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倫(lun) 理學”的探究者與(yu) 踐行者

——周輔成倫(lun) 理思想研究

作者：萬(wan) 俊人（清華大學文科一級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月十六日乙未

          耶穌2023年2月6日

周輔成（1911—2009年），我國著名哲學家、倫(lun) 理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中國倫(lun) 理學會(hui) 名譽會(hui) 長。他一生在倫(lun) 理學方麵著述頗豐(feng) ,先後編輯《西方倫(lun) 理學名著選輯》（上、下卷）和《從(cong) 文藝複興(xing) 到十九世紀西方政治思想家哲學家關(guan) 於(yu) 人性論人道主義(yi) 選輯》兩(liang) 部大型編譯作品，為(wei) 中國現當代倫(lun) 理學學科及其教研體(ti) 係的重建作出了奠基性的學術貢獻；主編的《西方著名倫(lun) 理學家評傳(chuan) 》完整地建立了我國西方倫(lun) 理學教研體(ti) 係和學術體(ti) 係；在從(cong) 事倫(lun) 理學研究過程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yi) 人性論和實踐論為(wei) 基礎，關(guan) 注人的自由和解放問題，“以人為(wei) 本”“人格正義(yi) ”“公正和諧”，成為(wei) 畢生的學術宗旨和研究理念。

如果說，人文學是最切近人類自我及其生活世界的學問，那麽(me) ，作為(wei) 古老而經典的人文學之一種，倫(lun) 理學的全部關(guan) 切即是人類自我及其生活世界的日常根本與(yu) 精神根基，其所探所究正是人類生活世界中最經常卻又最隱幽的日常行為(wei) 之規則與(yu) 品行問題。用古希臘智者的話來說，“倫(lun) 理（學）”（ethics）與(yu) “精神氣質”（ethos）共享著相同的詞根，因而也共享著相同的文化價(jia) 值意義(yi) 。遺憾的是，並非所有人都能保持這樣一份日常生活化的倫(lun) 理意識和追尋簡約至理的理論自覺。由是，堅守行為(wei) 底線便成為(wei) 每一個(ge) 人一生修煉的人生功課，而堅守底線倫(lun) 理關(guan) 切則成為(wei) 倫(lun) 理學人最應該保持卻又最難保持的學術姿態。在當代中國倫(lun) 理學人中，周輔成先生無愧於(yu) 始終如一堅守這一學術姿態和學術信念的倫(lun) 理學家稱號，終身執著不變的人民正義(yi) 倫(lun) 理或“人民倫(lun) 理學”，既代表著他的倫(lun) 理學術，也代表著他的倫(lun) 理人生和道德人格。

正義(yi) 的承諾：作為(wei) 誌業(ye) 更作為(wei) 天命

古今中外的學人大致可分兩(liang) 類：一類是學術人生，即以學術謀人生，其學（術）與(yu) 其人（生）兩(liang) 式分殊卻也能相安無礙；另一種是人生學術，即以生命求學術，其學（術）與(yu) 其人（生）二位一體(ti) 且始終契合為(wei) 一，或曰，學術即人生或人生即學術。周輔成當屬後者，因其人格品德的生成過程與(yu) 其倫(lun) 理學術的求道經曆幾乎渾然一體(ti) ，難分淄澠。

