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發起孔教會(hui) 史事新證

作者：裘陳江（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

來源：上海書(shu) 評，2023年5月11日

筆者在研究民初孔教會(hui) 的發起時，已經專(zhuan) 門討論過沈曾植在發起過程中的關(guan) 鍵作用（參見拙著《民國元年孔教會(hui) 上海發起史事鉤沉》，《近代中國研究集刊》第8輯《多維視野下的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323-328頁）。正如孔教會(hui) 官方刊物和主事者陳煥章稱：“壬子之春……為(wei) 孔教會(hui) 之組織，首謀嘉興(xing) 沈乙盦先生，乙老非常嘉許，允為(wei) 居中主持。”（陳煥章：《孔教會(hui) 追悼姚菊坡先生演說辭》，《宗聖學報》第二卷第五號）“沈君乙盦（曾植）實主其事，發起諸人開談話會(hui) 於(yu) 沈宅者屢矣”（《本會(hui) 紀事·總會(hui) 》，《孔教會(hui) 雜誌》第一卷第一號）。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的討論，此前利用的主要是孔教會(hui) 一方的公開言說，因在研究過程中常發現其有過度宣傳(chuan) 之弊，故未敢十分自信。在後來持續的關(guan) 注中，筆者又發現了不少新的線索，故試圖從(cong) 相對更為(wei) 私密和直接的史料來考證沈氏在孔教會(hui) 初期發起和國教運動中的主持、謀劃作用。此次主要利用的是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圖書(shu) 和文化館所藏沈曾植致陳煥章信劄，二人其他通信以及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等相關(guan) 材料。中央黨(dang) 校所藏這批書(shu) 信，共計二十六通四十五開（下文無特別指出者，均指這批書(shu) 信），書(shu) 信多無日期或僅(jin) 署某日，僅(jin) 一通署有月日，考釋並通讀其內(nei) 容後大體(ti) 可知是1912、1913兩(liang) 年的書(shu) 信，個(ge) 別如最後一通為(wei) 1914年4月5日書(shu) 信。其內(nei) 容幾乎全是圍繞孔教會(hui) 的發起初創（前十一通，時間大體(ti) 為(wei) 1912年下半年—1913年4月前後），以及第一次國教運動（後十五通，最後四通極為(wei) 簡略，時間大體(ti) 為(wei) 1913年秋—1914年4月），其中更有三通關(guan) 於(yu) 國教運動的長信對於(yu) 研究這一問題價(jia) 值極大。故本文根據這一時間和內(nei) 容的劃分，對這批書(shu) 信進行考釋和分析。

陳煥章

第一部分，即孔教會(hui) 發起及創會(hui) 初期的組織聯絡。民國建立、清室退位之後，由於(yu) 姚文棟、沈恩桂等在上海的組織籌畫，康有為(wei) 的辦教指示，沈曾植的居中主持，以及尚賢堂提供的聯絡平台，使得孔教會(hui) 在1912年10月7日（農(nong) 曆八月二十七日大成節）於(yu) 上海山東(dong) 會(hui) 館順利創立。當時麵臨(lin) 的首要任務，便是盡快尋求組織和宣傳(chuan) 的擴大。此前研究已經注意到沈曾植在發起時，對於(yu) 發起人的號召作用，其實在創會(hui) 初期會(hui) 員的招募中，沈氏也積極參與(yu) 。通讀這批書(shu) 信，大體(ti) 可知是按時間先後排列。其中第七通無落款時間，但信中稱“明日黎、陳兩(liang) 君來會(hui) ，似可請渠演說”，據查可知為(wei) 1912年12月23日黎養(yang) 正、陳國權二人在孔教會(hui) 事務所演說事（《孔教會(hui) 演講聖道》，《新聞報》1912年12月23日第9版），故此信時間可定為(wei) 1912年12月22日，前六通則應在此之前。其中第五通落款為(wei) “二十八日”，信的開頭沈氏問道：“昨禮畢，輿論若何？應撰數語登報否？”所指應是孔教會(hui) 在八月二十七日於(yu) 山東(dong) 會(hui) 館成立並行祀聖禮事（《孔教會(hui) 事務所開幕》，《新聞報》1912年12月1日），故可知此信作於(yu) 1912年10月6日。因此前四通應作於(yu) 孔教會(hui) 成立之前，其中第一通稱：“訪姚，晤否？楊子勤、震在廷昨見過，商談報尊孔事，告以我輩辦法，大喜過望。兩(liang) 君皆熱心任奔走。”第二通稱：“楊、振兩(liang) 君亟思一談……李君石卿、梅斐奇同意。”第四通稱：“人太少，談話會(hui) 明日決(jue) 來不及，宜且緩開。晤姚，談宗旨，緩約入會(hui) 。節與(yu) 公未晤，約恐推辭。楊、震失約，亦恐有他故。古微已有避意。”其中所談均為(wei) 聯絡發起孔教會(hui) 人員事，如談話會(hui) 應即是本文開頭所稱發起諸人所開之會(hui) ，涉及人物有姚（姚文棟或姚丙然，前者可能性更大）、楊鍾羲（字子勤）、震鈞（亦作振，字在廷）、李石卿（未知何人）、梅光遠（字斐漪，即斐奇）、梁鼎芬（號節庵，即節，多通書(shu) 信中提到）、朱祖謀（字古微）諸人，其中大多為(wei) 當時上海遺老圈中詩文聚會(hui) 的朋友，從(cong) 信中可知到底哪些人物最終列名發起孔教會(hui) 尚在聯絡之中，且一度不太樂(le) 觀。而從(cong) 結果來看，七人中隻有姚（不論是姚文棟或姚丙然）、梁鼎芬和朱祖謀最終列名發起。不過在第五通信中，沈氏又稱讚楊鍾羲難得，估計從(cong) 立場上還是同情孔教會(hui) 的。

