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飛速發展，很快完成了近代化，成為稱霸亞太的軍事強國。二戰後，日本在廢墟上迅速崛起，又很快完成現代化，一躍而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二號經濟強國。一個麵積僅有37萬平方公裏，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何以能不斷創造財富積累和世界民族競爭的奇跡？
    
     
    
    幾十年來，人們都在思考和爭論，專家學者們也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筆者認為，儒家文化特別是儒商文化對日本工商業的促進與推動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企業興則國興，企業強則國強。儒商文化塑造了優秀的企業家和成功的企業，優秀的儒商群體和成功的企業群體撐起了日本經濟振興的脊梁。
    
     
    
    儒家思想對日本成功企業家的塑造
    
     
    
    自隋唐時代從中國傳入，一千多年來在日本的政治、教育、文化領域居正統地位的儒家文化，在明治變革中一度受到沉重打擊。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一方麵積極引進歐美先進科學技術和政治製度。另一方麵，為了凝聚人心，確保近代化的穩定推進，日本政府又把孔子思想引入新體製，加以利用。特別是在自由民權運動高漲的時期，政府為了維護天皇的權威，以防國家失控，實施了三大政策：1.在國民教育中恢複儒教教育；2.恢複孔子祭祀，把孔子神化；3.大力開展儒教研究活動。於是，儒家思想又由衰而興，走進了日本的近、現代化建設之中。
    
     
    
        儒家思想在日本社會得到尊奉，經過二千多年檢驗的儒家經典《論語》自然也就在日本工商界獲得了推崇，成為經營管理者們的必讀之書，甚至被大多數人奉為經營指南和經營聖經。
    
     
    
    明治時代財金界和實業界的巨擘——澀澤榮一從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熟讀《論語》。他從商以後，為了同輕視商業行為和“無商不奸”的兩種極端習慣勢力作鬥爭，終身實踐“論語與算盤相濟”理論，其思想與言語收錄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他認為：闡述為人之道的《論語》與追求經濟利潤的“算盤”看起來是相反、相對立、水火不容的東西，但實為雖遠猶近、相輔相成的；要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必須要靠正確的道理（仁義道德），不是這樣而獲得的成功是不能長久的。
    
     
    
    澀澤榮一將《論語》和“算盤”統一起來，在工商業中忠實實踐“經濟道德合一”，創造了日本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工商業奇跡：他一生創辦了日本第一國立銀行、東京海上火災保險、日本郵船、東洋紡織、王子造紙、日本水泥、東京煤氣、帝國飯店等近500家公司和企業，並且都是“日本株式會社”的代表公司和企業，許多成為世界500強的奠基企業。
    
     
    
    原鍾紡會長伊滕淳二在中學五年級接觸《論語》，並從此熱愛此書，認真鑽研，指導自己一步步走上成功。他認為《論語》既是一本人生教科書，同時又是一本無法替代的經營謀略經典。1989年，伊滕在《領導者》雜誌上作了如下表白：“我總是通過《論語》的啟迪，找到如何行動、如何待人接物的答案……可以說我是帶著《論語》一步一步向前邁進的。”
    
     
    
        原經團連會長土光敏夫也是一位實踐了《論語》的財界偉人，他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來源於《大學》）作為座右銘，激勵自己在經營管理中銳意進取和創新，而在生活中卻堅持《論語》關於“節用而愛人”的教導，生活異常儉樸，生活方式極其簡單，常吃便宜的幹魚片，節省下來的錢都捐獻給了教育事業。他因此在日本財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曾擔任日商會長統治了日本財界相當時期的永野重雄、原石川島播磨重工業的社長生方泰二、建設業巨頭清水建設的第二代掌門人清水喜助、水泥業巨頭原秩文水泥會長諸井度等等許多工商業巨子都受過澀澤榮一的言傳身教，以“論語、算盤相濟”理論為指導，從《論語》中汲取經營智慧，開創了經營管理的驕人業績，極大的推動了明治以後日本工業的近代化、現代化。
    
     
    
    因此，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伊藤肇坦言: “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 使戰敗後的日本經濟迅速複興, 中國儒商文化的影響力, 功應居首”。
    
     
    
    儒商文化哺育了一流的日本企業
    
     
    
        自明治時代以來,日本幾代儒商們不斷從儒家文化中汲取經營智慧，用精神財富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創造和完善著以“算盤、論語相濟”為核心理念的儒商文化，並積極吸收西方現代企業文化、管理理念和方法之優長，創造了相應的現代儒商管理之道，實現了企業的基業長青，源源不斷地譜寫著現代工商業神話。
    
