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義(yi) 著《吳國史新證：出土文獻視野下的〈吳太伯世家〉》出版暨序言

書(shu) 名：《吳國史新證：出土文獻視野下的〈吳太伯世家〉》

作者：程義(yi)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1月

【作者簡介】

程義(yi) ，陝西漢中人，就讀於(yu) 西北大學曆史係考古學專(zhuan) 業(ye) ，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職於(yu) 漢中師範學院、陝西師範大學、蘇州博物館，現供職於(yu)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任所長、研究館員。主要從(cong) 事文物與(yu) 考古研究，參與(yu) 國家社科基金三項，在《考古》《文物》《唐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出版專(zhuan) 著一部，編著論文集及圖錄十餘(yu) 部。

【內(nei) 容簡介】

半個(ge) 多世紀以來，發現了數量不少、與(yu) 吳國曆史相關(guan) 的銘文銅器，近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以及零星發現的簡帛資料，對於(yu) 研究吳國曆史意義(yi) 重大，頗有補正吳史的作用。本書(shu) 通過利用這些資料，對《吳太伯世家》所載內(nei) 容進行廣泛注釋。本書(shu) 以《吳太伯世家》原文為(wei) 綱，以《春秋》《左傳(chuan) 》等傳(chuan) 世文獻及金文、簡帛等出土文獻為(wei) 目，對迄今所見吳國史料進行匯集，並立“新證”一目，對原文出現的地名、人名、史事等酌情注釋，就相關(guan) 問題既有研究成果的介紹匯總，亦有自己的見解陳述。

【序言】

序（張學鋒）

司馬遷撰《史記》一百三十篇，除十《表》、八《書(shu) 》外，作為(wei) 人物傳(chuan) 記的本紀、世家、列傳(chuan) 計一百一十二篇。與(yu) 後世曆代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相比，司馬遷在作為(wei) 主權者傳(chuan) 記的帝王《本紀》和作為(wei) 個(ge) 人傳(chuan) 記的《列傳(chuan) 》之間安排了《世家》，專(zhuan) 門記述封建諸侯的世係。三十篇《世家》中，又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西周以來傳(chuan) 統的封建世家群體(ti) ，計有吳、齊、魯、燕等十六家，這些諸侯在春秋戰國時期先後發展成割據一方的強國；另一類是從(cong) 第十八篇的《外戚世家》到最後一篇的《三王世家》，記錄的對象主要是西漢建國後部分恢複封建製時出現的王侯。而介於(yu) 兩(liang) 類之間的《孔子世家》和《陳涉世家》兩(liang) 篇，可視為(wei) 前後之間的過渡。《世家》的前十六篇與(yu) 後十二篇在敘述風格上有著很大的差異。與(yu) 人物形象飽滿、語言豐(feng) 富生動、行為(wei) 充滿活力的前十六篇相比，後十二篇遠不夠精彩。這是因為(wei) 《世家》原本應該敘述封建諸侯國成長、發展、衰亡的曆史，而漢代以後雖有封建之名卻無封建之實，所謂的“世家”，已淪為(wei) 集權製下的高級官僚群體(ti) ，自身謀求發展壯大的時代已成曆史。歐陽修撰《新五代史》時雖然追求古義(yi) ，將十國君主列為(wei) “世家”，但這更多的是在王朝正統觀念下的一種安排，其實與(yu) 薛居正《舊五代史》將十國君主列為(wei) “僭偽(wei) 列傳(chuan) ”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吳太伯世家》是三十篇《世家》的首篇，敘述了春秋末期稱霸一時的吳國的曆史。司馬遷將《吳太伯世家》置於(yu) 《世家》的首篇，自有其道理。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給出了這一卷的寫(xie) 作提綱：“太伯避曆，江蠻是適；文武攸興(xing) ，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qin) 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不難看出，他在撰寫(xie) 之前已經確定了太伯奔吳、封建吳國、闔閭稱霸、夫差克齊、勾踐滅吳等五個(ge) 重點敘述對象。可見《吳太伯世家》雖然應該是一部係統的吳國史，但司馬遷選取的僅(jin) 是其中的幾個(ge) 重要片段。至於(yu) 為(wei) 什麽(me) 要將《吳太伯世家》置於(yu) 首篇，司馬遷自己也做了說明，即意在“嘉伯之讓”，讚揚吳太伯、仲雍避賢讓國這一足以垂範後世的義(yi) 舉(ju) 。

