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間哲學語境中的宗教中國化命題

作者：王旭（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閏二月初七日乙酉

          耶穌2023年3月28日

“宗教中國化”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2015年全國統戰工作會(hui) 議上提出的重要命題，它包含了文化、民族、社會(hui) 、政治等多重維度，在政、教、學各界均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自“宗教中國化”提出以來，學界已經從(cong) 多重角度對其進行過理論考察，在宗教學基礎學理探究方麵也形成了深入而翔實的論述。迄今為(wei) 止，對“宗教中國化”這一命題的學理討論主要從(cong) 文化自覺自信、文化認同的角度出發，致力於(yu) 從(cong) 內(nei) 部建構起當代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主體(ti) 性，並在此基礎上集中探討和論證了宗教本土化、處境化、時代化的規律及必然性，由此探索“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內(nei) 涵。

當然，從(cong) 哲學的層麵來看，主體(ti) 性問題還與(yu) 主體(ti) 間性問題交織在一起，因此，對於(yu) 文化主體(ti) 性的探討亦不能忽略文化主體(ti) 間性問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文化間交流越發頻繁，我們(men) 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與(yu) 文化上的他者相遇，形成了文化間越來越深的交織與(yu) 勾連。在這一以“文化間”為(wei) 基本特征的時代處境下，文化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文化間交流的基礎、如何應對文化間的衝(chong) 突等成了所有人文社會(hui) 科學知識體(ti) 係麵臨(lin) 的重大問題。麵對這些問題與(yu) 挑戰，哲學研究從(cong) 20世紀末開始逐漸形成了新的形態——文化間哲學（intercultural philosophy）。文化間哲學直麵全球化與(yu) 地域化、普遍性與(yu) 特殊性之間的論爭(zheng) ，深刻反思了“文化間”這一基本特征，並致力於(yu) 建立一種能夠如其所是地麵對我們(men) 時代基本處境的、真正意義(yi) 上的“世界哲學”。基於(yu) 此，本文認為(wei) ，它亦可為(wei) “宗教中國化”命題提供一個(ge) 基本理論框架。

文化間哲學主要針對的是傳(chuan) 統哲學抽象的普遍主義(yi) 立場與(yu) 民族哲學所導致的相對主義(yi) 問題。傳(chuan) 統哲學對普遍性與(yu) “一”的片麵強調使其忽略了特殊性與(yu) “多”，並且，正如後殖民主義(yi) 思潮所批判的，傳(chuan) 統哲學的普遍性中隱含的實際上是歐洲中心主義(yi) 話語。基於(yu) 對歐洲中心主義(yi) 的反思及批判，其他文化傳(chuan) 統也曾就自身文化特殊性提出“民族哲學”（ethnophilosophy）的主張。但是，民族哲學依然未能擺脫民族中心主義(yi) 的基本邏輯，忽略了不同文化間的開放性與(yu) 可交流性，並因此可能導致真理問題上的相對主義(yi) 危機。

與(yu) 普遍哲學和民族哲學相比，文化間哲學既不願導向一元的、消滅了文化特殊性的普遍主義(yi) ，也不願導向具有民族主義(yi) 色彩的相對主義(yi) ，而是試圖打破並超越普遍性與(yu) 特殊性的二元對立，在兼顧哲學對普遍真理之訴求的基礎上，探索真理的每個(ge) 具體(ti) 文化中所蘊含的特殊性。正如韓裔美籍哲學家鄭和烈（Hwa Yol Jung）在《橫貫性與(yu) 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的哲學之爭(zheng) 》一文中指出的，“沒有地域性的全球性是空洞的，地域性若無全球性則缺乏遠見”。為(wei) 此，他提出了“橫貫性”（transversality）概念來代替普遍性。橫貫性呈現出的是融貫的多樣性（persality），在此，他引用《克裏奧爾特質禮讚》（In Praise of Creoleness），指出與(yu) 普遍性相對的多樣性即“被保留住的種種差異的自覺和諧”。因此，橫貫性並不取消或同化差異，而是貫穿差異，尋求“非巧合的匯集”“非同一的共通性”“非一致的合作”。

文化間哲學的思考基點也不再是某一特定的單一文化傳(chuan) 統，而是“之間”（in-between）。文化間哲學注意到了生活世界中蘊含的“文化間性”，認為(wei) 每一種文化並非獨立形成再進行交流，而是在根源處盤錯交織、向著其他傳(chuan) 統開放，並在交錯的過程中——這種交錯既包括積極的對話，也包括衝(chong) 突和對抗——不斷建構著自身的特殊性身份並認清自身的邊界。此外，文化間哲學也強調文化間交織與(yu) 融合中不可化約的他者及其陌異性。文化間的生活世界有其複雜的結構，不能被還原成單質的同一性。

