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曆史的轉角遇見王夫之

作者：高笑紅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月十一日庚寅

          耶穌2023年2月1日

《發現王夫之：晚清以來的船山升格運動（1864-1982）》，陳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第一版，98.00元

在今日大多數人的知識體(ti) 係中，明末清初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就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然而，這一“常識”如何產(chan) 生並深入人心，是一值得反思的問題。尤其是，相比於(yu) 顧、黃二位，在明末清初，王夫之其人其學並不出名，為(wei) 何可與(yu) 顧、黃齊肩並列？作為(wei) 義(yi) 不仕清的明朝遺民，王夫之又緣何在清末被抬進“孔廟”從(cong) 祀？晚清以來，為(wei) 什麽(me) 代表不同陣營的曾國藩、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人都在推崇王夫之？而在現當代，為(wei) 什麽(me) 王夫之又被樹立為(wei) “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yi) 的最高峰”，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諸如此類的疑問，都在挑戰以往我們(men) 習(xi) 以為(wei) 常的認知。王夫之的曆史地位並非是變動不居、一以貫之的，而是一個(ge) 不斷被發現、逐漸被升格的過程，而《發現王夫之》一書(shu) 的作者陳焱將則這一過程概括為(wei) “船山升格運動”。

船山從(cong) 祀孔廟與(yu) “清初三大儒”之演變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nong) ，號船山，湖南衡陽縣人，是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學家，與(yu) 顧炎武、黃宗羲並稱為(wei) 清初“三大儒”。盡管這一提法現已被廣泛接受，特別是為(wei) 教科書(shu) 所采納，然而“清初三大儒”名號之歸屬並非一以貫之。清初學術思想領域學者如林，就客觀影響力而言，李顒、孫奇逢、黃宗羲合稱“三大儒”是清初的學術“常識”。根據全祖望之說，李、孫、黃三人一並“名高當時”，時論以為(wei) “三大儒”。但到了清末，“三大儒”卻變成近人熟悉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據學者何冠彪的考察，“清初三大儒”之名由孫、李、黃易位於(yu) 顧、黃、王，當與(yu) 光緒四十三年三人同時從(cong) 祀孔廟關(guan) 係密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之合成清初三大儒考》）；而段誌強則進一步指出新的“三大儒”稱號的提出，與(yu) 晚清以來顧、黃、王三者的不斷符號化有關(guan)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cong) 祀孔廟始末新考》）。

王夫之雖著述豐(feng) 富，但其實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史上並未產(chan) 生多大的影響。明亡後，他隱居衡山石船山，終日杜門著書(shu) 立說，因此當時了解他的人極少。可以說，在他生前及身後很長一段時間，其學術與(yu) 思想並未得到重視，甚至時人給他貼上了“異端”的標簽。王夫之在學界真正具有廣泛影響力始於(yu) 晚清，主要是因為(wei) 朝廷重臣曾國藩、郭嵩燾等湖湘士人的極力推崇。在湘軍(jun) 攻克南京橫掃太平天國起義(yi) 軍(jun) 的次年（清同治四年），曾國藩囑其弟曾國荃重刻《王船山遺書(shu) 》三百二十卷，並為(wei) 之作序。而隨著金陵本《船山遺書(shu) 》的刊刻，王夫之的思想得以廣為(wei) 流傳(chuan) 。其後，湖湘士人又持續不斷地推動“從(cong) 祀孔廟”活動，謀求將王夫之送入象征官方儒學正統的“全神堂”。

理學名儒從(cong) 祀孔廟是清朝統治者實現“治統”與(yu) “道統”統一的重要方式之一，以證明其政治合法性。所以，從(cong) 祀孔廟從(cong) 來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更是現實的政治問題。清代從(cong) 祀孔廟的共有九人：陸隴其、湯斌、孫奇逢、張履祥、陸世儀(yi) 、張伯行、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王、黃、顧三儒在清末入祀，恰好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其過程也極具戲劇性。