而必須對這一義(yi) 舉(ju) 做出讚揚的理由，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卷末的“太史公曰”中也表達了出來：“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可見是基於(yu) 孔子的價(jia) 值判斷。加上“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yi) 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傳(chuan) 說中吳王壽夢之子延陵季子的讓國故事，更讓司馬遷在揚清抑濁的價(jia) 值判斷下將吳國的曆史置於(yu) 《世家》的首篇。

在讚揚太伯、仲雍避賢及季子讓國的義(yi) 舉(ju) 之外，還有一些因素可以考慮，如戰國秦漢時期普遍流行的曆史傳(chuan) 說。《左傳(chuan) 》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七月辛醜(chou) 條記述黃池會(hui) 盟：“吳晉爭(zheng) 先。吳人曰：‘於(yu) 周室我為(wei) 長。’晉人曰：‘於(yu) 姬姓我為(wei) 伯。’”可見，至少在今本《左傳(chuan) 》成書(shu) 定型的戰國時期，吳國為(wei) “周室之長”的說辭已經廣為(wei) 人知，而這樣的說辭，必定會(hui) 進入司馬遷撰寫(xie) 《吳太伯世家》的資料範圍。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卷末的“太史公曰”中稱：“餘(yu) 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yu) 荊蠻句吳兄弟也。”交代了他自己將曆史傳(chuan) 說確定為(wei) 曆史“真相”的文獻依據，即基於(yu) “《春秋》古文”。

司馬遷所據的古文《春秋》到底為(wei) 何物，我們(men) 不得而知，或許可歸為(wei) 漢初以後出現的古文經係統。就現存的《春秋》及其“三傳(chuan) ”文字來看，《春秋經》沒有直接涉及太伯奔吳的內(nei) 容，與(yu) 吳國相關(guan) 的敘述均出自《左傳(chuan) 》。從(cong) 吳國曆史的整體(ti) 性而言，《史記》是集大成者，之後出現的《越絕書(shu) 》《吳越春秋》等文獻大多以《史記》的敘述為(wei) 骨幹，雖然做了進一步的彌合和豐(feng) 富，但基本框架和內(nei) 容均未超出《史記》。

由於(yu) 《史記》在中國曆史文獻中難以撼動的地位，傳(chuan) 統史學在敘述吳國曆史時，無一不將之奉為(wei) 圭臬，並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吳國曆史、吳文化及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研究者之間，尤其是江南地方學者，在研究江南曆史與(yu) 地域文化時，百變不離其宗，均以太伯、仲雍奔吳為(wei) 吳國曆史的起點，就吳國的建國時間，吳國的存續時間，蘇州為(wei) 吳文化的發源地，甚至就太伯、仲雍奔吳的第一站，吳王陵墓尋蹤，蘇、錫、常、鎮爭(zheng) 搶吳文化中心地，太伯奔吳與(yu) 絲(si) 綢之路，人工運河泰伯瀆的開鑿及其在中國大運河文化中的曆史地位等等，寫(xie) 出了難以計數的文字。

然而，不得不說，以上的這些努力大多缺乏準確的資料依據，缺乏對先秦曆史尤其是激蕩的春秋曆史的總體(ti) 把握，相信司馬遷《吳太伯世家》及後續的《越絕書(shu) 》《吳越春秋》等文獻中留下的都是史實，並因此囫圇吞棗，全盤接受。

夏、商、西周三代的傳(chuan) 承，是後世意義(yi) 上的王朝革命，還是軍(jun) 政及祭祀聯盟勢力的消長？長期接受西周文明熏陶的周邊族群，在進入春秋以後又是如何逐步踏上文明化道路的？為(wei) 什麽(me) 產(chan) 生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這些春秋霸主的國家均位於(yu) 西周文明核心區域的周邊？中國古代社會(hui) 又是如何遵循人類發展史的規律，從(cong) 分散走向統一的等等，這些都是先秦曆史的重大課題。具體(ti) 到吳國，吳人到底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族群？所謂的“吳國”，又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政體(ti) ？《吳太伯世家》在敘述太伯、仲雍奔荊蠻建立句吳後，為(wei) 什麽(me) 隻留下空白的世係，直到第十九代壽夢才有事跡可循？為(wei) 什麽(me) 壽夢在春秋末期突然出現，且一反中原傳(chuan) 統自稱王號？吳國的強盛為(wei) 什麽(me) 又是曇花一現等等，這些又都是吳國曆史及吳文化研究中不得不回答的問題。

已故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七十餘(yu) 年前的著作中，注意到了春秋五霸各國與(yu) 西周文明在製度上的差異，通過對五霸諸國與(yu) 周王朝在姓氏、婚姻等製度層麵上的比較分析，指出“五霸皆夷狄”。換言之，五霸諸國與(yu) 周王室屬於(yu) 不同的係統，春秋五霸的登場，實際上就是“夷狄的文明化”過程。這一學說給我們(men) 理解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曆史演變以及吳國曆史提供了一個(ge) 獨到的視角。

