儀(yi) 的代表，擁有製度運行的沉默的力量。在秦與(yu) 西漢國家祭祀的運行中，祠官與(yu) 方士更像是咬合的齒輪，推動著大空間範圍內(nei) 祭祀活動的運轉。史籍不約而同地將祠官與(yu) 方士並列，其原因在此。

儒生作為(wei) 一個(ge) 特殊的存在，自秦初就出現在國家祭祀活動中。始皇封禪泰山之禮，雖然最後“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但最初亦曾“征從(cong) 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西漢，儒生也在封禪、五嶽四瀆之立等重大祭祀中參與(yu) 意見。不過，西漢中前期，儒生在國家祭祀中的影響力並未勝於(yu) 方士。直到西漢中後期的禮製複古運動，他們(men) 才真正對國家祭祀產(chan) 生決(jue) 定性的影響。這一變化，與(yu) 西漢中期禮學的發展有直接關(guan) 係。而去儒家禮學徹底掌控國家祭祀之後，方士在國家祭祀中的身份才最終改變。

如何理解方士的身份，涉及對秦與(yu) 西漢國家祭祀基本構成的理解。以儒家禮製作為(wei) 衡量的標尺，秦皇漢武所立多為(wei) 淫祀，方士更是“挾左道，懷詐偽(wei) ”，皆為(wei) 窺朝亂(luan) 政之屬。這類看法，秉儒家祭典為(wei) 正統，與(yu) 西漢中後期的複古風潮關(guan) 係密切。最常見的對古代祭祀與(yu) 方士的評價(jia) ，基本上來自於(yu) 這種認識。在不否認這套話語之合理性的前提下，本書(shu) 還希望強調，秦與(yu) 西漢國家祭祀中方士的存在自有其合法性與(yu) 合理性。

所謂合法性，指方士在國家祭祀中具有合法的身份。他們(men) 以方士待詔、尚方待詔、本草待詔等名目存在於(yu) 國家祭祀係統中。進言一旦見用，便可主管神祠，甚至拜郎封侯，致大貴幸。西漢的封禪大典，以及幾個(ge) 以“郊”為(wei) 名的重大祭祀之建立與(yu) 儀(yi) 式設計，都與(yu) 方士有直接關(guan) 係。武帝使祠官從(cong) 學於(yu) 方士，祠官所用典禮直接襲自方士。這些做法在後代很難想象，在西漢中前期則是順理成章、無人質疑之事。

所謂合理性，與(yu) 秦漢國家祭祀的主要特征有關(guan) 。秦漢的國家形態上承先秦，君主本人與(yu) 國家之間的界限模糊。國家祭祀的功用也具有相似的特征：既為(wei) 國家致禮百神，也為(wei) 君主個(ge) 人禳禍求福。秦皇漢武的海上尋仙，武帝所設緱氏延壽城仙人祠、壽宮神君等祭祀，都是希求長生不死。國家祭祀活動中既然存在致神尋仙、祈年延壽的訴求，方士的存在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在南郊郊祀製度成立後，儒學經典定義(yi) 與(yu) 規範了國家祭祀。南郊郊祀不關(guan) 心君主個(ge) 人的禍福，方士與(yu) 祈福禳禍之祭禱，在這一係統中沒有容身之處。方士在國家祭祀中的邊緣化與(yu) 汙名化，與(yu) 國家祭祀的儒學化相生相伴。重新定位方士，有助於(yu) 擺脫儒家話語帶來的成見，更準確地理解秦與(yu) 西漢國家祭祀的性質。

趙伯駒繪《漢宮秋圖》，對於(yu) 漢代甘泉宮有描繪

秦與(yu) 西漢兩(liang) 朝兩(liang) 百餘(yu) 年之間，國家祭祀在至上神、祭祀傳(chuan) 統、空間分布、祭祀理論來源等方麵，始終處於(yu) 劇烈的變動之中。這一過程的終點，就是南郊郊祀製度的成立。脫胎於(yu) 秦與(yu) 西漢的南郊郊祀製度，又深刻塑造了東(dong) 漢以來人們(men) 對國家祭祀的認識。司馬遷寫(xie) 作《封禪書(shu) 》，欲“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yu) 鬼神者，具見其表裏”。至《漢書(shu) ·郊祀誌》的班固“讚”，則隻關(guan) 心漢家正統。至於(yu) “方士祠官之變”，他讚同穀永的觀點：不可或以神怪、不可罔以非類、不可求報於(yu) 無福之祠。這一表達，含蓄地否定了西漢早中期國家祭祀的合法性，也塑造了後人對秦漢國家祭祀的認識。循著《封禪書(shu) 》到《郊祀誌》書(shu) 寫(xie) 方式的變化，正可理解秦漢國家祭祀的演進及其影響。

【修訂本後記】

本次修訂對初版的表達做了不少調整，個(ge) 別觀點略有補充。近年來，秦漢祭祀遺址的考古工作頗有進展，修訂版補充了這些新的發現。限於(yu) 時間與(yu) 原書(shu) 的結構，小書(shu) 出版後的新研究未及一一吸收。

考古發現使我注意到史籍中秦漢郊禮祭祀方式的變化，補寫(xie) 了一條劄記，附於(yu) 書(shu) 後。2021年寫(xie) 作的《在縣道與(yu) 郡國：論秦及西漢宗廟製度的演進》一文討論秦漢郡國廟的興(xing) 與(yu) 廢，似與(yu) 本書(shu) 主題呼應，也反映了我最新的認識，同附於(yu) 附錄。

感謝三聯書(shu) 店，給我修訂小書(shu) 的機會(hui) 。感謝所有讀者。感謝每一位陪伴、幫助與(yu) 匡正我的師友，在智識與(yu) 情感上，你們(men) 使我成為(wei) 我自己。

小書(shu) 出版後的幾年間，我常感到自己處在持續的劇烈變化中。關(guan) 心的問題、處理材料的方式，甚至對世界和曆史的認識都是如此。不斷摸索、調整，甚至打碎從(cong) 頭開始。重讀舊稿，這種感受尤為(wei) 強烈，仿佛旅人在途中又瞥見出發時的港口。

我依然滿懷著熱切與(yu) 好奇，而道路前麵仍是道路。

田天

2022年2月9日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