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le) 教論

作者：吳天明（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州學刊》2023年第5期

摘要：樂(le) 教是中國官方熏陶官員的音樂(le) 教育活動，旨在培養(yang) 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務除偏狹，養(yang) 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質和行為(wei) 習(xi) 慣，最終治國富民，無關(guan) 治國的民間俗樂(le) 均被排除。五帝三代樂(le) 教與(yu) 詩教書(shu) 教禮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開始細分為(wei) 詩、書(shu) 、禮、樂(le) 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為(wei) 六教，延續至清朝，最近幾十年詩書(shu) 禮樂(le) 四教重新混合。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雜，故九代“古樂(le) ”實行政教合一。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出現背棄“古樂(le) ”傳(chuan) 統的“新樂(le) ”，與(yu) 戰國至今“新樂(le) ”相似，故春秋至今為(wei) 後九代“新樂(le) ”階段，春秋時代既屬於(yu) 九代，也屬於(yu) 後九代。九代樂(le) 教理論，《舜典》《大司樂(le) 》為(wei) 樂(le) 教治國的“工具論”，孔子發展了“工具論”並創造了反對“鄭聲淫”的“風格論”，三者均隻適合九代“古樂(le) ”，而與(yu) 後九代“新樂(le) ”脫節。“新樂(le) ”雖缺乏經典理論，但總結其音樂(le) 實踐，無非是官樂(le) 民樂(le) 交融、樂(le) 教愉情並重、抒情風格多樣、剔除宗教色彩等，與(yu) 九代樂(le) 教理論迥異。後九代經師學者不明中國曆史發展大勢，以九代“古樂(le) ”的樂(le) 教理論反複證成孔子批評春秋“新樂(le) ”的“鄭聲淫說”，故均徒勞無功。

根據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是否人神混雜、國家治理是否實行政教合一，筆者過去曾將中國曆史劃分為(wei)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和春秋至今“後九代”兩(liang) 個(ge) 時期：“九代”社會(hui) 主流意識形態人神混雜，天人交通，故國家治理實行政教合一【1】；周初開始世俗化進程【2】，春秋時代加速世俗化，故春秋時代兼有“九代”和戰國至今“後九代”【3】兩(liang) 個(ge) 時代的部分特點；戰國初期最終完成世俗化進程，社會(hui) 主流意識形態終於(yu) 人神揖別，天人兩(liang) 分【4】，宗教政治徹底退出國家治理曆史舞台【5】，故戰國至今中國成為(wei) 世俗化國家，中華文明成為(wei) 人類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偉(wei) 大文明[1]。中國曆史的這一千年巨變，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最近兩(liang) 千多年曆史的發展方向，其中有許多重大的曆史問題和思想理論問題，學術界至今還很少觸及。

本文隻研究其中一個(ge) 很小的問題，考察中國五千年的樂(le) 教【6】實踐和理論。為(wei) 了行文方便，根據樂(le) 教實踐和理論是否人神混雜、是否排斥民樂(le) 元素這兩(liang) 個(ge) 標準，本文把中國五千年樂(le) 教史劃分為(wei)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古樂(le) ”階段和春秋至今後九代“新樂(le) ”階段，春秋時代兼屬兩(liang) 個(ge) 階段。本文認為(wei) 九代“古樂(le) ”的樂(le) 教實踐和理論，是人神混雜、天人合一、抒情節製，排除民樂(le) 元素、愉情功能和多樣化風格的實踐和理論；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新樂(le) ”乃至戰國至今所有“新樂(le) ”【7】，即後九代“新樂(le) ”的樂(le) 教實踐和理論，則是人神揖別、天人兩(liang) 分、官樂(le) 民樂(le) 融合、樂(le) 教愉情並重、抒情風格多樣的實踐和理論；春秋時代兩(liang) 種“周樂(le) ”即“古樂(le) ”“新樂(le) ”並存，兼屬九代和後九代，是中國樂(le) 教史上關(guan) 鍵的轉折點。這就是中國五千年樂(le) 教實踐和理論發展的基本脈絡。了解這一脈絡，可望解決(jue) 許多曆史問題和理論問題，包括九代“古樂(le) ”和後九代“新樂(le) ”的音樂(le) 實踐和理論，以及後九代學者長期反複證成孔子“鄭聲淫說”的所有努力為(wei) 什麽(me) 均徒勞無功的問題。

一、樂(le) 教、古樂(le) 、新樂(le) 、周樂(le)

本文主要涉及四個(ge) (組)基本概念：“樂(le) 教”、“古樂(le) ”(“先王之音”“德音”“治世之音”)、“新樂(le) ”(“鄭聲”“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亂(luan) 世之音”“鄭聲淫”)、“周樂(le) ”(“樂(le) ”)。這些概念往往互相纏繞，邏輯上又多有重疊，大多從(cong) 未被科學定義(yi) ，而且即使是周代君子在使用這些概念時，也偶然會(hui) 出現不嚴(yan) 謹不科學的現象，後世經師學者往往以經解經，很容易陳陳相因，以致長期成為(wei) 一團亂(luan) 麻。因此必須事先清晰界說，盡可能科學定義(yi) ，並對定義(yi) 做出必要的解釋，借以解決(jue) 若幹曆史懸案，也免本文行文時翻來覆去，學者為(wei) 此產(chan) 生沒完沒了的無謂爭(zheng) 論。所以本章對上述基本概念的定義(yi) 方法，與(yu) 辭書(shu) 下定義(yi) 的方法不盡相同，也不應該完全相同。

“樂(le) 教”，就是官方熏陶君子，使之養(yang) 成端正持中的人格，將來為(wei) 官能夠公道公正、治國富民的音樂(le) 教育活動。這個(ge) 定義(yi) 有如下四個(ge) 要點：一是誰培養(yang) 。樂(le) 教是官方的音樂(le) 教育活動，並不包括無關(guan) 治國、隻關(guan) 俗事的民間音樂(le) 教育活動。樂(le) 教的教官都是政府官員，例如《舜典》記載舜帝任命夔做樂(le) 教教官，舜帝自己有時也做教官。二是培養(yang) 誰。樂(le) 教的培養(yang) 對象主要是候任官員，五帝時代培養(yang) 祭司酋長之子，即《舜典》所稱之“胄子”;夏商周春秋王國時代培養(yang) 帝王諸侯卿大夫之子，如周文王時代培養(yang) 世子即後來的周武王[2]，春秋時代主要培養(yang) 卿大夫的餘(yu) 子即“國士”[3]，孔子亦培養(yang) 卿大夫之餘(yu) 子【8】;大漢至清朝帝國時代培養(yang) “國子”，總之都主要是培養(yang) 即將為(wei) 官治國者。現任官員、卸任官員也接受樂(le) 教，但不是培養(yang) 重點。民間也有音樂(le) 教育活動，但非官方之樂(le) 教。三是怎樣培養(yang) 。音樂(le) 育人重在陶冶情操、提升道德水平，主要是養(yang) 成教育，使君子養(yang) 成端正持中的品格、行事公道的習(xi) 慣，避免偏激促狹，以免殃及國民和君子自己。中國所有古代文獻在論及君子品格特征和行為(wei) 方式時，均要求君子“甲而乙，丙而丁”“甲而不甲，乙而不乙”，如同下文引用的《舜典》經文那樣，其實就是要求君子端正持中，務除偏執，按照先王常道，公正做人，公道治國，公平分配，如此則國家安寧，天下大治矣，這就是孔子及其徒子徒孫常說的“中庸”。四是為(wei) 何培養(yang) 。官方培養(yang) 君子，旨在讓他們(men) 將來治國富民。國家安寧，人民富足，君子亦可從(cong) 中合理獲取衣食之需，這就是樂(le) 教的終極目標，與(yu) 書(shu) 教、禮教、詩教目標完全一致。

這裏有一個(ge) 難題，就是樂(le) 教源於(yu) 何時，因何起源。要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恐怕不能完全依靠傳(chuan) 世文獻，還需要借助最近百年的考古學成果。竊以為(wei) ，人類有音樂(le) 天賦，音樂(le) 起源必早，或與(yu) 人類同源。但是樂(le) 教並非泛指所有的音樂(le) 教育活動，而隻是治國活動之一，自然與(yu) 剩餘(yu) 財富的出現、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同步。根據近百年的考古學成果，“古國時代”距今大約5500—4500年，約相當於(yu) 曆史學上的五帝時代，那麽(me) 樂(le) 教就應起源於(yu) 古國五帝時代。根據傳(chuan) 世文獻，古代學者並未明言樂(le) 教起源於(yu) 五帝時代，但他們(men) 采用的樂(le) 教作品，最早就是黃帝時代的《大卷》《雲(yun) 門》，說明他們(men) 實際上認為(wei) ，樂(le) 教起源於(yu) 五帝時代。這在周代是君子的常識，與(yu) 現代考古學成果完全相符，也與(yu) 現代私有製和國家起源的學說完全相符。但是中國近現代學者在論及樂(le) 教起源時，卻反而比古人糊塗，得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

劉師培主要根據傳(chuan) 世文獻推斷樂(le) 教起源，他以為(wei) 隻要是音樂(le) 教育就是樂(le) 教[4]。那麽(me) 樂(le) 教就可以追溯到人類誕生之初，大約五萬(wan) 多年以前人類與(yu) 動物剛剛揖別的時代了。這個(ge) 結論把樂(le) 教定義(yi) 得太寬泛，忽略了樂(le) 教為(wei) 治國之教的本質屬性，故不可從(cong) 。

王齊洲先生主要根據樂(le) 教治理萬(wan) 民的政治功能推測樂(le) 教的起源，所以他不同意劉師培的見解。這是完全正確的。但王先生同時認為(wei) ，原始樂(le) 舞旨在通天媚神，隻是宗教巫術活動而已，世界各國原始先人莫不如此，並不能體(ti) 現中國治理國家的禮樂(le) 文明，所以不能算是樂(le) 教。而周公製禮作樂(le) ，旨在治民，故周公作樂(le) 治民的活動方為(wei) 中國樂(le) 教之起源[5]63-81。這就大有問題了。盡管包括周公、伯禽父子在內(nei) ，的確有少數思想家覺醒很早，甚至有意排斥宗教【9】，但仍不足以改變九代中國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九代中國一直是一個(ge) 人神混雜、天人交通的國家，國家治理長期實行政教合一。周公之後五百多年，到了戰國時代初期，中國才終於(yu) 完成世俗化的曆史進程，社會(hui) 主流意識形態才人神兩(liang) 分，國家治理才實行世俗政治，宗教政治才最終退出國家治理的曆史舞台，僅(jin) 僅(jin) 成為(wei) 民間信仰。所以王先生將樂(le) 教起源定在周公時代，亦不可取。他以為(wei) 宗教政治並無治國安民功能的看法，與(yu) 中國曆史發展規律不合，與(yu) 九代政教合一治理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合，尤其不可從(cong) 。