在先進的西周文明熏陶下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與(yu) 中原諸侯交往直至爭(zheng) 霸的過程中，身處“夷狄”的吳、越、楚、秦、齊、晉，將自己的祖先附會(hui) 成中原聖王賢君的苗裔，對內(nei) 更能增加自己的信心，對外則能逐漸贏得中原諸侯的認同。吳人將自己的祖先附會(hui) 為(wei) “周室之長”的太伯、仲雍，一方麵與(yu) 吳人記憶深處的遷徙曆程有關(guan) ，另一方麵與(yu) 壽夢時期與(yu) 中原諸侯交往中所受到的觸發有關(guan) ，尤其是與(yu) 壽夢之子季劄在中原各國的遊曆活動有關(guan) 。季劄是吳王壽夢第四子，在兄弟四人中最具賢名，壽夢意欲立季劄為(wei) 王，但季劄堅決(jue) 辭讓，這與(yu) 太伯、仲雍避賢出奔的故事如出一轍。《吳太伯世家》全文4600餘(yu) 字，關(guan) 於(yu) 季劄，司馬遷就寫(xie) 了1020餘(yu) 字，用大量的篇幅記載了季劄遊曆中原各國的經曆，並對季劄不願為(wei) 王的行為(wei) 大加讚賞。可見，季劄不願為(wei) 吳王之事，與(yu) 太伯、仲雍讓位的故事聯係到一起，很可能是這場造史運動的契機。但在中原諸侯看來，吳人及吳國作為(wei) “蠻夷”的事實是難以改變的。壽夢時期還自稱“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wei) 俗”，壽夢之後的幾代吳王都在不斷地重構自己的祖先記憶，到夫差憑軍(jun) 事實力與(yu) 中原諸侯在黃池會(hui) 盟與(yu) 晉國爭(zheng) 先時，雖已敢堂而皇之地自稱“於(yu) 周室我為(wei) 長”，但中原諸侯依舊視其為(wei) “夷”，吳國也因“夷德輕”而遭到中原諸侯的輕視。即使如此，吳人內(nei) 部“周室之長”這一祖先記憶和認同應該說已基本完成。

司馬遷的史學貢獻是多方麵的，其中最大的一點，就是為(wei) 統一的國家撰寫(xie) 了一部統一的曆史。之所以這麽(me) 說，是因為(wei) 司馬遷把中原地區周邊的族群都視為(wei) 中原王朝的分支，原本都應該是一家人。說到匈奴，司馬遷說他們(men) 的祖先是夏後氏的苗裔；說到朝鮮，司馬遷認定其最早的國王衛滿是燕國人；說到越王勾踐，司馬遷將之視為(wei) 大禹的苗裔；秦國和楚國則都是聖王顓頊的苗裔，齊國則是周文王之師薑子牙的子孫；講到江南的吳國，司馬遷認為(wei) 是周太王長子太伯與(yu) 次子仲雍建立的國家。通過對吳人、吳國族屬，文化源流及吳王“夷式名”等問題的研究，我們(men) 不難發現吳人沒有自己的文字，語言上也與(yu) 中原截然不同；在考古學文化上，吳是南渡的淮夷，與(yu) 周王室在族群血緣上並不一致。吳人、吳國的始祖傳(chuan) 說，是在春秋這一特殊曆史發展時期產(chan) 生的附會(hui) 。

司馬遷史學中的大一統思想，其實並非其個(ge) 人的想象，相當程度上是春秋以來東(dong) 亞(ya) 大陸文明發生劇變、以中原華夏為(wei) 中心逐漸構築起中國文明、最終實現秦漢大一統這一曆史事實的真實反映。這也正是從(cong) 分散走向統一這一古代社會(hui) 發展的一般軌跡。

然而，在近代考古學成立之前，人們(men) 無法懷疑《史記》《越絕書(shu) 》《吳越春秋》等文獻的說法。基於(yu) 傳(chuan) 統文獻，囿於(yu) 傳(chuan) 統認知，很多曆史真相是難以究明的，必須由我們(men) 當代人基於(yu) 新的曆史資料，立足於(yu) 人類曆史發展的基本原理來重新認識。