與(yu) 思考基點轉變相應的是研究方法上的轉變。在文化間哲學中，哲學從(cong) 獨白的體(ti) 係走向了對話與(yu) 互鑒。奧地利哲學家維默（Franz M.Wimmer）在他的文化間哲學中提出了“多極對話”的構想。他認為(wei) ，文化間哲學既非一元論的、以某一特定文化為(wei) 中心的獨白哲學，也非二元論的比較哲學或兩(liang) 極對話哲學（dia-logical），而是諸多傳(chuan) 統之間展開的多極對話（polylogical）。在多極對話的指導下，文化間哲學所呈現的真理既非以某個(ge) 單質文明為(wei) 主導所產(chan) 生的話語，也非消滅了特殊性的普遍話語；它不是通過任何一種文化的獨白建立起來的，而是在盡可能多的文化間進行多極對話的過程中被探索出來並傳(chuan) 播出去的，它隻在文化交匯的“之間”場域生成和顯現。隨著多極對話不斷展開與(yu) 深入，真理本身亦呈現出探索性、開放性、多元性。因此，文化間哲學的真理最終也不會(hui) 終結於(yu) 一套封閉的真理體(ti) 係，而是一條無盡的多極對話道路，多元文化在這條道路中不斷彼此互鑒、相互補充，由此不斷拓展知識的邊界。

總之，文化間哲學以生活世界的開放性、交織性與(yu) 陌異性為(wei) 出發點，以多極對話這一具有動態性和探索性的過程為(wei) 主要指導和路徑。它強調各個(ge) 特殊文化通過參與(yu) 平等的多極對話而對真理進行共同探索、共同構建開放的世界整體(ti) ，並在這一過程中維護每一種文化的獨特性、差異性以及世界的多元性。可以說，文化間哲學是在抽象的普遍哲學與(yu) 民族哲學之間摸索出的第三條道路，也是更符合當今全球化時代特征的哲學形態。

將“宗教中國化”置於(yu) 文化間哲學的語境中意味著，“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哲學基礎不可能是傳(chuan) 統的普遍哲學，但也不應當是民族哲學，而是文化間哲學。一方麵，“宗教中國化”的內(nei) 涵本身便包含對宗教學研究領域裏西方隱性主導話語的意識、反思和批判；但另一方麵，“宗教中國化”並非要建立一種封閉的單一民族中心話語，這其中首先涉及如何理解“中國”這一概念。

曆經千年，中國文明並非一個(ge) 單質、封閉的係統，而是擁有多元內(nei) 涵的中華民族共同體(ti) 。費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自在的民族實體(ti) 是在數千年曆史過程中形成的。首先，中華民族在起源處便體(ti) 現出了文化間性，它並非來自單一源頭，而是通過多元文化交融和匯集形成了最初的華夏文明；其次，在中華民族作為(wei) 自在實體(ti) 形成的過程中，漢族的形成是其中一個(ge) 重要階段，它構成了中華民族具有凝聚力的內(nei) 核；最後，通過民族混雜、聯結、融合，中華民族最終成為(wei) 了一個(ge) 多民族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具有多元一體(ti) 格局的實體(ti) 。也正如汪暉在《民族研究的超民族視角》一文中所指出的，當代中國社會(hui) 本身是一個(ge) “跨體(ti) 係社會(hui) ”，即“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區域通過交往、傳(chuan) 播和並存而形成的相互通融的社會(hui) 形態”。

另外，費孝通也指出，中華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清晰地意識到自身主體(ti) 性則是在近百年中國與(yu) 西方的對抗中出現的。在當今全球化逐漸深入的背景下，我們(men) 與(yu) 世界其他民族文化間不僅(jin) 有衝(chong) 突和矛盾，更有在各行各業(ye) 、各個(ge) 維度上全麵展開的積極對話、交流與(yu) 合作。如文化間哲學指出，這些文化間對話、交流與(yu) 合作的過程必定會(hui) 使中華民族文化身份在內(nei) 容上更加豐(feng) 富，邊界上更加清晰。最後，經曆了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和建設、現代化、全球化過程的中國，不僅(jin) 是由內(nei) 部多民族共同建構起來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共同體(ti) ，還是吸收了世界優(you) 秀文明成果，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思想，以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為(wei) 引領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