“古樂(le) ”(“先王之音”“德音”“治世之音”)，指九代先王的治國之樂(le) ，這是春秋戰國君子的說法。這個(ge) 定義(yi) 有三個(ge) 要點：一是“先王之樂(le) ”，即九代先王的治國之樂(le) ，具體(ti) 曲目，傳(chuan) 世文獻均有記載【10】，這就把先王時代那些無關(guan) 治國的民間俗樂(le) 排除了。二是“治世之音”“德音”，說明春秋戰國君子認為(wei) ，與(yu) 春秋戰國亂(luan) 世相對而言，先王時代實行裕民政治、仁德政治，君子獲取私利亦公道公正，故天下大治。三是說明“古樂(le) ”是熏陶君子，使之為(wei) 人端正，能夠公道治國的重要工具。

春秋晚期戰國時代君子所謂“古”，本指堯、舜、夏、商、周、春秋六代，與(yu) 春秋戰國之“新”相對而言，他們(men) 習(xi) 慣於(yu) 言必稱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言必稱堯、舜、夏、商、周、春秋六代，而將五帝時代早中期排除在外，這很可能是因為(wei) 黃帝、顓頊、帝嚳時代的口傳(chuan) 史“不雅訓”【11】，所以周人將黃帝、顓頊、帝嚳時代的古史全部排除在外，連孔子著《五帝德》、司馬遷著《五帝本紀》時，也隻能找到一些零零碎碎的史料片段，如果沒有現代考古學家的幫助，我們(men) 至今都很難對五帝時代早中期的曆史有一個(ge) 基本的了解。但是周人排除“不雅訓”的古史似乎並不徹底，周代天子諸侯都在重要場合演奏、演唱、舞蹈的“先王之樂(le) ”，甚至經常有黃帝時代的《大卷》《雲(yun) 門》，自然還有與(yu) 之匹配的歌詞。根據這一實際情況，本文將晚周君子所謂的“古”，由他們(men) 定義(yi) 的堯、舜、夏、商、周、春秋六代，修正為(wei)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

晚周君子所謂的“古樂(le) ”，沒有明示是六代“先王之樂(le) ”還是九代“先王之樂(le) ”，不過客觀上就是指九代“先王之樂(le) ”。“古樂(le) ”不僅(jin) 包括九代官方的樂(le) 曲作品，還包括九代官方的樂(le) 教理論，下文都會(hui) 詳細討論。由於(yu) 這些古樂(le) 在周代的王朝和列國【12】的官方場合都經常被演奏、演唱、舞蹈，用以教育候任官員和現任官員，所以晚周文獻亦通稱為(wei) “周樂(le) ”【13】。這一組概念，晚周傳(chuan) 世文獻記錄很多，讀者檢索方便，為(wei) 了節約文字，筆者就一律不出注了。

“新樂(le) ”(“鄭聲”“鄭衛之音”“亂(luan) 世之音”“亡國之音”“鄭聲淫”)，都是春秋晚期戰國時代君子的說法，原本特指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出現的官方音樂(le) ，與(yu) 中規中矩的九代“古樂(le) ”相對而言。“鄭”“鄭衛”均借代鄭、衛、宋、齊四國，這是晚周君子的語言習(xi) 慣，旨在語言簡潔而活潑。“新樂(le) ”的主要特色是，吸收了民樂(le) 元素，官樂(le) 民樂(le) 交融，樂(le) 教愉情並重，淡化宗教色彩，抒情較少節製。春秋戰國君子大多認為(wei) ，“新樂(le) ”不利於(yu) 培養(yang) 端正持中的治國君子。考慮到春秋時代四國官方的“新樂(le) ”與(yu) 戰國至今的官方民間的所有“新樂(le) ”特征均基本相同，與(yu) 九代“古樂(le) ”卻大異其趣，故本文概稱後九代官方民間所有的音樂(le) 均為(wei) “新樂(le) ”，亦與(yu) 九代“古樂(le) ”相對而言。

“古”與(yu) “新”自然相對而言。從(cong) 時代概念來看，春秋時代是九代的一部分，春秋戰國君子本不應該稱“新”，但由於(yu) 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出現了迥異於(yu) 九代“古樂(le) ”的“新樂(le) ”，故晚周君子所謂的“新樂(le) ”，特指春秋四國官方的這一部分“周樂(le) ”【14】。所以從(cong) 時代上講，“古樂(le) ”與(yu) “新樂(le) ”，“九代”與(yu) “後九代”，均在春秋時代有所重疊。

“鄭聲淫”主要批評“新樂(le) ”抒情不節製，體(ti) 現了九代典型傳(chuan) 統的樂(le) 教理論和審美習(xi) 慣，而又有所發展，這並非隻是孔子個(ge) 人的獨特判斷，而至少是相當一部分春秋戰國君子的共同見解，如春秋晚期吳國公子季劄、鄭國盲人樂(le) 師慧、孔子帳下弟子子夏，就都曾嚴(yan) 厲斥責“鄭聲”有“淫”“細”之病。“鄭衛之音”“鄭聲”，戰國君子有以為(wei) 貶詞者，亦有不以為(wei) 貶詞而僅(jin) 僅(jin) 視之為(wei) “新樂(le) ”者，下文都會(hui) 有詳細討論。孔子“鄭聲淫說”主要體(ti) 現了九代樂(le) 教理論和審美習(xi) 慣，戰國至今後九代學者每每證成之，卻與(yu) 春秋戰國官方樂(le) 教實踐和理論，或部分脫節，或完全脫節，也與(yu) 大漢至今的音樂(le) (包括官方和民間)實踐和理論部分脫節。根據傳(chuan) 世文獻，戰國至今除了孟子並不介意君子是喜歡“古樂(le) ”還是喜歡“新樂(le) ”，是否“鄭聲淫”，隻要求君子與(yu) 民同財、“與(yu) 民同樂(le) ”【15】以外，絕大多數官員和學者都非常在意“鄭聲淫”之類的問題，學者們(men) 的努力方向始終都是援引九代樂(le) 教的實踐和理論，批評後九代的“新樂(le) ”實踐，以證成“鄭聲淫說”，或者辨別“鄭聲”是否包含“鄭詩”，貶斥春秋時代的“鄭聲”，貶斥戰國君子喜歡“鄭聲”“鄭衛之音”“新樂(le) ”“亡國之音”、厭惡“先王之樂(le) ”“德音”“古樂(le) ”“治世之音”的現象，可惜學者此舉(ju) 並不能科學解釋九代樂(le) 教實踐和理論與(yu) 後九代“新樂(le) ”實踐為(wei) 何脫節，其反複證成“鄭聲淫說”的種種努力，不僅(jin) 徒勞無功，而且在文藝理論上有明顯的缺陷，在文藝實踐上則非常有害。

“周樂(le) ”(“樂(le) ”)，就是周代官方采用的九代“古樂(le) ”，但也包括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的“新樂(le) ”【16】。

“周”是個(ge) 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指周家王朝及其治理的整個(ge) 天下，包括周王國及其所有的封國，封國則包括周家兄弟之國、親(qin) 戚之國(古老文明氏族國家)【17】和蠻夷戎狄之國，兄弟親(qin) 戚之國亦概稱華夏，華夏就是經濟文化發達國家的意思【18】。由於(yu) 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等，古代中國地理環境相對封閉，周人並不知有一個(ge) 世界，故“周”當時與(yu) “天下”含義(yi) 相同【19】。春秋戰國文獻一般稱西周三百年為(wei) 周，大漢至今則一般稱西周、春秋、戰國八百年為(wei) 周。但古代君子使用“周樂(le) ”這個(ge) 概念卻很特殊，一般泛指西周、春秋、戰國八百年，周王國、周家兄弟之國、周家親(qin) 戚之國和蠻夷戎狄之國，在官方場合演奏、演唱、舞蹈的音樂(le) 作品，即大體(ti) 指九代(戰國進入後九代)“古樂(le) ”，包括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官方的“新樂(le) ”。據《漢書(shu) ·藝文誌》《隋書(shu) ·經籍誌》《四庫全書(shu) 》之經部記載，大漢至清末曆代國學均將《樂(le) 》即《周樂(le) 》作為(wei) 培養(yang) 治國君子的教材，下文會(hui) 討論。

二、九代“古樂(le) ”的樂(le) 教實踐和理論

考慮到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和中華文明的創造發展都從(cong) 來就沒有間斷過，而九代的樂(le) 教實踐和理論已經相當成熟。為(wei) 了正確理解九代的樂(le) 教實踐和理論，我們(men) 需要借助現代考古學的幫助，首先越過九代，從(cong) 更加遙遠的舞陽文明時代官方的樂(le) 教實踐開始說起。

此前王齊洲先生即已關(guan) 注舞陽賈湖出土的幾十隻骨笛，卻偶然忽略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細節：根據考古報告，九千年前的那些骨笛隻出土於(yu) 舞陽先民的祭司酋長的墓葬之中，一般先民的墓葬中並無骨笛隨葬[5]63-81。這一事實或可說明，早在舞陽文明時代中國就已出現了一定的剩餘(yu) 財富和初步的階級分化，開始出現了祭司酋長和普通民眾(zhong) 的貧富貴賤的區別，當時的聚落社會(hui) 就已出現了利益衝(chong) 突，故祭司酋長用骨笛演奏古樂(le) 、演唱歌詞的活動，應非一般的文化娛樂(le) 活動，而應與(yu) 當時的聚落治理關(guan) 係密切，中國原始的樂(le) 教、詩教、書(shu) 教、禮教，或許早在九千年前就已萌芽。

