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言與(yu) “格言”由來

作者：張海波（華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特聘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月十六日乙未

          耶穌2023年2月6日

“格言”一詞最早出自何典，有學者認為(wei) ：“‘格言’二字不見於(yu) 經，其見於(yu) 傳(chuan) 記者，最早為(wei) 三國時崔琰《諫世子丕書(shu) 》有雲(yun) ：‘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訓’。”（孟森：《格言聯璧·序》，嶽麓書(shu) 社2003年版，第325頁）說“格言”最早出現於(yu) 三國時期，失之過晚。翻檢史籍可知，“格言”一詞最早見於(yu) 《逸周書(shu) 》（凡二處），皆與(yu) 周公有關(guan) 。一處見於(yu) 《逸周書(shu) ·小開武》：“非時，罔有格言，日正餘(yu) 不足。”周寶宏將“格”釋為(wei) “法則”。（周寶宏：《〈逸周書(shu) 〉考釋》，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頁）另一處見於(yu) 《逸周書(shu) ·皇門·序》：“周公會(hui) 群臣於(yu) 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潘振《周書(shu) 解義(yi) 》雲(yun) ：“格，法式也。”（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頁）以上兩(liang) 處引文是先秦古籍關(guan) 於(yu) “格言”一詞的最早記載，皆將周公之言稱作可為(wei) 法式的格言。《辭海》亦將“格言”釋為(wei) ：“可為(wei) 法式的言簡意賅的語句。”（夏征農(nong) 、陳至立主編：《辭海》第六版，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09年版，第703頁）。這種情況的產(chan) 生，與(yu) 周公本人的地位、影響和周公之言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發展密切相關(guan) 。

周公之言在周初的法式功用

周公之言早在周武王在位時即得到重視。《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封周公旦於(yu) 少昊之虛曲阜，是為(wei) 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可見周公是武王的重要輔弼。據成書(shu) 於(yu) 西周時期的《逸周書(shu) ·度邑》記載，武王病重時欲傳(chuan) 位周公，並說：“旦，汝維朕達弟……汝惟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底於(yu) 今，勖厥遺得顯義(yi) ，告期付於(yu) 朕身。肆若農(nong) 服田，饑以望獲。”武王告訴周公：你是我明達的弟弟，雖然年輕卻大有智慧，從(cong) 古昔皇祖至今，你都能敘說他們(men) 的遺德顯義(yi) ，把它們(men) 告訴我或加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像農(nong) 民種地一樣，饑餓了就希望從(cong) 你那裏得到收獲。可見周公博聞強識及武王對周公之言的倚重。西周文獻《逸周書(shu) ·皇門》是一篇周公對群臣的講話，他在結尾時說“嗚呼，敬哉！監於(yu) 茲(zi) ”，莊述祖雲(yun) “監，鏡也。言當以善者為(wei) 法，惡者為(wei) 戒”，陳逢衡亦雲(yun) “敬，儆也。監，視也。”（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558頁）可見這是周公在提醒群臣，以其此番輔佐成王、助己治國的言論作為(wei) 鑒戒。《尚書(shu) 》中也有類似的例子，如《尚書(shu) ·無逸》“嗚呼！嗣王其監於(yu) 茲(zi) ”，《尚書(shu) ·梓材》“自古王若茲(zi) 監……已！若茲(zi) 監”，《尚書(shu) ·君奭》“肆其監於(yu) 茲(zi) ”。以上引文多位於(yu) 篇末，分別是周公對周成王、衛康叔、召公奭的講話。晁福林先生指出：“‘監於(yu) 茲(zi) ’意即以此為(wei) 鑒戒……在《無逸》篇裏麵周公告誡成王時，以‘嗚呼！嗣王其監於(yu) 茲(zi) ’作結，與(yu) 《梓材》篇裏的‘已！若茲(zi) 監’，如出一轍。”（晁福林：《先秦時期“以史為(wei) 鑒”觀念的形成》，《史學史研究》2010年第2期）這是非常正確的。周公在對周成王、衛康叔、召公奭及群臣講話時，反複強調“若茲(zi) 監”“監於(yu) 茲(zi) ”，意在提醒聽眾(zhong) 要以其所言為(wei) 鑒戒。周公之言在武王、成王兩(liang) 朝的法式和鑒戒功用，由此可見一斑。

