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與(yu) “無道”

作者：田廣清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在億(yi) 萬(wan) 人呼喚公平正義(yi) 的當下,我想起了20世紀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劃時代的著作《正義(yi) 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兼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的這部著作1971年出版後，被國際學術界推崇為(wei) 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法律哲學和社會(hui) 哲學的“最偉(wei) 大的成就”，也被譽為(wei) 與(yu) 洛克的《政府論》、密爾的《論自由》齊名的“自由民主傳(chuan) 統的經典著作”。它被翻譯成各種主要文字，迅速且長期地風靡世界。各國在改革完善政治製度和社會(hui) 分配製度時，大都從(cong) 中汲取有益的思想營養(yang) ，尋求合理的解決(jue) 方案。

《正義(yi) 論》之所以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原因之一是它把正義(yi) 確立為(wei) 人類最高的道德原則，奉為(wei) 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美德；同時將其視為(wei) 社會(hui) 製度應具備的第一屬性，認為(wei) “正義(yi) 是社會(hui) 製度的首要價(jia) 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ti) 係的首要價(jia) 值一樣。”因而使得正義(yi) 成為(wei) 社會(hui) 運行發展的基石。

去年是《正義(yi) 論》出版50周年，也是其作者誕辰100周年；今年11月24日是他逝世20周年。我想通過探討這樣一個(ge) 問題來紀念他——在中國本土文化中，有沒有與(yu) “正義(yi) ”相對應的概念和範疇？有沒有與(yu) 《正義(yi) 論》相埒相儕(chai) 的公平正義(yi) 方麵的思想資源？

探索的結論是：有。那就是“道”和“道義(yi) ”。

中國文化中的“道”和“道義(yi) ”指的是什麽(me)

國人皆知，在中國文化中，“有道”還是“無道”，標誌著一個(ge) 政權或一個(ge) 統治者是否具有正義(yi) 性與(yu) 合法性。大家慣於(yu) 將國政不修、政治黑暗的國家稱為(wei) “無道之國”；將無德、暴虐、沒有德政的君主稱為(wei) “無道之君”；將秩序大壞、動蕩紛亂(luan) 的社會(hui) 稱為(wei) “無道之世”。

如《尚書(shu) ·周書(shu)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後漢書(shu) ·袁術傳(chuan)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後，暴及弘農(nong) 。”《東(dong) 周列國誌》第三回：“天子無道，廢嫡立庶，忠良去位，萬(wan) 民皆怨，此孤立之勢也。”《說唐》第二八回：“當今皇帝無道，欺娘弑父，鴆兄圖嫂，嫉賢害忠。”都是說這些統治者昏虐暴戾，罪行累累，喪(sang) 失了正義(yi) 性與(yu) 合法性。

可見中國的“道”，是與(yu) “正義(yi) ”距離最近的一個(ge) 概念。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說的就是：正義(yi) 的事業(ye) 會(hui) 得到廣泛支持，不正義(yi) 之事則很少有人幫助。

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明確指出：中國的“道”，既是道德的，又是合於(yu) 規律的，合於(yu) 規則和秩序的，合於(yu) 人間眾(zhong) 誌的，那顯然就是正義(yi) 的，“這是一種和希臘哲學‘正義(yi) ’概念相對應的道德秩序。”[1]

但是，中國的“道”與(yu) “正義(yi) ”的內(nei) 涵並非完全相同。它是比正義(yi) 更大、更高、更廣的一個(ge) 龐大範疇。它包涵了正義(yi) ，決(jue) 定著正義(yi) ，統領著正義(yi) ，規範著正義(yi) ，以正義(yi) 為(wei) 核心，但又不局限於(yu) 正義(yi) 。

這是因為(wei) ，在中國文化裏，“道”是一個(ge) 多元的、複雜的概念。綜合《辭源》、《詞海》、《說文解字》、《康熙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孔子大詞典》、《儒學大詞典》等工具書(shu) 的解釋，“道”的基本涵義(yi) （由於(yu) 本文重點探討的是“道”的社會(hui) 政治屬性，故其他涵義(yi) 從(cong) 略）主要是：