但舞陽文明時代隻有大型的聚落，尚無夯土為(wei) 城，使之四合，用以保護人口和財富的城市“國”，剩餘(yu) 財富尚有限，私有製和國家尚在形成之中，故舞陽治理隻能稱為(wei) 社會(hui) 治理，還不是國家治理；舞陽樂(le) 教活動雖非一般意義(yi) 上的文化娛樂(le) 活動，但也還算不上真正意義(yi) 上的治國之教。作為(wei) 治國之教的樂(le) 教，需要等到私有製和國家真正形成的時代才會(hui) 出現，即要等到距今五千多年的黃帝時代晚期才出現。考古學家告訴我們(men) ，到了黃帝時代晚期，中國才出現了輝煌的城市如黃帝古城【20】之類，他們(men) 稱之為(wei) “古國”，稱那個(ge) 時代為(wei) “古國時代”。而且大量傳(chuan) 世文獻記載，中國最早的官方樂(le) 教作品，就是黃帝時代的古樂(le) 《大卷》《雲(yun) 門》，這些作品一直流傳(chuan) 至周代，周代君子無不十分熟悉，人人都會(hui) 演奏、演唱、舞蹈。故本文根據考古資料和傳(chuan) 世文獻，根據私有製和國家起源的理論，將中國樂(le) 教的起點定在黃帝時代晚期，距今五千多年。

周漢傳(chuan) 世文獻如《虞書(shu) 》《夏書(shu) 》《商書(shu) 》《周書(shu) 》《左傳(chuan) 》《禮記》《史記》等，對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樂(le) 教實踐，包括具體(ti) 的曲目和演奏、演唱、舞蹈的情況，均有大量記錄，我們(men) 可以據此先對九代官方的樂(le) 教實踐做出如下初步的概要性的描述。

其一，排斥民樂(le) 。治國君子不事產(chan) 業(ye) ，隻管通神治民以獲取衣食之需，而民間俗樂(le) 記錄日常俗事，抒發世俗感情，旨在愉悅性情，敘事抒情多無節製，並無通神治民作用，故九代官方樂(le) 教排斥民樂(le) 作品，如五帝時代反映狩獵生活的《彈歌》和農(nong) 牧生活的《葛天氏之樂(le) 》之類，均被政府樂(le) 官排除在外，官方文獻甚至基本不記錄。

其二，熏陶君子。九代官方重視樂(le) 教實踐。九代樂(le) 教作品，五帝時代著名者有黃帝祭祀雲(yun) 神的《雲(yun) 門》、堯帝祭祀主管五穀的星座以求人間五穀豐(feng) 登的《鹹池》(《大鹹》)、舜帝祭祀鳥神以求天下祥和的《簫韶》等；夏商周三代的樂(le) 教作品，除了繼續使用五帝時代的古樂(le) 之外，夏代讚美大禹治水的《大夏》、商代稱頌商湯伐桀的《大濩》、周代讚美武王伐紂的《大武》【21】，都是官方大名鼎鼎的道德教化、熏陶君子、治國理政的音樂(le) 作品；春秋時代的樂(le) 教作品則新增周代華夏列國的詩選《詩經》【22】。

其三，政教合一。九代主流意識形態人神混雜，治國理政實行政教合一，樂(le) 教作品均有政教合一的色彩，即使後人以為(wei) 僅(jin) 僅(jin) 描述世俗生活的作品，當時也大多本是神神道道的【23】。

其四，組歌組詩。上述樂(le) 教作品很可能大都是組詩組歌。高亨先生《詩經今注》曾經推斷，傳(chuan) 世《詩經》中的詩歌很多都是一組一組的，那麽(me) 與(yu) 之匹配的音樂(le) 則自然是組樂(le) 組歌。故本文作此初步推測，盼望後世學者繼承高先生事業(ye) 進一步實證。

其五，等級森嚴(yan) 。上引音樂(le) 作品都是“先王之樂(le) ”【24】，而傳(chuan) 世《詩經》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樂(le) ，曲譜亡佚但歌詞尚存，可據此做出初步推測。《左傳(chuan) 》【25】等傳(chuan) 世春秋文獻，對各級貴族各用什麽(me) 官方音樂(le) 作品記載很多，總的要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治國君子各自采用適合自己身份的樂(le) 教作品，交好各自地盤的神靈，治理各自的土地人民，教育各自的部下和子弟。九代樂(le) 舞以多為(wei) 尊，如周禮規定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公卿四佾【26】。春秋戰國時代王道廢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貴族僭越禮製成為(wei) 常態，列國諸侯卿大夫均經常使用本該上級才能使用的禮樂(le) ，甚至有卿大夫使用天子禮樂(le) 者【27】。

其六，洪鍾大呂。舞陽文明時代、五帝時代為(wei) 新石器時代，不可能出現洪鍾大呂。大禹時代開始進入青銅文明時代。《尚書(shu) 》記載禹鑄九鼎；《孟子》記載直到戰國中期孟子師徒還曾親(qin) 眼見過古代青銅樂(le) 器，有“禹之聲”“文王之聲”，而且“禹之聲”因為(wei) 年代實在太久遠，連鍾紐都快磨損斷了。夏商周三代青銅極其昂貴，於(yu) 是成為(wei) 貴族的標配，他們(men) 用來做炊具、酒具、樂(le) 器【28】。由此可以推知，五帝時代官方進行樂(le) 教的樂(le) 器，很可能還是非金屬樂(le) 器絲(si) 竹骨笛之類，古人傳(chuan) 聞舜做五弦琴，不無道理。夏商周貴族為(wei) 了顯示各自崇高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可能基本改用青銅樂(le) 器，最近百年不斷出土的編鍾就可以佐證。青銅樂(le) 器演奏官方音樂(le) 還有一個(ge) 天然的長處，就是音樂(le) 特別容易顯得莊重典雅、節奏緩慢、聲音宏大，比絲(si) 竹類樂(le) 器更加適合演奏具有宗教色彩的作品，這與(yu) 西方人演奏教堂樂(le) 曲用管風琴而不用鋼琴有相似之處，也與(yu) 如今江南絲(si) 竹大多適合演奏表達男女私情的作品有相通之處。春秋君子批評“鄭聲”“細”，也許“鄭聲”多用絲(si) 竹而少用洪鍾大呂。

其七，出現“新樂(le) ”。“周樂(le) ”為(wei) 周代主要用來治國理政的官方音樂(le) ，春秋時代在鄭、衛、宋、齊四國出現了重視日常生活、吸收民樂(le) 元素、樂(le) 教愉情並重、抒情很少節製的新傾(qing) 向，明顯成為(wei) “古樂(le) ”的異類，故被稱為(wei) “新樂(le) ”，並招致嚴(yan) 厲批評。

九代官方的樂(le) 教實踐概況大致如上。至於(yu) 九代官方的樂(le) 教理論，根據傳(chuan) 世文獻，結合中國曆史發展情況，應以《虞書(shu) ·舜典》【29】為(wei) 五帝時代樂(le) 教理論的代表，以《大司樂(le) 》【30】為(wei) 夏商周三代樂(le) 教理論的代表。而孔子的樂(le) 教理論，不僅(jin) 是對整個(ge) 九代樂(le) 教理論的高度總結，而且孔子的時代同時出現了“古樂(le) ”和“新樂(le) ”這兩(liang) 種“周樂(le) ”，天下又禮崩樂(le) 壞，所以孔子的樂(le) 教理論明顯具有中國曆史轉折關(guan) 頭樂(le) 教思想的部分特色。簡而言之，五帝三代的樂(le) 教理論主要是“工具論”，孔子的樂(le) 教理論則有“工具論”和“風格論”。下文稍作分析，以便研究為(wei) 什麽(me) 九代樂(le) 教理論與(yu) 後九代樂(le) 教實踐脫節，進而研究為(wei) 什麽(me) 後九代的學者反複證成孔子“鄭聲淫說”的所有努力，最終都必然徒勞無功。

《舜典》記載，舜帝嗣位，遍命群臣各負其責，協助自己治理天下，其命樂(le) 教官員夔曰：

夔，命汝典樂(le)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誌，歌永言，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

以當下的學術眼光來看，舜帝給樂(le) 官夔的命令，包含了五帝時代樂(le) 教的如下要點。其一，樂(le) 教為(wei) 五帝時代通例。舜帝剛剛嗣位，即嫻熟地任命樂(le) 官、交代樂(le) 教詩教任務，說明樂(le) 教詩教工作在五帝時代早已展開，已經成為(wei) 治國常道之一，舜帝不過是效法先帝而已，所以舜帝任命樂(le) 官的舉(ju) 動和對樂(le) 教詩教熏陶培養(yang) 治國君子任務的交代，都應視作五帝時代的通例。其二，教育對象為(wei) 祭司酋長的子嗣。“胄子”即祭司酋長之子，王國時代指帝王諸侯之子，帝國時代指帝王諸侯郡守卿大夫之子，總之都是未來的治國者。其三，教育內(nei) 容有樂(le) 教詩教，二教合一。周末春秋國學教育實行六藝之教，樂(le) 教與(yu) 詩教並稱，則一分為(wei) 二。其四，熏陶治國君子，使之養(yang) 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健全人格和中庸治國的行事習(xi) 慣。後世所謂人格養(yang) 成教育，最早的理論源頭就在這裏。其五，政教合一。中國在戰國時代初期才最終完成世俗化進程，從(cong) 而成為(wei) 世俗化國家。五帝時代社會(hui) 主流意識形態當然人神混雜，天人不分，故樂(le) 教詩教亦人神混雜，國家治理實行政教合一，所以舜帝要求夔，通過樂(le) 教詩教達到人神和諧有序、天人和諧有序、君臣和諧有序的宗教政治和世俗政治治理目的。其六，排除俗樂(le) 。從(cong) 舜帝的命令可以推知，夔拿來教育祭司酋長子嗣的官方音樂(le) 作品，應如同舞陽巫師酋長，也把民間俗樂(le) 排除在外，不可能采用那些農(nong) 耕打獵、家長裏短、兒(er) 女情長的音樂(le) 詩歌作品。