早在道光年間，以鄧顯鶴為(wei) 首的湖南士人就在籌劃為(wei) 王夫之建立私祠。而郭嵩燾、歐陽兆熊等湖南名士則不滿足於(yu) 私祀，一直謀求從(cong) 官方層麵將船山推入孔廟。然而，出於(yu) 種種原因，船山的從(cong) 祀之路屢屢受挫：光緒二年，郭嵩燾提請王夫之從(cong) 祀孔廟，被禮部駁回；光緒二十年，湖北學政孔祥霖疏請將王夫之從(cong) 祀孔廟，又被駁回；光緒三十三年，禦使趙啟霖奏請將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儒一並入祀，引起朝野廣泛的爭(zheng) 論；次年，正值清廷“預備立憲”的緊要關(guan) 頭，鑒於(yu) 三人的學說與(yu) 立憲精神遙相符合，最後在張之洞的堅持下，慈禧太後發出上諭，王夫之與(yu) 顧炎武、黃宗羲準予入祀，此事方才塵埃落定。

因此，從(cong) 時代背景來看，晚清學人對船山的升格可謂是“應時而發、應勢而興(xing) ”，正如作者所言：“船山在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升格的開始，源自太平天國運動對於(yu) 名教的巨大衝(chong) 擊的現實背景與(yu) 當時作為(wei) 湖湘士大夫集團領袖曾國藩出於(yu) 應對時變之考慮而進行的推動，當然這種推動毋庸置疑地是內(nei) 含政治動機的。”

王夫之與(yu) 湖湘實學傳(chuan) 統

從(cong) 刊印《船山遺書(shu) 》到推動船山從(cong) 祀，曾國藩、郭嵩燾等湖湘士人主導了晚清的“船山升格運動”，其現實的政治目的當然是增強湖湘學派以及湖湘士大夫集團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這一運動影響深遠，乃至於(yu)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如譚嗣同、毛澤東(dong) 等都深受船山思想的熏陶。然而除了提高地域集團的政治影響力和文化聲量的動機之外，對船山思想的重新發掘與(yu) 詮釋，也可視為(wei) 晚清士人應對儒學危機的一次努力。

美國學者裴士鋒在《湖南人與(yu) 現代中國》一書(shu) 中也分析了近代以來湖湘士人對王夫之的重新發掘，他認為(wei) ：“在鴉片戰爭(zheng) 之後百年來的重大曆史時刻，一代代湖南人推陳出新，救亡圖存，從(cong) 師夷派、洋務派到維新派再到革命派，王夫之始終是湖南人乃至湖湘文化的象征，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被時人賦予不同的內(nei) 涵。”而王夫之的生平及著作也在19、20世紀成為(wei) 了構建新湖南認同和曆史方向感的核心資源。

然而，若拋開地域傳(chuan) 統，僅(jin) 就內(nei) 容實質而言，船山思想中的實學取向也正符合曾國藩這一代士大夫的價(jia) 值立場，這構成了他們(men) 升格船山的基本動因。即在思想上對峙於(yu) 程朱正統的船山哲學，乃是曾國藩等人代替當時“虛文無實”的程朱理學的主要依托與(yu) 思想代言，而這一“虛實”分判之標準與(yu) 新舊思想的鼎革訴求，最終落實為(wei) 他們(men) 在大清帝國體(ti) 製內(nei) 開啟洋務運動的政治主張。其後，經由譚嗣同等人對船山哲學在精神氣質、實學世界觀、宇宙論與(yu) 變化日新的曆史觀上的解讀與(yu) 發掘，船山思想又能很好地契合於(yu) 他們(men) 對大清王朝進行思想與(yu) 政治變革的需求，在此過程中船山哲學也進而表現出了後世所謂的“啟蒙”特質。

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可以說，王船山在晚清国际1946伟德與(yu) 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升格及其爭(zheng) 議背後，所展現的其實是中國近現代哲學、政治、思想的劇烈變革，因此船山思想也成為(wei) 了“管窺中國近現代哲學與(yu) 思想革命所蘊含的複雜性與(yu) 多維性的一把鑰匙”。