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主體(ti) 性本身是由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向度建構起來的。一方麵，中華民族內(nei) 部本身就有文化間哲學所聚焦的文化間性、交織性、開放性，它不是某一種單質文化的獨白與(yu) 泛化，而是通過多元文化傳(chuan) 統在交織中不斷交流、碰撞而產(chan) 生出的具有凝聚力內(nei) 核且生生不息的文明。另一方麵，它也通過不斷與(yu) 全球範圍內(nei) 其他文化傳(chuan) 統的碰撞和交流逐漸清晰地意識到自身的特殊身份，並不斷豐(feng) 富著自身內(nei) 涵。這兩(liang) 個(ge) 向度無不滲透著文化間性，可以說，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主體(ti) 性既在文化間生成，又在文化間辨明自身。因此，“中國”不是一個(ge) 單質的、呆板的概念，而是具有豐(feng) 富的內(nei) 涵和多元的格局，它還在文化間的曆史進程中變得不斷豐(feng) 富和清晰，是一個(ge) 動態發展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宗教中國化”不是以一個(ge) 僵化理解的單質“中國”概念去“化”其中具體(ti) 的宗教傳(chuan) 統，其本身便呈現為(wei) 一個(ge) 持續進行著的多元融合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具體(ti) 的宗教文化傳(chuan) 統在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交流交融中積極融入中華民族的內(nei) 核，並在與(yu) 其他宗教文化傳(chuan) 統的對話中辨清自身的中國特色。此外，根據文化間哲學的基本宗旨，宗教中國化的進程也不是要消滅其中每一種具體(ti) 宗教傳(chuan) 統的特殊性，而是尊重一體(ti) 前提下的多元和差異，並不斷將文化上具有陌異性的他者融合進“中國”概念中，由此動態地建構中華民族宗教文化共同體(ti) ，使其內(nei) 在肌理更加豐(feng) 富。唯此，“宗教中國化”才不會(hui) 變成一種封閉的自言自語，而是能夠成為(wei) 多極對話的典範、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範本，具有可普遍性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宗教中國化”的話語建構也應真正參與(yu) 到世界範圍內(nei) 的多極對話中，方能展現自身的可普遍性，成為(wei) 一個(ge) 文化間哲學框架內(nei) 的真命題。正如文化間哲學所強調，真理不是某一封閉文化思想體(ti) 係的獨白與(yu) 泛化，而是通過多極對話被共同探索出來的。因此，在文化間哲學的語境中，“宗教中國化”的話語建構不僅(jin) 是個(ge) 內(nei) 部過程，還應當呈現為(wei) 一個(ge) 能持續進行對外交流的話語係統，與(yu) 世界範圍內(nei) 宗教文化產(chan) 生出的優(you) 秀文明成果進行盡可能廣泛深入的多極對話，由此將“宗教中國化”的命題進一步融入到“世界宗教文明交流互鑒”的過程和探索中去。在這一向外的過程中，“宗教中國化”命題不僅(jin) 可以在他者那裏找尋共鳴，充分證明自身的真實可靠性，也一定可以成為(wei) 針對我們(men) 的時代境遇提出的一個(ge) 前沿的、麵向未來的命題。以文化間哲學的多極對話為(wei) 基本線索，“宗教中國化”的話語建構一定不會(hui) 終結於(yu) 一套封閉的話語體(ti) 係；其未來恰恰在於(yu) 建立一種向著文化他者開放的、為(wei) 世界文明貢獻自身獨特智慧的、能夠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宗教文化共同體(ti) 。

概而言之，文化間哲學是直麵我們(men) 時代文化間盤根錯節的基本處境而發展出來的哲學形態，它深刻反思了文化間性對文化主體(ti) 性的建構作用，也提出了多極對話的構想、方法和基本原則。通過對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和“中國”概念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文化間性從(cong) 內(nei) 外兩(liang) 方麵滲透其中，因此文化間哲學也可以成為(wei) 分析“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基礎理論框架。這意味著，除了在宗教本土化、文化自覺自信的理論脈絡中理解“宗教中國化”，我們(men) 亦可在文化間哲學語境中呈現出“宗教中國化”命題內(nei) 部中國宗教文化豐(feng) 富且多元的維度，並向外挖掘“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可交流性及可普遍性，從(cong) 中看到“宗教中國化”命題與(yu) “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命題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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