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ge) 向西方翻譯儒家經典的中國人

作者：周甲祿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2023-05-26 ） 

1928年4月30日，一代名人辜鴻銘在北京病逝，走完72歲人生。屈指算來，辜鴻銘逝世已整整95年。

95年煙雲(yun) ，淹沒了許多曆史人物，辜鴻銘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說到辜鴻銘這個(ge) 名字，知者甚少，即便知道，大多也隻是知道他的“怪癖”“怪論”。他對中國文化在西方傳(chuan) 播所做的貢獻，現代人恐怕知之甚少。

在晚清及近代，文化領域“西學東(dong) 漸”成為(wei) 主要風潮的時候，從(cong) 小受西方教育的辜鴻銘卻逆潮流而動，致力於(yu) “中學西漸”，他是第一個(ge) 將儒家經典《論語》《大學》《中庸》翻譯為(wei) 英文的中國人。他一生致力於(yu) 向西方宣傳(chuan) 介紹中國文化，他不停地用英文寫(xie) 作，向西方闡釋中華文明和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國，辜鴻銘是被公認為(wei) 向西方傳(chuan) 播中國文化最有成就的人。

著名學者吳宓在辜鴻銘逝世時撰寫(xie) 的《悼念辜鴻銘先生》一文中，這樣評價(jia) 他：“今日吾國人中，其姓名為(wei) 歐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為(wei) 歐美人士所常讀者，蓋無有如辜鴻銘氏。自諸多西人觀之，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唯一之宣傳(chuan) 員也。”

特殊經曆造就語言奇才

辜鴻銘人生經曆奇特，他自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dong) 洋，仕在北洋。即他出生在馬來亞(ya) （今馬來西亞(ya) ），在歐洲受教育，娶了一個(ge) 日本女子作如夫人，在北洋政府任過職。雖然他的一生比這四句概括更豐(feng) 富，但這足以顯示出他經曆的奇特。

辜鴻銘祖籍福建同安，1856年出生在馬來亞(ya) 檳榔嶼一個(ge) 華僑(qiao) 世家。他的父親(qin) 辜紫雲(yun) 幫英國人福布斯·布朗管理一個(ge) 橡膠園，母親(qin) 是西方人，所以辜鴻銘是混血兒(er) ，生就一副藍眼睛。辜鴻銘自幼聰明伶俐，布朗夫婦非常喜歡他並收他為(wei) 義(yi) 子。

13歲左右，他由布朗夫婦帶往歐洲留學。大約17歲時，他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師從(cong) 卡萊爾專(zhuan) 攻西方文學專(zhuan) 業(ye) ，1877年春，以優(you) 異成績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來他又到德國學習(xi) 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據說還獲得工科文憑。接著又到法國巴黎、意大利等地遊學。

辜鴻銘留學時，廣泛學習(xi) 歐洲多國語言，下的功夫很深。他在外語方麵的廣博當時聞名遐邇，享有盛譽。在武漢作張之洞幕僚時，一次接待俄國皇太子和希臘王子來訪，他的語言才能令中外人士驚訝不已。張之洞的首席幕僚趙鳳昌在《國學辜湯生傳(chuan) 》中對此有生動的記載。說他：“所習(xi) 若幹國語文，湯生不屑示人，人亦莫之測。遇有所用，輒出西學以折西人，其人服且驚，即國人與(yu) 相習(xi) 者亦每出意外也。”“（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俄國皇儲(chu) 遊曆來鄂，隨員皆有爵貴臣，且有俄儲(chu) 內(nei) 戚希臘世子在其間，共十人，儀(yi) 衛甚盛。俄儲(chu) 乘己國兵艦泊漢口，總督以地主禮先往訪，關(guan) 道與(yu) 中軍(jun) 從(cong) 。俄儲(chu) 問兩(liang) 從(cong) 者官職名，湯生譯以對。頃之送客出，俄隨員十人左右立艙口，湯生語俄儲(chu) ，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張督。旋邀宴晴川閣，湯生本以法語通譯，席間俄儲(chu) 與(yu) 希世子問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語，謂即晚有他約，宜節量。湯生言此餐頗衛生，願屬饜，客有訝色。文襄（張之洞）吸鼻煙，希世子以為(wei) 異，用希臘語問俄儲(chu) ，謂主人鼻吸何物。湯生達之主人，即以鼻煙遞世子，兩(liang) 儲(chu) 益駭。臨(lin) 去，俄儲(chu) 鄭重握湯生手，約至彼國當敬待，並以鏤皇冠之表贈焉。後抵上海，輒告人，漢上見張總督，有辜某所通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這一頓飯中賓主交談，就顯示出辜鴻銘懂得法語、俄語、希臘語。

