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翔 著《大同立教：康有為(wei) 政教思想研究》出版

書(shu) 名：《大同立教：康有為(wei) 政教思想研究》

作者：張翔

出版社：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內(nei) 容簡介】

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在大變局中探尋中國道路，開拓知識分子的新道路，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ge) 重要部分。本書(shu) 梳理和討論了康有為(wei) “大同立教”的思路以及推動定孔教為(wei) 國教的政治行動，嚐試從(cong) 康有為(wei) 的思想和實踐一孔窺豹，思考中國思想及其承載者和創造者的曆史性大變局。

本書(shu) 對康有為(wei) 的“大同立教”思想做了係統梳理，提供了康有為(wei) 大同思想發展的新圖景。青年康有為(wei) 經曆了從(cong) “全球公理之學”到“以大同立教”的發展變化。以1899年康門師徒辯論為(wei) 界，康有為(wei) 思想經曆了重要調整。由此本書(shu) 對康有為(wei) 生前不印行《大同書(shu) 》全書(shu) 的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

從(cong) 康有為(wei) “大同立教”研究出發，本書(shu) 對晚明以降大同思想的發展線索做了新的梳理，拓展和深化了對大同思想近代脈絡的理解，並由此展開對“夷夏之辨”的近代轉型、政/教的階層分流以及“分流中的再合流”等思想文化巨變的探研，打開進一步的思想史研究空間。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中國思想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的“大同立教”

    一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yu) “大同立教”的問題脈絡

    二  傳(chuan) 統夷夏之辨的轉型：東(dong) 西方文化論戰與(yu) 大同論述的興(xing) 起

    三  清末民初政/教專(zhuan) 業(ye) 階層的分流趨勢與(yu) 文化領導權問題

第二章  從(cong) 立公理之學到以大同立教：康有為(wei) 奉孔子為(wei) “大地教主”的過程與(yu) 方法

    一  秩序巨變、泰西之法與(yu) 公理之學

    二  反思的進展：從(cong) 中國敷教於(yu) 民到全球大同之義(yi)

    三  奉孔子為(wei) “大地教主”的理由與(yu) 動力

    四  康有為(wei) 的方法：以建立全球公理之學為(wei) 基礎展開反思和建構

第三章  “大同立教”的近代脈絡與(yu) 清代今文經學

    一  “秦火斷裂論”的展開：歐洲傳(chuan) 教士的適應策略與(yu) 儒學史敘述的分斷

    二  爭(zheng) 奪先聖之意的解釋權：清代士大夫問題意識的“反客為(wei) 主”

    三  “太平”解釋權的爭(zheng) 奪：以太平釋天國與(yu) 常州今文學派的太平論

    四  反思“二千年來之學”與(yu) “大同立教”：今文經學的“秦火斷裂論”

第四章  康有為(wei) 經學思想的調整和發展

    一  革命辯論與(yu) 康有為(wei) 的第二次釋經高峰

    二  以“大地教主”為(wei) “聖之時者”

    三  “三世說”闡釋的結構性變化

    四  比較《春秋董氏學》與(yu) 《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

    五  為(wei) 什麽(me) 釋“四書(shu) ”，而不是釋“六經”？

第五章  大同“公理”論與(yu) 知識範式的轉變

    一  引言：托孔立教與(yu) 康子自道

    二  “不忍人之心”與(yu) “去苦求樂(le) ”：《大同書(shu) 》的問題意識

    三  從(cong) 血緣關(guan) 係到“天民”：大同的“公理”問題

    四  破除九界：新的知識範式的萌生

    五  社會(hui) 科學的問題架構與(yu) 中西比較視野：大同論的展開

    六  重新理解康有為(wei) 生前為(wei) 何不刊行《大同書(shu) 》全書(shu)

第六章  大同立教的雙重困局與(yu) 不同應對

    一  大同立教的“謀於(yu) 下”與(yu) “謀於(yu) 上”