周輔成出生於(yu) 重慶江津的一個(ge) 小康之家，崇學的家風讓他從(cong) 小便立誌從(cong) 學求道。因舅舅的啟蒙，他很早便接觸到《新青年》等進步讀物，到國立成都大學（今四川大學）攻讀大學預科時，已是一位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的進步青年，麵對當時的白色恐怖毫不畏懼，積極投身反抗鬥爭(zheng) ，敢於(yu) “憑良心說話”，無懼“計大過兩(liang) 次”的公開處分，頗有大義(yi) 凜然氣概。隨後，他求學於(yu) 清華大學哲學係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先後受業(ye) 於(yu) 金嶽霖、吳宓等名師，專(zhuan) 攻哲學，又受吳宓的道德課程和西方康德、歌德、格林等道德理想主義(yi) 的影響，立誌專(zhuan) 攻倫(lun) 理學。少年時代的周輔成曾受吳稚暉等人的思想影響，然而血與(yu) 淚的社會(hui) 現實使他逐漸改變想法，在艱難困苦中尋覓正義(yi) 的大道和光明的理想。清華同窗喬(qiao) 冠華等人的影響和抗日戰爭(zheng) 期間赴重慶以筆為(wei) 劍的切身經曆，特別是他與(yu) 其一生摯友唐君毅合辦《理想與(yu) 文化》期刊的實踐，讓他逐漸建立了自己獨立自覺的“實在論的理想主義(yi) ”（或“現實主義(yi) 的理想主義(yi) ”），同時也開始形成其普遍正義(yi) 的社會(hui) 道義(yi) 論倫(lun) 理學術取向和人生（格）價(jia) 值取向。抗日戰爭(zheng) 勝利後，麵對國民黨(dang) 化“戰利”為(wei) “私利”的不義(yi) 之舉(ju) ，以及整個(ge) 國民黨(dang) 觸目驚心的腐敗，周輔成更是義(yi) 憤填膺。1947年6月1日，國民黨(dang) 軍(jun) 警在武漢大學校園製造了“六一慘案”，五名學生被慘殺，另有四位教師被抓走。其時，正在武大執教的周輔成目睹慘案悲憤不已，連夜撰文聲討，為(wei) 衝(chong) 破封鎖，遂將檄文航寄上海《大公報》的王芸生，第三天在內(nei) 地與(yu) 香港同時刊發，成為(wei) 武漢大學反抗政治壓迫的正義(yi) 先聲。

與(yu) 其時許多知識界和文化界人士有所不同的是，周輔成的義(yi) 舉(ju) 並未停留在對社會(hui) 不義(yi) 現實的聲討上，而是轉入對社會(hui) 現實問題的深層反思和學理分析之中，使其很早萌生並一直持續追問的正義(yi) 倫(lun) 理思想更加堅定、更為(wei) 深入。大學和研究生期間，周輔成便開始研究古埃及、古希臘的倫(lun) 理思想，尤其關(guan) 注古埃及早期正義(yi) 之神（即農(nong) 神Osiris之女）所主張的“正義(yi) ”之為(wei) 古埃及道德開端觀念的核心地位，古希臘哲人柏拉圖、亞(ya) 裏士多德等的正義(yi) 倫(lun) 理主張，以及它們(men) 同中國古代開端時期“仁”德之前的“義(yi) ”德觀念之間的異同、嬗變和曆史影響，直到20世紀末，他在這一研究領域不斷深耕，他的正義(yi) 作為(wei) 第一倫(lun) 理學理念和諸德之第一美德的理論立場從(cong) 未有絲(si) 毫動搖。需要特別提及的是，20世紀末開編《中國大百科全書(shu) 》時，因為(wei) 其時一些倫(lun) 理學者對於(yu) 是否將“正義(yi) ”列為(wei) 基本條目收入《倫(lun) 理學卷》存在諸多疑慮和猶豫，周輔成明確主張收入。時過境遷，曆史與(yu) 現實不單證明了周輔成之大道不謬，也證明了他持道無懼的可貴。事實上，從(cong) 國立成都大學預科開始，一直到周輔成晚年，這一倫(lun) 理主張一以貫之，以致成為(wei) 他倫(lun) 理學的第一原理（則）和人生學術誌向的第一承諾。這承諾之堅貞與(yu) 沉重或許正源於(yu) 他自身的人生經曆與(yu) 他所經曆的大半個(ge) 世紀的社會(hui) 曆史經驗的特別饋贈。他在論及孔子為(wei) 何“重仁”時曾經提出一個(ge) 頗有意味的洞見：“我們(men) 完全有理由推論：君王重仁，孔子重仁，也是由於(yu) 社會(hui) 上人民重仁。這樣［說來］，不是孔子發現了仁，而是社會(hui) 的仁，發現了孔子。”可以說，周輔成之所以聚焦於(yu) 正義(yi) ，也不是他發現了正義(yi) ，而是他的時代和經曆最需要建基並伸張正義(yi) ，是時代和社會(hui) 的正義(yi) 尋求發現了他：渴望正義(yi) 的時代和社會(hui) 需要具備正義(yi) 感並能夠堅守正義(yi) 理想的“大丈夫”，他剛直不阿的人格和品質正是他堅定不移地承諾正義(yi) 並堅守人民正義(yi) 倫(lun) 理的主體(ti) 資格，毋庸置疑，這也是一種超越誌業(ye) 逼近天命的人生學術承諾。

