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jia) 元代《詩經》學

作者：查洪德 王玨）（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玨，係河南大學文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初九日乙酉

          耶穌2023年5月27日

自清人皮錫瑞定性元明為(wei) “經學積衰時代”（《經學曆史》），學術界一直公認元代是經學的衰落時期。在《詩經》學領域，則認為(wei) 元代《詩》學“皆本《詩集傳(chuan) 》，無多新說”（魯洪生《詩經學概論》）“墨守朱子之詩”（馬宗霍《中國經學史》），無成就可言。但如果換一個(ge) 角度看元代《詩經》學，可能會(hui) 得出大不相同的認識。因為(wei) 正是在元代，朱熹《詩集傳(chuan) 》成為(wei) 《詩經》學新經典，取代了毛鄭舊經典，完成了《詩經》學新舊經典的更替。如此來看，在《詩經》學史上，元代又該如何定位呢？

《詩經》學史的這一轉變，影響此後數百年，這是事實，應該正視。確認了這樣一個(ge) 學術史事實，那就需要認真考察，朱熹《詩集傳(chuan) 》是如何成為(wei) 新經典的。這應該是《詩經》學史研究的一個(ge) 重要課題。

與(yu) 這一新舊經典的更替相關(guan) 的所有問題，都應該回到元代社會(hui) 政治、學術環境中來體(ti) 認。出於(yu) 元初社會(hui) 重建的現實需要，元人選擇了朱熹學說，當然也選擇了朱熹《詩經》學。朱熹《詩集傳(chuan) 》經典地位的確立，是與(yu) 朱學在元代“官學”地位的確立同步的。具體(ti) 情況，可從(cong) 以下幾方麵說明。

元初北方學者在社會(hui) 重建、道德重建中推朱學以施治，為(wei) 朱熹《詩集傳(chuan) 》成為(wei) 新經典提供了社會(hui) 與(yu) 政治基礎。蒙古滅金的戰亂(luan) 與(yu) 社會(hui) 大動蕩，造成了嚴(yan) 重的社會(hui) 危機與(yu) 道德危機，當時人描述為(wei) “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宋子貞《中書(shu) 令耶律公神道碑》）。社會(hui) 與(yu) 道德重建，是當時最急迫的課題。在當時流行的各種學說中，朱熹之學無疑最適合社會(hui) 急需。原因在於(yu) ，朱熹之學將社會(hui) 秩序、人倫(lun) 關(guan) 係，上升到本體(ti) 論的高度，具有先天的神聖性。這既易於(yu) 為(wei) 蒙古貴族所接受，也便於(yu) 向社會(hui) 公眾(zhong) 推廣。以許衡等人為(wei) 代表的北方學者選擇了朱學，當然也包括朱熹的《詩經》學。他們(men) 大力推動朱熹《四書(shu) 集注》《小學》《近思錄》等著作的傳(chuan) 播，朱熹的《詩》學觀念以及《詩集傳(chuan) 》，也隨之在北方傳(chuan) 播。

元代官學教育體(ti) 係的建立，朱熹著作進入官學教材係統，為(wei) 朱熹《詩集傳(chuan) 》的經典化創設了前提條件。忽必烈時期，立國子學，許衡為(wei) 祭酒，掌教學事務，逐步建立了一套由朱熹義(yi) 理教化思想主導的、由《小學》到《四書(shu) 集注》再到《易》《詩》《書(shu) 》《禮記》《周禮》《春秋》等經典為(wei) 基本內(nei) 容的教材係統。在從(cong) 中央到州縣各級國學教學中，《詩經》以朱熹《詩集傳(chuan) 》為(wei) 教材，並強調閱讀其《詩傳(chuan) 綱領》，領會(hui) 義(yi) 理，“義(yi) 理都在《綱領》中”（陳繹曾《文說》）。這一教材係統，奠定了朱熹《詩集傳(chuan) 》在元代《詩經》學領域的重要地位。

朱熹《詩集傳(chuan) 》成為(wei) 新經典的關(guan) 鍵，是元代科舉(ju) 考試明確規定明經、經義(yi) 試以朱學為(wei) 依據。延祐開科，科考內(nei) 容與(yu) 要求有如下規定：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yi) 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wei) 主，《尚書(shu) 》以蔡氏為(wei) 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wei) 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元史·選舉(ju) 一》）