他究竟會(hui) 多少種外語，沒有人確切知道。他晚年在日本講學時，多次講到他在歐洲學習(xi) 語言的情況，說他有“研究語言的熱望”。綜合他所講的情況看，可肯定的是他精通英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拉丁語、希臘語、馬來語，略懂日語和俄語。他寫(xie) 文章主要用英文，但其中引用了大量德文、法文、拉丁文。

一個(ge) 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曾評價(jia) 道：“他用英文所寫(xie) 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維多利亞(ya) 時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並。”精通英語的林語堂認為(wei) ，在中國人中，辜鴻銘的“英文文字超越出眾(zhong) ，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孫中山也認為(wei) 近代中國英語人才，辜鴻銘排第一。

1910年，清政府曾賜予十二名因具有“遊學專(zhuan) 門回國在十年以上者”以“進士及第”頭銜，其中文科的狀元、榜眼、探花分別為(wei) 嚴(yan) 複、辜鴻銘、伍光健。辜鴻銘排名第二，僅(jin) 次於(yu) 大名鼎鼎的翻譯家嚴(yan) 複，可見當時知識界對他外文及西學水平的肯定。

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超越當時一般的出國留學生，甚至超越了一般西方受過教育的人。1920年，德國著名教授奈爾遜向德國人介紹辜鴻銘著作時說：“這個(ge) 人他廣泛地集西方文化於(yu) 一身並加以消化吸收；這個(ge) 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國人，熟悉卡萊爾、愛默生和別的盎格魯-撒克遜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魯-撒克遜人；這個(ge) 人他通曉聖經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

痛感當時西方“中國學”淺陋

1880年，24歲的辜鴻銘結束在歐洲的留學生涯，返回家鄉(xiang) 檳榔嶼，被派往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任職。工作了大約三年左右，他在新加坡遇見了馬建忠，真正了解到中國思想和文化，遂辭職回檳榔嶼，補習(xi) 漢語並開始改穿長袍馬褂，留辮子，打算返回祖國效力。

辜鴻銘回國的情況有些偶然，也正是這個(ge) 偶然為(wei) 他後來學習(xi) 中國文化、向西方傳(chuan) 播中國文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曾任張之洞首席幕僚的趙鳳昌在《國學辜湯生傳(chuan) 》中對辜鴻銘回國情況有詳細記述。時間是1885年，正值中法戰爭(zheng) 期間。傳(chuan) 記中說：“光緒十一年，張文襄公督兩(liang) 廣，法越戰事方殷，閩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shu) 赴閩偵(zhen) 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shu) 邂逅與(yu) 談。回粵與(yu) 督幕趙鳳昌言，舟中遇一人，與(yu) 德國人講倫(lun) 理學，其人兼善中文，問姓名為(wei) 辜湯生雲(yun) 。時海警需才，署中德文譯員頗譾陋，鳳昌以所聞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諸務。”

這就是說，當時在廣東(dong) 工作的張之洞急需一個(ge) 懂德語的翻譯人員，楊玉書(shu) 在船上碰到了辜鴻銘，發現他懂德語，向張之洞推薦了他。從(cong) 此，辜鴻銘在張之洞幕府工作了20多年。