為(wei) 了人民：基於(yu) 人民正義(yi) 的“人民倫(lun) 理學”

正義(yi) 是一個(ge) 最古老卻又與(yu) 時俱進的價(jia) 值理念之一，關(guan) 乎人類社會(hui) 的經濟、政治法律、道德倫(lun) 理乃至整個(ge) 文化生活的根本秩序與(yu) 行為(wei) 義(yi) 禮，因之可以具體(ti) 化為(wei) 社會(hui) 秩序（製度安排）正義(yi) 、經濟分配正義(yi) 、司法（程序）正義(yi) 、政治正義(yi) 、倫(lun) 理正義(yi) 等諸多向度或層麵。

現代社會(hui) 的正義(yi) 觀念和正義(yi) 理論（理解）更側(ce) 重於(yu) 整體(ti) 秩序、程序、形式和關(guan) 係等宏觀層麵，比如，現代美國政治哲學家和倫(lun) 理學家羅爾斯，就將正義(yi) 視為(wei) “社會(hui) 製度的第一美德”，一如真理之為(wei) 人類思想的第一美德或最高成就。可這一論斷的實質依據何在？進而，作為(wei) 秩序、程序、形式和關(guan) 係的正義(yi) 都是作為(wei) 外在客觀形式或結論預定的正義(yi) ，而非實質性的正義(yi) ，易言之，這樣的正義(yi) 是結果而非原因，是形式而非內(nei) 容，是結論而非根據。什麽(me) 樣的製度安排才算是正義(yi) 的製度？更進一步的追問是，究竟依據什麽(me) 或者由誰來判定此一秩序、程序、關(guan) 係和原則而非彼一秩序、程序、關(guan) 係和原則才是正義(yi) 的呢？

柏拉圖說，城邦國家的公民（注意：限於(yu) 古希臘雅典城邦“極盛時期”的公民而非生活在城邦裏的所有“自由民”，更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奴隸）各守自身的身份（智者、武士、平民）、各安其位、各守其責，即為(wei) 正義(yi) 。《聖經·舊約》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即是正義(yi) ，可轉眼到《聖經·新約》，正義(yi) 卻被博愛所替代：“打你的左臉，把你的右臉伸過去。”羅爾斯論證，唯遵循其“正義(yi) 兩(liang) 原則”所作出的製度安排才是正義(yi) 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周輔成的解答是：人民，也隻有人民，才能解答“誰之正義(yi) ？”“何謂道德？”的根本問題，人民倫(lun) 理（學）才能提供這些根本問題的正確答案。因為(wei) ，“人民是民族道德的基礎，是一切美善的最後根源”。也就是說，隻有人民才是人類社會(hui) 正義(yi) 的主體(ti) ，也隻有他們(men) 在長期艱難的生活實踐過程中共同創造並逐漸積累、普遍認可並長期遵循的道德才是真實可行的道德，因之才能稱為(wei) 真正的道德。早在1932年，周輔成便寫(xie) 道：“我以為(wei) 倫(lun) 理學就是道德科學或曰規範科學之一種，中心問題是‘應當’的價(jia) 值判斷問題，即什麽(me) 叫做善？或什麽(me) 是實踐判斷或行為(wei) 判斷的最後標準？”直到晚年，他仍然堅持主張：“倫(lun) 理學講‘善’，所涉及的則是人的實踐或行為(wei) ，即：善行如何能得實現？”然而，人類社會(hui) 形成確定的善惡評價(jia) 標準並引以為(wei) 普遍有效的道德行為(wei) 規範，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所有基本的道德規範或善惡價(jia) 值判斷標準都是經過人類社會(hui) 的長期生活實踐逐漸建立並長期積澱而成的，所以，它們(men) 常常以穩定、持續而大化流行的傳(chuan) 統樣式，成為(wei) 人類社群（共同體(ti) ）生活的行為(wei) 禁忌、行為(wei) 習(xi) 慣、社會(hui) 風俗乃至文化傳(chuan) 統，也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人們(men) 將道德和倫(lun) 理界定為(wei) 人類社會(hui) 生活和行為(wei) 的風俗、習(xi) 慣、準則之總和。

