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奪簋看西周法治實踐

作者：李成 曹瑋（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一月十五日乙未

          耶穌2022年12月8日

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M3出土的奪簋，其銘文記載了周王冊(ce) 命奪負責成周訟事和殷八師的訟罰，內(nei) 涵豐(feng) 富（《垣曲北白鵝墓地M3出土的兩(liang) 件有銘銅器》，《文物世界》2021年第1期）。奪簋年代大致為(wei) 西周中期偏晚到中晚期之際。相比於(yu) 其他訴訟類銘文，奪簋銘文中首次將“訟事”作為(wei) 單獨職事來冊(ce) 命。可見，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已經設立了專(zhuan) 職處理訟事的官員，以調解訴訟糾紛、緩解矛盾，訴訟管理成為(wei) 西周王朝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奪簋銘文具有重要意義(yi)

奪簋蓋微隆，折沿，鼓腹，腹部飾瓦楞紋，蓋緣和口沿飾帶狀竊曲紋，圈足附三小支足，具有西周中晚期銅簋的特征。西周中期晚段的銅簋一般蓋較平，捉手較低，如陝西張家坡窖藏出土的伯喜簋；至西周晚期，簋蓋隆起更甚，捉手更高，如周原董家村窖藏出的此簋。奪簋蓋略低平，捉手低，形製更近伯喜簋。

此外，奪簋和戚簋（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器）兩(liang) 篇冊(ce) 命銘文多有相似之處。兩(liang) 器所涉內(nei) 史分別為(wei) ，應為(wei) 同人，冊(ce) 命地點均為(wei) 成周大室，時間均在正月初吉，隻是未知是否為(wei) 同年。戚簋年代為(wei) 西周中期晚段，結合形製判斷，奪簋年代應在西周中期偏晚到中晚期之際。

西周中期以後，冊(ce) 命、賞賜及很多重器的製作都在“正月初吉”，如旂伯簋、五祀衛鼎、虘鍾、晉侯對盨。周王在“正月初吉”冊(ce) 命的內(nei) 容涉及占卜、作邑、訊訟、六師和八師的管理等方麵。周王冊(ce) 命奪的時間也是“正月初吉”，選擇這一時間冊(ce) 命既是對國家治理的總體(ti) 安排，也具有一定的褒獎和象征的意義(yi) 。

冊(ce) 命奪的內(nei) 容是“司成周訟事眔殷八師事”，司是主持、管理之意。訟，《說文·言部》：“爭(zheng) 也。”張舜徽釋，“訟有爭(zheng) 義(yi) 有責義(yi) ……訟乃屬爭(zheng) 訟之專(zhuan) 字矣”（《說文解字約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金文中與(yu) 訟事相關(guan) 的詞語還有“訊”“訊訟”“訊訟罰”“罰訟”。《說文·言部》：“訊，問也。”“司訟事”即訊問爭(zheng) 訟、處理獄訟。因此，奪簋的冊(ce) 命是周王命令奪管理成周與(yu) 殷八師的獄訟之事，是西周王朝在成周地區的一次重要的法治實踐活動。

金文中已有“征事”（麥方鼎）、“卜事”（卲簋丙）、“佃事”（南宮柳鼎）等，但“訟事”為(wei) 首見。奪簋銘文內(nei) 容簡短，奪受賜“赤巿、鑾旂”的命服品階雖不高，但所授職事卻非常重要，關(guan) 係到西周中後期周王朝對成周王畿的治理方式，即訟事管理的專(zhuan) 職化問題。

訟事可分為(wei) 三類

金文中已有對各種爭(zheng) 訟的審訊、立約、起誓的記載，如陝西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的匜，銘文記載伯揚父對牧牛的“判詞”，伯揚父的官職相當於(yu) 司寇。奪簋中奪的職責是記錄和見證成周訟事的處理結果，根據西周金文中訟事相關(guan) 內(nei) 容，其所管理的訟事可能涉及三類。

第一類，訊“有粦”。“有粦”為(wei) 觸犯刑律、有貪吝罪行或阻難禮法政策施行的人（李零：《讀楊家村出土的虞逑諸器》，《中國曆史文物》2003年第3期），是訟事訊問的主要對象。金文中亦有“庶右隣”“小大有隣”“庶人有粦”等多種不同表達方式。如牧簋銘“雩乃訊庶右隣，毋敢不明不中不型”（《集成》4343）。簋銘“訊小大有隣，取五鋝”（《集成》4266）。卌三年逨鼎則記載，“乃訊庶人有粦，毋敢不中不型”（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2503—25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簡稱《銘圖》）。

第二類，軍(jun) 事刑罰。金文中關(guan) 於(yu) 軍(jun) 事刑罰的記載最早見於(yu) 大盂鼎。康王命盂“廼紹夾死司戎，敏罰訟”（《集成》2837）。即王命盂管理有關(guan) 兵戎的事務，審慎處置懲罰和爭(zheng) 訟。此外，師旂鼎銘文載，“懋父令曰：宜播，厥不從(cong) 厥佑征。今毋播，其有納於(yu) 師旂”（《集成》2809），即師旂將不服從(cong) 出征命令的人狀告到伯懋父處，原本依法應該處以流放之刑，但伯懋父命令不要放逐了，改交罰金並使其重新歸於(yu) 師旂的督率之下。這是一起對師旂眾(zhong) 仆違抗軍(jun) 事命令的處罰，伯懋父任訟官，當時至少有罰金和流放兩(liang) 種處罰手段。