    二  大同立教的雙重挑戰與(yu) 戊戌士林的普遍異議

    三  戊戌維新失敗的反思：君臣之防的凸顯與(yu) 政教矛盾的忽略

第七章  共和與(yu) 國教

    一  引言：“大同立教”、國教問題與(yu) 共和的道德基礎

    二  跨政黨(dang) 宗教的建構：建黨(dang) 與(yu) 立孔教的分岔與(yu) 重疊

    三  國教的政治領導權：兩(liang) 種“政教分離”與(yu) “不立國教—特立國教”之辯

    四  俗本政末論與(yu) 教俗“不可變”論：康有為(wei) 對共和道德基礎的論證及袁世凱集團的援用

    五  在國民運動中尋找共和理念：新舊道德論戰與(yu) 東(dong) 西方文化論戰的交織

結語  道術已為(wei) 天下裂：從(cong) 大同立教的命運看現代政治轉型

附錄  “天”變、公理與(yu) 時勢：大同論的宇宙觀基礎

    一  無限宇宙的展現：從(cong) “人人皆為(wei) 天之子”到“人人皆為(wei) 天上人”

    二  消失的上帝與(yu) 永恒的孔子

    三  公理之學與(yu) 大同之教的天學基礎

    四  時勢成為(wei) “天理—公理”之變之後的核心問題

索引

參考文獻

後記

【內(nei) 文試讀】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yu) “大同立教”的問題脈絡

文｜張翔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康有為(wei) 一代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對自己身處時代狀況的基本判斷。全球格局的體(ti) 係性變化，中國社會(hui) 天翻地覆的變革，變革方案的紛紜歧出，政治力量的縱橫交錯，知識分子階層的深刻轉型，是同時展開的曆史進程。傳(chuan) 統士大夫經曆著前所未有的社會(hui) 轉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ge) 重要部分。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在大變局中探尋中國道路，開拓傳(chuan) 統士大夫階層的新道路。更為(wei) 重要的是，中國人民挽狂瀾於(yu) 既倒，在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之後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裏，就改天換地，重新走向民族複興(xing) 的征程。

本書(shu) 致力於(yu) 梳理和討論康有為(wei) 以大同立孔教的思路以及推動定孔教為(wei) 國教的政治行動，分析康有為(wei) 的這些思想和政治實踐所呈現的“大變局”。康有為(wei) 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wei) 基礎展開其政治思考，我們(men) 則可以從(cong) 康有為(wei) 的思想和實踐一孔窺豹，思考中國思想及其承載者和創造者的曆史性大變局。

《大同立教》是筆者的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的第一冊(ce) 專(zhuan) 著，[1]也是同時寫(xie) 作的近代大同觀念係列研究中的一冊(ce) 。這一係列研究的其他兩(liang) 冊(ce) 分別是：“大同思想的近代轉型”向前追溯，致力於(yu) 提供明末以降大同思想轉型與(yu) 持續發展進程的新圖景；“從(cong) 文明論到社會(hui) 科學”著眼於(yu) 研究二十世紀前期超越康有為(wei) 的思想運動，梳理“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文明論”模式不複處於(yu) 統治位置、“無產(chan) 階級社會(hui) 科學”逐漸興(xing) 起的知識轉型，討論這一轉型與(yu) 共和製度困境及其突破之間的關(guan) 係。後兩(liang) 項研究是在研究康有為(wei) 政教思想過程中的拓展，關(guan) 注的共同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思想發展在中國的國家獨立與(yu) 民族解放鬥爭(zheng) 中的位置，共和製度在中國奠基發展，以及中國人民迅速扭轉國勢重新振興(xing) 的思想文化基礎。

▲康有為(wei) （1858-1927）

康有為(wei) 是近代中國較早自覺意識到教權從(cong) 政治統治權之下分離並致力於(yu) 以群體(ti) 力量獲取教權的知識分子。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但衝(chong) 擊力猶存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康有為(wei) ，意識到教權在中國文明危機和清代皇權崩解危機中需要重建，重建者可能成為(wei) 教權的新主人，教權的爭(zheng) 奪者可以憑借自己的影響力推動政治運動，建構政治勢力，影響乃至主導新的國家建構進程。康有為(wei) 在戊戌變法之前即開始倡揚孔教，以係統性的儒學經典闡釋為(wei) 基礎提供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建立孔教的基礎，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推動定孔教為(wei) 國教。這一以思想運動和宗教運動獲取國家教權的努力，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社會(hui) 角色發生曆史性轉變的重要案例。