中國近現代哲學史脈絡中的船山思想

在清末維新誌士譚嗣同那裏，“五百年來，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在激進的革命派章士釗、章炳麟眼中，船山又搖身一變成為(wei) “保衛華夏”“反清排滿”的精神領袖；而若將王夫之放在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的脈絡中，學界對他的評價(jia) 則是：“明末清初哲學及學術的最高峰”（日人村瀨裕也語），“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yi) 的最高峰”（張岱年語），甚至是“西方有一個(ge) 黑格爾，東(dong) 方有一個(ge) 王船山”（毛澤東(dong) 語），將其與(yu) 西方近代哲學的殿軍(jun) 人物黑格爾比肩。從(cong) “清初三大儒”到“唯物主義(yi) 最高峰”，王夫之在中國哲學的近代化進程中再一次出演了關(guan) 鍵性的角色。

在20世紀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初創階段，以梁啟超、胡適、侯外廬等為(wei) 代表的思想史研究者引進近現代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對明清思想史中與(yu) 西方近現代思想類似的一些特質進行重新發掘，以期在中國文化內(nei) 部找到“科學”和“啟蒙”思維的源頭。在這套譜係上，他們(men) 一路上溯到戴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將明清時期早期啟蒙學術的萌動視為(wei)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曆史接合點。因此，在西方現代化的敘事邏輯下，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逐漸變成了中國啟蒙哲學的先驅。後來者如嵇文甫、賀麟等人又以船山具有民族性與(yu) 原創性的道學話語體(ti) 係作為(wei) 中介，將馬克思與(yu) 達爾文等人的概念與(yu) 思想轉化為(wei) 中國哲學傳(chuan) 統的敘事邏輯，因此船山哲學的“唯物主義(yi) ”定位漸漸成型。至此，借由船山哲學，在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中國哲學在研究內(nei) 容上打破了西方對“現代性”的壟斷。

1949年以後的中國哲學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來開展研究的。在“日丹諾夫範式”下，王夫之是少數幾個(ge) 可以被定性為(wei) 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革命性與(yu) 進步性的“唯物論”方麵的典型人物，因此船山哲學研究又成為(wei) 落實這一範式與(yu) 問題意識的最主要的抓手之一。特別是1957年中國哲學史討論會(hui) 後，船山哲學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成為(wei) “一枝獨秀”的存在。1962年，王船山去世270周年之際，長沙召開了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hui) 。會(hui) 上，船山哲學進一步被定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傳(chuan) 入中國之前的中國哲學中最為(wei) 進步與(yu) 革命的唯物主義(yi) 思想”，也預示著“船山升格運動”巔峰時期的到來。這種研究範式的轉換影響深遠，最終直觀地反映在今日中國哲學史的教材中，如顧、黃、王三人被描述為(wei) “繼承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yi) 傳(chuan) 統，植根於(yu) 科學技術的進步及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資本主義(yi) 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際‘天崩地解’的形勢下，開創了新思潮、新學風。他們(men) 在明末清初社會(hui) 激烈變革之際，提出了許多人本主義(yi) 論點，比如反對君主專(zhuan) 製，提高商人地位，重實踐、輕理論的實用主義(yi) ，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具有重要意義(yi) ”。而以1982年的王船山學術思想討論會(hui) 為(wei) 標誌，船山研究最終回歸船山本身，開創了船山哲學研究的新氣象。

可以說，持續一百多年的船山升格運動始終縈繞著現實政治的影響，“人人都說船山好”的背後，交織著各種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博弈。

每個(ge) 時代的學者都有自己必須麵對和回應的問題，而中國曆史的每一個(ge) 關(guan) 鍵節點，我們(men) 發現都能從(cong) 船山哲學中獲得資源與(yu) 力量，此即今天所講的“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問題，而這一目標無疑依然是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的根本動因之一。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