第三類，與(yu) 經濟相關(guan) 的訴訟。隨著西周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關(guan) 於(yu) 土田、隸仆等紛爭(zheng) 逐漸多起來，恭懿時期出現貴族之間以物品交換耕地或林地的現象（曹瑋：《衛盉銘文與(yu) 西周土地製度的變化》，《周原遺址與(yu) 西周銅器研究》，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這些交易難免出現糾紛。山西絳縣倗國墓地出土的肅卣（M2∶75），事關(guan) 庶人的人身自由之爭(zheng) 。董珊解釋器銘（《山西絳縣橫水M2出土肅卣銘文初探》，《文物》2014年第1期）為(wei) 伯氏自庶人中選六家作為(wei) 肅的家仆，六家對此不滿，後由周王出麵，指派若幹重臣解決(jue) 這一爭(zheng) 端，並最終將仆“付肅於(yu) 成周”。銘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邑人有向上諫諍，並使周王裁決(jue) 糾正“害義(yi) ”的權利。

五年琱生簋、琱生尊與(yu) 六年琱生簋的銘文內(nei) 容前後銜接，記錄召伯虎和琱生之間土地糾紛及其調解過程。根據周原考古資料，學界一般認為(wei) 這是位於(yu) 周原的周、召兩(liang) 處相鄰采地間的土地糾紛。然而，陳夢家、林沄、李學勤、王輝、朱鳳瀚等學者認為(wei) ，召伯虎和琱生是同一家族大宗和小宗的關(guan) 係。兩(liang) 件琱生簋皆是傳(chuan) 世器，據五年琱生簋最早的著錄信息：“見洛陽市中，後歸山西馬氏”，兩(liang) 簋很有可能出自洛陽。除了周原的召地，召伯虎在成周也有采邑，洛陽C5M906號墓出土了召伯虎為(wei) 死去父親(qin) 作的銅盨。《左傳(chuan) 》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yu) 成周而作詩。”文獻中的召穆公即召伯虎，西周晚期召伯虎家族在成周活動較多。因此，琱生三器銘文記載的土地很大概率位於(yu) 成周，這應是一起發生於(yu) 成周的土地糾紛。

由金文中的訊訟相關(guan) 記載可見西周時期的訟事內(nei) 容主要有三種：一是審訊管轄民眾(zhong) 內(nei) 的有罪之人；二是對違反軍(jun) 事命令人員施以處罰；三是處理民眾(zhong) 之間利益紛爭(zheng) 之事。和宗周地區一樣，西周中期以後成周的社會(hui) 經濟發展較快，多見土田、仆役等利益之爭(zheng) ，此類訴訟在貴族之間、貴族與(yu) 平民之間都有發生。

訟罰管理專(zhuan) 職化

西周偏早時期，訟事一般由司馬、司空、司徒或行政長官兼任，司法權僅(jin) 為(wei) 主職司外的附加職責，一般用在所司職事之末、所得俸祿之前，是給予被冊(ce) 命者附加的特殊權力。如簋銘文曰“更乃祖服作塚(zhong) 司馬，汝乃諫訊有粦，取十鋝”（《銘圖》5362）；簋銘文曰“令邑於(yu) 鄭，訊訟，取五鋝”（《銘圖》5258）。揚簋銘文最典型，曰“揚，作司工，官司量田佃、眔司位、眔司芻、眔司寇、眔司工事，錫汝赤韍、鑾旗，訊訟，取五鋝”（《集成》4294）。王冊(ce) 命揚為(wei) 司工，具體(ti) 負責事項很多，而訊訟權被置於(yu) 所有職司甚至所賜命服之後，顯示訊訟為(wei) 揚若幹職司中的一項，並非西周中期國家治理的重點。

牧簋銘文載“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士，今餘(yu) 唯或改，令女辟百寮”（《集成》4343），是一篇改封牧職司的銘文，先王時期牧所任司士與(yu) 訴訟無關(guan) ，如今繩治違法的群臣百僚，李學勤分析說，“當時朝中有事，出現不合法律的囚禁，對民眾(zhong) 也多有暴虐的情形；審訊嫌犯時不公正，一味置之死地”（《四十三年佐鼎與(yu) 牧簋》，《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2期）。牧簋年代為(wei) 西周中期偏晚，相傳(chuan) 出自扶風，表明以恭懿為(wei) 界，西部王畿內(nei) 的司法權不再由其他官員兼任。奪簋與(yu) 牧簋年代相當，銘文中“訟事”是冊(ce) 命奪唯一的職事，訟事不再作為(wei) 主要職司以外的附加權力，而是設置專(zhuan) 職處理訟事的官員。牧得到的賞賜有“秬鬯一卣、金車、賁較、纁裏、旗、駼馬四匹，”，奪的冊(ce) 命賞賜相對較少，這應與(yu) 奪僅(jin) 任有司，不負責具體(ti) 的審判有關(guan) 。奪簋和牧簋銘文表明，在解決(jue) 矛盾、維持社會(hui) 穩定方麵，周王朝對東(dong) 西部王畿的官員任命和管理措施基本一致。

綜上所述，“訟事”在奪簋銘中首次單獨出現，表明西周時期在懿王以後，成周土田爭(zheng) 訟、主仆相爭(zheng) 等利益衝(chong) 突增多，訴訟在處理相關(guan) 問題中的作用越來越凸顯。同時，管理“訟事”的官員由兼職轉變為(wei) 專(zhuan) 職，說明法治已經成為(wei) 西周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手段。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國古代青銅器發生學研究”（19XKG009）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