道德倫(lun) 理生成的這一特點同西方“自然法”或英國式“習(xi) 慣法”的曆史生成有著諸多相似性。但周輔成並未停留在關(guan) 於(yu) 道德和倫(lun) 理學的這種一般解釋上，而是進一步揭示出一個(ge) 常常被倫(lun) 理學人所——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的問題：創造或者形成這些道德倫(lun) 理的行為(wei) 主體(ti) 究竟是誰？周輔成的答案是普通民眾(zhong) 。因此，人類社會(hui) 長期流行並持久有效的真實倫(lun) 理隻能是人民倫(lun) 理。他指出：“倫(lun) 理學，就是要區分人民的道德倫(lun) 理學和老爺的道德倫(lun) 理學。人民倫(lun) 理學是非常樸素但又非常紮實的東(dong) 西，也是十分廣大、十分深遠的東(dong) 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對有權勢者奉承，他隻是如勞動者的手足，一步一個(ge) 腳印地耕耘。他們(men) 不是沒有缺點，但缺點是可以補救或改正的。”這段話出自周輔成晚年的一篇書(shu) 序，他針對的是國內(nei) 的教條主義(yi) 倫(lun) 理學，所以批評了那種把道德倫(lun) 理弄得讓人“肅然生敬、高而且遠”的理論做派。事實上，堅持“自下而上”和人民倫(lun) 理的底線思維，一直是周輔成始終不渝的倫(lun) 理學立場。在其早年關(guan) 於(yu) 道德理想主義(yi) 的研究中，他就敏銳地指出：“理想之於(yu) 現實，非雲(yun) 天之於(yu) 山石，乃係泥土之於(yu) 樹木。”受莎士比亞(ya) 、托爾斯泰等文豪及其作品的影響，周輔成尤其欣賞莎士比亞(ya) 的“普通人性”、托爾斯泰的“人民傳(chuan) 統”和赫德爾的“人民（大眾(zhong) ）精神”，也明確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古老的“建中於(yu) 民”“鹹庶中正”之平民道德傳(chuan) 統的偏好與(yu) 堅持。他欣賞莎士比亞(ya) 的“平民”本色，稱讚莎士比亞(ya) 是一位人格卓立的“平民”，一位“真實的平民”和“自得的平民”，確信正是這種平民情懷才是莎士比亞(ya) 的戲劇保持“人情化”“血肉化”並最終能夠探險英倫(lun) “民族靈魂內(nei) 部”的心力之源。類似的探究也見諸於(yu) 周輔成關(guan) 於(yu) 托爾斯泰、歌德等人的文學作品的分析評論。始終保持其哲學倫(lun) 理學、文學和史學之融會(hui) 貫通的學術研究方式，構成了周輔成終生不變的學術風格。這在他同時代的學人及他們(men) 的導師輩那裏，幾乎是常見的，甚至可以說是當時學界的一個(ge) 共同特點，然而卻是現今學人較為(wei) 缺乏的。

周輔成的人民倫(lun) 理學思想由以下三個(ge) 原則構成：

其一，人民本位或人民本體(ti) 。周輔成之人民倫(lun) 理學的第一原則是，以人民尤其是普通民眾(zhong) 為(wei) 道德本體(ti) ，倫(lun) 理學的一切基本考量都必須“以人民道德為(wei) 中心”。從(cong) 人民及其真實日常生活實踐出發，以人民為(wei) 價(jia) 值本體(ti) 或第一價(jia) 值考量，始終把人民的意願、利益、目的和理想放在優(you) 先地位，乃是人民倫(lun) 理學的應有本義(yi) ，也是其普遍特征。他寫(xie) 道：“總而言之，一部令人滿意的、腳踏實地穩穩當當的、毫不浮誇的倫(lun) 理學，總應該是以普普通通的、過慣道德生活的人民的道德作為(wei) 出發點，以至是最終點。”