張之洞是清朝的翰林，是晚清有名的飽學之士，又是晚清有名的大臣。張之洞在晚清官場以儒臣著稱，他主張“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在他周圍有一大批尊崇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碩學鴻儒。辜鴻銘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為(wei) 他學習(x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帶來極大便利，這為(wei) 他的對外文化傳(chuan) 播活動提供了思想和理論準備，使他擁有別人難具備的便利條件。

辜鴻銘自己說：“非常幸運的是，我回國後不久，就進入了當時中國的偉(wei) 人、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我在那兒(er) 待了多年。張之洞是一個(ge) 很有名氣的學者，同時也是一個(ge) 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由於(yu) 這種契機，使得我能夠同中國最有修養(yang) 的人在一起朝夕相處，從(cong) 他們(men) 那兒(er) ，我才對中國文明以及東(dong) 方文明的本質稍有解悟。”

辜鴻銘進入張之洞幕府係統學習(xi) 中國文化後，立誌向西方傳(chuan) 播中國文明。進入幕府前，他就全麵係統地調查了當時外國對中國的介紹和研究著述情況。他研究發現，西方的“中國學”非常淺陋，沒有真正傳(chuan) 播中國的主流文化，由此誤導了西方人，使西方人對中國人產(chan) 生許多錯誤的認知。針對這一情況，1883年，他用英文寫(xie) 成《中國學》一文，於(yu) 10月31日和11月7日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連載。文章對西方漢學家和“中國學”存在的這種不足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和批評。

他曆數了英、法、德三國具有代表性的歐洲人關(guan) 於(yu) 中國的著述，得出的基本結論是，西方的中國研究存在兩(liang) 大明顯問題。

一是有關(guan) 中國的知識不充分。他說，所謂歐洲人的中國知識“隻是意味著掌握一門語言知識的較大困難已被排除”，“對於(yu) 超過這一點的誇大其辭的聲言，我們(men) 則感到非常懷疑”。他充分肯定英國馬禮遜《華英字典》“嚴(yan) 肅認真、熱情誠摯和良心從(cong) 事”的精神後，認為(wei) 之後一批學者如德庇時、郭士臘要麽(me) “真的不懂中國”，要麽(me) 對中國的了解“淺嚐輒止，不打算再作進一步的了解”。辜鴻銘說，德庇時當時所掌握的那點中國知識，隻能勝任任何一個(ge) 領事館的洋員職務，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仍能發現絕大多數英國人對於(yu) 中國的知識，是受到他關(guan) 於(yu) 中國著作的影響”。

二是他們(men) 翻譯和了解的都不是中國文學的“上乘之作”，甚至是一些“下品”。比如，法國雷慕沙是歐洲所有大學中最先獲得漢學講座教授席位的人，1826年他翻譯出版了中國小說《玉嬌梨》，這部小說在中國文學中隻是一個(ge) 下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下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

由於(yu) 西方的中國學存在上述兩(liang) 個(ge) 缺限，帶來兩(liang) 個(ge) 對中國錯誤的認知：

一是隻關(guan) 注和翻譯中國文學中那些平庸和毫無價(jia) 值的小說與(yu) 其他作品，由此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和“中國文學不道德”的荒謬結論。

他說，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學主要是通過翻譯過去的小說，而且隻是一些平常的小說。這就好比一個(ge) 外國人通過那類學齡兒(er) 童閱讀的小說來評價(jia) 英國文學一樣可笑。

他認為(wei) ，從(cong) 前研究中國的外國人的譯作，是把儒家經典排除在外的，自然看不到中國文化中的道德內(nei) 容，從(cong) 而得出中國文學不道德的錯誤結論。

二是“習(xi) 慣於(yu) 僅(jin) 僅(jin) 以孔子的名義(yi) 合成的那些作品來設想和建構他們(men) 對中國文學的評價(jia) ”，忽視中國文學形式的豐(feng) 富性、多樣性及其後來的發展。這樣也不可能對中國文學做出正確而符合實際的評價(jia) 。

他對西方學者翻譯的中國經典很不滿意。英國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個(ge) 係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從(cong) 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間，將《四書(shu) 》《五經》等中國主要典籍全部譯出，共計28卷，名為(wei) 《中國經典》。