上文提到的新資料，主要是指遺址、墓葬、出土遺物等考古學資料。隨著地下出土資料的不斷湧現，相關(guan) 研究的不斷深入，吳人及吳國曆史的真相也得以逐漸浮出水麵。筆者的專(zhuan) 業(ye) 雖是漢唐考古與(yu) 曆史研究，但吳地作為(wei) 鄉(xiang) 邦故裏，一直是我的關(guan) 注所在，因此曾不避跨界之嫌，對吳人、吳國的曆史進行過思考，目前有了以下一些初步認識：（1）吳人南遷前的居地在江淮之間，是淮夷或徐夷、群舒的一支；（2）這支淮夷從(cong) 居巢（今巢湖周邊）附近南遷過江，經鳩茲(zi) （今蕪湖）、姑熟（今當塗）、湖熟（今南京南郊），在今寧鎮地區留居千餘(yu) 年，並由此向周邊擴展，形成所謂的“湖熟文化”，因此近年來湖熟文化又被稱為(wei) “先吳文化”；（3）春秋中晚期壽夢時期，逐漸走向文明的吳人，在與(yu) 中原諸侯交往的同時，開始向東(dong) 南發展，與(yu) 太湖平原的越人邂逅，經爭(zheng) 戰、融合，實現了從(cong) 吳、越分治到吳越“同氣共俗”；（4）吳人遷徙的沿途，留下了鳩茲(zi) 、姑熟、湖熟、姑蘇及姑胥、胥山、胥江、胥河等地名，由此推測，吳人首領及核心群體(ti) 所到之處或所居之都就被稱為(wei) “ｋｏ-ｓｏ”或“ｋｕ-ｓｕ”，吳國最晚期的都城即為(wei) “姑蘇”；（5）基於(yu) 吳國青銅武器銘文吳王名號前常見“”（姑癹）、“”（姑發）、“”（姑讎）等可讀為(wei) “ｋｏ-ｓｏ”或“ｋｕ-ｓｕ”的文字，推測“ｋｏ-ｓｏ”或“ｋｕ-ｓｕ”在指稱吳都的同時或可作為(wei) 吳王的姓氏。

以上認識，都是本著曆史發展的基本原理，基於(yu) 曆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得出來的觀點，尤其第（5）點，更是本書(shu) 作者程義(yi) 在對蘇州博物館新入藏吳王餘(yu) 眜劍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對於(yu) 我們(men) 的觀點，學界、社會(hui) 當然是讚否兩(liang) 論，但是，讚成也好，批評也好，這樣的現象正是吳國曆史與(yu) 吳文化研究擺脫傳(chuan) 統束縛，迎來新生的表征。

以上這些觀點目前都還是初步的，零星的，想要得出更有深度的、完整的意見，目前還為(wei) 時尚早，因為(wei) 在這之前還有很多基礎工作尚未完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吳國史料的整合。這裏所說的史料絕不止於(yu) 傳(chuan) 世的曆史文獻資料，更多的是考古資料。

《史記》敘述的時代，既包括《尚書(shu) 》《春秋》等古典文獻已經敘述了的古代，也包括此後整個(ge) 百家爭(zheng) 鳴的時代。呂不韋主持的《呂氏春秋》，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的分類方法，試圖對當時所有的知識進行網羅，司馬遷的設想其實與(yu) 《呂氏春秋》非常接近，也是以時代和地域為(wei) 經緯，寫(xie) 出了可稱得上是百科全書(shu) 的《史記》。對近代史和當代史的敘述，作為(wei) 太史公，司馬遷當然可以利用國家的藏書(shu) 和檔案，但對於(yu) 久遠的曆史，很多資料是來自民間的傳(chuan) 說，這些傳(chuan) 說，經過他的搜集和篩選被編入了《史記》，因此《史記》尤其是其中的人物傳(chuan) 記，故事性和肢體(ti) 語言尤其豐(feng) 富。司馬遷撰寫(xie) 《史記》，並不像後人想象的那樣他是要撰述一部曆史著作，他隻是采用了曆史著作的形式，對自己認為(wei) 值得傳(chuan) 至後世的東(dong) 西進行了忠實的記錄，《吳太伯世家》的成篇亦然。對於(yu) 《史記》的“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在新資料出土以前，研究者隻能在文獻的字句上有所斟酌，至於(yu) 所述內(nei) 容，則無從(cong) 入手。

利用新資料對曆史文獻展開探討的成果近年來已出現不少，如丁曉瑉《〈史記·楚世家〉新證》、陳家寧博士論文《〈史記〉殷、周、秦〈本紀〉新證圖補》、張誌鵬《吳越史新探》、劉光《出土文獻與(yu) 吳越史專(zhuan) 題研究》等年輕一代學人的著述尤其值得關(guan) 注。吳國曆史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局麵，一些關(guan) 鍵問題都有了深入探討，但這些資料的集結和成果都還相對零散，利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

