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孔門

作者：崔海鷹

來源：《走進孔子》2022年第6期

在不少人的認知裏，“儒”字似乎帶有柔弱的特質，以至於(yu) 常在潛意識裏覺得：但凡儒者乃至與(yu) 儒家、儒學相關(guan) 之人，無論貴賤窮達、得誌失意，都會(hui) 是一副文弱怯懦的模樣。這一觀感化為(wei) 成見，甚至溢出國門：據說不少外國人認為(wei) ，中國人固然聰明勤奮，在人際交往中卻總會(hui) 難掩內(nei) 斂怯弱，以致作家三毛曾抗議道：“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嚀我的話,但願在不是自己的國度裏,化做一隻弄風白額大虎,變成跳澗金睛猛獸(shou) ,在洋鬼子的不識相的西風裏,做一個(ge) 真正黃帝的子孫。”

是啊，作為(wei) 中國人，捫心自問，我們(men) 何曾比他人短缺什麽(me) ，又何曾、何須真的比他人柔弱怯懦？這其實是天大的誤會(hui) 。歌手張明敏曾在《我是中國人》裏唱到：“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儒家的傳(chuan) 統思想，帶領我們(men) 的腳步。八年艱苦的抗戰，證實我堅毅的民族。不到最後的關(guan) 頭，決(jue) 不輕言戰鬥。忍無可忍的時候，我會(hui) 挺身而出。”這才是儒家的真傳(chuan) 統，這才是我民族勇毅抗爭(zheng) 精神之寫(xie) 照，深獲我心。

忝為(wei) 儒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習(xi) 者，我更想追本溯源，拂卻曆史與(yu) 世俗的塵埃，一探“儒”之真諦與(yu) 孔門大勇精神。

根據甲骨文與(yu) 殷商史的研究，“儒”字暨相關(guan) 職業(ye) 者在殷商時代就已出現。在那時，這個(ge) 群體(ti) 的主要職能是相禮、讚禮，即導引、襄助他人舉(ju) 行禮儀(yi) 活動；至晚在西周時期，這個(ge) 群體(ti) 又有了類似教官、學官的職能。總體(ti) 而言，在整個(ge) 商周時代，“儒”這個(ge) 職業(ye) 群體(ti) 的社會(hui) 地位並不甚高。

降至春秋末年，正處於(yu) 中華文明長河的中遊拐彎處，濁浪橫空，禮壞樂(le) 崩。恰在此時，青年孔子以前朝殷商貴族後裔之身，於(yu) 東(dong) 魯平民社會(hui) 中悄然走出，從(cong) 容登上殘破的曆史舞台。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承繼先王之道與(yu) 周代禮樂(le) 文明，並廣施教化，於(yu) 王官學衰頹之際，將原本貴族專(zhuan) 屬的王道與(yu) 禮樂(le) 推向整個(ge) 世間。此後，在孔子身側(ce) ，不斷聚集來自各地、各階層的青年後學向他學習(xi) 、求教，孔子皆“未嚐無誨焉”，造就多士。《孔子家語·弟子行》有雲(yun) ：“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shu) 》，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yi) ，觀之以禮樂(le) ，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yu) 人。”按其施教之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就是在一個(ge) 近乎腐朽、沒落的社會(hui) 之中，培養(yang) 若幹真正德才兼備的治世之才與(yu) 社會(hui) 引領者，以撥亂(luan) 反正，重建理想社會(hui) 。孔子的教學活動與(yu) 教學內(nei) 容與(yu) 此前之“儒”頗為(wei) 相近，故孔子與(yu) 其弟子也常被視為(wei) “儒”，他們(men) 構成最早的儒家學派。不過，孔氏之“儒”與(yu) 前此之“儒”畢竟有別：後者以知識、技能服務貴族階層，為(wei) 一職業(ye) 群體(ti) ，是為(wei) “小人儒”；前者則以修齊治平為(wei) 誌業(ye) ，為(wei) 一政治思想團體(ti) ，可謂“君子儒”。又由於(yu) 所謂“儒家”係與(yu) “諸子”對言，故在戰國以前語境中，孔氏之“儒”實當以“孔門”稱之為(wei) 宜。