康有為(wei) 的思想創造力、動力和活力，與(yu) 他所推動的思想和宗教運動之間存在相當密切的關(guan) 聯：在他對自己推動的思想和宗教運動保有樂(le) 觀期待之時，其思想創造力和動力是充沛的；當他發現自己推動的社會(hui) 政治運動空間狹小之後，其思想創造力和活力陷入衰竭。這兩(liang) 者的強相關(guan) 關(guan) 係，顯示康有為(wei) 思想發展的主要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於(yu) 他所致力的政治文化運動。康有為(wei) “大同立教”的思想及其實踐，可以為(wei) 我們(men) 深入理解中國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近代轉型提供重要的啟發。

01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曆史視野與(yu) 康有為(wei) 研究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晚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麵對的一個(ge) 基本問題，但人們(men) 對於(yu) 此一問題的理解有不同側(ce) 重，有的強調西方列強到來的變局，有的更強調從(cong) 君主製到共和製的革命性變化。這些差異與(yu) 中國近代曆史敘述的不同模式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

常見的敘述模式是“列強環伺”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激起變革思潮的逐漸遞進（洋務運動為(wei) 維新改良派所取代，然後維新改良派又為(wei) 革命派所取代，再之後革命派締造民國），而這些依次遞進的運動都是對“列強環伺”和泰西製度思想衝(chong) 擊的回應方式。這一敘述模式包含了一個(ge) 基本判斷，即西方衝(chong) 擊提供了中國近代變遷的“第一推動力”，是最為(wei) 重要的動力。與(yu) 此看起來針鋒相對的論述同樣常見，即強調如果“沒有西方影響”，中國仍然可以繼續保持國力的強大，或者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yi) ，認為(wei) 近代化扭曲了中國傳(chuan) 統文明發展方向。

這些論述雖然看上去與(yu) 上述“衝(chong) 擊—回應”模式相反對，但事實上同樣將西方的衝(chong) 擊和影響視為(wei) 中國變遷的“第一推動力”。在這些敘述模式影響之下的康有為(wei) 研究，呈現兩(liang) 極化發展的態勢：或者重視康有為(wei) 的維新變革主張及大同思想與(yu) 西方影響之間的關(guan) 係，視之為(wei) 開啟新風氣的代表人物；或者重視康有為(wei) 的保皇主張和定孔教為(wei) 國教主張，視之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價(jia) 值的捍衛者，或者基於(yu) 更為(wei) 保守的立場，批判康有為(wei) 的大同思想違背了重視家庭倫(lun) 理等方麵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價(jia) 值。

▲錢定安校本《大同書(shu) 》，1935年版

另一種敘述模式更為(wei) 強調共和革命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性。這一類敘述並不否認“列強環伺”變局的重要性，但認為(wei) 共和革命的變化更為(wei) 關(guan) 鍵，更為(wei) 重要。強調從(cong) 君主製到共和製的革命性轉變的重要性，也是對中國社會(hui) 內(nei) 部變遷動力的強調，對中國社會(hui) 變革的自主性的強調。在這一視野之下，西方的衝(chong) 擊是中國社會(hui) 尋找新道路過程中應對、整合、吸納的重要要素之一，中國社會(hui) 在探索道路的過程中消化了來自全球包括西方的文明，而不是變成西方文明的消化對象或附庸。在中國近現代曆史的敘述實踐中，這種嚐試不絕於(yu) 縷，但總體(ti) 上來說，還有進一步發展的較大空間。這類敘述嚐試目前尚缺乏係統性，一個(ge) 重要表現是，在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等議題上，已經有較為(wei) 係統的討論，但對於(yu) 近代以來乃至於(yu) 明末以來的探索，較少放在這種視野之下重新敘述。

