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曆史理性之差異

作者：趙軼峰（東(dong) 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亞(ya) 洲文明研究院院長）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三月廿六日癸酉

          耶穌2023年5月15日

史記一百三十卷，國家圖書(shu) 館典籍博物館藏

曆史意識，指關(guan) 於(yu) 人類社會(hui) 經驗關(guan) 聯性之感覺、知識、意象。此種意識本身為(wei) 曆史經驗組成部分，故其深層傾(qing) 向，需在特定文化傳(chuan) 統中理解。雅斯貝斯比較世界文化，認為(wei) 於(yu) 公元前5世紀前後，多個(ge) 文明中“產(chan) 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men) 思考範圍的基本範疇……無論在何種意義(yi) 上，人類都已邁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chan) 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軸心期覺醒，各自獨立發生，非由一點播散，因而各有理路，此為(wei) 後來世界文化多樣性重要基礎。此一覺醒之共性在於(yu) ，所涉各個(ge) 文明皆以自己方式，進入對於(yu) 宇宙、世界、生命意義(yi) 、社會(hui) 合理性、道德境界通體(ti) 認知之自覺，形成各自知識探索之思想路線，從(cong) 而提升知識擴展速率，文明氣質升華，並將文明推送於(yu) 特定文化方向而使其他可能性邊緣化。雅斯貝斯的觀察與(yu) 中國曆史情況基本契合。其語焉不詳者，在於(yu) 究竟各文明軸心期時代覺悟由怎樣要素構成及如何引導各自後來文化、曆史演變。劉家和先生則指出，中國軸心期時代文化覺醒突出“曆史理性”特色，此與(yu) 同時期歐洲文化注重“邏輯理性”構成對比。此種“理性”，一指“人對於(yu) 事物的性質與(yu) 功能的思考與(yu) 論證”；二指“事物自身存在的理由與(yu) 理路”。理性即為(wei) 人憑借自身能力推究事物原理和價(jia) 值並據以選擇行為(wei) 之自覺，曆史理性即指通過人類以往經驗探究事物之所以然之自覺。此一傾(qing) 向，構成中國文化特色之一。

從(cong) 往事中求證道理之曆史意識一以貫之，曆史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核心地位

曆史理性初非曆史學專(zhuan) 業(ye) 觀念，乃體(ti) 現於(yu) 關(guan) 於(yu) 宇宙、社會(hui) 、政治、文化、倫(lun) 理各領域思考之整體(ti) 、通達意識。劉家和先生曾就其與(yu) 國家政治密切融合進行討論，指出：周人探究“天命”可以移易之理，曉悟由“民視”“民聽”認識“天視”“天聽”之反思路徑，形成德政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將道德理性與(yu) 曆史理性統一，使民本政治價(jia) 值理念與(yu) 曆史學一起走向發達。在此過程中，個(ge) 人倫(lun) 理、政治理念、曆史詮釋與(yu) 書(shu) 寫(xie) 得以會(hui) 通。春秋戰國百家爭(zheng) 鳴，然而並非各家皆能達到同樣程度統合性，儒家獨能其事，與(yu) 其係統整理、詮釋先前時代曆史典籍相關(guan) 。孔子時代曆史典籍已多，周有誌，晉有乘，鄭有書(shu) ，楚有杌，孔子博覽眾(zhong) 書(shu) ，而擇取其至關(guan) 緊要者，以高度現實關(guan) 懷心態，整理詮釋，所有前代經驗，用以發抒本人政治理念。故雲(yun) ：“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司馬遷稱：“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因而孔子所為(wei) ，根本而言，為(wei) 曆史學與(yu) 政治學融通之事，由是奠定中國傳(chuan) 統曆史學經世精神。儒家成就曆史學，曆史學亦成就儒家。

此一傳(chuan) 統，為(wei) 司馬遷於(yu) 漢初完成《史記》之基礎。《史記》上承孔子，“紹明世，正《易》傳(chuan) ，繼《春秋》，本《詩》《書(shu) 》《禮》《樂(le) 》之際。”此種目標，超出追述往事、求取直接經驗教訓局限，直指天下至道。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非僅(jin) 個(ge) 人雄心，且為(wei) 曆史理性精神訴求。此中已含今人所謂“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之意。此種精神於(yu) 整個(ge) 文化中一以貫之。曆史學以“載道”為(wei) 本，故與(yu) 古代政典一體(ti) 而不能分割。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亦為(wei) 此意。由此可知，從(cong) 往事中求證道理之曆史意識一以貫之，曆史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核心地位。