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圖書(shu) 和文化館所藏沈曾植致陳煥章信劄，第七通。

沈曾植致陳煥章信劄，第一通。

沈曾植致陳煥章信劄，第二通。

而在孔教會(hui) 發起之後，除了前提第七通中的黎養(yang) 正、陳國權二人外，其他尚提及人員多名，如第六通中沈曾植應是利用其曾在安徽任官的關(guan) 係，聯係到餘(yu) 誠格之子餘(yu) 節高，稱其“安徽新選議員，願入會(hui) ，兼任皖支會(hui) 事。其人現不在此，由夏君閏枝（筆者注：夏孫桐）交來履曆一紙，可先填券寄與(yu) 否？”可見此時已在為(wei) 孔教會(hui) 分支機構的拓展做努力，而且可見會(hui) 員入會(hui) 方式確如《孔教會(hui) 開辦簡章》所示：“填具願書(shu) ，由介紹人介紹入會(hui) 。”（《孔教會(hui) 開辦簡章》，陳煥章《孔教論》，商務印書(shu) 館，1912年，98頁）相類似的，如1913年5月20日，與(yu) 沈曾植份屬嘉興(xing) 同鄉(xiang) 也時常參與(yu) 聚會(hui) 的陶葆廉介紹陳煥章拜訪劉承幹，約其入會(hui) 並請讚助。劉氏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當天的往還經過：“午前陳重遠來（名煥章，廣東(dong) 高要人，甲辰進士，內(nei) 閣中書(shu) ）未晤。……重遠又至，餘(yu) 將匆促出門，倩醉愚見之。……以重遠現為(wei) 海寧路孔教會(hui) 事務所總編輯，且伊之來訪由拙存介紹，乃先至拙存（筆者注：陶葆廉）處，未晤。遂至重遠處，一見如平生歡，並晤其弟明遠，長談良久。先是拙存慫恿入孔教會(hui) ，其會(hui) 由沈子培、梁節庵諸公發起，舉(ju) 重遠主其任，現今一切皆由重遠擔任，並無劻勷，甚形辛苦，而會(hui) 費亦甚支絀，似此任勞任怨，亦可謂有功孔教矣。餘(yu) 允助經費洋二百元，遂填誌願書(shu)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三冊(ce) ，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2016年，103-104頁）從(cong) 劉氏日記可知，由於(yu) 是浙江的大同鄉(xiang) ，加上政治認同相近，劉氏本與(yu) 沈曾植、陶葆廉等遺老時常聚會(hui) ，陳煥章能拉家資豐(feng) 厚的紳商劉氏入局，其中也有沈氏的作用。此外，如第八通有李某（猜測為(wei) 李佳白）一定要求與(yu) 陳煥章晤談，也是沈氏居中斡旋，勸陳氏鑒“於(yu) 教務不無關(guan) 係，諒公不憚一行”，且可為(wei) 其備好車馬以供使用。第九通中又有“皖人程演生擬設國學社，來謁三次，未得晤。其人寓哈同花園，擬請公或稼甫訪與(yu) 一談，果有誌操，可聯絡也”，同樣也是宗旨相近之故，且介紹安徽的人脈。