近現代曆史敘述的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曆史原因，即中國從(cong) 落後挨打到重新走向複興(xing) 的巨大曆史波折發生在百年之間（從(cong) 1840年到1949年），過於(yu) 迅速，曆史敘述者要從(cong) 落後挨打的壓迫感和緊張感中走出來，並不容易。[2]在新中國建立之前，近代中國的諸多探索如太平天國運動、維新變法運動都失敗了，但這些探索並不隻有失敗，它們(men) 在不斷推進重新發現自身傳(chuan) 統、吸納整合全球經驗、探索中國道路的進程。此一過程，也是新的“中國思想”不斷形成的過程。

從(cong) 後見之明的角度說，近代中國社會(hui) 保持了通過政治運動重建國家的想象力和行動力，在運動發起和展開的過程中有很強的知識消化能力，這是中國在百年之間即能在“列強環伺”的格局之下建立新的人民共和國、重新走向複興(xing) 的一大關(guan) 鍵所在。近代中國這一持續的進程和發展態勢，既不能以所謂“閉關(guan) 鎖國”的斷語一筆抹消，也不能因為(wei) 探索的挫折而忽視經驗、膽量、胸懷、識見的不斷積累。[3]以共和革命的變局作為(wei) 中國近現代曆史敘述的主要關(guan) 節點，可以強調如下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中國變革的自主性，二是中國自主變革對全球經驗和自身傳(chuan) 統的整合與(yu) 吸納。在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刻，這兩(liang) 個(ge) 方向的基本經驗分別是，“在國內(nei) ，喚起民眾(zhong) ”，“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4]

▲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手稿（青島又石齋藏）

康有為(wei) 是最早指出共和革命變局是更為(wei) 重要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近代中國思想家。他是從(cong) 批判共和革命主張的角度做出這一判斷的，最早的批判對象是歐榘甲、梁啟超等在流亡之後不久便傾(qing) 向排滿共和革命主張的弟子。他的這一洞見，並不隻是反對者對於(yu) 論敵的透徹了解，而是如他所言，他闡釋孔子的大同之義(yi) ，在近代中國較早倡言平等民主，清楚共和革命對於(yu) 兩(liang) 千餘(yu) 年的帝製中國意味著什麽(me) 。康有為(wei) 對“列強環伺”的變局亦多有論述，但認為(wei) 共和革命的變局更為(wei) 根本，這一判斷提示，他的問題意識的重心並不在於(yu) “列強環伺”，而是中國在新的變局中究竟做何種變革，以及人類將有怎樣的世界。他將“列強環伺”視為(wei) 中國變革的基本情境和條件之一，其中國變革方案與(yu) 世界大同方案都大量吸納西方經驗，但並不認為(wei) 中國的未來道路就是複製西方列強。

康有為(wei) 的思想探索和政治實踐在兩(liang) 個(ge) 方麵都可以提供重要啟發：中國變革的自主性，以及中國自主變革對全球經驗和自身傳(chuan) 統的整合與(yu) 吸納。康有為(wei) 從(cong) 批判的角度更強調共和革命變局的重要性，是曆史參與(yu) 者對於(yu) 此一時期曆史敘述方式的重要建議。他的思想和實踐，需要放在以共和革命變局為(wei) 主要關(guan) 節的曆史和政治視野中分析。康有為(wei) 較早地提出了以共和革命變局為(wei) 主要關(guan) 節的曆史敘述模式，他的思想和實踐則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本書(shu) 嚐試從(cong) 這個(ge) 角度切入，對康有為(wei) 的思想做出係統性的勾勒，並以此作為(wei) 重新敘述中國近現代曆史的一種探索，在以共和革命變局為(wei) 關(guan) 節的視野中重新定位康有為(wei) 的曆史位置。

02 康有為(wei) 論兩(liang) 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5]

“數千年未有之巨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等說法最常為(wei) 後人所引述的出處之一是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年12月10日）：