由《舜典》可推知，五帝時代的樂(le) 教理論主要是“工具論”，即樂(le) 教是熏陶君子、協和人神、交通天人、治國富民的工具。與(yu) 《大司樂(le) 》相比，五帝時代的樂(le) 教詩教還未承擔協和萬(wan) 邦的政治功能，那是因為(wei) 五帝治理的“天下”尚小，隻是幾個(ge) 氏族的聯盟而已，當時並無萬(wan) 邦需要君子協和，而周代治理的“天下”太大，樂(le) 教詩教的確需要協和萬(wan) 邦。

《大司樂(le) 》現存於(yu) 傳(chuan) 世戰國《周禮》。周初周公親(qin) 自著作的《周禮》如今僅(jin) 存16個(ge) 字而已[6]，原書(shu) 當在戰國時代初中期亡佚。而傳(chuan) 世《周禮》為(wei) 戰國末期的私人著作，成書(shu) 既晚，又非官方文獻，本不可作信史，但據王齊洲先生縝密考證，傳(chuan) 世《大司樂(le) 》就是孔子授徒的六經之一《樂(le) 》即《樂(le) 經》，曆經波折終於(yu) 傳(chuan) 世[7]。王先生考據嚴(yan) 謹，本文姑從(cong) 王說。根據王先生所言，本文考慮到孔子私學采用的教材與(yu) 周代官學完全一致，《大司樂(le) 》當然首先是西周春秋時代王朝曆代樂(le) 官確定的官方國學的樂(le) 教理論教材，實踐教材則為(wei) 九代“古樂(le) ”和春秋四國“新樂(le) ”。孔子在魯國孟孫氏的大力支持下創辦私立國學，除了學製較短、沒有傳(chuan) 授小學類課程【31】以外，其餘(yu) 六藝課程均與(yu) 官方國學完全相同，那麽(me) 周代樂(le) 教理論教材就是傳(chuan) 世《大司樂(le) 》。

《大司樂(le) 》是周代官方的樂(le) 教理論教材，是周天子曆代樂(le) 官的樂(le) 教理論總結，後被孔子采用，從(cong) 《大司樂(le) 》並未強調君臣父子的情況來看，也許該篇最終成篇於(yu) 西周時代或者春秋早中期。如果成篇於(yu) 禮崩樂(le) 壞的春秋晚期，卻不強調樂(le) 教的君臣父子等級，那就很難理解了。《大司樂(le) 》原文太長，下麵根據其先總論再分論的寫(xie) 作思路，隻引用其總論部分：

大司樂(le) 掌成均32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33】，死則以為(wei) 樂(le) 祖，祭於(yu) 瞽宗。以樂(le) 德【34】教國子【35】中和、祇庸、孝友；以樂(le) 語36教國子興(xing) 道、諷誦、言語【37】;以樂(le) 舞教國子，舞《雲(yun) 門》《大卷》《大鹹》《大磬》《大夏》《大濩》《大武》【38】，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le) ，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wan) 民，以安賓客【39】，以說(悅)遠人【40】，以作動物【41】。

據上引《大司樂(le) 》總論可知：其一，理論地位。後世經師注釋本經，均稱“六代之樂(le) ”雲(yun) 雲(yun) ，似乎《大司樂(le) 》隻總結了“六代”的樂(le) 教理論，這是因為(wei) 周代君子習(xi) 慣於(yu) 言必稱堯、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後世經師無不受其影響。但西周春秋對五帝時代早中期先王“不雅訓”遺跡的剔除並不徹底，而且本經經文所引先王之樂(le) 上至黃帝時代之《雲(yun) 門》《大卷》，故應糾正曆代經師的錯誤說法，將《大司樂(le) 》視作對整個(ge) 九代樂(le) 教理論的總結。其二，教官選擇。《大司樂(le) 》認為(wei) ，樂(le) 教是熏陶教化子弟(候任官員)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國學教育的重要課程之一，要選用道德高尚者擔任樂(le) 官。其三，樂(le) 教功能。《大司樂(le) 》認為(wei) ，樂(le) 教的根本任務是教育官員子弟，務求使之和鬼神【42】，和邦國，和萬(wan) 民；對兄弟之國、親(qin) 戚之國即所謂華夏，則要安賓客【43】;對遠方的蠻夷戎狄，則要來之、安之。由於(yu) 周家天下國土遼闊，封國很多，有兄弟、親(qin) 戚之國即華夏，亦有蠻夷戎狄之國，故樂(le) 教有對內(nei) 治理萬(wan) 民，對外協和華夏，更外則團結蠻夷戎狄的政治功能。其四，排斥俗樂(le) 。那些僅(jin) 僅(jin) 反映日常生活、旨在愉悅身心的民間俗樂(le) 作品，仍然像舞陽先民、五帝先王那樣，明顯被官方排除在外。

《大司樂(le) 》的樂(le) 教理論，繼承了《舜典》所代表的五帝時代的樂(le) 教理論，其核心理論仍然是“工具論”，即樂(le) 教是和諧人神、萬(wan) 民、萬(wan) 邦，熏陶君子，使之公道公正治理國家的宗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的工具。不過，《舜典》反映的五帝時代的樂(le) 教理論並沒有協和萬(wan) 邦的政治功能，這顯然是因為(wei) 那時“天下”太小，隻是若幹個(ge) 氏族結成的聯盟而已，並沒有萬(wan) 邦需要協調治理。《大司樂(le) 》定型於(yu) 周代樂(le) 官之手，而周代“天下”很大，國土遼闊，邦國眾(zhong) 多，有本家之國、親(qin) 戚之國、蠻夷戎狄之國，所以周代樂(le) 教理論增加了協和萬(wan) 邦的政治功能。

概而言之，孔子以前的樂(le) 教理論主要是“工具論”。孔子以“鄭聲淫說”為(wei) 代表的樂(le) 教理論，明顯繼承了九代正統的樂(le) 教理論“工具論”，而又根據春秋時代天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政治形勢，和鄭衛宋齊四國出現“新樂(le) ”的情況，對九代“工具論”有所發展。傳(chuan) 世文獻中孔子論述樂(le) 教思想的語錄，最要緊的應是《論語》中的如下幾章：

顏淵問為(wei) 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武》)。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yu)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yu) 三家之堂?”(《八佾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八佾篇》)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篇》)

子曰：“《關(guan) 雎》，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八佾篇》)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luan) 雅樂(le) 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篇》)

子曰：“師摯之始，《關(guan) 雎》之亂(luan) ，洋洋乎盈耳哉﹗”(《泰伯篇》)

根據孔子自己的論述，可知其樂(le) 教理論主要有“工具論”“風格論”兩(liang) 論。

先說工具論。其一，治國工具。孔子認為(wei) 周樂(le) 是君子“為(wei) 邦”即道德教化、治理國家、造福萬(wan) 民的重要經典性工具之一，不可小視。孔子這一基本思想，與(yu) 九代幾乎所有治國君子的看法一致，與(yu) 《舜典》《大司樂(le) 》的理論一致，無須細究。其二，恪守等級。孔子要求君子使用“周樂(le) ”治國，要恪守周禮，等級森嚴(yan) ，不可僭越。如“八佾”為(wei) 天子禮樂(le) ，“六佾”為(wei) 諸侯禮樂(le) ，“四佾”為(wei) 卿大夫禮樂(le) ——卿大夫為(wei) 國立有大功，諸侯賞賜，方可有“樂(le) ”，“四佾”並非卿大夫理所當然的標配，諸侯可以賞賜二佾，也可賞賜四佾，也可完全不賞賜。“八佾”就連魯侯都不得使用【44】，而魯國的“三桓”(實際為(wei) 執政大臣季孫氏)以卿大夫身份居然“八佾舞於(yu) 庭”，這是僭越禮製的嚴(yan) 重罪行，故孔子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上兩(liang) 條是孔子樂(le) 教思想的“工具論”，其基本思想是，“周樂(le) ”是君子治國的經典工具之一，等級森嚴(yan) ，不可僭越，使用“周樂(le) ”亦然，絕對不可以僭越禮製。孔子樂(le) 教的“工具論”，與(yu) 《舜典》《大司樂(le) 》所代表的九代樂(le) 教“工具論”均有所不同，九代樂(le) 教“工具論”均不強調君子的身份等級，並非九代不要求恪守等級，而是因為(wei) 當時僭越禮製者很少見，所以無須特別強調。而孔子特別強調君臣父子的等級差異，說明春秋中晚期君子僭越禮製已成為(wei) 常態，已經嚴(yan) 重威脅到天下的政治秩序，嚴(yan) 重影響到國家治理。

再說風格論。其一，抒情節製。孔子認為(wei) 官方音樂(le) 均應端正持中，雅正有節，都像《韶》、《武》、二《雅》、《關(guan) 雎》那樣“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45】，不能盡情宣泄情緒。如果官方音樂(le) 盡情地宣泄情緒，毫無節製，則容易養(yang) 成君子偏頗的思想感情和極端的行為(wei) 習(xi) 慣，這對治理國家將非常不利。《詩經·唐風·蟋蟀》:“好樂(le) 無荒【46】，良士休休。”《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評價(jia) 《豳風》曰：“美哉，蕩乎!樂(le)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dong) 乎?”杜注：“樂(le) 而不淫，言有節也。”《昭公元年》:“先王之樂(le) ，所以節百事也。”《襄公二十七年》:“樂(le) 而不荒。”可知春秋君子大都認為(wei) ，君子應用禮樂(le) 來節製自己，其官方音樂(le) 作品應樂(le) 而有節，哀亦有節，這非僅(jin) 孔子有此見識。其二，放逐鄭聲。孔子認為(wei) ，抒情沒有節製的“鄭聲”“鄭衛之音”即四國“新樂(le) ”擾亂(luan) 了守正持中的“雅樂(le) ”，也會(hui) 擾亂(luan) 治國君子的思想感情、正常人格和行為(wei) 方式，君子將來治國理政時必然會(hui) 因此產(chan) 生偏頗情緒、偏執人格和行為(wei) 方式，故應放逐“鄭聲”“鄭衛之音”。

