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勝質則史”意蘊新探

作者：陳放（山東(dong) 體(ti) 育學院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一月初七日丁亥

          耶穌2022年11月30日

在中國古代史學和經學發展進程中，“文勝質則史”是一個(ge) 重要的觀念。尤其是關(guan) 於(yu) 何為(wei) “文”，何為(wei) “史”，曆代學者進行了許多注解和討論，其中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史”的確切含義(yi) 及其深層蘊涵。盡管如此，研究者尚未就“文”“史”兩(liang) 個(ge) 概念的確切含義(yi) 和深層意蘊達成一致看法，關(guan) 於(yu) “文勝質則史”的理解和闡釋方麵，也仍有繼續探析的必要。

“文”表明上古史官的寫(xie) 史特點

“文勝質則史”出自《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需要指出的是，這句話並不是在講“史”，而是在講怎樣做人以及做人所應具備的基本修養(yang) 。但是，這句話卻透露了上古時期的史學屬性與(yu) 品質。因此，曆代注解多從(cong) 史學史而非人才史角度予以解釋，特別著重於(yu) 揭示其中所蘊含的“文”與(yu) “史”的關(guan) 係。東(dong) 漢包鹹注釋說：“史者，文多而質少。”宋代邢昺進一步指出：“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yu) 質，則如史官也。”這裏明確了兩(liang) 點，一是“史”的品質或特點就是“文”多“質”少；二是“史”指的是人，即史官。

白壽彝先生同意上述看法，並進一步揭示了為(wei) 什麽(me) 史官會(hui) “文勝質”。他在《中國史學史》第1冊(ce) 中說：“因為(wei) 史官要參加宗教活動，他所作的媚神之詞，總難免華而不實，是文勝質的。”這樣一來，白壽彝先生便繼續將問題推向了對史官與(yu) 原始宗教關(guan) 係的探討。史官之所以“文勝質”，是由史官在上古社會(hui) 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職業(ye) 特質使然。顯然，他洞悉了上古社會(hui) 的基本特點，而史官既體(ti) 現整個(ge) 社會(hui) 的特點，又服從(cong) 於(yu) 當時社會(hui) 的基本屬性。

如此看來，當時史官寫(xie) 史不是沒有“質”，而是“文勝質”。“文”具有統領“質”的內(nei) 涵與(yu) 地位。在這個(ge) 命題背後所蘊含的，不僅(jin) 是寫(xie) 史觀念，還是整個(ge) 社會(hui) 的文化觀念。由於(yu) 整體(ti) 社會(hui) 性質及文化觀念的限製，史官依照“文勝質”的基本規則去寫(xie) 史，從(cong) 而形成整個(ge) 寫(xie) 史係統的特點。

那麽(me) ，這個(ge) 特點有沒有先秦時期文獻的印證呢？筆者認為(wei) 是有的。《韓非子·難言》：“捷敏辯給，繁於(yu) 文采，則見以為(wei) 史。”《儀(yi) 禮·聘禮》：“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這不僅(jin) 顯示了“史”的“繁於(yu) 文采”，還表明了“繁於(yu) 文采”的一個(ge) 重要表現是“辭多”。這兩(liang) 段話均可以與(yu) 白壽彝先生的觀點相互印證。特別是“辭多”，應該含有白壽彝先生所謂“華而不實”的意思。東(dong) 漢時期，王充《論衡·量知》還在說：“能雕琢文書(shu) ，謂之史匠。”由此可以看出，上古時期“繁於(yu) 文采”之論對於(yu) 史學而言影響深遠。

“文”是史官寫(xie) 史的筆法規則

“文勝質”所指向的上古是孔子之前，特別是西周時期。西周時期形成了完備的官守及史官製度，“文勝質”反映了西周史官的寫(xie) 史特點。那麽(me) ，“文”的具體(ti) 內(nei) 涵又是什麽(me) 呢？它在具體(ti) 寫(xie) 法上意味著什麽(me) 呢？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文”是一個(ge) 內(nei) 容豐(feng) 富、含義(yi) 複雜的概念。政治製度可以叫作“文”，凡是寫(xie) 成文本的東(dong) 西也可以叫作“文”。總之，文化、文明、文字、文本、文理、文辭以至於(yu) 色彩，都包含在“文”的概念之內(nei) 。後世人們(men) 又往往將它等同於(yu) “文學”，這顯然不確切，但也反映了“文”與(yu) “文學”確實關(guan) 聯密切。不過，“文”還有一個(ge) 突出的文章學含義(yi) ，那就是“筆法”。一談到“文”，就意味著它指向一套獨特的寫(xie) 作手法與(yu) 規矩。

因此，“文勝質則史”具有寫(xie) 作筆法的寓意。《孟子·離婁》說，孔子之前的各國史書(shu) ，如晉之《乘》、楚之《檮杌》以及魯之《春秋》，都遵循一個(ge) 共同原則——“其文則史”。胡適在《論〈春秋〉答錢玄同》中認為(wei) ，這裏所說的“文”就是指文字體(ti) 裁。楊伯峻在《孟子譯注》中也認為(wei) ，“文”是指筆法。所以，“文勝質則史”不限於(yu) 表明孔子之前曆史寫(xie) 作的一個(ge) 基本事實，還暗示著這個(ge) 事實中所包含的曆史文本寫(xie) 作規則。

那麽(me) ，“則史”的“則”字是什麽(me) 意思呢？曆代學者對其幾乎視而不見，似乎它不言自明。清代王引之的《經傳(chuan) 釋詞》與(yu) 吳昌瑩的《經詞衍釋》對“則”字做了詳細討論，卻均沒有舉(ju) “則史”的例子。其實，“則”字非常關(guan) 鍵。《詩·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足見“則”字有“規則、規律”的意思。“則史”就是指史官的規則。