（一）“道”的本義(yi) 為(wei) 道路。《說文》：“道，所行道也。”《詩·小雅·大東(dong)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二）後來，由道路引申出思想主張、理論學說、宗教信仰、政治立場等涵義(yi) 。如道學、傳(chuan) 道、誌同道合、以道為(wei) 師、得道高士、離經畔道等。《論語·衛靈公》：“道不同，不相為(wei) 謀。”《論語·裏仁》：“吾道一以貫之哉。”

（三）道家、儒家和法家將“道”視為(wei) 宇宙本體(ti) 和世界本原，即“萬(wan) 物之源”。它啟動了宇宙的發生並生成天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wan) 物。”《韓非子·解老》：“道者，萬(wan) 物之始……萬(wan) 物之源。”

（四）“道”還指事理、法則和規律，甚至是最高原理，即“萬(wan) 理之本”，是推動宇宙萬(wan) 事萬(wan) 物運行的最根本的動力、主導、普遍規律和內(nei) 在靈魂。《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yu)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

（五）在政治領域，“道”象征著合格的政府、清明的政治局麵、理想的政治秩序或良性的政策製度。孔子雲(yun)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2]“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3]正如英國漢學家亞(ya) 瑟·威利在其《論語》譯本的導言中指出的：“‘天下有道’的意思是世界上好的政府占支配地位。”

（六）在尊崇道德的中國古代社會(hui) ，“道”突出代表著道德和正義(yi) ，曰“道義(yi) ”。它與(yu) “正義(yi) ”幾乎是同義(yi) 語，它所追求的正是平等、公平、正義(yi) 的境界。人之所以為(wei) 人，就在於(yu) 人能夠遵循“道義(yi) ”，推動社會(hui) 在“道義(yi) ”的規範下發展。《左傳(chuan) 榖梁傳(chuan) ·僖公二十二年》：“古者披甲嬰胄，非以興(xing) 國也，則以征無道也。”《史記·陳涉世家》：“伐無道，誅暴秦。”李大釗的“鐵肩擔道義(yi) ”，就是擔當起真理和正義(yi) 。世人所謂“替天行道”，就是替上天主持公道，伸張正義(yi) 。

以上是撮其要義(yi) 。正由於(yu) “道”具有如此博大、精深、崇高的內(nei) 涵，且關(guan) 乎國家盛衰興(xing) 亡和人民安危禍福，所以，在傳(chuan) 統中國，“道”成為(wei) 高於(yu) 、重於(yu) 、尊於(yu) 統治者的至高無上原則，天子和國王都必須遵守。早在戰國時期就有“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的古訓。

“道”也成為(wei) 士大夫階層正確的價(jia) 值觀，成為(wei) 衡量人與(yu) 野獸(shou) 的分水嶺，成為(wei) 蘊涵於(yu) 士人君子心靈深處的內(nei) 在的決(jue) 定性的力量。

他們(men) 秉持和追求的是“誌於(yu) 道，據於(yu) 德。”[4]“朝聞道，夕死可矣。”[5]“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6]“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yu) 事而慎於(yu) 言，就有道而正焉。”[7]“道之所在，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8]

士人君子認為(wei) ，隻有以崇道、學道、行道、弘道、衛道為(wei) 使命，才能成為(wei) 真正的君子、賢人、大丈夫和聖人；用現在的話說，才能成為(wei) 文明的人，高尚的人，純粹的人，大寫(xie) 的人，真正的人，有益於(yu) 人民和社會(hui) 進步的人。它早已成為(wei) 幾千年來士人君的人生信仰，建立“有道”社會(hui) 正是他們(men) 終生奮鬥的矢誌不渝的理想。可以說，每個(ge) 正派、正義(yi) 、正直的人，無不是“道”的忠實信徒。

這就是說，“道”亦帶有某種宗教的意義(yi) 。它反映的是人間與(yu) 自然界的共同規律和內(nei) 在秩序，二者都要按它的規則和規律行事，具有一種非人格化的力量。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就指出：“它既有宗教的又是道德的涵義(yi) ：宗教強調超越的涵義(yi) ，而道德強調內(nei) 在的涵義(yi) 。”[9]