以上兩(liang) 條均就周樂(le) 的抒情風格而論，可視為(wei) 孔子樂(le) 教思想的“風格論”，孔子要求所有“周樂(le) ”都要典雅莊重、抒情節製，以熏陶培養(yang) 守正持中的謙謙君子，務必使之按照常道治理國家。《舜典》《大司樂(le) 》均不重視樂(le) 教抒情節製的風格，並非當時樂(le) 教作品不節製，而是因為(wei) 當時樂(le) 教實踐均抒情節製，故無須特別強調。孔子特意要求樂(le) 教作品抒情要節製，是因為(wei) 鄭、衛、宋、齊四國“新樂(le) ”抒情已經很不節製，已經嚴(yan) 重擾亂(luan) 了雅樂(le) 即九代“古樂(le) ”。

孔子的樂(le) 教理論並非他所獨有，而是春秋戰國之交許多君子的共同見解。除上引文獻的證據以外，還有三個(ge) 典型的案例：一，鄭國樂(le) 師慧承認“鄭聲淫”。《左傳(chuan) ·襄公十五年》記載，鄭國發生內(nei) 亂(luan) ，盜賊逃至宋國，鄭國為(wei) 了追捕盜賊，以正國法，不得已而送給宋國“馬四十乘，與(yu) 師茷、師慧”47，並送公孫黑為(wei) 人質。“師慧過宋朝，將私(即小便)焉。其相(盲人助手，牽引盲人者)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子產(chan) 等)易淫樂(le) 之矇?必無人焉故也。’”鄭國樂(le) 師慧自稱“淫樂(le) 之矇”，即隻會(hui) 搜集整理創作“淫樂(le) ”的盲人樂(le) 師，說明就連鄭國樂(le) 師慧自己都認為(wei) “鄭聲淫”。二，吳國公子季劄也認為(wei) “鄭聲淫”。《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國公子季劄訪問魯國，“請觀於(yu) 《周樂(le) 》”，即當時在華夏列國朝堂、廟堂、禮堂、學堂演奏、演唱、舞蹈的官方音樂(le) 作品，魯國樂(le) 官於(yu) 是把《風》《雅》《頌》以及堯舜夏商周先代聖王的重要音樂(le) 作品演奏了一遍，季劄一一給予相當精準客觀的評價(jia) 。當樂(le) 官演奏“鄭聲”時，季劄評價(jia) 說：“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所謂“細”，從(cong) 音樂(le) 風格上講，指音樂(le) 抒情細膩入微，類似如今之江南絲(si) 竹演奏的兒(er) 女情長的抒情作品，而沒有廟堂之樂(le) 的洪鍾大呂的莊重典雅宏大的氣勢，說明鄭國君子缺乏英雄氣概和進取之心，故季劄推斷鄭國將亡。三，孔子弟子子夏認為(wei) “鄭聲”是“亡國之音”。魏文侯詢問子夏，為(wei) 什麽(me) 自己隻喜歡“鄭聲”等“新樂(le) ”，而不喜歡先代聖王的“古樂(le) ”。子夏說，先代聖王的“古樂(le) ”才是“德音”，而“鄭聲”為(wei) “亡國之音”[8]。這類案例還有許多，不過都不如這三個(ge) 案例典型罷了。這說明春秋君子大都認為(wei) ，周樂(le) 是華夏列國治國理政的經典工具之一，對陶冶君子情操、激發君子治國富民，均具有重要作用。而“鄭聲”雖然也是“周樂(le) ”，但是過分細膩、過分抒發兒(er) 女之情，抒情又不節製，不符合絕大部分“周樂(le) ”端正典雅的要求。

從(cong) 整體(ti) 上看，孔子等春秋君子隻把“周樂(le) ”即當時周代官方使用的樂(le) 教作品、采信的樂(le) 教理論，視作正統樂(le) 教，即當作道德教化、治國理政的經典性工具之一，完全沒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容忍音樂(le) 還有反映日常生活、僅(jin) 僅(jin) 愉悅身心的文化娛樂(le) 作用；隻認可當時官方“周樂(le) ”端正典雅、張弛有節的風格特征，不認可“周樂(le) ”的異類“鄭聲”細致入微、抒情性強的多元化風格。根據中華民族五千年思想文化傳(chuan) 承從(cong) 未間斷的曆史特點，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孔子等春秋君子的“工具論”和“風格論”的樂(le) 教思想，應該基本上就是九代治國君子的樂(le) 教理論的總結——雖然根據傳(chuan) 世文獻，孔子以前的樂(le) 教理論並未特別強調“風格論”。

三、後九代“新樂(le) ”的音樂(le) 實踐和理論

“新樂(le) ”“鄭聲”“鄭衛之音”本是春秋戰國君子對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官方“周樂(le) ”的特稱，其主要特點是，吸收了民樂(le) 元素，樂(le) 教與(yu) 愉情並重，淡化了宗教色彩，抒情暢快淋漓，較少節製。考慮到戰國至今中國音樂(le) (官樂(le) 民樂(le) )大多具有春秋“新樂(le) ”的上述特點，而與(yu) 九代“古樂(le) ”風格迥異，本文遂將春秋四國的“新樂(le) ”與(yu) 戰國至今的“新樂(le) ”一並視作後九代的“新樂(le) ”。

春秋戰國時代，當時君子大多不稱“周”，而僅(jin) 僅(jin) 稱西周為(wei) “周”;漢朝至今學者大多並稱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為(wei) “周”，但同時稱西周為(wei) “西周”，稱春秋戰國為(wei) “晚周”。如果我們(men) 大膽撇開完全根據王朝斷代的成見，放眼回顧五千年中華文明史，那麽(me) 春秋戰國之交就不一定隻是周朝的轉折點，而且很可能還是整個(ge) 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一個(ge) 重大轉折點，其深遠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周朝八百年。

其一，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不同。西周時代禮樂(le) 征伐均出自周天子，天子為(wei) 華夏之國(周家王朝和兄弟之國、周家親(qin) 戚即古老文明氏族之國)和蠻夷戎狄之國即整個(ge) 天下的共主48。春秋時代，周王朝實力下降，蠻夷戎狄遂自外於(yu) 周，天子於(yu) 是失去了對蠻夷戎狄的控製權。在華夏內(nei) 部，天子亦喪(sang) 失了對兄弟、親(qin) 戚之國的實際控製權，禮樂(le) 征伐均出自霸主，但是天子至少還是宗教名義(yi) 、政治名義(yi) 、思想文化上的華夏共主，即使晉文公“以臣召君”以後也仍然如此，故傳(chuan) 世六藝很可能都在春秋時代，最後由周天子的相關(guan) 官員(史官、樂(le) 官、卜官)定型，並通行華夏列國和蠻夷戎狄列國(蠻夷楚國比較特殊)。可是到了戰國時代，天子則連名義(yi) 上的、思想文化上的華夏共主都不是了，王權完全衰落，霸權方興(xing) 未艾，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時代楚王還隻敢委婉地“問鼎”，而戰國列侯則全都公開搶鼎了；春秋時代六藝還通行天下各國，戰國時代則諸子百家通行天下了。

其二，列國諸侯的政治地位不同。西周春秋時代，周家兄弟之國和親(qin) 戚之國，不要說諸侯地位很穩固，天子甚至親(qin) 自任命小國上卿一位，大國上卿兩(liang) 位，諸侯及其上卿的政治地位，本國均認可，王朝均認可，天下均認可。諸侯隻能任命一位下卿。例如齊國，天子任命高氏、國氏做上卿，齊侯隻能任命一名下卿如管子、晏子之類。春秋時代雖然也發生過卿大夫、國人廢立國君的情況，和“陪臣執國命”的情況，但是整體(ti) 上諸侯還是諸侯，卿大夫還是卿大夫。但是到了戰國時代，“魯侯奔越”“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之類已經成為(wei) 非常正常的現象，“田氏代齊”甚至在齊國政壇和國際社會(hui) 沒有引起任何大的反應，說明諸侯的政治地位下降得非常厲害。這也是王權衰落、霸權方興(xing) 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其三，鬼神上天的政治地位不同。盡管周初即已開始世俗化進程，例如魯侯伯禽在朝堂門口另外修建周公太廟，開啟了朝堂廟堂一分為(wei) 二、宗教政治與(yu) 世俗政治分家的序幕，而且春秋時代所有國家的廟堂朝堂均分開建設，但從(cong) 整體(ti) 上看，九代中國始終都還是一個(ge) 人神混雜、政教合一的國家，宗教政治的地位甚至遠遠高於(yu) 世俗政治【49】。從(cong) 春秋時代中晚期開始，鬼神上天的宗教政治地位就更加下降，人間帝王諸侯卿大夫的世俗政治地位已經明顯提高。戰國初期，中國最終完成了世俗化進程，中華文明從(cong) 此成為(wei) 人類曆史上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偉(wei) 大世俗文明，宗教鬼神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不再有什麽(me) 重要的政治地位，國家治理完全實行世俗政治。

這就是說，到了戰國時代，九代的一切權威，包括鬼神上天、天子諸侯的宗教政治權威、世俗政治權威，全部都倒掉，代之而起的是完全世俗化的諸子百家，尤其是兵家、縱橫家、法家，而主要體(ti) 現九代王道治國思想的儒家則被天下幾乎所有的諸侯卿大夫棄之不用【50】。隨之而來的是，九代政教合一的神道王道治國經典也隨之完全喪(sang) 失了國家治理經典工具的權威地位。於(yu) 是周代君子奉若神明的《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藝，隨之喪(sang) 失了作為(wei) 治國經典的固有地位，《樂(le) 》(《周樂(le) 》，包括曲目和樂(le) 教理論《大司樂(le) 》)作為(wei) 治國經典之一的宗教政治、世俗政治的地位即樂(le) 教地位，遂被君子們(men) 完全忽視，而音樂(le) 原本固有的、被九代官方長期排斥的愉悅身心的文化娛樂(le) 作用開始逐步顯現。不過這個(ge) 變化有一個(ge) 漸變的過程，春秋時代鄭、衛、宋、齊四國的“周樂(le) ”均“淫”即抒情不節製，就是漸變的開始。戰國君子在欣賞“周樂(le) ”時，根本不喜歡莊重典雅、端正持中、宗教氣氛濃鬱的九代古老雅樂(le) “先王之樂(le) ”，而更加喜歡多有生活氣息的春秋時代的《國風》，尤其喜歡鄭、衛、宋、齊四國世俗生活氣息濃鬱、抒情性強、較少顧忌的“新樂(le) ”“鄭聲”，就是這一千年巨變在官方樂(le) 教實踐上的自然反應。