關(guan) 於(yu) 曆史文本的筆法規則，曆史上曾有“文筆之辨”之論。總體(ti) 上說，就是認為(wei) 曆史不應該依照“文”的規則去寫(xie) 作，這種觀念來自孔子所說的“文勝質則史”。這表明，孔子的曆史文本筆法觀念，與(yu) 先前的史官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孔子顯然既不認同先前史官的寫(xie) 史規則，也不讚同他們(men) 的具體(ti) 做法。因此，孔子作《春秋》時，另立了一套標準。在指導思想上，不再以“文”為(wei) 宗旨，而是隻取先前史書(shu) 中的“義(yi) ”，把“義(yi) ”樹立為(wei) 最高標準。在具體(ti) 筆法上，不再主張“文勝質”，而是改為(wei) 文質彬彬、文質相宜。孔子認為(wei) ，魯國的《春秋》與(yu) 晉《乘》、楚《檮杌》沒有本質區別，都沒有突顯出“義(yi) ”，而且在筆法上存在“文勝質”的片麵性。這反過來又是導致“義(yi) ”未能得到彰顯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要另立一套“春秋筆法”，代替“文勝質”的史學傳(chuan) 統。後世經學家與(yu) 史學家一致推崇孔子的“《春秋》筆法”，一方麵是由於(yu) 《春秋》建構了影響兩(liang) 千多年封建社會(hui) 的政治倫(lun) 理，另一方麵也因為(wei) 《春秋》開創了私人寫(xie) 史的先例，具有為(wei) 史學史劃界的意義(yi) 。單就史書(shu) 寫(xie) 作筆法而言，以孔子所作《春秋》為(wei) 界，曆史寫(xie) 作的筆法改變了以“文”為(wei) 綱領、為(wei) 筆法規則的觀念與(yu) 做法。“春秋筆法”被後世史家繼承光大，特別是在去除“文飾”方麵，劉知幾等史學理論家作了大量論述。

“文”是史書(shu) 寫(xie) 作的最初特征

孔子之前，曾有“百國《春秋》”之說。從(cong) 百國《春秋》到孔子私撰《春秋》，確實是史學史上的一個(ge) 重大事件。首先是寫(xie) 史觀念發生了裏程碑式的轉變。其次是由總體(ti) 觀念的變化帶來了具體(ti) 寫(xie) 史規則的改變。先前僅(jin) 僅(jin) 以“文”為(wei) 規則，現在則是以“義(yi) ”去統領“文”與(yu) “事”。換言之，不再允許“文勝質”。寫(xie) 史觀念改變之後，“文”的地位下降，曆史寫(xie) 作的真實性、客觀性日漸突出。

在“文勝質”的背景下，曆史寫(xie) 作難免如《史通·敘事》所說“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文非文，史非史”。在孔子之前的史官看來，對曆史進行“練飾”或“雕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後世劉知幾等人看來，這是違背史學原則的。孔子雖然對先秦時期的寫(xie) 史觀念、寫(xie) 史筆法不滿意，認為(wei) 那些史書(shu) 都沒有特別突出“義(yi) ”，但由於(yu) 他特別向往西周製度，並沒有指責史官的意思。孔子總的看法與(yu) 做法是改進，而不是推倒重來。所謂“述而不作”，即包含這方麵的含義(yi) 。

無論對孔子之前的“文勝質”，還是對孔子之後的“文質彬彬”，我們(men) 都應抱持曆史主義(yi) 與(yu) 曆史演變的視角來看待、分析。所謂“文質彬彬”，運用於(yu) 筆法寫(xie) 作上，就是“文質相宜”。孔子史學寫(xie) 作的最初觀念及相應形態，有其出現的曆史必然性。其後的改變，也有其曆史必然性。它們(men) 都具有曆史的合理性，反映了中外史學發生、發展的共同規律。從(cong) “文勝質則史”的具體(ti) 曆史內(nei) 容與(yu) 史學演變線索來看，以下三點特別值得注意。

其一，它表明“史”與(yu) “文”同源。正如《史通·載文》所說：“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對此，不僅(jin) 史學史方麵的著作有揭示，而且民族學、人類學、詩學以及文藝理論等方麵的著作也有揭示，值得我們(men) 更深入地予以綜合探討。

其二，它表明最初的史官大都具有文學修養(yang) 。劉師培在《周末學術史序》中說：“巫祝之官，亦大抵工於(yu) 詞令。”“周代司祭之官，多嫻文學。”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yu) 史官。劉知幾在《史通·覈才》中說：“蓋史者，當時之文也。”僅(jin) 就最缺乏文學性的《尚書(shu) 》而言，錢基博先生在《後東(dong) 塾讀書(shu) 雜誌》中說，《尚書(shu) 》與(yu) 《左傳(chuan) 》《國語》一樣，都屬於(yu) “散中帶駢者”。這印證了劉知幾的觀點。總之，史學與(yu) 文學的關(guan) 係糾葛，乃始於(yu) 上古時期，與(yu) 上古社會(hui) 的整全性特點密不可分。

其三，它表明先秦時期的史學，同樣發生了由“文勝質”到“文質相宜”的變化。這個(ge) 變化，以相傳(chuan) 孔子所作的《春秋》為(wei) 界碑。因此，《春秋》客觀上發揮了促使史學轉化的作用。由於(yu) 先秦時期直接史料的缺乏，關(guan) 於(yu) 《春秋》作用方麵的相關(guan) 證據不妨從(cong) 觀念史角度進行考索。事實證明，在古人的觀念表達中，蘊含著大量真實的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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