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三碑”中的魯國四相

作者：陳霞

來源：《走進孔子》2023年第2期

《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是東(dong) 漢時期刻立於(yu) 曲阜孔廟中的三幢著名古碑，因其在中國碑刻曆史上極為(wei) 珍貴，素來被譽為(wei) “孔廟三碑”。如今，這幾幢碑已有近2000年的曆史，而和它們(men) 一同跨越千年並接受後人瞻仰的，還有碑中所載的四位魯相。他們(men) 是東(dong) 漢後期相繼任職於(yu) 魯國的乙瑛、平、韓敕和史晨。這四位魯相，由於(yu) 官職較低，其具體(ti) 事跡在文獻中幾無記載，然而，作為(wei) 身居孔子故裏的地方官員，他們(men) 以尊孔之心，履職盡責，在孔廟保護、釋奠禮推動等方麵做出了重要貢獻，故而能隨石碑流傳(chuan) 千古。

一、魯國四相

乙瑛、平，二人同見於(yu) 《乙瑛碑》。根據碑文記載，乙瑛與(yu) 平二人在東(dong) 漢桓帝永興(xing) 元年（153）前後相繼擔任魯相。乙瑛，碑文記其“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乙瑛之名與(yu) 事跡僅(jin) 見於(yu) 《乙瑛碑》。平的事跡更是如此，除了《乙瑛碑》寥寥數言之外，亦無他載。碑文記載“前魯相”乙瑛鑒於(yu) 闕裏孔廟存在“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的狀況，向朝廷上書(shu) 請求設置“守廟百石卒史”一職，以典守孔廟。奏書(shu) 經過司徒吳雄和司空趙戒上報給漢桓帝，獲得桓帝批準。乙瑛在上書(shu) 朝廷後不久即卸任，皇帝詔書(shu) 下來時，已是平任職期間。平根據詔書(shu) “（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wei) （宗）所歸者”的要求，主持選拔出孔龢出任第一任百石卒史。曲阜縣令鮑疊“造作百石吏舍”，以作為(wei) 辦公場所。由此，曲阜孔廟有了國家任命的守廟官。［參見《永興(xing) 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上）。本文所引碑文均出自此書(shu) ，下文僅(jin) 列碑名］

《乙瑛碑》（現存於(yu) 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韓敕，事見《禮器碑》。碑文記載韓敕為(wei) “河南京”人，字叔節，時人尊稱韓明府，東(dong) 漢桓帝永壽二年（156）時，任魯相。韓敕任職期間，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其一，“複顏氏亓官氏邑中繇發”，免除了孔子舅家顏氏與(yu) 妻家亓官氏兩(liang) 族的徭役；其二，“念聖曆世，禮樂(le) 陵遲”，於(yu) 是“造立禮器”；其三，“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在孔廟添造了輿車；其四，“宣抒玄汙，以注水流”，疏通、整治孔廟內(nei) 的水流通道。韓敕的這番作為(wei) “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聖製，事得禮儀(yi) ”，獲得上下一致讚賞，故“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詠其德……乃共立表石，紀傳(chuan) 億(yi) 載”。（參見《永壽二年韓敕禮器碑》）

史晨，事見《史晨碑》。據碑文記載：史晨，字伯時，河南人，於(yu) 東(dong) 漢靈帝建寧元年（168）至魯任相。到任之後，即擇令日拜謁孔子，並“行秋饗”，祭祀孔子。其間，他發現孔廟祭祀竟“無公出酒脯之祠”，且春秋二季饗禮並不按時舉(ju) 行。他認為(wei) 作為(wei) “本國舊居”，孔子祭祀之禮“闕而不祀”是不合禮製的。於(yu) 是他於(yu) 建寧二年（169）上奏朝廷，請求在曲阜孔廟亦如京師辟雍一樣行春秋饗禮，並由國家擔負春秋二祭所需費用。史晨的請求獲得批準。於(yu) 是史晨在孔廟組織春饗祭孔活動，吸引魯地周圍眾(zhong) 多官員鹹來觀禮。此後，史晨還會(hui) 同部史、縣吏對闕裏進行了整修；為(wei) 了方便百姓，還於(yu) 昌平亭下立會(hui) 市，整修孔瀆與(yu) 顏母井兩(liang) 地之間的道路；等等。（參見《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

據《後漢書(shu) ·光武十王列傳(chuan) 》可知，東(dong) 漢時期，魯國是光武帝之子東(dong) 海王劉強的封國，屬豫州刺史部，下轄魯、卞、騶、蕃、薛、汶陽六縣。在西漢以來逐漸加強的中央集權製度下，諸侯王在封國內(nei) “惟得衣食租稅，不與(yu) 政事”（《漢書(shu) ·諸侯王表》），其行政治理皆由朝廷選派官員，王國無官吏任免權。諸侯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西漢成帝後“更令相治民”（《後漢書(shu) ·百官誌五》）。可見，東(dong) 漢時期的國相如同郡守，負責國內(nei) 政事。上述魯國四相即魯國的最高長官，負責魯地政事。從(cong) 碑文記載來看，作為(wei) 孔子故鄉(xiang) 的地方官，管理孔廟、組織祭孔是他們(men) 政務的重點。