於(yu) 是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一種現象，“鄭聲”在春秋時代晚期總受治國君子的批評譏諷，而在戰國時代卻受到治國君子的普遍歡迎，隻有少數堅持九代樂(le) 教思想傳(chuan) 統的理論家才對“鄭聲”不以為(wei) 然。據《禮記·樂(le) 記第十九》記載，魏文侯曾經詢問孔子弟子子夏：“吾端冕而聽古樂(le) ，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le) 之如彼，何也?新樂(le) 之如此，何也?”魏文侯不知不覺之間受到上述時代風潮的影響，喜歡鑒賞世俗生活氣息濃鬱的“鄭聲”“鄭衛之音”，對宗教氣息濃鬱的“古樂(le) ”則完全沒有任何興(xing) 趣【51】，但他並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故問子夏。子夏是孔子晚年弟子，由春秋進入戰國，當時中國正在發生世俗化的千年曆史巨變，子夏身在其中而渾然不知，所以他的“德音”“亡國之音”論，並沒有真正回答魏文侯的問題，也不可能成功引導戰國君子去喜歡“德音”，放棄“亡國之音”。據《孟子·梁惠王下》記載，與(yu) 此完全相同的現象，也發生在魏文侯的子孫梁(魏)惠王身上。由於(yu) 受到九代正統樂(le) 教觀念的長期影響，梁惠王曾經非常慚愧地對孟子說：“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le) 也，直好世俗之樂(le) 耳。”“先王之樂(le) ”即不含“鄭聲”的九代“古樂(le) ”“德音”，那是周代官方最典型的“周樂(le) ”，政教合一，典雅莊重，氣勢恢宏，端正持中，是仁德君子的治國之樂(le) ，自然道德教化意味很濃，文化娛樂(le) 作用不明顯；所謂“世俗之樂(le) ”則主要指春秋時代煙火氣息較濃、抒情性很強、娛樂(le) 作用明顯、抒情較少節製的“鄭聲”“鄭衛之音”“亡國之音”“新樂(le) ”，這是春秋時代就已經被部分異化的“周樂(le) ”。這類案例戰國時代還有不少，是當時比較常見的現象。春秋戰國時代“新樂(le) ”的這種新風氣，標誌著九代樂(le) 教時代的結束，一個(ge) 嶄新的時代即後九代樂(le) 教的開始。

戰國時代官方樂(le) 教情況已經略如上述，大漢至今官方和民間的音樂(le) 實踐和理論(不再是單純的官方的樂(le) 教)，傳(chuan) 世文獻記載甚詳，其中至少有如下幾點應該關(guan) 注。

其一，《漢書(shu) ·藝文誌》《隋書(shu) ·經籍誌》《四庫全書(shu) 》之經部均記載，包括《樂(le) 》【52】在內(nei) 的六藝一直是漢朝至清朝最重要的治國經典之一，一直是國學最重要的教材之一，而國學是培養(yang) 治國人才的地方，天子國學、諸侯郡縣鄉(xiang) 學的畢業(ye) 生，大都正在或將要當官治國。這說明，漢朝至清朝的官方，一直充分肯定九代六藝的治國之道。但是從(cong) 漢朝開始，曆代官方均更加重視本代本朝的樂(le) 教實踐，九代古樂(le) 的樂(le) 教實踐教育很可能實際上基本落空，九代正統的樂(le) 教理論也很可能被後人實際擱置不用。例如漢朝至今，學者長期認為(wei) 《樂(le) 》無經文，以致有“六經”為(wei) “五經”之說，古代還設置了“五經博士”。直到最近王齊洲先生嚴(yan) 密考證《大司樂(le) 》本為(wei) 孔子授徒的《樂(le) 教》經文，曆經曲折，傳(chuan) 於(yu) 後世，方知“六經”其實並非“五經”，這是一個(ge) 非常過硬的證據；根據《漢書(shu) ·藝文誌》《隋書(shu) ·經籍誌》《四庫全書(shu) 》之經部，“周樂(le) ”“樂(le) ”一直為(wei) 後世治國經典，九代“古樂(le) ”曲目雖存，但曲譜早已失傳(chuan) ，漢唐以後均無演奏、演唱、舞蹈九代“古樂(le) ”的痕跡，這也是一個(ge) 非常過硬的證據。

其二，漢朝官方效法先代設置樂(le) 教機關(guan) 和官員，故設置樂(le) 府，注重本朝本代的樂(le) 教實踐和理論建設，此後曆朝曆代也設置相應的樂(le) 教官署和官員，亦注重本朝本代的樂(le) 教實踐。這說明大漢至今，官方音樂(le) 雖然一直是熏陶君子、治國理政的重要工具之一，不過各代都主要是采用本朝本代的官方音樂(le) 作品，九代的樂(le) 教作品恐怕基本沒有被采用。春秋戰國時代樂(le) 官尚能演奏五帝古樂(le) ，曲譜歌詞君子莫不熟悉，可是大漢至今，遠古中古的樂(le) 曲幾乎全部失傳(chuan) ，先周聖王的歌詞亦全部亡佚，漢朝開創的重視本朝本代樂(le) 教實踐的新傳(chuan) 統，恐怕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三，由於(yu) 戰國時代中國即已最後完成世俗化進程，此後中國一直是一個(ge) 高度文明的世俗化國家，所以即使原本政教合一的周樂(le) 傳(chuan) 至後世，其宗教鬼神色彩亦自然被逐步淡化【53】，後世新創作的樂(le) 曲越發如此。

其四，民間俗樂(le) 的創造活動更加活躍，並逐步被官方音樂(le) 所吸收，民樂(le) 官樂(le) 開始互相融合，音樂(le) 固有的愉悅身心的重要功能逐步被後世官方認可。例如漢代樂(le) 府就多有民樂(le) 元素，唐宋官員王昌齡、柳永等等經常參與(yu) 民間藝人“旗亭唱詩”之類的活動，宋詞元曲的民樂(le) 元素更多，大晟樂(le) 府等官署均多有吸收。

其五，官方音樂(le) 作品始終具有樂(le) 教功能，官方在重要場合、重要時間節點都會(hui) 演唱、演奏，均非一般的文化娛樂(le) 作品，其主要作用亦均非愉情。

孔子之後，後九代音樂(le) 理論(而非僅(jin) 僅(jin) 是樂(le) 教理論)並無多少創新，傳(chuan) 世文獻中也沒有發現什麽(me) 經典的音樂(le) 理論，不過，結合後九代的音樂(le) 實踐，其主要理論無非是，樂(le) 教治國與(yu) 音樂(le) 愉情並重，官方音樂(le) 與(yu) 民間俗樂(le) 交融，敘事抒情風格多樣，完全排斥宗教元素【54】等。

四、後九代證成“鄭聲淫說”的徒勞努力

根據上文的初步分析，九代“工具論”“風格論”的樂(le) 教理論，與(yu) 後九代的音樂(le) (官樂(le) 和民樂(le) )實踐，均明顯有部分脫節，主要原因應有如下幾個(ge) 。

其一，宗教政治原因。九代的主流意識形態人神混雜，故國家治理實行政教合一，官方音樂(le) 成為(wei) 治國工具之一，民間俗樂(le) 則被長期排除在外。戰國時代初期中國終於(yu) 完成世俗化進程，從(cong) 此成為(wei) 一個(ge) 世俗化國家，國家治理完全實行世俗政治，宗教政治永遠退出曆史舞台。九代樂(le) 教本有很強的宗教政治色彩，但從(cong) 春秋時代開始，鄭、衛、宋、齊四國已經出現了宗教政治淡出國家管理的苗頭【55】，所以出現“鄭聲淫”的現象。戰國至今，曆代政府均需管理民間宗教事務，有時還設置專(zhuan) 門的宗教管理機關(guan) ，但隻是為(wei) 信教百姓提供某些服務而已，與(yu) 宗教政治實際管理國家已經完全不同。後九代社會(hui) 主流意識形態再也不是人神混雜，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再也不堅定，所以漢朝至清朝雖然長期把《樂(le) 》列為(wei) 治國經典、國學教材之一，但實際上已經不涉及宗教政治了。

其二，世俗政治原因。周人采取中央集權加地方分封製，除封建周家兄弟子侄、滅紂功臣外，還大量分封了五帝夏商子孫和蠻夷戎狄酋長，所以周代其實才是最早統一中國的朝代，隻是統一方式與(yu) 秦朝不盡相同而已。周家對五帝夏商子孫和蠻夷戎狄的封建，大多是就地冊(ce) 封，即人家本有土地人民，周天王冊(ce) 封之以示政治認可，被冊(ce) 封者亦接受冊(ce) 封以示臣服效忠。西周三百年天下相安無事。周末由於(yu) 西北地震，大江大河出現堰塞湖，堰塞湖垮掉以後又衝(chong) 擊了西北大量國土，加上西北突然轉冷，冰雪線南移，遊牧民族南侵，朝廷應對失據，終於(yu) 導致西周滅亡。平王東(dong) 遷後一段時間，周家尚能維持大局，但是王朝畢竟已元氣大喪(sang) 。此後鄭莊公、齊桓公稱霸，尚勉強維持周家顏麵，晉文公稱霸後居然以臣召君，周家作為(wei) 華夏共主的地位遂不複存在。天子如此，諸侯亦然；諸侯如此，卿大夫亦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為(wei) 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樂(le) 經》在內(nei) 的六藝，雖然名義(yi) 上還是治國經典、國學教材，實際上其權威性已經大打折扣。

其三，經濟發展原因。西周末期春秋早期，中國發明人工煉鐵技術。鐵器遠比青銅堅韌、鋒利、廉價(jia) ，遂被逐步推廣，如此極大地提高了農(nong) 業(ye) 、手工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剩餘(yu) 財富暴增，治國君子即使再仁義(yi) 正派，也很難不為(wei) 海量的剩餘(yu) 財富動心。包括《樂(le) 經》在內(nei) ，九代宗教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全部倒掉，就與(yu) 剩餘(yu) 財富暴增有莫大的關(guan) 係。

其四，音樂(le) 本身原因。人類本有藝術天賦，音樂(le) 本有愉情功能，即使長歌當哭也讓歌者愉悅性情，而九代官方故意對此視而不見，隻是為(wei) 了國家治理。春秋戰國時代既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國已不國，《樂(le) 經》教條自然對君子失去了約束力，音樂(le) 固有的愉悅身心的文化娛樂(le) 作用便開始被重視。