在“道”這個(ge) 龐大範疇之下，有著許多個(ge) 層次。從(cong) 宏觀上說，主要分為(wei) 天道和人道。

所謂“天道”，是指宇宙運行規律及運行原則，它是道的功能在宇宙中的體(ti) 現。宇宙在生成和運行中的所形成的程序、條件、方式、規則和規律，其功能和效用就如同自然法。在這個(ge) 自然法的統治下，客觀世界不以誰的意誌為(wei) 轉移，誰也不能破壞它的井然有序和嚴(yan) 格運行，包括上帝也不能。

這就決(jue) 定了隻能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而不是相反；同時，也決(jue) 定了人道必須遵循天道所做出的示範、啟示、規律和規則，違反了就要失敗，就要受懲罰；也就是說，隻有遵循天道原則和規律而運行的社會(hui) 才是有道社會(hui) ，違反天道原則和規律的社會(hui) 為(wei) 無道社會(hui) 。

正如孔子所說：“獲罪於(yu) 天，無所禱也。”[11]亦如荀子所言:“天行有常,不為(wei) 堯存,不為(wei) 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luan) 則凶。”[12] 

所謂“人道”，是指道的功能在人類社會(hui) 的原則和體(ti) 現。它至少包括四個(ge) 層次：

一是政道、治道，即治國平天下之道，如“堯舜之道”、“先王之道”、“文武之道”、“聖人之道”、“內(nei) 聖外王之道”等，今習(xi) 慣統稱治國理政之道。《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它下麵還有王道、霸道、為(wei) 君之道、為(wei) 臣之道、決(jue) 策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仁義(yi) 之道等。

二是指行事原則。如經商有“生財之道”，企業(ye) 有“經營之道”，健康有“養(yang) 生之道”，為(wei) 人有“待人處世之道”等等。

三是指人性和符合人性要求的人道主義(yi) 。即人們(men) 常說“很講人道”或“很不人道”。如“廄焚。子退朝，曰：‘傷(shang) 人乎？’不問馬。”[13]馬廄失火後，孔子退朝回來，不問馬怎麽(me) 樣了，而是關(guan) 心是否傷(shang) 到了人，體(ti) 現了孔子的人道主義(yi) 關(guan) 懷。

四是做人之道，即“君子之道”。它要求士人君子立身行事要有高尚的道德修養(yang) 和精神境界，成為(wei) 一個(ge) 正派的有道德的人。美國哲學家赫伯特·芬格雷特理解為(wei) “走正道”：“孔子把走正道以外的任何走法都看作走歪道、迷路或者有道不走”“不偏不倚地沿著正道走，就賦予他極大的精神尊嚴(yan) 以及蘊含在‘道’之中的力量。”[14]

嚴(yan) 格地說，一個(ge) 偏離和背棄了正道的人，就不成其為(wei) 人。根據得道的程度，老子對人有善人和不善人的區別，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分；孔子和孟子則有聖人、大丈夫、君子與(yu) 小人之分。君子之道下麵還有中庸之道、忠恕之道、忠孝之道、誠信之道、和諧之道等等。

由此可見，天道與(yu) 人道、天誌與(yu) 人間眾(zhong) 誌是一致的，既能相互貫通，相互說明，相互印證，還能相互支持，相互充實，相互提升，二者是能動的“天人合一”。

但是，僅(jin) 僅(jin) 說到這裏，還不能充分揭示“道”的根源、麵貌與(yu) 屬性，以及它與(yu) “正義(yi) ”的關(guan) 係。穀錢錢先生認為(wei) ：相對於(yu) 迄今為(wei) 止人們(men) 對“正義(yi) ”的理解，感到“正義(yi) 理論還應當有更深厚的根基，應當依據某種深刻的對於(yu) 人類曆史和社會(hui) 發展的認識，依據某種有關(guan) 人及其文化的哲學，這樣才可能使理論徹底，才可能根基穩固……才可能最終地說服和把握人。”[15]