春秋卿大夫稱引周公之言

關(guan) 於(yu) 春秋時期卿大夫稱引的周公之言，主要是《今文尚書(shu) 》中的《康誥》《無逸》兩(liang) 篇，以及《周禮》《誓命》（屬佚篇，見《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等篇。其中稱引最多的就是《康誥》，該篇是周公代成王對其弟衛康叔發布的誥辭，集中體(ti) 現了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理念，不僅(jin) 內(nei) 容重要，而且含有很多經典雋永的警句格言（如“不敢侮鰥寡”“惟命不於(yu) 常”“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茂不茂”等），故為(wei) 春秋卿大夫所習(xi) 引。這些言論多在勸諫時被作為(wei) 行事指南加以引用（勸諫者有晉國的臼季、中行桓子、韓厥、範文子、智伯國，楚國的申公巫臣、左史倚相等），體(ti) 現了較強的法式、鑒戒功用。據筆者統計，在《左傳(chuan) 》《國語》中，晉、齊、楚等國卿大夫稱引《康誥》達10次，其中晉人稱引多達7次，稱引者有掌管占卜的卜偃，亦不乏韓氏、範氏、中行氏等世家族長。其中魯僖公三十三年稱引《康誥》的臼季，晉文公曾向他“學讀書(shu) ”（《國語·晉語九》）。二者相互印證，可見臼季對“書(shu) ”的精通及晉國對書(shu) 教的重視，這也是晉國稱引周公言論最多的主要原因。

周公長子伯禽作為(wei) 魯國始封君，分封之初“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chou)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yu) 周。是使之職事於(yu) 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左傳(chuan) 》定公四年），可見“法則周公”“昭周公之明德”是魯國的重要使命，分封賞賜品中的“典策”當有不少周公典籍。《左傳(chuan) 》昭公二年記載，晉侯使韓宣子聘魯，“觀書(shu) 於(yu) 大史氏，見《易》《象》與(yu)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yu) 周之所以王也”，可見周公、周禮對魯國影響之深。又《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記載：宣公接納弑父竊寶的莒國太子並欲授予城邑，季孫行父卻將其驅逐出境，他派太史克回稟宣公時，即引用了周公所作《周禮》《誓命》。楚人也曾征引《康誥》《無逸》用於(yu) 勸諫（見《國語·楚語上》《左傳(chuan) 》成公二年），反映了春秋時期周公言論之遠播。

孔子法則周公並廣搜其言

逮至春秋晚期，周公言論因孔子編書(shu) 而得到集結、整理。孔子素以周公禮樂(le) 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論語·述而》載，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這是說，“孔子壯盛時，誌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時或見之。年老知道不行，遂無複此夢矣。”（錢穆：《論語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頁）《左傳(chuan) 》哀公十一年載，季孫要按田畝(mu) 征稅，征詢孔子意見。對此不合禮法的行為(wei) ，孔子說：“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國語·魯語下》也記載此事，其中的“周公之典”作“周公之籍”，可見孔子以周公典籍所載作為(wei) 評判是非的參照和法則。基於(yu) 此，孔子編書(shu) 過程中，對有關(guan) 周公篇章著重地加以搜集、整理自是合乎情理之事。

孔子編書(shu) 時究竟選取了哪些周公篇章，我們(men) 無法確知。但可以想見，現存《今文尚書(shu) 》中的12篇周公篇章（即《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多方》《召誥》《多士》《無逸》《金縢》《君奭》《立政》），蓋因孔子編書(shu) 而得以免遭亡佚，流傳(chuan) 至今。而《今文尚書(shu) 》28篇之外僅(jin) 存篇名的周公篇章（如《微子之命》《嘉禾》《將蒲姑》《伯禽》《唐誥》《蔡仲之命》《周官》《周禮》《誓命》等），或許當時也在孔子選編之列。孔子編書(shu) ，不僅(jin) 使周公言論得以集結、保存，而且通過書(shu) 教使其廣泛傳(chuan) 播，在儒家學派塑造君子人格、追求政治理想的過程中被奉為(wei) 圭臬。據統計，孔門後學編纂的《禮記》曾征引《康誥》5次，《洛誥》2次，《孟子》3次征引周公之言，《荀子》征引周公之言多達9次。《左傳(chuan) 》作者將10則稱引《康誥》的材料編入該書(shu) ，且在《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三年征引《康誥》“惟命不於(yu) 常”來評論事件，他也應是孔門後學。此外，《管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等書(shu) 也征引過《尚書(shu) 》周公篇章。可見周公之言已然成為(wei) 戰國時代的公共文化資源，為(wei) 諸子百家著書(shu) 立說提供了參考。