但是，辜鴻銘引用另一個(ge) 英國漢學家，曾任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總主筆的巴爾福的評價(jia) 說：“理雅各在翻譯這些經典的過程中，大量地依賴了那些生造的專(zhuan) 門術語。我們(men) 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術語是深澀、粗疏和不適當的。有些地方簡直不合語言習(xi) 慣。”

這是就形式而言，那麽(me) 內(nei) 容如何呢？辜鴻銘認為(wei) ：“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沒有設法在頭腦中，將孔子及其學派的教義(yi) 作為(wei) 一個(ge) 有機整體(ti) 加以把握，他是無法閱讀和翻譯這些作品的……因此，總體(ti) 來說，理雅各博士對這些經典價(jia) 值的評判，無論如何不能作為(wei) 最後的定論來接受。”

他對巴爾福翻譯的《莊子》批評更尖銳，他說：“巴爾福先生的作品一點也算不上翻譯，簡直就是胡譯。”“他既未弄懂許多單字的意思，又未能對句子的語法結構做出正確的分析，還沒有準確地理解段落的安排。”

從(cong) 辜鴻銘這些分析批評看，當時西方雖然翻譯了不少中國經典，但對中國經典所包含的深刻思想並沒有反映出來，甚至糟蹋了經典，使西方輕視了中國經典的價(jia) 值。

這說明，在一些西方漢學家努力之下，中國文化的對外傳(chuan) 播雖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反映中國文化的經典終於(yu) 被譯介給了西方，但因為(wei) 存在前述的形式和內(nei) 容方麵的問題，傳(chuan) 播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起到了反效果，降低了西方對中國文化價(jia) 值的判斷。

辜鴻銘認為(wei) ，中國文明與(yu) 歐洲文明完全不同，有其獨特性。中國文明的起源、發展乃至賴以存在的基礎，同歐洲人的文化完全不相幹。因此，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人，不僅(jin) 有必要用外於(yu) 他們(men) 的中國民族之觀念和概念來武裝自己，而且首先要找到它們(men) 在歐語中的對應物。假如這些對應物不存在，便要分解它們(men) ，看看這些觀念和概念可以歸屬於(yu) 普遍人性的哪一麵。

他舉(ju) 例說，在中國經典中不斷出現的“仁”“義(yi) ”“禮”，英文一般譯作benevolence，justice，propriety。“然而當我們(men) 審查這些英語單詞和它們(men) 的內(nei) 涵時，發現它們(men) 竟然是那麽(me) 地不合適：它們(men) 並不包含這些中國字具有的全部意義(yi) 。”他認為(wei) ，humanity可能是那個(ge) 被譯成benevolence的中國“仁”字最恰當的翻譯。正是按照這一原則，辜鴻銘將儒家典籍《大學》書(shu) 名譯為(wei)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當時為(wei) 外國人所熟悉的“Great Learning”，顯然辜譯更能體(ti) 現該書(shu) 的內(nei) 容、語意更明確好懂。

翻譯儒家經典傳(chuan) 播中國文化

正是激憤於(yu) 西方對真正中國文化的無知和誤解，為(wei) 糾正西方不恰當的翻譯而產(chan) 生的負麵效果，辜鴻銘開始有計劃地翻譯儒家的經典。

中國儒家經典的西譯始於(yu) 明朝末年，翻譯者都是西方來華的傳(chuan) 教士，而且多是譯成歐洲上層知識分子通曉的拉丁文，到清末之後才有了法、英、德語譯本。限於(yu) 他們(men) 的漢語水平，這些西人的翻譯存在不少問題。

但是，由於(yu) 清朝的閉關(guan) 鎖國，中國人對西方基本上毫無所知，對於(yu) 西方傳(chuan) 教士是如何介紹翻譯中國文化經典的，更是沒有人知道。1861年清朝開設京師同文館之前，中國根本沒有懂西語的人才，在中國的知識界沒有人能將儒家經典翻譯成外文。直到1898年辜鴻銘英譯《論語》之前，沒有中國人做西譯中國經典這項工作。