我認為(wei) ，中國的“道”和“道義(yi) ”恰恰在這方麵做出了重要貢獻。它建立在天地宇宙生存法則和運行規律的基礎上，通過人類總結千百代生產(chan) 生活經驗而形成，正是人類對於(yu) 自然界、人類曆史和社會(hui) 發展的科學認識的結晶。它不僅(jin) 為(wei) “正義(yi) ”理論提供了多學科的、多角度的、更為(wei) 係統的理論支撐，而且為(wei) 它提供了更加深厚和穩固的思想根基、更加高遠的立足點和更加廣闊的視域。它不僅(jin) 鑄造了過去，而且也鑄造著現在和將來，它本身也不斷地被改變和被重新鑄造著。它必將與(yu) 正義(yi) 理論一起，成為(wei) 促進當今與(yu) 未來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健康發展的有效而長久的思想資源。

美國學者郝大維、安樂(le) 哲對中國“道”的價(jia) 值認識得較為(wei) 到位。他們(men) 指出：“‘道’是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是由綿延的世世代代概括和完成的經驗。”“它包含了全部曆史所組織和構造的人的經驗。它也是一個(ge) 造就世界的過程，是一個(ge) 將人類文化的各個(ge) 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中的基本一致性統一起來的過程。”“這種客觀的‘道’，是意義(yi) 和價(jia) 值的源泉。”[16]

香港翻譯家、語言學家、漢學家劉殿爵在《論語》譯本中也指出，“道”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政治領域，而是“關(guan) 於(yu) 宇宙和人的真理的總和。”

正因為(wei) 如此，在短短五千言《老子》中，“道”字出現了七十七次；一萬(wan) 餘(yu) 字的《論語》中，“道”字出現了八十九次。許多研究成果表明，“道”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個(ge) 核心概念，而且居於(yu) 統領統禦地位，堪稱重要良性思想遺產(chan) 。迄今為(wei) 止，學術界對“道”和“道義(yi) ”，包括它與(yu) “正義(yi) ”關(guan) 係的研究還很不夠，有必要深入發掘、闡釋和弘揚。

中國人憧憬的“有道政治”是什麽(me) 樣子？

國人對“有道政治”“有道社會(hui) ”已經望眼欲穿至少數千年了。那麽(me) ，在他們(men) 的心目中，那種政治和社會(hui) 是個(ge) 什麽(me) 樣子呢？

一、有道的政治必定是、也隻能是有德的政治

“道”的基本屬性是“德”，道之所以能生養(yang) 和規範萬(wan) 物，就是因為(wei) 它有大德，無德就不成其為(wei) 道。

把這個(ge) 原理投射到政治上來，就要求國家必須是有德的國家，政權是有德的政權，君主是有德的君主。否則德衰於(yu) 上，世亂(luan) 於(yu) 下，僅(jin) 此一條，世人就可以說它是無道政治。

這表明，“道”隻能由有德之人來踐行和實行，無德之人行不了道，成就不了有道之世。正如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先生所言：“統治者的道德完全不是他的私事。”[17]

老子就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cong) 。”[18]意謂大德服從(cong) 於(yu) 大道，行大道者必得有大德。

孔子也說：“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 道是用來彰示德的，德是用來遵循道的。沒有德，道就不會(hui) 得以尊崇；沒有道，德就無法得以彰明。[19]他指出，領導者的道德人格愈高，就愈得民心，執政效能就愈理想。“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20]“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拱之。”[21]“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2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23]

意謂領導者如果有德、正派，群臣和百姓就會(hui) 像眾(zhong) 草隨風偃伏、群星圍繞北鬥那樣，不言而威，不令而從(cong) 。換句話說，統治者隻有成為(wei) 道德上的楷模，才會(hui) 成為(wei) 政治上的權威。

孟子認為(wei)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靠武力使人服從(cong) ，那不是真心的服從(cong) ，隻是對方反抗你的力量不夠罷了；靠德行使其服從(cong) ，人家才會(hui) 心悅誠服。[24]

《易傳(chuan) ·乾卦》雲(yun) ：“夫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與(yu) 日月合其明，與(yu) 四時合其序，與(yu)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yu) 人乎?”意謂合格的執政者，其道德像天地一樣覆載萬(wan) 物，其聖明像日月一樣普照大地，其施政像四時一樣井然有序，其示人吉凶像鬼神一樣奧妙莫測。他雖有時會(hui) 先於(yu) 天象而行動，但天不違背他；雖有時會(hui) 後於(yu) 天象而處事，但也能遵循天的變化規律。天尚且不違背他，何況人呢?