在奔騰不息的中華文明長河中，孔氏之“儒”宛如滾滾濁浪下迸發出來的新流，沛然勃發，汩汩不息，乃至混混沄沄，澤被無疆。回顧斯時，有學有識乃至堪稱哲人者斷非孔子一人，隻要稍微翻翻《左傳(chuan) 》《論語》《國語》《史記》等典籍，即覺盈目皆是。幾乎所有這些賢哲，對那千百年未有之世變皆有敏銳深刻的感觸，卻大多采取消極避世的態度，企圖“躲進小樓成一統”“舉(ju) 世皆濁我獨清”。唯獨孔子與(yu) 其弟子不忍如此，毅然站定於(yu) 積極救世的立場，“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論語·裏仁》）。在東(dong) 周政治社會(hui) 禮壞樂(le) 崩的廢墟上，孔子攜孔門弟子重繪禮樂(le) 藍圖，力圖重建華夏禮樂(le) 文明的新苑，其功彪炳史冊(ce) ，不在禹下；其勇毅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堪稱敢為(wei) 天下先。

孔子師徒周遊列國雕像

《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有“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之說。在先秦宗法社會(hui) 中，祭祀以敬天法祖為(wei) 維護宗族團結與(yu) 向心力之必備；而在有限的自然與(yu) 政治、經濟資源麵前，特別身處亂(luan) 世，國際、國內(nei) 戰爭(zheng) 以至一般性爭(zheng) 鬥往往司空見慣。在此背景下，貴族社會(hui) 往往崇尚勇者；國家選士，也總是以勇力為(wei) 先。這既是實情，也屬自然之理。

孔門承接先王之道、周公禮樂(le) ，其底蘊無疑博厚悠久，而其精神意態則是推陳出新、與(yu) 時偕行。就勇而言，孔子與(yu) 其弟子亦頗崇尚勇德，惟對“勇”意涵與(yu) 要求卻賦予新的詮釋。在孔子看來，單純乃至莽撞的血氣之勇已無足稱道，真正的“勇”必須立於(yu) 禮法與(yu) 仁義(yi) 的根基之上，合乎天道、人倫(lun) 、道德的要求。這一主張在他與(yu) 弟子子路的交流相處中彰顯得淋漓盡致。

子路出於(yu) 平民，身體(ti) 健碩，勇力超群，性情直率而崇尚勇武。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記載，孔子與(yu) 子路的相遇相識最初並不愉快。子路平素“冠雄雞，佩豭豚”，即頭戴雄雞形狀的冠飾，身佩野豬形狀的飾品，一副好鬥之態。或許因孔子身材高大，遂令其生發爭(zheng) 雄之心的緣故，子路竟然“陵暴孔子”，向孔子挑釁。據文獻記載，孔子身長九尺，其力能“舉(ju) 國門之關(guan) ”（《呂氏春秋·慎大覽》），即論勇武也未必在子路之下；但夫子以禮義(yi) 誘導、啟發子路，竟令其幡然向道。幾天後，子路身穿儒服，攜帶禮物，並通過孔門其他弟子介紹而拜師孔子。此後，他成為(wei) 與(yu) 孔子最親(qin) 近的弟子之一乃至孔門“十哲”之一。

子路畫像

或許本性使然，青壯年時代的子路總喜歡向老師請教孰為(wei) “勇”“強”之類的問題，孔子則常在批評其魯莽、過勇的同時，予以因材施教式的啟發和提撕，巧妙地將其導引到禮義(yi) 、中正的軌道上。《論語·公冶長》記載，孔子曾感歎：“道不行，乘桴浮於(yu) 海。從(cong) 我者，其由與(yu) ？”子路聞言而喜。孔子又歎道：“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由”即仲由，乃子路的姓名。楊絳先生曾有孔子最“寵”子路的說法，《論語》此句或可為(wei) 一證。聽到老師單獨提到自己，子路自然也大感喜悅，甚至可能流露神往之意，而絲(si) 毫不懼海上風急浪高。於(yu) 是夫子又歎息，此子好勇太多，難為(wei) 全才，由是頗感無奈。蓋在夫子看來，“勇”之為(wei) 德固然可貴，卻必須立足於(yu) 禮、仁、義(yi) 等規則、道德的基礎上；否則，“勇”將失去正確方向，極易成為(wei) 負麵乃至有害之因素。

然則，何謂真正的“勇”？

首先，“勇”當遵行禮製。禮為(wei) 周代文明基礎與(yu) 社會(hui) 基本規範，因而君子之勇務必立於(yu) 禮的根基之上。《論語·泰伯》記載，孔子指出：“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luan) ，直而無禮則絞。”不合禮的恭敬、謹慎、勇敢、直率，往往都會(hui) 走向負麵。一個(ge) 勇猛而不遵守禮製的人，極易成為(wei) 社會(hui) 動亂(luan) 分子。