早在歐洲留學時，辜鴻銘就意識到翻譯儒家經典的重要性。學者兆文鈞在《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中寫(xie) 到，辜鴻銘義(yi) 父布朗告誡他：“我計劃讓你在德國學科學，再送你去英國學文史哲學及社會(hui) 學。學成之後，送你回中國，你再把中國的經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學深學透。然後，將中國學術思想與(yu) 歐洲學術思想，融會(hui) 貫通，得出正確的結論，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讓人能過人的生活！……我希望你學通中西，就是為(wei) 了教你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洲和美洲的重任。”

在法國遊學時，一位老教授告訴他：“你們(men) 中國的《易經》是很有價(jia) 值的經典。可惜，我不通中文，這是我終身的遺憾。我所讀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翻譯片段，雖然不全麵，未能將《易經》的真價(jia) 值全盤托出；但是《易經》哲學已經光芒萬(wan) 丈，炳如日月星辰！你隻通西學不成，歸國後，要深入研究《易經》。”這位教授還勸他不要繼續在歐洲逗留，應趕快回國學習(xi) 中國文化。

正是早期的這種教育使他有一種翻譯和傳(chuan) 播中國文化的使命感。正如前麵所說，他對西方人翻譯的中國經典非常不滿，認為(wei) 糟蹋了中國文化，誤導了西方人。因此，他也有翻譯中國經典的緊迫感。

1898年，他在武昌湖廣總督衙門完成了《論語》的英譯。在譯序中對翻譯此書(shu) 的目的和原因作了說明：他認為(wei) 《論語》“這本蘊涵著孔子及其弟子一貫之道的言論集……是一本給予了中國人智識和道德裝備的書(shu) ”。但是，西方人沒有將書(shu) 中的“智識和道德”準確明白地翻譯出來。

他說：“對於(yu) 絕大多數英國讀者而言，我們(men) 卻不能不認為(wei) ，理雅各博士在其譯著中所展示的中國人之智識和道德的裝備，正如同在普通英國人眼中中國人的穿著和外表一樣，必定會(hui) 使其產(chan) 生稀奇古怪的感覺。”

因此，他決(jue) 定重新翻譯《論語》。他的翻譯果然與(yu) 之前的一切翻譯都不同，他在序言中對他的翻譯理念和方法作了說明：“為(wei) 了盡可能地消除英國讀者的陌生和古怪感，隻要可行，我們(men) 都盡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國的專(zhuan) 有名稱。最後，為(wei) 了使讀者能徹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內(nei) 容，我們(men) 還加了一些注釋，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歐洲作家的話。通過征召這些歐洲讀者熟悉的思想係列，對於(yu) 他們(men) 或許會(hui) 有所幫助。”

他接著說：“我們(men) 隻是想借此表達這樣一個(ge) 願望：即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但願在耐心地讀過我們(men) 這本譯書(shu) 後，能引起對中國人現有成見的反思，不僅(jin) 修正謬見，而且改變對於(yu) 中國無論是個(ge) 人、還是國際交往的態度。”

由此可見，辜鴻銘決(jue) 心翻譯《論語》的目的是為(wei) 了“糾偏”。從(cong) 這一目的出發，他的《論語》翻譯實際上是一種“釋譯”，即徹底理解《論語》每一句的意思之後，用優(you) 雅的英文將這個(ge) 意思表達出來。

雖然，現在翻譯界許多人對辜鴻銘的這種翻譯方式提出批評，認為(wei) 沒有完全忠實於(yu) 原文。但從(cong) 辜鴻銘的角度看，這種“跨文化傳(chuan) 播”方法達到了他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效果。

按照他的這種翻譯理論和方法，辜鴻銘將《中庸》書(shu) 名翻譯成“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普遍秩序或人生之道）。他為(wei) 什麽(me) 要翻譯《中庸》呢？他認為(wei) ，中國文明是一個(ge) 道德的、真正的文明，中國人民有強大的道德責任感。《中庸》“是對這種道德責任感的闡述和解釋，它構成了中國文明設計下的人類行為(wei) 和社會(hui) 秩序的基礎”。