《禮記·中庸》雲(yun) ：“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25]意謂隻有具有天下至誠的德性，才能成為(wei) 治理天下的崇高典範，樹立天下的根本法則，深諳天地化育萬(wan) 物的道理。

這些都告訴我們(men) ：天下者，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隻有有德的執政者才能“合道”，即知曉、配合和順應天道，在社會(hui) 政治領域踐行與(yu) 天道合一的人道，開創有道之世。反之，失德必定失道，成為(wei) 無道之主，最後都沒有好結果。故而《戰國策》說：“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26]

那麽(me) ，政德都包括些什麽(me) 呢？在王朝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文化看來，政德主要指仁義(yi) 禮智信、忠孝廉恥等道德規範。其中首要一條就是看政權和執政者是否確立了“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理念。

“天下為(wei) 公”是“天道”對政德的示範和要求。孔子雲(yun)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27]意謂上天無私地覆蓋大地，大地無私地承載萬(wan) 物，日月無私地照耀天下。因此，當權者也應當秉承天道，做到“三無私”，為(wei) 公執政。

《禮記·禮運》雲(yun)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這裏“為(wei) 公”是與(yu) “為(wei) 私”相對立的，其主旨是：國家是公共的，是“天下公器”，屬於(yu) 天下大眾(zhong) 所有，並非掌權者一人、一家、一族、一派、一集團的私有物，不能壟斷，不能專(zhuan) 擅，不能獨享，不能私用。否則就是竊國大盜。

在中國典籍裏，這樣的論述很多。如《尚書(shu) 》雲(yun) ：“無偏無黨(dang) ，王道蕩蕩。”[28]《商君書(shu) 》雲(yun) ：“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9]《管子》雲(yun) ：“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30]《淮南子》雲(yun) ：“公正無私，一言而萬(wan) 民齊。”[31]《貞觀政要》在總結唐太宗的執政經驗時，指出其“理國要道，在於(yu) 公平正直。”[32]等等。

因此，執政者必須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立法定製也好，決(jue) 策用人也好，都必須從(cong) “公天下”出發，循公義(yi) ，行公道，求公正，達公平。這不僅(jin) 是幾千年來仁人誌士孜孜以求的社會(hui) 理想和政治訴求，也是每一個(ge) 從(cong) 政者必須具備的政德，是有道社會(hui) 的根本法則和根本哲學。

正如英國啟蒙思想家、“自由之父”約翰•洛克所言：“權力不能私有，財產(chan) 不能公有，否則人類就進入災難之門。”[33]

反之，執政者如不能從(cong) “天下為(wei) 公”出發，而是立政為(wei) 私，壟斷權力，壟斷利益，為(wei) 自己和一小撮既得利益群體(ti) 而掌權，他就是無道之主，就會(hui) 遭致人民反對，失去治理國家的資格。

譬如，官場不是吏治清廉，兩(liang) 袖清風，而是重利輕義(yi) ，見利忘義(yi) ，貪腐成風，賄賂公行，“三年清知府，十萬(wan) 雪花銀”，“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34] 贓官墨吏遍地橫行，清官廉吏難以立身，那不就是無道政府嗎？

再如，在用人方麵，不是選賢任能，唯才是舉(ju) ，德才兼備，五湖四海，而是任人唯親(qin) ，搞裙帶關(guan) 係，拉幫結派，結黨(dang) 營私，親(qin) 小人遠賢臣，用奴才而不用人才，無愛才之心用才之道，有摧才之法囚才之方，搞得英才含辱忍垢，宵小沐猴而冠，讒人高張，賢士匿伏，黃鍾毀棄，瓦缶雷鳴，朝野乏濟世安邦之器，上下多趨炎附勢之徒，那就是行私而去公，就是在搞“私天下”，就是無道政治。

又如，不遵循國法、製度和規則，濫用權力。凡曆史上政治清明、國勢強盛時期，君主的權力都是受到一定限製的，如唐太宗時期對君權規定有“四不可”：“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yu) 天，反道於(yu) 地，覆道於(yu) 社稷，無道於(yu) 黎民。此堂得以議之。”[35]意謂，凡是皇帝的行為(wei) 涉嫌違背天道和地道，有可能危害國家和百姓的，都要拿到政事堂討論，不能由皇帝恣意妄為(wei) 。