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dong) 南海疆萬(wan) 餘(yu) 裏，各國通商傳(chuan) 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wei) 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jun) 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guan) 隘，不足限製，又為(wei) 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6]

李鴻章指出了這一變局的一個(ge) 重要表現，即清王朝的政治軍(jun) 事重心從(cong) 西北向東(dong) 南轉移，從(cong) 內(nei) 陸向海洋轉移。這種轉移和變化有其條件和動力，它所對應的是與(yu) 部分歐洲國家的海洋（殖民）探索興(xing) 起相關(guan) 的世界性的格局變化。在當時的朝野，對於(yu) 是否應該“捐西守東(dong) ”，究竟以東(dong) 部海洋方向為(wei) 重心，還是以西部內(nei) 部方向為(wei) 重心，發生了重要的辯論。這些辯論顯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是在東(dong) 南和西北、海洋和內(nei) 陸多個(ge) 方向同時展開的。雖然來自歐洲國家的海洋探索的衝(chong) 擊最為(wei) 強烈，但變化是全局性的，它的背後是整個(ge) 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

▲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期間開往中國的英軍(jun) 艦隊

康有為(wei) 清晰地指出了整個(ge) 世界格局的變化，中西相遇隻是其中一部分。他在《上清帝第四書(shu) 》中敘述了世界格局巨變興(xing) 起的脈絡，並敘述了“列強環伺”步步演進的進程：

泰西當宋、元之時，大為(wei) 教王所愚，屢為(wei) 回國所破，貧弱甚矣。英人倍根當明永樂(le) 時創為(wei) 新義(yi) ，以為(wei) 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啟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請於(yu) 國家立科鼓勵。其士人著有新書(shu) ，發從(cong) 古未創之說者，賞以清秩高第。其工人製有新器，發從(cong) 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幣功牌，皆許其專(zhuan) 利寬其歲年。其有尋得新地，為(wei) 人跡所未辟，身任大工，為(wei) 生民所利賴者，予以世爵。於(yu) 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zheng) 求新法，以取富貴。各國從(cong) 之，數十年間，科侖(lun) 布尋得美洲萬(wan) 裏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銀巨萬(wan) ，而銀錢流入中國矣。墨領遍繞大地，知地如球，而荷蘭(lan) 、葡萄牙大收南洋，舉(ju) 台灣而占濠鏡矣。哥白尼發現地之繞日，於(yu) 是利瑪竇、熊三拔、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挾技來遊，其入貢有渾天地球之儀(yi) ，量天縮地之尺，而改中國曆憲矣。至近百年來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創輪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廣州，且遍收四洲為(wei) 屬地，辟土四萬(wan) 裏矣。道光末年，始有電線、鐵路。……近者英之得印度、緬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琿春，法之得越，皆築鐵路以逼我三陲矣。[7]

康有為(wei) 從(cong) 整個(ge) 世界變動的視角進入，分析了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整個(ge) 世界格局變化的關(guan) 鍵是西方海洋殖民帝國的興(xing) 起，即“地球之辟、泰西之來”。

西方的巨變發生在明代中期，歐洲的封建以及由此造成的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和戰爭(zheng) 提供了歐洲資本主義(yi) 和海外拓殖的動力，英國等國以國家力量推動科技、思想、資本與(yu) 市場的發展，推動海外墾殖，從(cong) 而改變了整個(ge) 世界。

中國變局是泰西巨變所帶來的整個(ge) 世界變局中的一部分，中國之變同樣起自明季。從(cong) 事海洋探索的葡萄牙人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首次到達中國南部海濱。在《荷蘭(lan) 遊記》（1904年）中，康有為(wei) 更為(wei) 詳細地追溯了荷蘭(lan) 這一明代變局的始作俑者，指出變局是從(cong) 明朝中葉開始的：