    儒家文化的精髓在一個“仁”字。“仁”的字麵之意有仁愛、仁慈、仁義、力行等，但以字解字之意最為妥帖，“仁者，二人也”，即兩個人相處之道，其實它闡述的是最簡單的集體主義。而“和為貴”、“家和萬事興”，“天時、地利不如人和”，與其說是儒家的主張，毋寧說是儒家對人間真理的深刻洞察和總結。日本企業家將儒家的“仁和”集體主義與“仁者愛人”的人本主義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發揮到了極至，傾力打造視員工為最大財富的以人為本管理和“以企業為家”的“利益命運共同體”企業文化。
    
     
    
        日本工運評論家森田實這樣描述日本企業的內部關係：“企業主好比父親，工會好比母親，企業中層負責人類似小舅子，勞動者則似掙錢的兒子”。最高管理者做為一家之長，既是權力最高者，通常也是經驗最豐富、行業中最優秀、責任最大者；各級管理者通常不是靠生硬的管理製度達到管理目標,而是以儒家“內聖外王”的“德治”方式、領導者榜樣“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來調動和團結全員, 依靠強有力的集體力量和才智實現企業目標。
    
    
        日本企業大多將員工視作非常重要和寶貴的財富，為員工提供“家庭成員”式的關心和福利，培養員工“以企業為家”的思想和情感；通過組織員工旅行、聚會、聯誼等到各種活動，增進員工的感情和團結，培養團隊精神；再加上實行“終身雇傭製”、“年功序列製”, 使企業與職工結成了“利益與命運共同體”。因此，日本企業的員工對自己所效力的企業大多能保持極高的忠誠度和極強的敬業精神，日本企業也因此獲得了強勁的競爭力和生命力。
    
     
    
    豐田汽車的創始人豐田佐吉從《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啟示，將“天、地、人”作為座右銘。豐田汽車第二代創始人豐田喜一郎在“天、地、人”上加上“智、仁”。豐田繼任會長豐田章一郎則在“天、地、人、智、仁”五字上又加上了“勇”。而“智、仁、勇”來源於《論語》中的名句“好學近乎智，行力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豐田的企業文化可以用公司印在3X5英寸見方的卡片上的語句來解釋，“最大限度地流動、消滅浪費、尊重人才”；豐田的口號是“既要造車, 也要造人”,均體現了強烈的儒家“仁者愛人”的人本主義管理思想。
    
     
    
    豐田曆任會長運用儒家的重人、重仁、重信、重義、重情、重智勇的精神和智慧，通過創造性而卓有成效的開展分層教育、職業教育、“非正式活動”（個人接觸活動、建立快樂宿舍運動、俱樂部活動）、車間“前輩“製度、勞動協議會和座談會、人事晉升日給家屬發賀報、為幹部結婚紀念日送鮮花、班組長每月給新職工家寄信等活動，不斷豐富和發展豐田的企業文化和管理，實現情感與利益、人性與製度、道德與利潤、倫理與管理的有機結合，將豐田公司鍛造成一個充滿親情和友情、優秀人才聚合的大家庭，上下榮辱與共、團結奮進的命運共同體，能夠不斷壯大、不斷開拓、持續完美合作、不斷創造世界汽車工業製造和營銷奇跡的優秀團隊。現在的豐田汽車公司員工人已數達28.5多萬人，汽車產銷量僅次於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和德國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居世界第三大汽車製造公司。
    
     
    
    在《財富》2006年10月份公布的全球500強排行榜中，豐田汽車名列第8，營業收入達1858多億美元，利潤121億美元，總資產2435億美元。在2006年度全球最受讚賞的公司排名中，豐田排名第二。《財富》評價說：在這份名單裏表現最令人驚奇的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2005年豐田獲得了114億美元的利潤，比其他12個主要汽車廠家利潤加起來都多，到2006年底豐田將會超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轎車和卡車製造商。
    
     
    
        無怪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出訪國外時曾不無自豪地講，我的左臉是“索尼”，右臉是“豐田”。
    
     
    
        就像自然界很難找到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樣,受企業領導人和行業不同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企業文化和不同的管理風格。但日本許許多多的著名企業如本田、索尼、三菱、日立、鬆下、三井、住友等，它們的創始人無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它們的曆任領軍人無不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它們的企業文化和管理風格無不深深打烙著儒商文化的烙印。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過去了，它們依舊保持著初創時的“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的兼容力和吸納力，至今雄踞於世界500強之列。
    
     
    
    在2006年美國《財富》公布的世界500強中，日本企業竟多達70個，占總數的14%，國民經濟力量之強由此可見。從某種角度講，日本的兩次成功崛起，實質上是日本企業家群體和企業群體的出色崛起，這其中，來自中國又有所創造發展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日本儒商文化發揮了巨大作用。
    
     
    
    （此文為《新晉商》2007年“儒商書院”專欄特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