他在譯序中評價(jia) ：“就我有限的知識來看，在所有歐美文學作品中，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沒有見過像在這本小書(shu) 中所發現的那樣簡單明了到了極點，同時又如此完整而豐(feng) 富的關(guan) 於(yu) 道德責任感或道的闡說。”

所以，他翻譯《中庸》是要向西方人傳(chuan) 播東(dong) 方文明中的“道德責任感”。他寫(xie) 道：“如果這本出自中國古代智慧的小書(shu) 能有助於(yu) 歐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國的歐美人更好地理解、對待中國和中國人，拋棄那種歐洲‘槍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態度，而代之以道，無論是以個(ge) 人的方式，還是作為(wei) 一個(ge) 民族同中國人交往過程中，都遵從(cong) 道德責任感——那麽(me) ，我將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譯這本書(shu) 所花費的勞動沒有白費。”

辜鴻銘的翻譯雖然也存在一些學者指出的過分釋意化、彌縫古人之說等不足之處，甚至也存在對原文錯誤的理解而導致的誤譯，但是，他這種創新性的翻譯，從(cong) 跨文化傳(chuan) 播角度看，還是有許多方麵值得借鑒和弘揚。

首先，他的翻譯不是簡單地進行詞句的對應翻譯，而是根據他的“有機整體(ti) ”的翻譯思想，對儒家經典的思想進行係統研究，準確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整體(ti) 思想，然後在這種宏觀的思想背景之下，對具體(ti) 的篇章詞句的深刻內(nei) 涵進行準確解釋，再選擇準確的英文詞句進行翻譯。他在《中庸》譯序中說：“我的翻譯標準是：徹底掌握其中意義(yi) ，不僅(jin) 對等譯出原作的文字，而且再現原作的文體(ti) 風格。”

其次，翻譯時充分考慮接受對象的文化背景和知識儲(chu) 備，站在接受者理解經典的角度從(cong) 事翻譯，使接受者更容易讀懂和理解。他在英譯《論語》的書(shu) 名下專(zhuan) 門注明：“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來解說的新的特別翻譯。”他在翻譯時大膽創新，一方麵大量引用歌德、卡萊爾、愛默生、阿諾德和莎士比亞(ya) 等西方耳熟能詳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有關(guan) 經文；另一方麵，他還在注釋中對經文裏出現的中國人物，以西方知道的曆史上具有相似地位和某些其他特點的人物來比擬，這又是一個(ge) 大膽的創新，這對那些不熟悉中國曆史人物的西方讀者理解經文有很大的幫助。他在注釋中還經常將經文的涵義(yi) 比照西方的思想進行闡發，加深讀者的理解。

第三，辜鴻銘英文的寫(xie) 作水平公認可媲美維多利亞(ya) 時代英國的文豪，所以他的翻譯自然流暢，避免了之前傳(chuan) 教士們(men) 翻譯的生硬、晦澀，這非常有利於(yu) 他的譯本在西方的傳(chuan) 播。

辜鴻銘對中國經典翻譯的這些努力和創新無疑對中國文化的西傳(chuan) 有重要的意義(yi) 和作用。他的這些方法對今天的對外傳(chuan) 播仍有啟發和借鑒意義(yi) 。

近代中國對西方產(chan) 生重大影響的人

辜鴻銘除了翻譯儒家經典，還用英文撰寫(xie) 了大量文章宣傳(chuan) 東(dong) 方文化，在西方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辜鴻銘研究者黃興(xing) 濤教授甚至認為(wei) ，他是近代中國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唯一發生過相當影響的學人”。

辜鴻銘曾自稱一生寫(xie) 過20部書(shu) 。但漢文著作隻有《張文襄幕府紀聞》和《讀易草堂文集》兩(liang) 本，其他都是用外文寫(xie) 成出版的著作。其著作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在西方世界擁有廣泛的讀者，他的名字也因此在西方廣為(wei) 人知。