總之，九代樂(le) 教理論隻是對九代樂(le) 教實踐的總結，而九代樂(le) 教實踐的基礎在後九代基本不複存在，這就是九代樂(le) 教理論與(yu) 後九代音樂(le) 實踐脫節的根本原因。

春秋時代的“周樂(le) ”實踐，就出現了繼續中規中矩的“周樂(le) ”和已經開始異化的“周樂(le) ”即“鄭聲”的區別，華夏君子的樂(le) 教理論已經出現了與(yu) 音樂(le) 實踐部分脫節的現象。戰國至今，春秋君子的樂(le) 教理論與(yu) 音樂(le) 實踐脫節的現象則更加明顯。戰國至今的思想家理論家們(men) ，對戰國君子不喜歡先王“古樂(le) ”而喜歡春秋四國“新樂(le) ”的現象，大多不能正確理解、科學解釋，他們(men) 的努力方向，始終都是設法運用九代古老正統的樂(le) 教理論，反複證成孔子的“鄭聲淫說”，反複貶斥春秋戰國君子的部分官方音樂(le) 實踐。

戰國時代的樂(le) 教理論家，以子夏和《韓非子》為(wei) 代表，孟子是個(ge) 例外。魏文侯問子夏，為(wei) 何自己隻喜歡“新樂(le) ”，不喜歡“古樂(le) ”，子夏說“古樂(le) ”才是“德音”“治世之音”;“新樂(le) ”則是“亂(luan) 世之音”甚至“亡國之樂(le) ”，有國有家者不應喜歡“亡國之音”，而應喜歡“德音”“治世之音”。《韓非子》為(wei) 了證成孔子的“鄭聲淫說”，甚至編了“師曠辨亡國之音”的故事：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脫)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yu) 紂為(wei) 靡靡之樂(le) 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dong) 走，至於(yu) 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yu) 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盡也)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yi) 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yun) 從(cong) 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yu) 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56】

故事未必是真實的，但故事所反映的春秋晚期戰國時代的樂(le) 教思想卻是真實的。我們(men) 可以看出，戰國君子仍然在想方設法證成孔子的“鄭聲淫說”。

漢代君子證成孔說，可以《禮記·樂(le) 記第十九》《史記·樂(le) 書(shu) 》為(wei) 代表，兩(liang) 篇翻來覆去，核心意思都是九代樂(le) 教的那一套理論。大漢之後曆代經學家注釋經典，仍然都在證成孔說。現當代學者已經做了很多證成“鄭聲淫說”的論文，而且還在不斷生產(chan) 這類論文。

後九代學者徒勞地證成孔子的“鄭聲淫說”，而不太關(guan) 注孔子總結發展的九代樂(le) 教理論與(yu) 後九代音樂(le) 實踐已經脫節的時空環境，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九代樂(le) 教理論與(yu) 後九代音樂(le) 實踐脫節，本質上是政教合一九代與(yu) 世俗政治後九代的脫節，後九代學者均不知中國發生了這一千年巨變。其二，九代樂(le) 教理論是九代神道王道治國理論之一，戰國時代即被摧毀，漢至清朝雖將《樂(le) 》長期納入經部，實際上樂(le) 教實踐和理論很可能均落空。其三，後九代經師學者引經據典，反複解釋包括孔子“鄭聲淫說”在內(nei) 的經典，成為(wei) 職業(ye) 習(xi) 慣而渾然不知。

注釋
 
1根據各國考古資料，人類大約都在五萬多年前創造鬼神，同時創造人類自己，從而進入人神混雜的時代。吳天明：《神仙思想的起源和變遷》，《海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181—187頁。五帝夏商周社會人神混雜，故均實行政教合一的治理方式。張天恩：《中國早期文明路徑與文明史觀的產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九)，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46—159頁。春秋時代諸侯治國均稱“主祀”，即“主祀兼主政”，《左傳》案例比比皆是，讀者檢索方便，恕不抄錄。
 
2周公攝政時在魯國汶陽之田上建設的“明堂”還是廟堂、朝堂、禮堂、學堂的混合建築，具有政教合一的多種功能；其子伯禽卻把周公太廟建在魯國朝堂門口，此後西周春秋時代，列國朝堂廟堂均分開建設。這就是周初開始政教分離的典型證據。當然，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國家治理方式的完全去宗教化，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經過西周春秋五百多年，一直到戰國時代初期，這一過程才最終完成，中國才成為一個世俗化國家。
 
3“九代”指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後九代”指春秋戰國至今，春秋時代在時間上有重疊。曆史學上的五帝時代約相當於考古學上的“古國時代”。就中國曆史發展大勢而論，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九代”人神混雜，“後九代”人神兩分，春秋時代為重要的過渡期。僅就樂教實踐和理論而論，“九代”作品稱“古樂”，“後九代”作品稱“新樂”，春秋時代則“古樂”“新樂”並存，既屬“九代”亦屬“後九代”，也是重要的過渡期。本文僅僅根據人神關係和國家治理方式將中國曆史分為“九代”(政教合一時代)、“後九代”(世俗化時代)兩個階段，以方便討論問題，總結中國五千年來樂教實踐和理論的發展規律。吳天明：《中國世俗化的節點和標誌——以春秋戰國之交的孔子和孔學為研究樣本》，《東嶽論叢》2023年第1期，第129—142頁。
 
4天人合一還是天人兩分，古今學者討論很多，爭論不休，至今仍然常有論文發表。如果放在本文所論中國曆史發展節點上考察，這個問題則非常簡單：撇開少數思想家的特殊見識不論，僅就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而論，政教合一時代天人合一，世俗政治時代則天人兩分，完全沒有必要沒完沒了地做重複研究工作。
 
5戰國至今宗教隻是民間信仰，不再能參與國家治理。南北朝、唐朝的佛教、道教，都曾妄想幹預朝政，均以失敗告終，撇開偶然因素不論，中國曆史發展大勢原本如此。
 
6五帝夏商周時代的樂教，音樂有歌詞，就是詩教；歌詞講述先王故事，周史稱之為“先王陳跡”，就是書教(當然還有其他曆史教育如傳世《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也是書教，遠古口傳史亦稱《書》，今“說書”仍然保存了這一古意);先王兼行神道王道，公道公正，治國富民，合理獲取私利，後世君子必須效仿，就是禮教。大約在西周末期春秋時代，諸教分離為文本化的《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形成六藝，亦稱六經、六教，一直延續至清末。本文遵從周末至清末傳統，單論樂教實踐和理論，但實際上經常會涉及詩教、書教、禮教，這裏一並說明，下文不再重複。
 
7此說排除了相當小眾化的道教音樂和佛教音樂。
 
8孔子七十餘弟子中，有一位賤人之子，一位車夫之子。孔子私學做法與公學相同。
 
9王齊洲先生關注到周公較少鬼神信仰，這一點非常了不起。周人本是西北羌戎，比起東夷南蠻來，羌戎原本較少鬼神信仰，加上東夷殷商重鬼神輕蒼生而滅國，故周人治國整體上更加較少依賴鬼神，但是仍然不足以改變西周春秋時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人神混雜、國家治理實行政教合一的基本特點。
 
10例如《大司樂》記載的《大卷》《雲門》《大鹹》《大夏》《大濩》《大武》等。
 
11可能指父係時代早期殘存的許多禮俗，周漢君子難以理解。如周代有“君子重孫不重子”的禮俗，就是因為遠古父係時代早期兒子出嫁兒媳，孫子隨兒媳姓，孫子再出嫁外孫女，回歸祖父家，成為“歸孫子”。但是周代至今隻知道這麽做，已經不知道原因了。“不雅訓說”詳見《史記·五帝本紀》。
 
12《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訪問魯國“觀周樂”，魯國樂官隻要稍稍演奏一下，季劄就立即準確無誤地判斷演奏何樂，由此可以推知，吳國當時的樂教實踐和理論與華夏完全相同，而吳國當時尚被視作蠻夷之國，可見周樂不僅通行華夏，亦通行蠻夷。此類案例，《左傳》甚多，恕不一一抄錄。
 
13周樂整體上都是周代王朝和華夏列國官方正式采用的“先王之樂”(春秋時代包括鄭、衛、宋、齊四國之新樂)，但具體曲目則因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故《左傳·莊公二十年》《襄公二十九年》《禮記·明堂位第十四》《周禮·春官·大司樂》所引周樂的具體曲目均有所不同。確定周樂具體曲目者，應為周天子曆代之樂官。恕不俱引，以省篇幅。
 
14《禮記·樂記第十九》收錄子夏語錄：“鄭音好濫淫誌，宋音燕女溺誌，衛音趨數煩誌，齊音敖辟喬誌，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可知孔子所謂“鄭聲”其實包括春秋時代的鄭、衛(三衛)、宋、齊四國官方音樂。廟堂音樂莊重典雅，不得輕浮煽情，古今中外皆然。戰國以前政教合一，“主祀”即“主政”，故“祭祀弗用”即“祭祀行政均弗用”。但《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關於魯國樂官演奏“周樂”的記載說明，四國音樂在春秋時代都屬於“周樂”的一部分，即在華夏列國廟堂、朝堂、禮堂、學堂上演奏的官方音樂，都是諸侯祭祀祖宗、治國理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則子夏所言隻是其個人看法，“弗用”為“不能用”“不該用”之意，並非當時華夏列國實際未用。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即可推知，四國“新樂”不僅四國采用，華夏列國無不采用；同理，“古樂”“周樂”，四國亦莫不采用。
 
15孟子所謂“(君子)與民同樂(快樂)”，本質上隻是君子與民同財。孟子對戰國君子是喜歡“古樂”還是喜歡“新樂”，完全不介意。詳見《孟子·梁惠王下》。
 
16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請觀周樂”，所“觀周樂”就有九代“古樂”，也有春秋四國“新樂”，而且季劄十分熟悉，說明魯國等華夏之國、吳國等蠻夷戎狄之國，均采用此“周樂”。
 