《詩經·相鼠》曰：“相鼠有體(ti)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記・曲禮》雲(yun)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shou) 。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shou) 之心乎？”意思說，人不講規矩，不守禮儀(yi) ，不遵守道德，那就與(yu) 禽獸(shou) 沒有兩(liang) 樣，還不如盡快死掉。

看如今某些領導者，天天讓老百姓遵紀守法，他們(men) 自己則為(wei) 所欲為(wei) ，無法無天，什麽(me) 人倫(lun) 、天理、黨(dang) 紀、政紀、國法，統統視若兒(er) 戲。若由這些禽獸(shou) 充斥政壇，怎麽(me) 會(hui) 是有道政治？

複如，無德的執政者都依賴權術，不光明磊落。荀子雲(yun) ：“用國者，義(yi) 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36]隻有靠道義(yi) 和信義(yi) 才能建立王業(ye) 和霸業(ye) ，若依賴權謀則必然滅亡。而有些統治者，卻是治國無方，弄權有術，為(wei) 達卑劣目的而不擇手段。他們(men) 有權無恐，常常冒天下之大不韙，好勇鬥狠，心黑手辣，薄恩寡義(yi) ，冷血無情，經常玩弄起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出爾反爾、口是心非、陽奉陰違、蔽上罔下、猜忌多疑、裝聾作啞、掩耳盜鈴、信口雌黃、瞞天過海、指鹿為(wei) 馬、移花接木、偷天換日、聲東(dong) 擊西、誑言欺世、謊言愚民、虛虛實實、上下其手、陽奉陰違、兩(liang) 麵三刀、顧左右而言他、翻手為(wei) 雲(yun) 覆手為(wei) 雨等陰謀詭計和旁門左道，企圖玩萬(wan) 民、萬(wan) 國於(yu) 股掌之上；有的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明目張膽地用流氓手段、特務手段、恐怖手段和暴力手段來對付臣民，許多方麵已經黑幫化、黑社會(hui) 化、黑手黨(dang) 化，搞得社會(hui) 善惡溷淆，是非顛倒，烏(wu) 煙瘴氣。真的是無恥之尤，無道之至！

二、有道的政府，應當是以人為(wei) 本、以民為(wei) 本、愛民利民的政府

以人為(wei) 本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春秋時期的齊相管仲說：“以人為(wei) 本，本理則國固，本亂(luan) 則國危。”孔子和《禮記》強調人的主體(ti) 性和獨立性，說“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37]“人者，天地之心也。”[38]孔子還要求“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39]、“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40]。

孟子從(cong) 人本出發，主張愛人如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1] 敬愛自己家的老人，也要敬愛別的老人；嗬護自己的孩子，也要嗬護別人的孩子。他倡導仁政，說統治者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42]意謂執政者如果能以憐憫之心，行憐憫之政，那麽(me) 國家一定會(hui) 治理得很好。

墨子強調“兼愛”，“天下之人皆相愛”，“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43]主張愛無差等，不分貴賤親(qin) 疏。北宋思想家張載倡導“以愛己之心愛人。”[44]《弟子規》曰：“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

我們(men) 的先人盡管沒有將人本觀念落實到人權上，但卻極大地豐(feng) 富了以民為(wei) 本的思想。早在記錄商周政事的《尚書(shu) 》中，就提出了“民為(wei) 邦本”論：“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45]“國將興(xing) ，聽於(yu) 民。”[46]“人無於(yu) 水鑒，當於(yu) 民鑒。”[47]認為(wei) 隻有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這個(ge) 根本鞏固了，國家才能太平；國家要興(xing) 盛，必須順從(cong) 民眾(zhong) 的意願；統治者不要把水當做鏡子來照自己麵容，而要把民情民意作為(wei) 鏡子來檢驗政事的得失。

孔子提出了“君以民存”論：“君以民存，亦以民亡。”[48]意謂君主依靠人民的擁戴而存在，同時也會(hui) 因失去民心而滅亡。統治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49]，即一切政事都要根據是否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符合老百姓的意願而定。當政者應當愛護老百姓，“古之為(wei) 政,愛人為(wei) 大” [50]， 使百姓“庶之”“富之”“教之”，從(cong) 而人丁興(xing) 旺，生活富庶，並受到良好的教育。