20世紀20年代去德國留學的魏嗣鑾在20世紀30年代所寫(xie) 的《辜鴻銘在德國》中回憶：“辜鴻銘在中國，青年們(men) 知道他的，恐怕很少。就是知道，也不過曉得他會(hui) 說拉丁語，有毛辮子罷了。倘若說他有自己的哲學，懂歐洲的文化，則除少數真正認識他的人而外，恐怕沒有不詫異的了。”

然而，在德國卻不一樣，魏嗣鑾回憶說：“民國十年，我到德國留學，遇著一位哲學教授奈爾遜，他約我到他家去談。奈教授是講康德哲學的，在數學內(nei) ，也有相當的貢獻。當我們(men) 閑談的時候，他便問我在中國的時候，曾否讀辜鴻銘的著作。我告訴他：‘辜鴻銘的姓名，雖嚐聽著，但他的著作卻未讀過。一般人都說他是個(ge) 老頑固，所以我們(men) 青年們(men) 都不喜歡去理會(hui) 他。’奈教授聽了大為(wei) 詫異，他向我說：‘辜鴻銘的著作，我幸讀了幾種，據我看來，他的哲學，意義(yi) 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這位教授於(yu) 是從(cong) 書(shu) 架上將辜鴻銘的書(shu) 籍一一取下來，向魏嗣鑾介紹，然後，很誠懇地勸魏嗣鑾一定要多讀辜鴻銘的書(shu) 。

1933年，魏嗣鑾再次去德國，遇著一位留學生章用先生。他是學數學及哲學的，成績極佳。他告訴魏，現在所從(cong) 學的兩(liang) 位哲學教授，都很敬仰辜鴻銘。其中一位名H.Nohe的，他的學生若不懂辜鴻銘，他便不準其參加討論，其折服於(yu) 辜鴻銘，於(yu) 此可見。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在德國文化界曾出現過“辜鴻銘熱”。他們(men) 成立“辜鴻銘俱樂(le) 部”“辜鴻銘研究會(hui) ”，研究辜鴻銘的著作和思想。

20世紀20年代另一位留德學生沈來秋在《略談辜鴻銘》的文章中回憶：“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wei) ，可以代表東(dong) 方文化的有兩(liang) 個(ge) 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隻是個(ge) 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ge) 政論家，對於(yu) 德國的基本問題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1921年，英國作家毛姆訪問中國，專(zhuan) 門去拜訪辜鴻銘。回國後寫(xie) 了《中國遊記》一書(shu) ，書(shu) 中對所見中國人多有挖苦，惟獨對辜鴻銘頗敬憚。其中一篇《哲學家》就是記錄訪問辜鴻銘的情況，稱他為(wei) “德高望重的哲學家”，“他是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

歐洲學者對辜鴻銘著作評價(jia) 很高。奧斯卡·A·H·施密茨在《中國人的精神》德譯本序言中說：“辜氏的寫(xie) 作立場是不偏不倚的。”“他是以實事求是的批判態度來對待東(dong) 西方文化的。人們(men) 隻要通讀此書(shu) ，就不能不相信，作者的這些思想並非是空想的烏(wu) 托邦。因為(wei) 辜鴻銘本人就以他自身的經曆證實了這一點。”他表示對辜鴻銘的許多觀點“隻能讚同”。

辜鴻銘的著作在西方出版後，總會(hui) 引起媒體(ti) 的關(guan) 注和評價(jia) ，而且一般都是正麵的評價(jia) 。他的《中國反對歐洲觀念的辯護：批判論文集》在德國出版後，《民族報》評論說：“這部書(shu) 隻能出自這樣一位非凡人物的手筆，他既飽學中國文化，又充分接受過歐洲教育。一方麵，他是孔夫子學說博學的學生，對自己國家政治及其精神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麵，他又是一位對康德有深入了解的留學生。”

黃興(xing) 濤教授說：“辜氏是五四時期以前唯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積極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是‘中學西漸’史上一個(ge) 獨特的代表。隻有他，硬是在傳(chuan) 教士的壟斷中擠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