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中華文化的精神氣質

作者：龍倩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閏二月廿四日壬寅

          耶穌2023年4月14日

作為(wei) 中國思想史中重要的原生概念之一，“德”字使用率極高，自周初至今，經久不衰。“德”是一個(ge) 綜合性概念，它融倫(lun) 理、政治等為(wei) 一體(ti) ，其創立和發展，不僅(jin) 在整體(ti) 上奠基了中國文化的人文走向，決(jue) 定了中國倫(lun) 理型文化的特質，更塑造了中華民族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精神氣質。

（一）

從(cong) 字源上看，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現“德”字的初形，並有多種寫(xie) 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和“”兩(liang) 種。以“”為(wei) 例，左部是“彳”，表示道路、行動；右部是眼睛，上懸一條直線，表示目光直射，可理解為(wei) 循行視察、目不斜視之意，此為(wei) “德”字初義(yi) 。但此時的“德”並不具備後世慣常使用的“道德”含義(yi) ，且從(cong) 屬於(yu) 殷商的宗教神學。周初維新變革之後，“德”觀念才真正脫穎而出。至西周晚期毛公鼎銘文中的“”，在“目”下加一“心”字符，意味著目正、心正才算“德”，暗示著“德”的內(nei) 在化，象征著它在倫(lun) 理、道德層麵的意義(yi) 拓展。

當甲骨文的德字演化到金文的德字時，中國古代社會(hui) 也相應地由神文時代走向人文時代，開始了人文祛魅的曆史進程。據《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相較而言，周人則“尊禮尚施”，更注重理性思考。而這一轉型較為(wei) 集中地體(ti) 現於(yu) “德”觀念的醞釀與(yu) 發展上。公元前11世紀，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後，麵臨(lin) 著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現實問題。一個(ge) 地處偏僻的“小邦”，在人口、技術、軍(jun) 事甚至文化素養(yang) 等方麵，都遠遠落後於(yu) “有冊(ce) 有典”的殷族“大邦”，為(wei) 何能夠取而代之？經過對曆史的縝密思考和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周人提出“以德配天”。“以德配天”不僅(jin) 解決(jue) 了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的天命邏輯，更確定了西周乃至後世社會(hui) 發展的基本方向。

（二）

在《書(shu) 》之《誓》《誥》及《詩》之《雅》《頌》諸篇什中，周人反複論證，“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而失了德，則天不佑、民失和，故不論是夏人、殷人，還是周人，都應當全力修德，以自求多福。周人更當自覺以此為(wei) 戒，故《尚書(shu) ·召誥》有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yu) 有夏，亦不可不監於(yu) 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zi) 二國命，嗣若功。”這就是說王朝在受命之後能綿延多久，是無法預知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敬德”。如此，周人不僅(jin) 通過“德”譜寫(xie) 了夏商周的政權更替曆史，為(wei) 其增添了更多的倫(lun) 理道德性，對當時許多宗教儀(yi) 式和宗教實踐都進行了人文祛魅，如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要》所提到的“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yi) 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觀念的醞釀與(yu) 發展，使人更多關(guan) 注人本身道德的自覺和自律，從(cong) 整體(ti) 上奠基了中華文化的人文走向。

（三）

作為(wei) 周朝立國基礎的分封與(yu) 宗法製度，從(cong) 一開始便與(yu) “德”相關(guan) 。不論是《左傳(chuan) ·定公四年》所載“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還是《左傳(chuan) ·隱公八年》所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均可為(wei) 證，無不說明周王朝封建背後的“尚德”動機。這種封建宗法製度以倫(lun) 理為(wei) 紐帶，在天然血緣的自然基礎上形成了家國同構的倫(lun) 理政治結構。基於(yu) 此，倫(lun) 理在社會(hui) 生活中居於(yu) 主導地位，使為(wei) 臣下者，由敬祖而敬宗子，而敬國君以至天子；為(wei) 君上者，由敬天敬祖，以愛同宗同族以至百姓庶民。於(yu) 此，家庭、社會(hui) 、政治、宗教、禮樂(le) 融合一體(ti) ，在一片和諧有序的倫(lun) 理氛圍中可使諸侯不致相爭(zheng) ，天下趨於(yu) 安定。王國維也據此指出“周之製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其旨則在納上下於(yu) 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道德之團體(ti) ”，因此，“殷、周之興(xing) 亡，乃有德與(yu) 無德之興(xing) 亡”。可以說，西周的禮樂(le) 製度為(wei) 中國成功地建立了文明社會(hui) 的道德政治秩序和倫(lun) 理生活範式，奠定了中國幾千年倫(lun) 理型文化的根基。自春秋以降，西周的宗法製度雖漸趨式微，但宗族、家庭作為(wei) 宗法製度的遺存，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一直存在，且在孔子“從(cong) 周”的努力下，直至今日依舊作為(wei) 文化基因鐫刻在中國人的思維觀念與(yu) 行為(wei) 方式中，體(ti) 現於(yu) 中華民族慎終追遠、孝親(qin) 敬長等人文傳(chuan) 統和理念中。

春秋以後，“德”觀念逐漸從(cong) 籠統走向具體(ti) ，與(yu) 敬、慎、仁、忠、勇、孝、親(qin) 等所有美好的價(jia) 值和品質有機結合，成為(wei) 個(ge) 體(ti) 美德的指稱，並在儒家那裏完成了“德目”的係統構築與(yu) 弘揚，最終塑造了中華民族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崇德向善內(nei) 在地包含了崇德和立德雙重含義(yi) ，既包括理念層麵對道德的尊重與(yu) 高揚，也包括實踐層麵對道德修養(yang) 的要求。在儒家那裏，孔子就一貫重德，強調德在人類社會(hui) 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甚至在與(yu) 外族交往中，也要“修文德以來之”。到了孟子，更是將道德視為(wei) 人禽之別的根本所在，並將仁義(yi) 禮智置於(yu) 人內(nei) 心，在著名的魚和熊掌之辨中推出“舍生而取義(yi) 者也”的浩然正氣。《大學》則對修養(yang) 立德提出了“三綱”“八條目”的層層遞進之方，開宗明義(yi) 地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目的便是為(wei) 了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必須以修身為(wei) 基礎和前提。在“八條目”中，“修身”成為(wei) 連接“內(nei) 聖”與(yu) “外王”的關(guan) 鍵樞紐。在這種思想觀念的影響下，崇德向善、修身養(yang) 性，崇尚氣節和個(ge) 人情操，就成為(wei) 曆代賢能聖哲、仁人誌士立身處世，實現人生價(jia) 值的根本，形成了諸如“厚德載物”“崇德尚義(yi) ”“殺身成仁”“見義(yi) 勇為(wei) ”“孝老愛親(qin) ”等中華傳(chuan) 統美德，在傳(chuan) 承中哺育著民族的性格，塑造著民族的形象，成為(wei) 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特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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