本書(shu) 作者程義(yi) ，在考古學研究的重鎮西北大學修完本科、碩博士課程，在王維坤教授的指導下，以《關(guan) 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獲得博士學位，有著深厚的曆史考古學的專(zhuan) 業(ye) 素養(yang) 。又長期在張懋鎔教授的指導下研習(xi) 青銅器，在金文研究上也有深厚的造詣。應聘到蘇州博物館並在南京大學從(cong) 事博士後合作研究階段，接觸到了較多的吳國青銅器與(yu) 吳文化研究，立誌鑽研江南早期曆史，近年來，先後發表了《蘇州博物館新入藏吳王餘(yu) 眜劍初探》《“姑蘇”新考》《再論吳國曆史的三個(ge) 基本問題》《太伯奔吳諸說平議》等相關(guan) 論文，在新資料的基礎上，對吳人及吳國曆史有了較深的認識，而本書(shu) 正是其力圖將吳國曆史的研究推向縱深的關(guan) 鍵一步。

半個(ge) 多世紀以來，不僅(jin) 在吳越故地，在河南、陝西、山西、湖北、山東(dong) 、安徽、江西等地也都發現了數量不少的與(yu) 吳國曆史相關(guan) 的銘文銅器。近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兩(liang) 批楚簡，雖然不是科學考古發掘所得，但其內(nei) 容對於(yu) 研究吳國曆史意義(yi) 重大，而長年來零星發現的簡帛資料也頗有補正吳史的作用。本書(shu) 即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這些資料，對《吳太伯世家》所載內(nei) 容進行了廣泛的注釋。

本書(shu) 首先以《吳太伯世家》原文為(wei) 綱，以《春秋經》《左傳(chuan) 》等傳(chuan) 世文獻及金文、簡帛等出土文獻為(wei) 目，對迄今所見吳國史料進行集成。其次立“新證”一目，對原文出現的地名、人名、史事等酌情注釋；就相關(guan) 問題介紹既有研究成果，並陳述作者自己的見解。因此，本書(shu) 的內(nei) 容已遠遠超出傳(chuan) 統文獻學的範疇，已然是一部吳國曆史研究的“集解”。該書(shu) 的出版，不僅(jin) 會(hui) 對吳國曆史及吳文化的研究，甚至會(hui) 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產(chan) 生巨大的推動，而且也會(hui) 對古文獻的整理工作產(chan) 生較大的影響。

本書(shu) 的這種呈現形式，與(yu) 傳(chuan) 統的以書(shu) 校書(shu) 的文獻整理成果已大不相同。以中華書(shu) 局新點校本《史記·吳太伯世家》為(wei) 例，新點校本與(yu) 舊點校本之間幾乎一字未改，足見傳(chuan) 統的文獻校勘方法已經走到了極限。另一方麵，近年來出現的文獻學整理新動向卻非常值得關(guan) 注。這一新動向就是在以書(shu) 校書(shu) 的基礎上，將文本以外的資料也納入文本的注釋範圍。這樣的嚐試從(cong) 金子修一主編《大唐元陵儀(yi) 注新釋》、以窪添慶文為(wei) 首的東(dong) 洋文庫中國古代地域史研究班編《水經注疏譯注》（渭水篇上，渭水篇下，洛水、伊水篇）、李曉傑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等文獻整理成果中可窺一斑。這些成果在注釋曆史文獻時，在文本之外，還吸納了曆史圖片、曆史地圖、出土文字資料、地麵文物、現場考察圖文記錄等，為(wei) 讀者呈現了一個(ge) 嶄新的視域。此外，東(dong) 潮《〈魏書(shu) ·東(dong) 夷傳(chuan) 〉的世界：邪馬台國的考古學》、梁雲(yun) 《西垂有聲：〈史記·秦本紀〉的考古學解讀》更是將大量的考古出土資料活用到了曆史文獻的研究之中。筆者近年也在完善《建康實錄》文本的基礎上，力圖結合六朝建康城的城市遺址、墓葬資料等地下出土遺物及地麵遺存，將能夠圖示化的內(nei) 容盡可能通過空間分布的形式呈現出來，讓《建康實錄》這部傳(chuan) 世文獻以一種全新的麵貌展現給讀者。本書(shu) 無疑是這一學術發展動向中的嚐試之作。 

【目錄】

序/張學鋒

前言

凡例

先祖

壽夢

諸樊

餘(yu) 祭

餘(yu) 眜

王僚

闔閭

夫差

附錄：《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參考文獻

後記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