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知人論世 守正創新

作者：劉毓慶

來源：《社會(hui) 科學報》2023年1月19日第8版《讀書(shu) 》專(zhuan) 欄

曆經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禮樂(le) 文明製度，像一座燈塔照耀著中國古代曆史的天空。《詩經》正是禮樂(le) 文明製度的最佳載體(ti) 。通過《詩經》的研究，還原禮樂(le) 文明的原初形態，並順沿而下，探討中國傳(chuan) 統禮製的生成、定型、流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詩禮文化形態，同時解決(jue) 在西方文化百年衝(chong) 擊下不絕如線的詩禮文化精神的承傳(chuan) 問題，這應該成為(wei) 當代中國文史研究的重大任務之一。

邵炳軍(jun) 教授大著《政治生態變革與(yu) 詩禮文化演進——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時期詩歌創作時世考論》（上海大學出版社，2022.3，以下簡稱“《考論》”），正是詩禮文化研究的典範之作。作者以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的政治格局為(wei) 研究中心，以生活在這一特殊政治環境中的詩人及其詩歌創作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以詩人生平事跡考證與(yu) 詩歌作品斷代為(wei) 研究重點，從(cong) 一個(ge) 曆史切麵去探討春秋政治興(xing) 變與(yu) 詩禮文化演化之關(guan) 係，並以此為(wei) 起點來展示春秋時期詩歌發展曆程，進而揭示春秋詩歌創作之基本規律。此研究至少有四處創新點。

一、將《詩經》重新放入特定的曆史政治語境中進行考察，重提政治與(yu) 文學的關(guan) 係。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顧頡剛、聞一多等學人的努力，《詩經》被剝離了自身的政治意義(yi) 而被視作人性化的純藝術。《考論》的研究則突破了百年來視《詩經》為(wei) 純文學的狹隘觀念，將《詩經》放在產(chan) 生和早期傳(chuan) 播的背景之下，以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的政治格局為(wei) 論述起點，詳細考證與(yu) 深刻闡釋了政治生態環境對文學創作的重大影響。

二、對《詩經》斷代作有力補充。《詩經》斷代是《詩》學研究史上的一個(ge) 重要話題。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時期的詩歌創作，從(cong) 古至今關(guan) 注者甚少，無非宋李樗、明何楷、清陳啟源以及今人晁福林、李山等寥寥數家而已，且俱未進行專(zhuan) 門研究。《考論》則深入挖掘，對這一時期作家的生平、創作活動、曆史事件及詩歌概況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確定了《詩經》中共有三十一首詩歌作於(yu) 此時。《詩經》的創作具有聚集性特征。《考論》一出，使得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時期成為(wei) 《詩經》斷代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三、考證詩人事略，考訂曆史事件。先秦文史研究的困難在於(yu) 年代久遠，史料缺漏異常嚴(yan) 重，且真偽(wei) 難辨，歧說紛呈。《考論》則采用訓詁考據的文獻學研究方法，既充分利用現有的文獻史料，又盡可能利用已發掘的出土文物和夏、商、周三代斷代工程的新材料，鉤沉索隱，廓清事實，對凡伯、家父、衛武公等貴族詩人群體(ti) 的族屬、世係、地望、生活時代及事略做了詳細的考證，對“二王並立”、秦襄公立國、鄭武公滅檜等史實進行考略，使兩(liang) 周之際的詩人重煥光彩，兩(liang) 周之際史實清晰明了。

四、接續傳(chuan) 統，守正創新。關(guan) 於(yu) 詩禮文化的研究，可從(cong) 鄭玄以禮解《詩》算起，到清代出現了包世榮《毛詩禮征》、朱桓《毛詩補禮》之類專(zhuan) 著，近代以來則出現了一批探討《詩經》與(yu) 禮樂(le) 文化關(guan) 係的論文。《考論》承緒詩禮研究的傳(chuan) 統，從(cong) 一個(ge) 曆史斷麵去描述與(yu) 分析詩禮演化之關(guan) 係。詩禮文化研究是一個(ge) 新命題，但其根植於(yu) 中國禮樂(le) 文明之中，承擔著複興(xing) 傳(chuan) 統文化、重建禮樂(le) 精神的曆史使命。《考論》是詩禮文化研究的代表之作，其采用知人論世的方法，守正出新，實乃是一部學術佳作。

兩(liang) 周之際是詩禮文化的轉型期。春秋時期政治生態環境的變革，促使詩歌與(yu) 禮製以全新的方式共生互動，推動了詩禮文化的不斷演進。而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政治格局的出現，既是春秋曆史發展進程中的關(guan) 鍵點，又是研究春秋詩歌乃至整個(ge) 春秋文學的起始點。《考論》著力於(yu) 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時期的史實、詩人、詩歌的研究，不僅(jin) 是在《詩》學研究史上，甚至在整個(ge)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都有重要價(jia) 值。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