以官方名義(yi) 將朱熹的《詩集傳(chuan) 》規定為(wei) 《詩經》科考試的依據。《詩經》科試卷的題目設定以朱熹《詩》學觀念為(wei) 導向，考官以是否符合朱熹《詩》學思想、是否注重闡發經旨義(yi) 理為(wei) 試卷評判標準，應試參考書(shu) 對《詩經》主旨的解說和範文大綱的撰寫(xie) ，也遵循朱熹學說。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所說：“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chuan) 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ju) 法，遂定為(wei) 功令，而明製因之……亦主於(yu) 羽翼朱傳(chuan) ，遵憲典也。”明因元製，《詩集傳(chuan) 》在《詩經》學史上的新經典地位，遂不可動搖。

在學術研究層麵，對朱熹《詩集傳(chuan) 》的紹述與(yu) 詮解，奠定了朱熹《詩經》學在學術領域的獨尊地位。元代《詩》家對朱熹《詩集傳(chuan) 》進行了全麵的詮釋與(yu) 解讀，豐(feng) 富了朱熹讀《詩》法的內(nei) 容，對朱熹《詩集傳(chuan) 》的缺略與(yu) 疑誤，分別予以增益與(yu) 辨誤，並嚐試以圖文結合及問答式等多樣化的解讀方式進行詮釋，為(wei) 後世朱熹《詩經》學研究提供了經驗與(yu) 借鑒。元代《詩》家也注重對朱熹《詩》學理論進行闡發，對朱熹“六義(yi) ”說、“去序”說和“淫詩”說等命題的闡釋，對朱熹以“理”解《詩》理路的繼承與(yu) 發揚，以及嚐試對《詩經》作文學性解讀，都是對朱熹《詩經》學的豐(feng) 富與(yu) 完善。

元代書(shu) 院的授課與(yu) 刻書(shu) ，推動了朱熹《詩集傳(chuan) 》的社會(hui) 接受。元代的書(shu) 院遍及全國，生員數量超過州縣學，成為(wei) 儒學教育的重要陣地。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shu) 分年日程》作為(wei) 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書(shu) 院課程教學計劃，詳細規定了學子的治《詩》之法。這一日程的推廣，確定了朱熹《詩集傳(chuan) 》在各地書(shu) 院課程中的地位。元代書(shu) 院刊刻了數量眾(zhong) 多的《詩經》學著述，流傳(chuan) 至今的尚有15種，與(yu) 朱熹《詩集傳(chuan) 》有關(guan) 的就占12種，其中劉瑾的《詩傳(chuan) 通釋》最具影響，明代科舉(ju) 考試的指定書(shu) 目《詩經大全》，幾乎是全抄《詩傳(chuan) 通釋》，由此成為(wei) 明代的“取士之製”（《四庫全書(shu) 總目·詩經大全》），對明代《詩經》學及士子的影響，可以想見。

朱熹《詩》學觀念對元代詩學理論的滲透，彰顯了《詩集傳(chuan) 》的經典地位。在元代詩學文獻中，隨處可見以《詩經》作為(wei) 批評文本的論述，成為(wei) 構成元代主流詩學理論的重要內(nei) 容。元代詩論對性情的關(guan) 注，對風雅精神的標榜，對詩法正變的辨析，對平和詩風的追求，以及對曆代詩歌風貌的評述和對傳(chuan) 統詩學觀念的揚棄，均與(yu) 朱熹《詩集傳(chuan) 》有著密切關(guan) 聯。其通過調和古今正變最終確立的，以風雅精神和詩之正體(ti) 為(wei) 依歸，以《詩經》及體(ti) 現風雅傳(chuan) 統的詩歌為(wei) 典範的詩學追求，是朱熹從(cong) 文學視角解《詩》觀點的發揚，也是當時以道德與(yu) 社會(hui) 重建為(wei) 指歸的《詩經》普及在文學理論領域的反映。詩學領域對《詩經》所蘊含的詩學精神的闡釋與(yu) 接受，從(cong) 文學角度進一步強化了朱熹《詩集傳(chuan) 》的新經典地位。對明代《詩》家從(cong) 文學角度解《詩》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yi) 。

元代學者鑒拔朱熹《詩經》學說於(yu) 宋代諸家之中，通過科舉(ju) 規定、教材體(ti) 係、著書(shu) 立說等，確立了朱熹《詩集傳(chuan) 》新經典地位，奠定了明初百年間《詩經》學皆“演《集傳(chuan) 》之餘(yu) ”（胡樸安《詩經學》）的基本格局，影響了此後數百年《詩經》學學術史。

長期以來，元代學者對《詩經》學的貢獻，元代在《詩經》學史上的地位，被嚴(yan) 重低估，甚至可以說是被有意無意掩蓋或抹殺了。元代《詩經》學的成就與(yu) 地位，應該重新評估，其所蘊含的思想，以及作為(wei) 現實關(guan) 懷的《詩經》學觀念，也應該予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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