反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禦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51]掌握國家大權的人，淩駕於(yu) 黎民之上，必然戰戰兢兢，就像以腐爛的韁繩來駕馭飛奔的馬車，就像易經所比喻的踩著老虎的尾巴，就像詩經所比方的走在薄薄的冰麵上，不是很危險嗎？由上可見，“民為(wei) 本而君為(wei) 末，此孔子第一大義(yi) 。”[52]

孟子提出：“民貴君輕”論：“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wei) 天子。”[53]他認為(wei) ，在國家、君主、人民三者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國家，君主是最不重要的。所以隻有得到萬(wan) 民擁護的人才能成為(wei) 天子。

他還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yu)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54]意謂應當以正道獲得天下——獲得了百姓的支持，才是獲得了天下。獲得百姓支持也應當通過正道——獲得了民心，才算獲得百姓支持了。獲得民心也也應當通過正道：民眾(zhong) 所希望的，替他們(men) 聚積起來；他們(men) 所厭惡的，不要加到他們(men) 頭上，如此而已。

荀子推崇“君舟民水”論：“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55] 君王像江海上的船，百姓像江海的水；水能載運船隻，也能顛覆船隻，比喻人民可以擁護君王，也可以推翻君王。

他還說：“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yi) ，興(xing) 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56]意謂，能夠使老百姓願意出力，國家才會(hui) 富有；能夠使老百姓拚死而戰，國家才能強大；能夠得到老百姓稱頌，那才是無上榮耀。這三種應該得到的東(dong) 西都具備了，天下的人就歸順他；這三種東(dong) 西都失掉了，天下的人就叛離他。商湯和周武王遵循道義(yi) ，能夠興(xing) 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所以天下人當然要歸附他們(men) 。

柳宗元提出了“吏為(wei) 民役”論：“凡吏……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57]說官吏是為(wei) 老百姓服務的，而不是奴役老百姓的。

如此等等。中國古代以民為(wei) 本的論述和實例可謂盈簡累牘。正如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會(hui) 副會(hui) 長李存山先生指出的：“民本思想……其意義(yi) 即為(wei) ：人民是國家、社會(hui) 的根本或基礎，亦是國家、社會(hui) 的價(jia) 值主體(ti) 。”[58]這些思想昭告天下：任何政權，任何領導人，如果不以人為(wei) 本，不以民為(wei) 本，就沒有合法性，就沒有公信力，就必然垮台。

中國古代還有好多愛民、利民、富民、取信於(yu) 民、體(ti) 恤百姓疾苦的主張、政策和實例。“千古明君”唐太宗除經常以“君舟民水”警誡自己外，還說：“為(wei) 君之道，必須心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59]意思是，作為(wei) 君主，必須心裏有百姓，如果損害百姓的利益，用來滿足上麵的私欲，就好比是割大腿的肉來填飽肚子，肚子填飽了，人也死了。

唐太宗登基後，在行政司法的許多方麵體(ti) 察民情，很人性化，如廢除肉刑、慎用死刑、減少流刑以及避免刑訊逼供等。一年春節前，他出於(yu) 人道考慮，給等待秋後問斬的四百多名死刑犯放了“年假”，讓他們(men) 回家與(yu) 親(qin) 人過年團聚。到了期限，四百人一個(ge) 不少的都返回到了監獄，沒有逃跑不歸的。同樣出於(yu) 人道情懷，他一次釋放宮女三千人，此即白居易說的“怨女三千出後宮”。

貞觀元年至三年，關(guan) 中、關(guan) 東(dong) 地區發生水、旱、蝗、霜之災，唐太宗當即下詔賑恤，並免除當年租賦。對那些因生活極度困難而“賣子以接食”者，唐太宗下詔用國庫的錢把那些賣掉的孩子全部贖回來，還給他們(men) 的父母。

唐太宗不但在災年減免賦稅，即使在平常年份，也十分注意輕徭薄賦，精兵簡政，節約財政開支。他在位二十三年，先後減免役稅十二次，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對於(yu) 那些超額完成稅收的官吏，唐太宗不但不獎勵他們(men) ，而且予以懲罰，說：“稅納逾數，皆係枉法。”他還下令停建池台樓閣。對於(yu) 必建的工程，也不允許濫用民力。