其二，人民正義(yi) 即普遍正義(yi) 。如果說，人民本位確立了人民倫(lun) 理學的基本理論立場，那麽(me) ，人民正義(yi) 則是人民倫(lun) 理學確立的第一倫(lun) 理原則。憑借對古今中外倫(lun) 理思想史的廣博學識和深厚積累，周輔成通過深入考究中外倫(lun) 理觀念的原始生成和古今嬗變，結合其切身的生活體(ti) 會(hui) 和深刻反思，令人信服地得出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結論：無論人類文明或文化的類型差異如何，人類早期倫(lun) 理觀念的形成和道德生活實踐最初都是以美德倫(lun) 理或具體(ti) 德目的形式呈現並行諸實踐的，而在人類早期道德生活的具體(ti) 德目中，“正義(yi) ”或“公正”都占據著核心地位，堪為(wei) 諸德之首。用周輔成自己的話說：“道德，必須在‘公正’之上展開，經得住‘公正’的衡量。”他采納其師吳宓的“真正持平”之學術姿態，通過考證和比較古埃及農(nong) 神及其所表征的“正義(yi) ”、古希臘眾(zhong) 神之首宙斯及其所表征的“正義(yi) ”和中國先秦之“中正”“義(yi) 德”觀念的原始生成及其曆史意蘊，得出並確信作為(wei) 人類早期道德文明之首要觀念的正義(yi) ，乃是所有傳(chuan) 統美德倫(lun) 理的基石，不僅(jin) 統攝著諸德之要義(yi) ，而且也代表著人類早期道德文明最基本也最普遍的德行價(jia) 值導向。借用佛教術語來說，就是眾(zhong) 生平等；用古代原儒的術語來說，就是天下公義(yi) ；而用今人的習(xi) 語來說，則是人人平等。在周輔成看來，人民正義(yi) 之所以是第一倫(lun) 理原則，絕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人類早期道德觀念史的史證所然，更根本的是人民正義(yi) 本身即是最真實普遍的正義(yi) ，代表了所有人都應當且都能夠遵循的底線倫(lun) 理規則，因此也是所有道德規範和倫(lun) 理原則賴以建立的基礎或出發點，缺少這一基礎或出發點，其他一切道德規範和倫(lun) 理原則的建構與(yu) 踐行就會(hui) 成為(wei) 無“由”之“理”、無“始”之“道”、無“從(cong) ”之“德”。易言之，人民正義(yi) 原則的證成理由既來源於(yu) 古今中外的道德觀念（思想）史證，更來自人類社會(hui) 的最廣泛真實的現實生活和行為(wei) 實踐。正是由於(yu) 人民正義(yi) 原則具有頭等重要意義(yi) ，所以在某種意義(yi) 上，周輔成的人民倫(lun) 理也可以稱為(wei) 人民正義(yi) 倫(lun) 理。

其三，人民道義(yi) 或人民目的。周輔成認為(wei) ，人民正義(yi) 倫(lun) 理本質上是一種普遍道義(yi) 倫(lun) 理。然而，人們(men) 切莫因此將之字麵地或片麵地理解為(wei) 某種對人民道德行為(wei) 的普遍約束，盡管這也是人民正義(yi) 倫(lun) 理之道義(yi) 論的應有之義(yi) ，但絕不是其全部含義(yi) ，甚至也不是其最重要的道義(yi) 要求。在他看來，與(yu) 其說人民正義(yi) 倫(lun) 理是一種人民道義(yi) ，毋寧說，它首先是一種針對政府的政治倫(lun) 理責任要求或針對官員群體(ti) 的政治倫(lun) 理之責任要求。在《孔子的倫(lun) 理思想》一文中，周輔成分梳了兩(liang) 個(ge) 孔子和兩(liang) 種儒學，一個(ge) 是人民的孔子或人民心中的孔子，另一個(ge) 是君王或廟堂之上的孔子；一種是人民儒學或民間倫(lun) 理儒學，另一種是官方儒學或廟堂之上的政治儒學。人民的或人民心中的孔子雖始終不為(wei) 各“國”君王所容，以至於(yu) 孔子及其門徒不得不四野奔波有如“喪(sang) 家之犬”，但他秉持春秋大義(yi) 、“禮失而求諸野”的不懈道德努力，卻最終能夠深入民心，濡化為(wei) 普通大眾(zhong) 的日常生活倫(lun) 理。同樣，漢以後被官方意識形態化的儒家實際上也被政治工具化了，但活在民間和民眾(zhong) 日常生活世界的儒家倫(lun) 理卻依然具有持久鮮活的生命力。周輔成特別強調，遠古時期的美德倫(lun) 理是自下而上的，各種德行要求首先是對“上”的，而且隻有“上”行不陋，方可在“下”層民間大化流行。比如，早在孔子之前，“忠”被視為(wei) 一種基本美德，但“忠”之所指，首先是“忠於(yu) 人民”。《左傳(chuan) 》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有記：“所謂道，忠於(yu) 民而信於(yu) 神也。上思利民，忠也。”所謂“禮不下庶人”，原意是指“履行道德責任”首先是且根本就是統治階層的責任，它要求統治者應當對人民大眾(zhong) 負責，社會(hui) 倫(lun) 理道德之事首先且根本是君臣要務，而非平民百姓之責。周輔成又引用《國語·魯語上》所言：“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cong) 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wei) 焉？”以君為(wei) 範，以吏為(wei) 師，是中國古代傳(chuan) 統道德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君行則民從(cong) ，正如《國語·魯語上》所言：“夫惠本而後民歸之誌。”不難看出，在此中所蘊含的人民倫(lun) 理學中，人民道義(yi) 論本質上是一種自上而下或先對“上”後“下”行的責任倫(lun) 理。這一思想的重要價(jia) 值遠不止於(yu) 對孔子和儒家倫(lun) 理思想的正本清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民倫(lun) 理的道義(yi) 力量和倫(lun) 理民主的偉(wei) 大意義(yi) 。

