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集》蘊含“德法兼治”司法原則

作者：李浩（鄭州大學法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閏二月十七日乙未

          耶穌2023年4月7日

《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又被稱為(wei) 《清明集》，是宋代的一部司法裁判文書(shu) 和官方公文的分類匯編，也是佐證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社會(hui) 法製、經濟、曆史狀況的珍稀史料。此書(shu) 作者別號“幔亭曾孫”。書(shu) 名中“名公”二字，意指撰寫(xie) 書(shu) 判者多為(wei) 南宋時期名重一時的士大夫；“清明”二字，則取自“明無一毫之蔽，清無一點之汙”的為(wei) 政、斷案清廉明察之意。

考據宋明刻本點校匯編成書(shu)

根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考證的結果，早期流傳(chuan) 的《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是日本靜嘉堂珍藏的宋代殘本，隻記載了關(guan) 於(yu) “戶婚”案件的133條書(shu) 判。而按照《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所言，《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共計應有17卷，但此卷本至今尚未發現。學界又在上海圖書(shu) 館發現了從(cong) 明朝《永樂(le) 大典》輯出共計14卷的明隆慶年間盛時選刻本。從(cong) 內(nei) 容來看，《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的明刻本與(yu) 宋代殘本區別很大，無論是編排體(ti) 例，還是文字表述，兩(liang) 本皆各有短長。經過對這兩(liang) 個(ge) 不同來源的版本整合，一個(ge) 篇幅為(wei) 宋殘本四倍且經過點校、相對完善的新本問世，形成了目前學界通行的14卷本《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

此卷本分為(wei) 正卷與(yu) 附錄，前者共計14卷，後者共計7篇。正卷部分以“門”分類，卷1、2為(wei) “官吏門”，卷3為(wei) “賦役門”“文事門”，卷4至卷9為(wei) “戶婚門”，卷10為(wei) “人倫(lun) 門”，卷11為(wei) “人品門”，卷12至卷14為(wei) “懲惡門”，合計七大門類。附錄部分則以輯錄文集中的判詞與(yu) 公文為(wei) 主，除附錄1、7為(wei) 介紹卷本考據情況的雜錄外，附錄2、3分別匯編了黃文肅公和後村先生的個(ge) 人判詞、公文，附錄4、5、6則分別摘錄了《文文山集》《黃氏日抄》和《朱文公文集》中的相關(guan) 內(nei) 容。除正卷與(yu) 附錄之外，此卷本中還可見諸多後人校讀的墨跡，附在原文旁邊，彰顯翔實之意。正如明人盛時選所言，《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一書(shu) ，“為(wei) 類十四，為(wei) 目百餘(yu) 篇”，“於(yu) 民詳於(yu) 勸，於(yu) 吏詳於(yu) 規”，“讀律者必知此，庶幾讞擬不謬”。

書(shu) 判蘊含情理名公德法兼用

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判牘案例匯編的代表，《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中蘊含著豐(feng) 富的司法實踐理性。柳立言認為(wei) ，《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中的諸位“名公”，大都有著儒家理學的背景，如真德秀（西山）、劉克莊（後村）、吳革（恕齋）、蔡杭（久軒）等人，皆出自理學宗派。其他諸如範應鈴（西堂）、胡穎（石壁）、翁甫（浩堂）等人，也均與(yu) 理學中人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據《宋元學案》記載，真德秀所學正是源自朱熹，真氏一脈堪稱承繼朱熹學說的“正學大宗”。而朱熹正是將儒家學說推向頂峰的宋代理學“集大成者”，其所言“存天理，去人欲”的天人哲學觀，以及“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的儒家是非觀，為(wei) 《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中諸位“名公”斷案兼顧天理、國法、人情提供了可行的指導思想，並使之形成了“德法兼治”的裁判觀。具體(ti) 而言，如以案件性質劃分，《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所輯錄案件可分類為(wei) 官事、財產(chan) 、人身關(guan) 係以及社會(hui) 惡性案件，且在每一類案件的裁斷過程中，裁判官均基本秉持了德法兼用的裁判理念。