中國文化重視人事、經驗，倚重曆史學而形而上學薄弱，此為(wei) 中歐文化精神分殊之一端

前述情況，在中國史學史中不過常識，但與(yu) 西方史學史比較，立顯巨大差別。西方早有史學，同時即有曆史意識，然而邏輯理性占主導地位，曆史意識隻能從(cong) 屬。劉家和先生曾經引述柯林伍德關(guan) 於(yu) 歐洲古典時代“本質主義(yi) ”及其“反曆史”性的論說，指出這種傾(qing) 向與(yu) 中國古典時代的曆史理性迥然有別。雅斯貝斯亦有類似看法：“相形之下希臘科學並不鍾愛真實事物，觀念、類型、形式和前世知識引導它們(men) 偶然選擇了其攻擊點，這使它們(men) 忽略了大量的真實。這也適用於(yu) 它們(men) 對經驗對象和希波克拉底許多著作的輕視態度。”注重“觀念、類型、形式和前世知識”便於(yu) 發展形而上學，而“忽略了大量的真實”則導致對人類具體(ti) 經驗之輕視。曆史學於(yu) 歐洲固有獨到成就，但在古典時代，沒有成為(wei) 認識事物根本途徑，在中世紀時代，複受神學支配。及至現代世界觀展開、曆史意識充分覺醒時代，曆史學確立合法知識地位，仍需經曆複雜探討，需通過使曆史學側(ce) 身於(yu) 科學方得實現。而曆史學既然並非因自身獨到認知價(jia) 值而成立為(wei) 合法學科，畢竟仍是附庸。因此，曆史學思維乃至所有論證，恒需依賴科學、哲學知識體(ti) 係及邏輯方被認可。此一進展於(yu) 當時之結果，即曆史學之過度科學主義(yi) 化，此為(wei) 歐洲19世紀曆史學主要成就與(yu) 局限共同根源。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理論界批判19世紀歐洲史學所揭，如所謂線性曆史思維、“客觀主義(yi) ”等等，皆此之屬。然而西方晚近反省雖多新見，卻於(yu) 曆史客觀性、曆史認知可能性多所懷疑、否定，其種種“轉向”之說，亦多含擺脫曆史思維之意，其間滯礙，不一而足。究其本源，要在對於(yu) 曆史學作為(wei) 合法知識之猶疑，再度熾興(xing) 。前後波折，皆與(yu) 曆史學在歐洲文化傳(chuan) 統中長期附庸、獨立根基虛浮有關(guan) 。

中國文化重視人事、經驗，倚重曆史學而形而上學薄弱，此為(wei) 中歐文化精神分殊之一端。劉家和先生曾指出，西方史學重普世史、共時性、空間，中國史學重通史、曆時性、時間。此為(wei) 曆史理性與(yu) 邏輯理性兩(liang) 種文化精神取向在曆史學本身發展中之後果。充分注意曆史意識在整個(ge) 中國文化中融會(hui) 所有知識之軸心作用，當可體(ti) 察中國古人曆史意識何以深沉。此種意識，不僅(jin) 在於(yu) 其努力把握變中之常，常中之變，前赴後繼書(shu) 寫(xie) 古往今來曆史經驗，而且達於(yu) 終極關(guan) 懷。中國古人重人事，“敬鬼神而遠之”，曆史學並未從(cong) 屬於(yu) 宗教。其於(yu) 個(ge) 體(ti) 生命局限性之安置，既然無法寄托超自然存在，實際著落於(yu) 曆史書(shu) 寫(xie) 。是以中國古人敬畏曆史，將“名垂青史”視為(wei) 獲得永恒之路徑。劉知幾言：“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yu) 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shu) 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yu) 桀、紂，伊、周之與(yu) 莽、卓，夷、惠之與(yu) 蹠、蹻，商、冒之與(yu) 曾、閔，俱一從(cong) 物化。墳土未幹，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wan) 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nei) 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shu) ，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wei) 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wei) 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讀史至此，雖可追問言者是否過度自信，甚至睥睨眾(zhong) 生，然而著史鄭重其事，乃至不為(wei) 當世名利之境界暨史書(shu) 關(guan) 係“不朽”之義(yi) ，不可小覷。近人論史，雅好虛名，時或以發行、點評、閱讀量為(wei) 說，甚乃曲為(wei) 迎合，凝重虛浮之間，不啻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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