人格化的理想：道德君子和倫(lun) 理仁者

周輔成的人民倫(lun) 理首先是一種底線倫(lun) 理，而非某種高高在上的理想化甚至教條化的抽象倫(lun) 理。在他看來，這既符合人類道德文明的生成演進史實，也是道德倫(lun) 理能夠真實可行並普遍有效的前提條件，人類早期道德的形成和發展就是一個(ge) 從(cong) “習(xi) 俗的道德”逐漸步入“反省的道德”的過程。然而，即便是證成了這一判斷，也不能因此而斷定，周輔成的人民倫(lun) 理僅(jin) 僅(jin) 止步於(yu) 底線倫(lun) 理，甚或以為(wei) 它僅(jin) 僅(jin) 隻是一種底線倫(lun) 理。事實上，周輔成從(cong) 未放棄對道德高度或理想道德的追求，隻不過從(cong) 一開始他便對倫(lun) 理學和人生哲學的精神價(jia) 值導向與(yu) 實踐限度有著較為(wei) 充分的哲學自覺，在宣稱其道德理想主義(yi) 誌向的同時，確立並保持著一種“實在論的”或“現實主義(yi) 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立場，而且在他的倫(lun) 理學理論與(yu) 人生學術實踐中，這種“實在論的”或“現實主義(yi) 的”道德理想主義(yi) 遠不隻是一種理論主張，更是一種浸透著人生哲學和生命體(ti) 悟的人格化理想。

周輔成指出：“道德之所以成為(wei) 道德，首先是要有一個(ge) 道德自我作基礎。否則，隻能算作是循俗行為(wei) ，有消極意義(yi) 或作用，而無積極意義(yi) 或作用。”“道德自我”亦即個(ge) 人的道德人格。如何建立自己的“道德自我”？他認為(wei) ，形成並確立自己的人生理想（目的）是建立“道德自我”的第一步。無論從(cong) 人類社會(hui) 還是從(cong) 人類個(ge) 體(ti) 的意義(yi) 來看，我們(men) 都是從(cong) 遵從(cong) “習(xi) 俗道德”的“循俗行為(wei) ”開始，爾後逐步走向道德自覺並最終確立自身的人生理想（目的），從(cong) 而最終成為(wei) 具有獨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和道德行為(wei) 能力——從(cong) 選擇、行動到責任承諾、目的達成或理想實現——的道德主體(ti) 的。在這一“道德進步”過程中，人格理想及其確立具有關(guan) 鍵意義(yi)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周輔成便發表《倫(lun) 理學上的自然主義(yi) 與(yu) 理想主義(yi) 》申言：“我自己是一位理想主義(yi) 者”，並有意針對當時學界相當流行的“自然主義(yi) ”和“實用主義(yi) ”思潮，明確指出，僅(jin) 僅(jin) “用實在論的眼光”來看待道德和道德進步“不能令人滿意”，因而立意為(wei) 理想主義(yi) 辯護。一方麵，他批評“倫(lun) 理上的自然主義(yi) ”“把道德放在因果現象內(nei) ”“總想要在因果事實的研究上找出行為(wei) 的規範或善惡的標準來”，然則，“道德是行為(wei) 方麵的事，其根本形式是‘應當’”,而解答或證明是否“應當”如此這般行動的關(guan) 鍵是價(jia) 值意義(yi) 上的行動“理由”，而非事實意義(yi) 上的行動“原因”，後者不等於(yu) 前者，一如“價(jia) 值的理由”不等於(yu) “行動的原因”。