17故周天子總是稱兄弟諸侯為“伯父”“叔父”(哥哥弟弟)，稱親戚諸侯為“舅父”“舅氏”(老舅)。
 
18詳見《禮記·明堂位第十四》。最近百年學者論述華夷甚多，其實華夷關係非常簡單：華夏是經濟文化發達的蠻夷戎狄，蠻夷戎狄是經濟文化落後的華夏。據此可知華夏不可能形成於春秋戰國，而應形成於周初。學者根據“華夏”之類字樣出現於春秋戰國文獻而判斷華夏民族形成於春秋戰國，並不科學，因為民族有“自在階段”和“自覺階段”，自覺階段才會頻頻出現“華夏”字樣。好比19世紀50年代進行民族識別，發現了很多少數民族，此後其名方見諸典籍，學者就不能說那些少數民族都形成於19世紀50年代。
 
19人類遠古莫不如此，甚至有僅僅以幾座山包為天下者。
 
20黃帝時代距今大約5300—7000年，而黃帝古城距今大約5300多年。古人酋長名與氏族名不分，故黃帝時代長達兩千年。《山海經》中從西北高山到東海神山，到處都有黃帝，這就是證據。
 
21據高亨先生《詩經新注》推測，《大武》為組樂，許多歌詞都保存在傳世《詩經》裏。由此還可推測，《大夏》《大濩》很可能也是組樂。
 
22傳世《詩經》為周代華夏列國的詩歌選集，先周時代、周代蠻夷戎狄之詩歌，多被周王朝樂官刪除(但被列入周代樂教的古老歌曲的樂曲和歌詞，當時似乎均得以保存，隻是後世失傳而已，失傳時間很可能在漢代)，旨在強化中央集權，這與周天王實行“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將人世間的通天神權集於天王一人之手，周王朝的曆代卜官刪除先周時代其他氏族國家的《連山易》《歸藏易》等，要求天下通行《周易》，政治目標完全一致。吳天明：《春秋〈詩〉義三變》，《長江學術》2008年第1期，第55—59頁。亦可參閱《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23案例如《桑中》。吳天明：《中國世俗化的節點和標誌——以春秋戰國之交的孔子和孔學為研究樣本》，《東嶽論叢》2023年第1期，第129—142頁。
 
24周代天子之樂除了周天子采用，還有兩個特例。宋於周為客，可以采用；周公攝政，功勞無比偉大，故魯國在祭祀周公太廟時可以采用。
 
25《左傳》雖然成書於戰國初期，但除了“君子曰”雲雲為編著者的議論以外，其所采用的史料都是春秋列國的原始史料，相當可靠。
 
26公卿四佾並非必然，需要立功，方可得到諸侯賞賜，最高賞賜四佾。
 
27《左傳》記錄了許多這樣的案例，《論語·八佾篇》記載魯國公卿季孫氏也用天子禮樂八佾。
 
28炊具、酒具、樂具用以殉葬祭神，故亦均被視作禮器。
 
29引文依據中華書局1979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虞書·舜典》，《十三經注疏》影印本，中華書局1979年版。
 
30《大司樂》現存於《周禮》。據《左傳·文公十八年》，周公《周禮》傳世僅16個字而已，餘皆亡佚。傳世《周禮》為戰國末期私人著作，成書晚且非官方文件，難作信史，本文本來未取。但最近讀到王齊洲先生剛發表的《〈周禮·大司樂〉即〈樂經〉辨》，王先生考證《大司樂》乃孔子所親傳，孔子去世，弟子子夏輔佐魏文侯時，將其帶到魏國，曆經曲折，終於傳世。王齊洲：《〈周禮·大司樂〉即〈樂經〉辨》，《南開學報》2023年第1期，第178—191頁。故姑從王先生說，將《大司樂》視為周代官方的樂經文獻。孔子設帳全部采用官方國學教材，隻是不教弟子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知識而已，可知《大司樂》本為周代官方周樂理論教材。周代不僅傳授樂教理論，更傳授樂教作品，《論語》記載子路曾在孔子門口練習奏樂，子遊主政魯國武城時經常演奏音樂作品以教育當地人民，《左傳》記錄了春秋列國君子大量的樂教實踐史料，據《襄公二十九年》記載，連南蠻吳公子季劄都十分熟悉周樂作品。可見周代國學教育不僅學習《舜典》《大司樂》之類樂教理論，而且十分注重樂教實踐。本文所引《周禮·大司樂》，亦依據中華書局1979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不再加注。
 
31孔子私學學製為三年(“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比官方國學學製短，而且傳世文獻沒有孔子教育弟子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任何一個例子，故作此推測。
 
32成均：成樂，即樂教。均：古“韻”字。
 
33使有治國道德者擔任國學樂官。周代天王舉辦國學(類似大學)，諸侯舉辦鄉學(中學)，卿大夫舉辦家學(小學)，均有樂官教育子弟。五帝時代甚至夏商兩代恐怕沒有鄉學和家學。
 
34治國富民為至德。
 
35國子：國家貴族子弟，候任官員。《舜典》稱“胄子”，《左傳·哀公八年》稱“國士”，含義相同。
 
36樂語：歌詞。可知樂教本含詩教。
 
37興道：興治國富民之道；諷誦：勸諫國君盡為君之禮；言語：周代官員言必稱詩，尤以外交場合為甚，《左傳》案例比比皆是，故孔子雲“不學詩，無以言”。
 
38均為五帝夏商周先王之樂。
 
39周代外交場合必有樂舞，謂之“觀樂”，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劄出使魯國觀周樂。
 
40樂舞歌詩為文德教化，蠻夷戎狄無不仰慕，故以文德而致蠻夷戎狄來朝。
 
41豈止人神天地君子小人無不和諧，就連鳥獸鳳凰亦無不喜悅，古人所謂鳳凰來儀是也。
 
42先周人人通天。周代“絕地天通”，規定天子方可祭祀天下名山大川，並祭祀天帝，始祖配享，旨在政治上統一天下(此承曆史學家王戎先生教誨);諸侯祭祀本國境內名山大川，不得祭天；宗廟，天子保留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超過此數則要毀廟，但春秋時代超過此數者很多。
 
43周天子時列國交往頻繁，使者不絕於道，故列國諸侯均有公館安頓使者，甚至卿大夫也有館驛，孔子周遊列國時就經常借住在卿大夫的館驛裏。
 
44成王康王特許魯侯八佾祭周公太廟，周代君子大多認可，但孔子不認可，孔子認為周公雖然做過攝政王，但其身份仍然是天王之臣。吳天明：《論語本意·八佾篇》，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
 
45樂、哀：借代所有思想感情。音樂抒發無比複雜的思想感情，故以樂哀借代之。
 
46荒：亦過分無節製之義，猶“淫”。《孟子·梁惠王下》:“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47即一百六十匹馬和兩名樂官。師茷、師慧：鄭國的兩位樂師，師指樂師，一位名茷，一位名慧。古代樂師均為盲人，盲人具有“生理補償效應”，故聽力超乎常人，樂感特別強。
 
48中國最早的統一時代應為西周時代，周公開始實際統一天下，其統一方式為中央集權加封建，封建之國包括周家兄弟之國、文明氏族之國、蠻夷戎狄之國三類方國，三者均承認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也就是說，西周時代，連蠻夷戎狄都是“周”的一部分。隻是西周滅亡，蠻夷戎狄遂自外於華夏，故春秋時代周天子僅稱“兄弟親戚之國”即前兩類方國為華夏，經春秋戰國五百年，蠻夷戎狄又大多重新融入華夏而已。民族融合原本分分合合，要看分合的主流，看曆史的大勢。秦朝國家統一方式為中央集權加郡縣，大漢至清朝國家統一方式為中央集權加郡縣和封建，今日中國之統一方式為中央集權加郡縣和自治區特區等。學者多稱秦朝中國才開始真正統一，這是因為對國家統一方式、國體政體認識不全所致，與曆史事實不符，在理論上有缺陷，在實踐上亦有害。可參閱《禮記·明堂位第十四》。
 
49當時君子稱晉侯“主晉祀”魯侯“主魯祀”齊侯“主齊祀”，以此類推。“主祀”即兼含“主政”。
 
50根據孟子及其大部分帳下弟子表字失傳這一曆史事實，即可證明，戰國儒家早已氣若遊絲。吳天明：《孟子師徒表字失傳的原因——兼考孟子五十五章語錄的具體記錄者》，《長江學術》2022年第3期，第15—23頁。
 
51孔子師徒的傳世語錄，有宗教語錄和世俗語錄，戰國君子居然沒有任何人引用他們任何一句宗教語錄，這說明，戰國君子對宗教政治已經毫無興趣。孔門的世俗語錄，無論讚成與否，戰國君子引用很多。
 
52《樂》包括古樂作品和樂教理論《樂經》，王齊洲先生考證《大司樂》即《樂經》，但忽略了古樂作品。
 
53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原本神神道道的六藝，後人解釋經典時，早已在有意無意之間逐步剔除了其神怪色彩。例如我們今天讀《詩經》《尚書》，往往僅僅視之為詩歌和曆史，其鬼神色彩早已悄然隱退。這是國家世俗化的大勢使然。
 
54後世已經影響很小的宗教音樂如佛教音樂、道教音樂除外。
 
55舉一個例子。晏子認為孔子隻是神神道道的古儒，對國家治理並無實際幫助，所以反對齊侯重用孔子。這就說明，春秋末期，宗教政治已被齊人看破手腳，開始淡出國家治理實踐。詳見《史記·孔子世家》。
 
56故事出自《韓非子·十過》。戰國諸子經常爭辯，為了取勝，他們經常現場編故事，包括人世間的故事和寓言故事，這是戰國辯士的習慣。所以《韓非子》所講的這個故事未必是真實的。

參考文獻
[1] 吳天明.中國世俗化的節點和標誌：以春秋戰國之交的孔子和孔學為研究樣本[J].東嶽論叢，2023(1):129-142.
[4]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上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677.
[5] 王齊洲.論中國“樂教”的發生[J].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1).
[6] 左傳：文公十八年[M]//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1861-1863.
[7] 王齊洲.《周禮·大司樂》即《樂經》辨[J].南開學報，2023(1):178-191.
[8] 禮記正義：樂記第十九[M]//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1534-1537.
[2] 禮記正義：文王世子第八[M]//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1404-1410.
[3] 左傳：哀公八年[M]//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2348-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