依照案件性質巧思德法結合

官事案件中強調官修政德，懾官以法。《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中“官吏門”“賦役門”“文事門”“人品門”等，均收錄了大量涉及官吏違法犯罪案件的判詞，其中又以濫用職權類犯罪案件居多。以濫用刑罰案為(wei) 例，據“約束州縣屬官不許違法用刑”一案記載，“訪聞判官廳每每違法用刑，決(jue) 撻之類動以百計。照得在法笞杖自有定數，笞至五十而止，實決(jue) 十下，杖至一百而止，實決(jue) 二十下，未嚐有累及百數者”。由此可知，宋代法律對犯人的施刑等級、數目均有明確限製，笞刑的行刑數目不得超過五十，杖刑的行刑數目不得超過一百。但是，按照該案判詞所言，實踐中行刑數目超越法律規定者比比皆是，可見當時官吏違法行為(wei) 之常見。為(wei) 此，作為(wei) 該案的裁判官，胡石壁結合官方所求政德與(yu) 法意，指出濫刑是“郡政不綱之故，合行約束”，並據此進行法律續造，“準令，諸見任官、本廳或本司所轄兵級、公吏犯杖以下罪，聽申長吏，借杖勘決(jue) ”。此案中，胡石壁不僅(jin) 在判詞中再次申明官吏應修政德，審慎用刑，還以“令”的法律形式，對治下官吏的用刑程序展開了切實約束。除胡石壁之外，吳雨岩等人的判詞中也可見到此裁判觀念。如《禁約吏卒毒虐平人》一文中，針對官吏的違法行為(wei) ，吳雨岩道：“苟有仁心者，寧不為(wei) 之痛心疾首。合遍牒諸州縣，各各禁約關(guan) 防，痛革此弊，如或不悛，定將官吏一並從(cong) 坐。”

財產(chan) 案件中強調定案以德，法斷是非。《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6卷“戶婚門”中，輯錄了諸多涉及財產(chan) 糾紛的判詞，傳(chuan) 統所言“戶婚、田土、錢債(zhai) ”等民事細故皆被囊括其中，而最為(wei) 突出的是田土糾紛。根據學者的考證，《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收錄的田土糾紛案件有上百件，占據了全書(shu) 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在田土糾紛案件的裁判過程中，諸位“名公”進行具體(ti) 法律推理時，基本都以宋代的法律規定作為(wei) 判斷是非的主要依據，並於(yu) 判定案件事實後，按照儒家理學所推崇的“重義(yi) 輕利”、兼顧“人情”等道德準則定案。例如，“孤女贖父田”一案中，孤女俞百六娘之父俞梁，在開禧二年（1206）將田產(chan) 典賣給了戴某，俞梁死後，已經招贅的俞百六娘向官府請求贖回亡父田產(chan) ，但戴某聲稱已買(mai) 斷該田，不肯退贖。作為(wei) 此案裁判官的吳革查證交易契約後，發現戴某偽(wei) 造了買(mai) 斷契。於(yu) 是，吳革依照宋代法律規定，“照得諸婦人隨嫁資及承戶絕財產(chan) ，並同夫為(wei) 主”，“準令：戶絕財產(chan) 盡給在室諸女，而歸宗女減半”，判定了田產(chan) 所有權應歸屬俞百六娘的案件事實。之後，吳革在此事實的基礎上，以戴某培育田產(chan) 多年有功，“當參酌人情”為(wei) 由，不僅(jin) 提高了俞百六娘應付的贖金，還要求田產(chan) 贖回後不得買(mai) 賣，限製了俞百六娘的處分權。可見，南宋時期財產(chan) 案件的司法裁判中，“名公”們(men) 遵循的仍然是“德法兼治”的裁判思路。