乙瑛碑清末拓本

二、四位魯相與(yu) 孔廟

孔廟建立於(yu) 孔子去世後不久，並經孔子後裔、弟子、儒生以及魯地管理者的保護，“至於(yu) 漢二百餘(yu) 年不絕”（《史記·孔子世家》）。漢代以來，隨著儒學上升為(wei) 國家的統治思想，孔子地位提升，其祭祀之禮也漸受重視。漢平帝於(yu) 元始元年（1）下詔，封“孔子後孔均為(wei) 褒成侯，奉其祀。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漢書(shu) ·平帝紀》）。這次加封，標誌著孔子被列入國家正式祀典，由“褒成侯”專(zhuan) 奉孔子之祭。東(dong) 漢時期，帝王祭孔漸成慣例。東(dong) 漢光武帝劉秀，於(yu) 建武五年（29）途經魯地，派大司空祭孔，開創了後世帝王遣官祀闕裏的先例。永平十五年（72）漢明帝東(dong) 巡過魯，盛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開祭祀孔子弟子之例。後來，漢章帝、漢安帝東(dong) 巡之時，均依例到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如此來看，曲阜孔廟與(yu) 孔子祭祀備受重視。然而，從(cong) “孔廟三碑”所載內(nei) 容來看，這種重視僅(jin) 限於(yu) 祭祀當時，帝王祭祀結束即回京師自不必說，即使是褒成侯，也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這一方麵是因為(wei) 褒成侯封邑在瑕丘（今兗(yan) 州）而非魯都曲阜，所以往往是祭祀結束後便返回自己的封邑，對於(yu) 孔廟的管理或不能盡心；另一方麵，當時的漢王朝對曲阜孔廟應該尚沒有具體(ti) 的製度保障。所以，孔廟的日常管理與(yu) 具體(ti) 事務考慮的職責，都落在魯相與(yu) 當地官員身上。從(cong) 碑文記載來看，乙瑛、平、韓敕、史晨四位魯相對於(yu) 曲阜孔廟主要做了以下努力：

《禮器碑》（現存於(yu) 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首先，請置百石卒史，使孔廟有了專(zhuan) 人管理。乙瑛的上書(shu) 獲準後，魯相平根據詔書(shu) 要求主持遴選，“文書(shu) 、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yan) 氏經，通高第，事親(qin) 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wei) 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永興(xing) 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經嚴(yan) 格遴選，孔龢成為(wei) 孔廟曆史上第一任百石卒史。百石卒史是漢代俸祿為(wei) 百石的官職。根據文獻記載，漢代官秩等級以石為(wei) 單位，共十七等。最高為(wei) 萬(wan) 石，最低為(wei) 百石。顯然，百石卒史在漢代為(wei) 最低等級的官職。官職雖小，卻是食朝廷俸祿者。百石卒史的設立，“表明孔子廟的管理由孔子後裔的個(ge) 人行為(wei) 改變為(wei) 國家行為(wei) ，初步奠定了孔子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永興(xing) 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論說”）。

其次，請依社稷行春秋饗禮於(yu) 孔廟。東(dong) 漢時期，曲阜孔廟的祭孔之禮主要由褒成侯行四時祭祀之禮，而地方政府祭祀並沒有形成一定規製。乙瑛在永興(xing) 元年（153）上書(shu) 請置百石卒史時，一並提出在曲阜孔廟實行“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祭祀以犬為(wei) 牲，經費則由國家承擔。乙瑛的這一請求獲得了漢桓帝的批準。但至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史晨出任魯相時，官方的春秋饗禮“闕而不祀”。從(cong) 乙瑛上書(shu) 至史晨到任，短短不足二十年，當年所奏請的春秋二禮卻已消失不見，這一方麵體(ti) 現了當地官員執行不力，另一方麵也說明官方的孔廟春秋二祭尚未形成慣例。史晨為(wei) 此“寢息耿耿，情所思惟”，遂上書(shu) 朝廷：“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史晨的上書(shu) 獲得漢靈帝批準。從(cong) 此以後，曲阜孔廟享受國家春秋二祭，其級別如社稷神同等對待。

再次，造立禮器，修飾、修繕孔廟。除了完善孔廟祭祀禮儀(yi) 之外，修飾、修繕孔廟也是魯相等地方官員的重要政務。韓敕任職期間，就對孔廟進行了一番修整：“造立禮器，樂(le) 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永壽二年韓敕禮器碑》）收集整理了古樂(le) 譜，添置了鍾磬瑟鼓等樂(le) 器，雷洗觴觚等酒器，爵鹿柤梪、籩柉禁壺等祭器，讓孔廟禮器更為(wei) 完備。此外，還疏通修整了孔廟的排汙設施，使得孔廟不致因積水毀壞。