另一方麵，周輔成通過深入辨析康德以及近代啟蒙時代的德國浪漫主義(yi) 代表人物，如歌德等人的理想主義(yi) 觀念，指出其過度的道德烏(wu) 托邦缺陷。他指出，從(cong) 生命哲學的角度看，“所謂道德就是以理性生命控製動物生命”。因而，人類社會(hui) 的道德生活世界或“價(jia) 值世界”的確不同於(yu) 或超拔於(yu) 人類經驗生活的事實世界或“描述世界”，在這一點上，康德的倫(lun) 理學是對的。但我們(men) 不能像堂吉訶德那樣，把理想當成自身幻想中的風車，把道德視為(wei) 遠離塵煙的高天浮雲(yun) ，相反，道德和理想必須基於(yu) 我們(men) 的日常生活實踐和生活世界，欲想“道德和理想之樹”長青，必將其深深植根於(yu) 人間生活世界的肥沃土壤之中。正由於(yu) 此，周輔成反複申言，他所主張和堅持的是“一種實在論的（或譯‘現實主義(yi) 的’）理想主義(yi) ”。

周輔成認為(wei) ，基於(yu) 這一生活理想的道德人格典範應當近乎“君子儒”的道德自我，他既能成為(wei) 普羅大眾(zhong) 可學可追並能對社會(hui) 道德風氣產(chan) 生積極影響的道德君子（即儒家所謂之的“君子之德風”），又不會(hui) 像安徒生在其自傳(chuan) 中所表現的那種僅(jin) 僅(jin) 沉溺於(yu) 自戀和自我欣賞的人格典型，而是成為(wei) 始終保持其仁義(yi) 美德並親(qin) 近民眾(zhong) 的人民倫(lun) 理的仁者。也就是說，人民倫(lun) 理所推崇的人格理想既非封閉式或自戀式的個(ge) 體(ti) 自我，亦非遠離人民大眾(zhong) 生活實踐以至平民百姓高不可攀的絕世英雄，而是也隻能是來自人民且能回到人民中間的道德君子。

多元文化互鑒：人民是民族文化的真正主人

正是由於(yu) 周輔成長期秉持一種實在有根的道德理想主義(yi) ，使其倫(lun) 理學不僅(jin) 具有深厚廣博的大眾(zhong) 日常生活基礎，而且也蘊含了深厚廣博的文化情懷和多元文化互鑒互通的理性多元主義(yi) 兼容能力。這種大眾(zhong) 生活基礎和文化兼容能力為(wei) 周輔成的人民倫(lun) 理提供了豐(feng) 富充沛的思想資源和多元文化養(yang) 分。

在他看來，文化和文明首先是相對於(yu) 自然和野蠻而言的。文化的本義(yi) 即是以“文”化“自（然）”，即《周易·賁卦》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所謂者。因此，文化代表著人類創化自然——包括人類生活其間的外在自然和人類自身的內(nei) 在自然（本性）——的活力、成就和理想，即是說，文化“既是人［類］的理想目標，又是借以表現人類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凸顯文化的這種人類創化和人格理想化的一般價(jia) 值特征之外，他還著重強調了文化的三個(ge) 固有特點：

其一，文化總是以特殊的民族傳(chuan) 統方式而存在和發展的。美國學者希爾斯在其《論傳(chuan) 統》（1981年）一書(shu) 中將“傳(chuan) 統”界定為(wei) ，凡能綿延傳(chuan) 承三代及以上者皆可為(wei) 傳(chuan) 統，傳(chuan) 統有如流動不斷的河。早在1938年，周輔成便在《中國文化對目前國難之適應》一文中寫(xie) 道：“文化乃是一種價(jia) 值，它是人類與(yu) 其理想的關(guan) 係，不是禽獸(shou) 與(yu) 其環境的關(guan) 係。……文化像一條滾滾東(dong) 流的江水，浩浩蕩蕩，毫無休止地前進。人類之認識一切價(jia) 值，實現任何價(jia) 值，都必依賴它。”可見，周輔成對文化傳(chuan) 統之連續性的洞察比希爾斯還要早40多年。