沈曾植致陳煥章信劄，第八通。

此外，除了人員和組織的拓展，書(shu) 信中也可以看出沈曾植在孔教會(hui) 創立初期對其他會(hui) 務的謀劃和指導。一是孔教事務的發展策略。如第一通中與(yu) 楊、震等人“商談報尊孔事”，應是關(guan) 於(yu) 輿論宣傳(chuan) 。第四通中勸告陳煥章“慮事宜審，俗說耽遲不耽錯者，宗界會(hui) 開太急，覆轍可鑒也”。“宗界會(hui) ”到底為(wei) 何會(hui) 未能確切查證，筆者推測很可能是“世界宗教會(hui) ”。關(guan) 於(yu) 此會(hui) ，筆者在此前的研究中便已關(guan) 注，就姚文棟參與(yu) 發起該會(hui) 、會(hui) 中人脈與(yu) 孔教會(hui) 的重合等問題已有一定介紹。而沈信的口吻，認為(wei) 該會(hui) 召開“太急”，以其為(wei) “錯”、為(wei) “覆轍”，則顯然對其組織形式或發展策略不甚滿意，勸陳煥章引以為(wei) 戒。從(cong) 現存文獻中也可以看到，該會(hui) 從(cong) 1912年3月召開發起，人員、宗旨幾乎無任何限定，確實過於(yu) 蕪雜鬆散，且發起人姚文棟已將重心轉入孔教會(hui) ，故其活動也基本在1913年初結束（目前可見1913年2月尚有世界宗教會(hui) 開會(hui) 演講的報道，如《世界宗教會(hui) 定期演講》，《申報》1913年2月15日第7版），維持僅(jin) 一年左右。二是《孔教會(hui) 雜誌》的編輯出版。如第十通中，提到“《雜誌》”，應即是孔教會(hui) 初期的會(hui) 刊《孔教會(hui) 雜誌》，故此信應是在該刊第一期出版在即之時，即1913年2月前夕。沈氏就其“簽題”指示“自宜用古微所書(shu) ，姚書(shu) 第二期可用之”，且已由李梅盫（李瑞清）傳(chuan) 話，不過目前所見《孔教會(hui) 雜誌》的刊名並未使用任何人的簽題，不管是朱祖謀還是姚文棟（或姚丙然）。而第十一通中更有關(guan) 於(yu) 該刊的組稿事宜，其中提到“孫君”應是指孫德謙，信中稱：“《受命篇》抉經執聖，伏董之遺，若潤之七緯宏辯，彌足莊嚴(yan) 。聖教儒俠(xia) 雙觀，陶詩乃彌增華妙，陶公大儒，證據昭章。鄙昔以烈士讀之，所見猶為(wei) 淺短，今乃更增一解矣。”可知談論的是孫德謙在《孔教會(hui) 雜誌》第三期所刊登的《孔子受命立教論》和《闡陶》二文，沈氏評價(jia) 頗高，另外信中還提到《釋鬼神篇》，則是張爾田在同一期刊登的文章。孫、張二人本為(wei) 沈氏周圍的重要護法，在加入孔教會(hui) 後也一直是會(hui) 刊的重要作者，且二人在陳煥章1913年入京之後一度成為(wei) 《孔教會(hui) 雜誌》編輯部的實際負責人。《孔教會(hui) 雜誌》第三期於(yu) 1913年4月出版發行，故可知此信大體(ti) 作於(yu) 這一時期。

《孔教會(hui) 雜誌》創刊號封麵

不過沈曾植對於(yu) 自己在為(wei) 孔教會(hui) 謀劃過程中的定位則並非高調，反而時刻在提醒陳煥章要保持低調，甘居幕後。前引第四通信中沈氏批評世界宗教會(hui) 召開太急，可見其力主“慮事宜審”、謀定後動。在第九通（時間估計是1912、1913年之交）中，事關(guan) 其在尚賢堂的某篇講稿刊行與(yu) 否，大概是陳煥章請其刊布，而沈氏則主張：“尚賢講稿斷斷不可付刊（貴老師恐即有後言），徒供彈射，為(wei) 仇孔者快。何惜稍遲一期再登拙作，無遠慮有近憂，聖訓不可忽也。”“貴老師”顯然指的是康有為(wei) ，尚賢堂本來是孔教會(hui) 成立前後最主要的聯絡樞紐之一，孔教會(hui) 的主腦和相關(guan) 的社會(hui) 名流多有在該會(hui) 演講孔教的記錄，故應是沈氏在演講後不願將講稿刊布，其理由一方麵認為(wei) 康有為(wei) 自會(hui) 有言說，另一方麵估計是信中有批評仇孔者的文字，不願為(wei) 自己招來口舌之禍，當日孔教會(hui) 刊物和其他報刊中確實也沒有沈氏在尚賢堂的演講稿刊登的痕跡。