“格”字文句與(yu) 周公之言

《逸周書(shu) ·皇門·序》《小開武》中的“格言”，《大開武》中的“格乃言”“而言維格”，《寶典》中的“格而言”，皆與(yu) 周公有關(guan) ，目前學界對“格”字字義(yi) 尚有爭(zheng) 議。關(guan) 於(yu) 《皇門·序》之“格言”，清人潘振雲(yun) “格，法式也”，而朱右曾則雲(yun) ：“格言，至言也。”（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1131頁）關(guan) 於(yu) 《小開武》之“格言”，周寶宏將“格”釋為(wei) “法則”，牛鴻恩亦釋為(wei) “合於(yu) 準則的話”，但牛鴻恩卻又將“格乃言”“格而言”之“格”皆釋為(wei) “精到”（牛鴻恩：《新譯逸周書(shu) 》，三民書(shu) 局2015年版，第215頁）。關(guan) 於(yu) 《大開武》之“而言維格”，清人周文歸曰“格，法也”（黃懷信等：《逸周書(shu) 匯校集注》，第261—262頁）。張聞玉則認為(wei) ：“格：指格言，至善之言。”（張聞玉：《逸周書(shu) 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頁）由此可見，關(guan) 於(yu) 《逸周書(shu) 》諸篇上述“格”字文句中的“格”字，究竟該釋為(wei) “法”“法式”，還是釋為(wei) “至”“善”，不同學者之間存在分歧，就連同一學者的觀點亦有前後矛盾的情況。綜合考量，筆者傾(qing) 向於(yu) 將“格”訓為(wei) “法”，理由如下。

首先看《皇門·序》中的“格言”。如前所論，周公在《皇門》篇結尾雲(yun) “敬哉！監於(yu) 茲(zi) ”，意在提醒群臣將其講話作為(wei) 法式，引為(wei) 鑒戒。故《逸周書(shu) ·序》的作者將《皇門》稱作周公“輔主之格言”，潘振以“法式”訓解“格”字，恰好與(yu) 周公這篇講話的法式、鑒戒性質相符。

再看《小開武》中的“格言”。該篇主要講述武王日夜警惕殷商而不得其法，周公告以“三極、四察、五行、七順、九紀”等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武王在篇末曰“餘(yu) 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格言，日正餘(yu) 不足”，將“格言”與(yu) “中規”之“訓典”並舉(ju) ，可見“格言”亦具有規矩的法式性質，可匡正武王之不足。還有《大開武》中的“格乃言”“而言維格”，是武王針對周公提出的“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等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而發的，《寶典》中的“格而言”也是武王針對周公提出的“躬有四位、九德，人有十奸，謀有十散，言有三信”等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而發。

由此可見，周公所言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與(yu) “格”字密切相關(guan) 。以數為(wei) 紀，是通過數字將治國理政等方麵的經驗教訓加以高度凝練、概括的一種形式，其可供參照、效法，大多具有法式性質。如記載治理國家有“九疇”（九類事項）的《尚書(shu) ·洪範》以“範”名篇（偽(wei) 孔傳(chuan) 、孔疏皆將“洪範”訓為(wei) “大法”），說明“九疇”這樣的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具有法則性質。又如講述衡量人才有“三不遠、三不近、三不畜”的《逸周書(shu) ·銓法》以“法”名篇，亦體(ti) 現了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的法則性質。那麽(me) ，上述周公向武王提出的諸多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同樣具有法則性質，而武王以“格言”“格乃（而）言”“而言維格”等“格”字文句加以回應，正是對周公所言以數為(wei) 紀內(nei) 容法式功用的肯定。因此，將《逸周書(shu) 》諸篇“格言”“格乃（而）言”“而言維格”中的“格”訓為(wei) “法”“法式”，也就順理成章了。

若此，“格言”即可為(wei) 法式之言，“格乃（而）言”即以你的言論為(wei) 法式，“而言維格”即你的言論是法則，這樣的詮釋文從(cong) 字順，帶回到《逸周書(shu) 》原文亦毫無阻滯。反之，如果將“格”訓為(wei) “至”“善”，既不足以表明武王對周公言論的肯定、采納態度，也不足以彰顯周公之言的法式、鑒戒功用。

要之，周公是西周禮樂(le) 文明的締造者，如果說他“製禮作樂(le) ”所形成的是凝固的法典條文，那麽(me) 其重要政治言論則是對禮樂(le) 精神靈動的闡揚、延伸，二者皆是周人參照、效法的“金科玉律”。基於(yu) 周公之言在西周武、成兩(liang) 朝的法式、鑒戒功用，以及春秋時期周公言論廣為(wei) 流傳(chuan) 並被列國卿大夫奉為(wei) 行事指南，至孔子編書(shu) ，及通過書(shu) 教使周公之言成為(wei) 儒家學者追求理想、塑造人格之圭臬，再到戰國時期周公言論成為(wei) 諸子著書(shu) 立說的公共文化資源，上述周公之言產(chan) 生、流傳(chuan) 、集結的曆史過程，影響著戰國時代《逸周書(shu) 》編纂者使用具有“法”義(yi) 的“格”字，來彰顯周公之言的法式、鑒戒功用。此即《逸周書(shu) 》將周公之言稱作“格言”的重要原因，也是“格言”一詞產(chan) 生之淵源所在。

（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65批麵上資助項目“鑒戒視閾下的先秦文體(ti) 問題專(zhuan) 題研究”（2019M65276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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