其次，“勇”當據守仁德。《論語·憲問》記載，夫子嚐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有仁德的人一定會(hui) 有勇毅之心，有勇氣的人卻未必能有仁愛之德。抗日戰爭(zheng) 中，多少善良、忠厚乃至老實的中國人成長為(wei) 英勇無畏的戰士，而那些悍不畏死、無惡不作的日本侵略者又有何道德仁義(yi) 可言！做人尤其是作為(wei) 君子，一定要以道德仁義(yi) 為(wei) 本。

最後，“勇”當合乎道義(yi) 。《禮記·聘義(yi) 》有一段剴切的論述：

有行之謂有義(yi) ，有義(yi) 之謂勇敢。故所貴於(yu) 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yi) 也；所貴於(yu) 立義(yi) 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yu) 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yu) 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yi) 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yu) 禮義(yi)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yu) 戰勝。用之於(yu) 戰勝則無敵，用之於(yu) 禮義(yi) 則順治。外無敵，內(nei) 順治，此之謂盛德。

“有行”指遵守禮製、道德的行為(wei) ，這種德行自然合乎道義(yi) 。踐行道義(yi) 、弘揚正氣是君子勇毅之心的源泉。真正的“勇”，一定既立足於(yu) 道義(yi) ，也合乎禮製的規範。在國有外敵、社會(hui) 動亂(luan) 之時，這種“勇”將戰勝外敵，克服動亂(luan) ，使轉危為(wei) 安；在國家無事、社會(hui) 和平之時，這種“勇”則將致力於(yu) 禮義(yi) ，使長治久安。此就是孔門勇德之精要與(yu) 精神所在。

中年之時，從(cong) 政魯邦，孔子也曾受魯定公重用，但國政大權畢竟長期把持於(yu) 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之手，定公本人也難振作，致使孔子“強公室，弱私家”，從(cong) 而推行禮治的諸般主張皆無果而終。於(yu) 後，孔子被迫出走，以尋求推行王道禮治的理想之地，自此曆經十四年，周遊多國而不遇明主，最終隻得歸魯老去，其可悲可歎也甚矣！作為(wei) 一位從(cong) 民間崛起，卻要對現實國家社會(hui) 有所改良的政治思想家，孔子的政治主張、政治活動無疑將觸動既得利益階層的神經，由此導致孔子在現實政治中屢屢碰壁。值得一提的是，作為(wei) 學生、追隨者與(yu) 得力助手，孔門弟子總是義(yi) 不容辭，與(yu) 夫子風雨同舟，不離不棄，不愧聖人門徒。

不過，在孔子乃至孔門弟子而言，這些境遇似乎隻是過眼雲(yun) 煙，絕不能阻擋他們(men) 撥亂(luan) 反正、救世濟民的勇毅誌向。周遊途中，孔子不幸被匡地之人誤認作曾禍害他們(men) 的陽虎（貨），因而將孔子及其身邊弟子圍困，以致情勢危急。孔子卻從(cong) 容言道：“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chuan) 承周代禮樂(le) 文明，故漢代王充有“文王之文在孔子”（《論衡·超奇》）之說。“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的文明自信。後來，在奔往宋國途中，孔子與(yu) 弟子又遭遇宋國大夫桓魋的脅迫恐嚇。孔子又言道：“天生德於(yu) 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此則可謂孔子的天命自信或道德自信。昔陳寅恪先生於(yu) 《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chuan) 〉書(shu) 後》盛讚梁任公先生“少為(wei) 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此實孔門以來真儒家皆然。對天命、文明、禮義(yi) 、道德的信仰與(yu) 自信，對天下離亂(luan) 與(yu) 民眾(zhong) 苦難的痛心與(yu) 不忍，當是孔子乃至孔門大勇的淵源與(yu) 根本。

《聖跡圖·宋人伐木》

自此而下，衍生了孟子的“大丈夫”氣節，樹立了蘇東(dong) 坡的“堅忍不拔之誌”，孕育了文天祥的《正氣歌》乃至現代的《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由孔門而儒家，由儒家而整個(ge) 國族，文明遞相演進，精神一脈相承。以禮治規範與(yu) 道德仁義(yi) 為(wei) 根基的大勇之德、之心、之誌、之氣，亦隨此如血脈延續般代代傳(chuan) 承，不斷充實中國人的骨髓，支撐起這個(ge) 民族的脊梁，捍衛著中華民族永恒的尊嚴(y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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