《昌明孔教經世報》創刊號封麵

而在1913年秋，國教運動勃興(xing) 之時，沈氏又在兩(liang) 通書(shu) 信中對陳煥章公布二人往來書(shu) 信尤其是沈信內(nei) 容提出反對。在第十四通中，沈氏稱：“登報究嫌太急，不知何人主意。觀中大字之不倫(lun) ，可知報家之不甚讚同矣。補救之法，隻可望閣下堅持到底，後信千萬(wan) 不可輕出。”此處刊布的書(shu) 信內(nei) 容未能確知，但觀前後書(shu) 信，應是有關(guan) 國教運動的論說，故陳氏未經同意擅自將二人通信登報，引起沈氏反感。在第十六通中，沈氏明確指出：“鄙人與(yu) 公議論，皆一室之言，其言質直，似未便以之登報。或公同鄙意，另作論說可耳，論說中稱某先生言則不妨。”揣測沈氏的意思，其實並不反對將相關(guan) 論說公布，隻是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在了解沈氏的立場後，回過頭翻閱史料，確實其公開論說孔教的文獻少之又少。不過筆者還是找到了一通公開發表的書(shu) 信，作者是沈曾植，但將之發表的卻是陳煥章。更有意思的是，書(shu) 信原作於(yu) 1913年4月，而發表則是在十年之後的1923年6月，且沈氏已於(yu) 前一年的11月病逝。這通書(shu) 信的產(chan) 生以及發表過程，恰好與(yu) 前幾通書(shu) 信反映的沈氏心態相吻合。該信名為(wei) 《答某君論孔教會(hui) 書(shu) 》，公開發表於(yu) 1923年6月出版的孔教會(hui) 後期會(hui) 刊《昌明孔教經世報》的第二卷第五號，在文首有陳煥章所撰識語一則，詳細介紹了這通書(shu) 信的緣起：

癸醜(chou) 四月，某君貽書(shu) 於(yu) 沈子培先生，意存規諷，而文不對題。先生以示餘(yu) ，餘(yu) 讀而笑置之。先生大怒，堅命餘(yu) 作答，餘(yu) 謂禮義(yi) 不愆，何恤乎人言。且此書(shu) 又是貽先生者，何勞餘(yu) 答覆乎？先生謂書(shu) 中有重遠先生四字，且孔教會(hui) 以君為(wei) 主，必須君出名作答，並登諸《孔教會(hui) 雜誌》，庶足解人之惑。餘(yu) 不得已而應之，撰稿數千言，呈諸先生。先生稱善，惟欲易餘(yu) 所謂君臣之義(yi) 一段，而代以此文。餘(yu) 不敢以己名而冒用先生之文章，而先生又不欲顯其主名，故卒未登報。今先生往矣，捧讀遺稿，悵慕益深，謹刊登報端，以傳(chuan) 諸天下後世。癸亥七月，陳煥章識。

陳氏落款的時間為(wei) 7月，與(yu) 出版時間稍有出入，但無甚大礙。從(cong) 識語可知，1913年4月，某君致信沈曾植（其實應是致信孔教會(hui) ，故信中也提及陳煥章），應是對孔教會(hui) 諸人提出“規諷”（批評）。沈氏在收信後轉給陳煥章，陳氏自道笑而置之，卻引起沈氏大怒，且命其作答並公開發表。從(cong) 陳氏的口吻可以看出，自己完全處於(yu) 被動示弱的立場，沈氏則極為(wei) 主動積極。但在完成後，二人又產(chan) 生了分歧，沈氏不滿足於(yu) 陳氏“論君臣之義(yi) ”一段，且主動代撰。陳氏則不願出己名而發表沈氏的主張，其中關(guan) 鍵提到“先生又不欲顯其主名”，所以當時未能登報公開。而在十年之後陳氏得以刊登遺稿的方式，同時又將其與(yu) 沈氏分歧的一段也一同附後刊登，藉以宣傳(chuan) 孔教。陳氏自撰的部分刊登時也用了相同的文章名稱，其在引言中接著補充：