荷蘭(lan) 濱海而都，以船為(wei) 生，故從(cong) 班、葡之後，辟新地而取南洋最早。《明史》永樂(le) 時，南洋朝貢諸國最盛，當明中葉而忽焉沒已者，皆荷蘭(lan) 之為(wei) 之也。今星架坡、澳門一帶及台灣，皆荷人開辟地。[8]

南洋朝貢諸國“當明中葉而忽焉沒已”，即是中國朝貢體(ti) 係危機的開始顯現。康有為(wei) 等中國近代思想家所觀察到的“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從(cong) 16—17世紀即明末清初開始，貫穿整個(ge) 清代。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是真正讓中國人清晰意識到“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的第一個(ge) 重大事件。[9]列強威脅中國，不是來自某一個(ge) 方向，而是“合伺”和“環伺”。這是“變局”自東(dong) 、西、北、南各個(ge) 方向同時發生的局麵，而且是朝貢體(ti) 係的瓦解危機由外及內(nei) 、自周邊到腹心逐漸蔓延的局麵。[10]

相對於(yu) 李鴻章等人的分析，康有為(wei) 的突破在於(yu) ，分析和敘述了另一種“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即共和革命的爆發、清王朝的覆滅和亞(ya) 洲第一個(ge) 共和國的建立。在他看來，相對於(yu) 列強環伺的巨變，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變更應該被稱為(wei) “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康有為(wei) 在《共和建設討論會(hui) 雜誌發刊詞》（1912年4月）分析了共和革命乃是對整個(ge) 數千年來中國體(ti) 製的革命：“且今茲(zi) 之革命，非止革一朝之命也，實革中國數千年專(zhuan) 製之命也。”[11]《中國以何方救危論》（1913年3月）更為(wei) 全麵地指出：

……今茲(zi) 之革命，非止革滿洲一朝之命也，謂夫教化革命、禮俗革命、綱紀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盡中國五千年之舊教、舊俗、舊學、舊製而盡革之；如風雨迅烈而室屋盡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艦忽沉。[12]

他指出，共和革命的特點在於(yu) ，它是同時在文化和政治層麵上“革”中國數千年帝製及其依托的教、學、俗等文化基礎之“命”；它已經超越了革命興(xing) 起之初的“排滿”目標，不再僅(jin) 僅(jin) 是“革滿洲一朝之命”，而是要摧毀整個(ge) 帝製及其文化基礎。1912年7月30日，他在給鼓吹定孔教為(wei) 國教最力的弟子陳煥章的信中，這樣論述儒教及其體(ti) 製的衰落的巨變：

近者大變，禮俗淪亡，教化掃地。非惟一時之革命，實中國五千年政教之盡革，進無所依，退無所據。頃並議廢孔教，尤為(wei) 可駭，若墜重淵，渺無所屬。嗚呼痛哉！自吾中國以來，未危變若今之甚者也。[13]

依此分析，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變，與(yu) 前麵討論的“列強環伺”所意味的一係列巨變很不一樣：其一，這一巨變所引發的後果要遠甚於(yu) “列強環伺”所意味的巨變。所謂“自吾中國以來，未危變若今之甚者也”，即使同樣被認為(wei) 是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的“列強環伺”也不能與(yu) 之相提並論。“列強環伺”的巨變並不必然能導致中國五千年專(zhuan) 製和政教被“盡革”，它也不必然引發足以造成“盡革”效果的共和革命。

▲1912年的亞(ya) 洲地圖

其二，這一巨變所包含的斷裂比“列強環伺”所意味的巨變要遠為(wei) 深刻。康有為(wei) 以“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若墜重淵，渺無所屬”描述五千年政教盡革的後果，形象地指出了共和革命所造成的斷裂的深度。康有為(wei) 認為(wei) 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複興(xing) 的動力存在於(yu) 原有的政教中，從(cong) 革命的批判者一麵揭示，對於(yu) 數千年來的中國而言，共和革命是從(cong) 未遭遇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三，共和革命的巨變是起自中國內(nei) 部的變化，是中國社會(hui) 吸納消化曆史巨變之後做出的自主抉擇，而“列強環伺”的巨變從(cong) 根本上說是外在的巨變，它是共和革命的一個(ge) 重要背景和原因，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麵，“列強環伺”在中國激發起的也不隻是共和革命的浪潮。中國內(nei) 部變化的脈絡多元而複雜，例如，從(cong) 共和革命興(xing) 起之日起，以康有為(wei) 為(wei) 代表的改良保皇派就一直與(yu) 之辯論、競爭(zheng) 和抗衡。與(yu) 其說勝出的一方完全主導和塑造曆史的走向，不如說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的走向。