其二，文化的傳(chuan) 統存續方式意味著文化同時也具有其特殊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也就是說，文化和文化傳(chuan) 統總是獨特多元的，且多元文化和文化傳(chuan) 統之間必定存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樣式和精神價(jia) 值訴求，傳(chuan) 統文化尤其如此。然而，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文化及其傳(chuan) 統的多元差異性而忽視多元文化和文化傳(chuan) 統之間相互溝通、求同存異的共同性和必要性。周輔成特別強調，中、西、印等文化哲學中共同分有的“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文化觀：一方麵，他強調多元差異歧出的必然，列舉(ju) 孔子門徒數以百千計，雖然所有的孔子門生都效仿夫子，然不僅(jin) 孔門三千弟子各有不同，即使七十二賢也互有千秋。另一方麵，他又反複提醒人們(men) 注意，縱然是一母養(yang) 九子，他們(men) 之間仍然有許多可以相互分享、相互學習(xi) 和借鑒的地方，甚或共享某些相同的東(dong) 西，比如，孔門諸生終有同道可循；各種不同的文化傳(chuan) 統也確實共享著正義(yi) 、和平、愛等價(jia) 值理想，等等。周輔成通過中外曆史上的各種文化傳(chuan) 統“教訓”得出結論：“人類生活中，知識或文化中，都有共同的傳(chuan) 統、共同的信仰，沒有它，不能形成人類生活，不能構成曆史；這個(ge) 共同的、普遍的傳(chuan) 統，是抽象的（因為(wei) 任何時任何地都不能完全表現，隻有在思想中才有它的完全形象），但也是非常具體(ti) 的（因為(wei) 在任何時地的現實中，都有它的不完全形象），抽象與(yu) 具體(ti) ，結合為(wei) 一。其次，人民傳(chuan) 統或民族傳(chuan) 統的締造者與(yu) 傳(chuan) 播者，是廣大的真正人民或民族，任何寄生階級或附屬人士，均不能以他們(men) ［的］傳(chuan) 統代替全體(ti) 人民的傳(chuan) 統。……換言之，人民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主人。再次，強調人民傳(chuan) 統或民族傳(chuan) 統之間的共同一麵，並不否認民族傳(chuan) 統自有特殊性一麵。”因此最為(wei) 重要的是“發現真正的人民傳(chuan) 統”。

其三，任何文化和文化傳(chuan) 統都是本之於(yu) 民、存之在民、續之由民的。周輔成始終確信，文化及其傳(chuan) 統一如道德倫(lun) 理，都是由人民創造、傳(chuan) 承和推進發展的。顯然，他的這一文化傳(chuan) 統主張與(yu) 其人民倫(lun) 理是一脈相承的，抑或毋寧說，通過人民的真實生活實踐世界來發現傳(chuan) 統和傳(chuan) 統文化，正是其人民倫(lun) 理的文化之根和思想之源。周輔成說：“總而言之，講革新，講傳(chuan) 統，主要是先求其本，先立其本，本立而道生。‘本’就是人民，‘道’就是傳(chuan) 統。”而“以民為(wei) 本，以平民的尊嚴(yan) 為(wei) 本，用以論民族文化傳(chuan) 統”，不僅(jin) 可以避免悲觀主義(yi) 的文化曆史觀，而且可以克服那些高高在上、空洞抽象的文化理想主義(yi) 弊端。基於(yu) 這一判定，他斷言：“凡是民族傳(chuan) 統，一定要真正代表全民族或絕大多數人的傳(chuan) 統，一定要能是世世代代人民共同遵守的生活規則，思想規則：既有現實性，又有曆史性。”明乎於(yu) 此，也就不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他在其論著和訪談中，反複強調並終身確信“禮失求諸野”。他晚年花費大量心力從(cong) 事西方人性論等理論的翻譯與(yu) 研究，其實也是他執著人民立場並尋求多元文化之理性共識或“多中求一”的多元文化之共契價(jia) 值理想的延續和擴展。隻不過，這一論題已然多少超出了本文的主題範疇，隻能寄托於(yu) 另文分解了。

周輔成先生已經離開我們(men) 十年有餘(yu) ，哲人其萎，其哲永恒。他的人民倫(lun) 理學，尤其是其對人民正義(yi) 倫(lun) 理終身都不曾消歇的呼喚，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經得起時間和理性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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