人身關(guan) 係案件中強調德性教育，以法護禮。《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以“人倫(lun) 門”和“人品門”為(wei) 代表，展現了包括親(qin) 屬、宗族等在內(nei) 的特殊人群之間的糾紛表現形式。在裁判關(guan) 乎骨肉親(qin) 情的糾紛案件時，“名公”們(men) 注重維護人倫(lun) 之禮，不僅(jin) 注重運用法律維護親(qin) 屬之間的身份、權利關(guan) 係，尤其主張用教諭或勸諭的方式，對訴訟雙方展開儒家所倡導的德性教育。例如，真德秀在《勸諭事件於(yu) 後》一文中言：“遇親(qin) 戚骨肉之訟，多是麵加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cong) 和會(hui) 而去。”在真德秀的眼中，以開諭、勸導的方式，使遭遇糾紛的親(qin) 人雙方能夠擱置爭(zheng) 議，恢複和睦的親(qin) 情，正是儒家理學追求的道德教化的外在顯現，此種解紛方式遠勝冰冷的按律裁判。但他並非盲目推崇德性教育，而是以案件的民刑事性質為(wei) 區分標準，對涉及刑事犯罪的人身關(guan) 係案件主張依法裁斷，正如他所言，“民間爭(zheng) 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條收坐”。無獨有偶，“母訟其子而終有愛子之心不欲遽斷其罪”一案中，胡石壁亦秉承了同樣的理念，“當職承乏於(yu) 茲(zi) ……惟以厚人倫(lun) ，美教化為(wei) 第一義(yi) 。每遇聽訟，於(yu) 父子之間，則勸以孝慈，於(yu) 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於(yu) 親(qin) 戚、族黨(dang) 、鄰裏之間，則勸以睦姻任恤”。如此看來，“名公”們(men) 在審理涉及人身關(guan) 係的案件時，采取的是以依法裁判為(wei) 底線、以崇德勸諭為(wei) 優(you) 先的解紛模式。

社會(hui) 惡性案件中強調以德正風，以法止惡。《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專(zhuan) 列了3卷“懲惡門”，詳述了為(wei) 南宋官方所不容的奸穢、豪橫、賭博等社會(hui) 惡性案件的裁判方式與(yu) 結果。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名公”們(men) 旨在通過對社會(hui) 惡性案件及其背後群體(ti) 的法律懲戒與(yu) 道德教化，達到製止治下惡行、整肅地方社會(hui) 風氣的目的。“士人因奸致爭(zheng) 既收坐罪名且寓教誨之意”一案中，裁判官趙知縣明確提出審理社會(hui) 惡性案件應當德法兼用，“詞訟到官，事有關(guan) 係，若但剖析曲直，收坐罪名，而不少寓教化之意，非善政也”。同樣，“假為(wei) 弟命繼為(wei) 詞欲誣賴其堂弟財物”一案中，當社會(hui) 惡性案件發生在親(qin) 屬之間時，作為(wei) 裁判官的縣衙主簿，采取的首要處理方式也是道德教化，直到確定訴訟雙方確無和解的可能，才依照案件事實，參酌法律，“公心予決(jue) ”。此外，以“懲惡門”所輯判詞來看，當社會(hui) 惡性案件具備行為(wei) 周期長、惡性程度高等典型特征時，“名公”們(men) 在裁判中將一斷於(yu) 法，重刑止奸。例如，“為(wei) 惡貫盈”一案中，裁判官蔡杭一連適用多條法律，從(cong) 重處罰為(wei) 惡之人，以警醒治下之民。

總體(ti) 看來，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整理的14卷本《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的出版發行，為(wei) 研究宋代法律製度尤其是宋代司法實踐的學者們(men) 增添了一筆厚重的曆史文獻資產(chan) ，更為(wei) 全麵認識古代司法製度提供了寶貴的文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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