其中常為(wei) 人提及的例子是，“五族共和”這一民國建國方略，其實是康有為(wei) 等保皇改良派的主張，而革命派恰恰是將“排滿”作為(wei) 發動革命的重要口號，但是他們(men) 揚棄了自己此前的主張，而吸納了保皇改良派的政見。另一例子是割據自立和聯省自治的主張的命運，這一主張多為(wei) 革命派所支持和宣揚，而康有為(wei) 等人一直嚴(yan) 厲抨擊這一主張，民國成立之後的中國事實上是沿著保皇改良派所主張的方向前進的。那種列強環伺的巨變引起變革思潮不斷遞進的單一直線型的曆史敘述，很難解釋中國近現代曆史演進的主要動力，也很難解釋革命浪潮不斷發展的動力。

▲1911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湖北軍(jun) 政府成立

如康有為(wei) 的分析所顯示，共和革命所意味的第二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比“列強環伺”所意味的第一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更為(wei) 重要、更為(wei) 根本，它是理解中國近現代曆史及其中包含的斷裂和轉折的主要樞紐所在。它將使中國巨變（尤其是革命）的內(nei) 部脈絡和內(nei) 在動力，真正成為(wei) 中國近現代曆史敘述的中心環節，從(cong) 而真正超越那種將中西相遇作為(wei) 中國現代進程的主要動力和開端的現代性曆史敘述模式。將共和革命興(xing) 起視為(wei) 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可以打開中國現代性曆史敘事的新的可能性。

參考兩(liang) 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分析思路，思想文化領域同樣出現了兩(liang) 種大變局。

【注釋】
 
[1]《新世本原》是筆者康有為思想研究的另一冊，討論康有為“本原於新世之所由，反覆於大變之將至”，在君主—共和、封建—郡縣等方麵的政治思考。
 
[2]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對這種狀況已有論及，他一方麵指出，“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另一方麵又指出，“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事變是發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毛澤東選集》，第1469-1472頁。）
 
[3]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消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與教條主義做了富有成效的鬥爭，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知識消化能力和文明重鑄能力的繼續發展和突破，是這一進程的高峰。
 
[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2頁。
 
[5]本小節及下節部分內容曾以《重思“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為題，刊於《讀書》2011年第10期。
 
[6]李鴻章《籌議海防折》，見《李鴻章全集》，第二冊，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第1062頁。所引句讀有修改。
 
[7]《上清帝第四書》，見《康有為全集》第二集，薑義華等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81-82頁。
 
[8]《荷蘭遊記》，見《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98頁。
 
[9]根據現有史料，1840年至1860年間，揚州秀才黃鈞宰1844年指出西方人到來是一大“變局”，是罕見的一個例子。但在1861年至1900年間，至少有43個人評論了這種變化的意義。參見【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186頁。
 
[10]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第745頁。
 
[11]《共和建設討論會雜誌發刊詞》，見《康有為全集》第九集，289頁
 
[12]《中國以何方救危論》，見《康有為全集》第十集，第35頁。
 
[13]《與陳煥章書》，見《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37頁。

【作者簡介】

張翔，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主要從(cong) 事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與(yu) 文學研究，包括康有為(wei) 的政治思想與(yu) 海外遊曆研究，在《文學評論》《哲學動態》《中國哲學史》《開放時代》等刊發表論文三十餘(yu) 篇。曾在牛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訪學。2001-2013年間擔任《21世紀經濟報道》社評主筆，寫(xie) 作經濟時政評論百餘(yu) 萬(wan)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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