禮器碑清末拓本碑陽

禮器碑清末拓本碑陰

三、魯國四相的曆史貢獻

“丹青所以圖盛跡，金石所以刊不朽。”“孔廟三碑”中的四位魯相隻是漢代曆任魯相中的普通幾位，但其所行之事與(yu) 孔廟密切相連，故而被時人稱頌，並刊石勒名，樹立於(yu) 孔廟，以傳(chuan) 後世。雖然也因碑中所記春秋饗禮與(yu) 費用公出之請旋舉(ju) 旋廢，而招致後人“有司崇奉不虔”（洪適：《隸釋》）等批評，但其舉(ju) 在孔廟以及釋奠禮的發展史上無疑具有重要意義(yi) 。同時，對孔子思想與(yu) 儒學在當時及後世的傳(chuan) 播都有一定的作用。

乙瑛在給皇帝的上書(shu) 中重申之前詔書(shu) 對孔子的稱頌：“詔書(shu) 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製《孝經》，（刪）（述）五經，演《易·（係）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這是當時最高統治者對孔子貢獻與(yu) 地位的認識與(yu) 評價(jia) 。碑文又記首任百石卒史孔龢“修《春秋》嚴(yan) 氏經，通高第，事親(qin) 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wei) 宗所歸”。通經、事親(qin) 至孝、奉先聖之禮，這些既是當時的選官標準，也是被推崇的社會(hui) 風尚。這些評價(jia) 與(yu) 標準都刻於(yu) 石碑，並樹立於(yu) 孔廟，在傳(chuan) 播媒介尚不發達的東(dong) 漢乃至其後的古代中國，無疑起到傳(chuan) 播官方意識形態、弘揚孔子思想的功效。

《史晨碑》（現存於(yu) 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作為(wei) 一國之相，其一舉(ju) 一動無疑具有社會(hui) 引領效應。《禮器碑》記韓敕於(yu) 孔廟造立禮器，吸引眾(zhong) 多人員捐資支持。這份捐資名單刻於(yu) 碑文之末，以及碑陰、碑側(ce) 。人員多達一百餘(yu) 人，除魯國現任的地方官員外，還有為(wei) 官朝廷或其他州、郡、縣的魯籍人和非魯籍人，地涉今天的山東(dong) 、河北、河南、江蘇、浙江一帶。這些人上自朝廷的尚書(shu) 侍郎，下至地方主簿、從(cong) 事；有封爵的王侯，也有隱居不出仕的處士，甚至還有許多僅(jin) 署地名和人名而無官職者；捐資數額則從(cong) 一百錢到五千錢不等。從(cong) 這份捐資名單可見韓敕之舉(ju) 在當時引起的轟動效應。《史晨碑》記載，史晨在孔廟舉(ju) 行春饗之禮時，亦吸引眾(zhong) 多人員前來觀禮。碑文記眾(zhong) 人“皆會(hui) 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鹹俾來觀。並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le) 終日”。以上兩(liang) 相所舉(ju) 之事之所以引得這麽(me) 多人參與(yu) ，除了他們(men) 位居一國之相的官職影響以及個(ge) 人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事關(guan) 孔子、孔廟。這是西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來儒學發展、孔子地位提升的重要體(ti) 現。同時，在這樣的社會(hui) 效應下，孔子思想必然也會(hui) 通過這些人員在各地傳(chuan) 播開來，起到引領當時社會(hui) 重視孔子、學習(xi) 儒學、踐行儒家思想的作用。

史晨前碑乾隆拓本

史晨後碑乾隆拓本

小結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後，儒生廣泛參政，與(yu) 文吏一起組成漢代的官僚隊伍。文吏是秦代法家傳(chuan) 統的繼承者，熟曉各種法律法令，奉法律條文為(wei) 圭臬，為(wei) 政嚴(yan) 酷；儒生則以儒家思想為(wei) 指導，主張為(wei) 政以德、勸學興(xing) 禮、教民、導民。兩(liang) 種官吏對漢王朝不可或缺，是“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在選官製度上的體(ti) 現。而文吏與(yu) 儒生也在矛盾與(yu) 衝(chong) 突中不斷影響，相互轉化，形成漢吏“吏服雅馴，儒通文法”的執政特色。從(cong) 孔廟“孔廟三碑”對四位魯相有限的記載中，我們(men) 無法判斷他們(men) 屬於(yu) 文吏還是儒生，但作為(wei) 魯國的地方官，他們(men) 對孔子的推崇、對孔廟的保護，以及對孔子祭祀禮儀(yi) 的推動，除了職責所在，應該也如史晨在給漢靈帝上書(shu) 中所表達的那樣，有一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的為(wei) 政之理想蘊含其中吧。 

作者簡介：

陳霞，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從(cong) 事先秦儒學、曲阜碑刻文獻方麵的研究，在《甘肅社會(hui) 科學》《光明日報》《管子學刊》等刊物發表文章10餘(yu) 篇。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