癸醜(chou) 四月，餘(yu) 被沈子培先生強作此書(shu) ，其文甚長，先生留其全稿於(yu) 家，而割出此段，欲以其所作者易之。餘(yu) 既不敢冒用先生至文，故概不登報，而兩(liang) 俱藏焉。丙辰大成節，餘(yu) 在曲阜，發見某君已自刊其論孔教會(hui) 書(shu) ，餘(yu) 乃屢向先生索回餘(yu) 當日作答之原稿刊之。奈先生均謂遍求不獲，此亦一憾事也。今既登先生遺稿，故並附登此段，以見原文之一斑，而就正有道焉。

此時沈氏已經物故，可以說是死無對證了。不過要注意的是，陳煥章一貫善於(yu) 誇張其詞，所言未可盡信，但大體(ti) 可以佐證沈氏堅持匿名的立場，以及二人在宣傳(chuan) 策略和意見上存在分歧。

據陳煥章所言，沈、陳二人在“君臣之義(yi) ”與(yu) 孔教的相關(guan) 問題上存在分歧，由此也可進一步推論沈氏如此低調的緣由。“君臣之義(yi) ”是清遺民天然堅持的大義(yi) ，而這一帝製時代的天經地義(yi) 卻在民國無處安頓，那麽(me) 既然發起孔教會(hui) 宣揚聖教，“君臣之義(yi) ”在內(nei) 的綱常名教自然也是遺老們(men) 參與(yu) 其中的道理所在，也是其與(yu) 陳煥章的合作基礎。但從(cong) 後來的曆史來看，陳煥章雖然身為(wei) 末代進士，也吃過清朝的俸祿，卻對於(yu) 複辟帝製興(xing) 趣不高，其用力所在更多是謀求在共和的既有框架下重新安頓孔教地位。所以這一分歧也成為(wei) 1917年丁巳複辟時，清遺民與(yu) 孔教會(hui) 分道揚鑣的根結。原來沈曾植在《答某君論孔教會(hui) 書(shu) 》中開篇即大談：“東(dong) 方國以君主為(wei) 國性……雖治道極盛至大同，猶為(wei) 君主國，中華自古無民主觀念，故中華斷不能成民主國體(ti) 。”而陳煥章文中雖然同樣在談“君臣之義(yi) ”，但卻是將“君”字回歸古義(yi) ，以便適用於(yu) 共和時代，不將其限定在“皇帝”上，信中稱：“嚐求諸古誼，則凡共任職事而有上下之序者，皆君臣之倫(lun) 也，非獨皇帝而後謂之君也。……以弟解釋之，孔教之君，並無神聖不可侵犯之處。”後來沈、陳決(jue) 裂之日，沈在另一通致陳的信中便明言：“至此猶畏暴徒之口，不敢言君臣，不敢言孔教，其人非不識道理，乃不識利害，不識生死耳。……足下若能持此義(yi) 為(wei) 宋硜，則乘此機會(hui) ，正可昌明孔教；若畏懦不敢昌言，則不如早歸，不談孔教為(wei) 得也。……公以孔教為(wei) 職誌，固明明有君臣之學也。而諱言君臣，得免懸驢頭賣馬脯之譏乎？”（王益知注釋：《沈曾植函稿》，《近代史資料》總35號，中華書(shu) 局，1965年，87-88頁）因此，筆者認為(wei) 或許當時真如信中明麵上所講，沈氏為(wei) 免私下“質直”的議論，在公共輿論空間中引起過度的喧騰。但若是參照孔教會(hui) 在創辦初期的宣傳(chuan) 行為(wei) ，則是惟恐刊布得不夠，故沈氏如此堅持，應與(yu) 其為(wei) 背後更大的政治抱負——清室複辟——所羈絆有關(guan) 。自從(cong) 1912年清室退位後，複辟之議始終沒有斷絕過，而與(yu) 前文所論沈、陳二人通信幾乎同一時段，1913年4月時率武衛前軍(jun) 駐紮兗(yan) 州的張勳在“溥偉(wei) 等人慫恿下，一度躍躍欲試，密謀從(cong) 兗(yan) 州發兵襲取濟南，發動複辟”。此後6月二次革命爆發，江蘇的混亂(luan) 局麵也成為(wei) 策劃複辟諸人看重的大好時機。而上海的複辟策劃中心便是沈曾植的寓所，“表麵上詩酒往還，實際上是密商大計”（申君：《清末民初雲(yun) 煙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72-74頁）。所以在複辟暗流湧動之時，沈氏很可能確實不願就“君臣之義(yi) ”的討論進而牽涉國體(ti) 問題，避免公開卷入孔教論爭(zheng) 這一輿論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