唐太宗身患高血壓病，特別怕熱，每到夏天要坐在冰床上辦公。即位三年後， 國家經濟狀況好轉，民眾(zhong) 生活改善，便有大臣建議在長安城郊陰涼之處建一座宮殿，並置備了建材，但被太宗阻止了。他說，建宮殿耗費人力物力，會(hui) 加重老百姓的負擔。現在民力還沒有完全恢複，我怎麽(me) 能興(xing) 師動眾(zhong) ，勞民傷(shang) 財呢？

中共靠人民打天下，與(yu) 人民群眾(zhong) 心連心，“老百姓是咱親(qin) 爹娘”、“人民至上”、“立黨(dang) 為(wei) 公，執政為(wei) 民”、“權為(wei) 民所用，利為(wei) 民所謀”一類箴言就更多了，也確實辦了不少愛民利民的好事。遺憾的是，秉權日久，有不少官員忘記了為(wei) 人民謀利益的初心和宗旨，他們(men) 既不保障民權，也不尊重民意，與(yu) 人民毫無感情，對勞瘁萬(wan) 端、憂愁困苦的弱勢民眾(zhong) 麻木不仁，虐而不恤，奪而不予，天下皆憂而他不憂，天下不樂(le) 而他獨樂(le) ，整起老百姓來卻是心狠手辣。老百姓千呼萬(wan) 喚、迫切要求解決(jue) 的、合理合法的事情，他們(men) 置若罔聞，軟磨硬抗，就是不辦；對於(yu) 上級要求的而百姓反對的那種不合理不合法事情，他們(men) 卻變本加厲層層加碼去辦，直至毫無人性，草菅人命，甚至不怕“溺天下於(yu) 危困，陷民生於(yu) 倒懸”，常常搞得民怨沸騰。真不知道他們(men) 是想得民心、順民意而求得長治久安呢，還是想民心盡失、土崩瓦解呢？

之所以如此，除了某些官僚冷血、殘忍外，也有一些官員是由於(yu) 缺乏現代政治文明理念。譬如，有的人仍視自己為(wei) 救世主，視民眾(zhong) 為(wei) 群氓，國家大事自有“肉食者謀之”，不容他人置喙，不準百姓說三道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否定了“主權在民”的現代政治原則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將主人變成了奴仆，而公仆則變成了統治者。如此顛倒，等於(yu) 複辟帝製，而這正是袁世凱之流才幹得出的事情，必定被人民千載唾罵，在曆史上留下天大的笑柄。

三、“有道”的統治者，無不廣開言路，聽取民意

孔子說：“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luan) 也。”[60]意謂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夠聽取百姓的意見，那麽(me) 百姓就把上邊的政令看作是上天的施惠一般；如果不能聽取百姓的意見，就會(hui) 導致動亂(luan) 。

《詩經》雲(yun) ：“先民有言，詢於(yu) 芻蕘。”[61]說朝廷應當向割草打柴等地位低微的普通老百姓了解情況，征求他們(men) 對政事的意見。

《呂氏春秋·不苟論》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說的是堯帝在朝堂之外劃了一塊地，專(zhuan) 門設置了一麵鼓，隻要有人擊鼓進諫反映情況，他便會(hui) 出來接待。舜帝繼位後設立了“誹謗之木”，功用相當於(yu) “意見薄”，臣民可以公開或私下把不滿意見掛在或貼在上麵。商湯設置了專(zhuan) 門負責監督糾正朝廷錯誤的官員，周武王也設置了提醒自己謙虛謹慎的鞀鼓。他們(men) 這樣做，目的都是鼓勵民眾(zhong) 暢所欲言，廣泛聽取民情民意。

《國語·周語上》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yu) 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shu) ，師箴，瞍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chuan) 語，近臣盡規，親(qin) 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有道的君王處理政事，總是讓公卿以至各級官吏進獻諷喻詩，樂(le) 師進獻民間樂(le) 曲，史官進獻有借鑒意義(yi) 的史籍，少師誦讀箴言，盲人吟詠詩篇，有眸子而看不見的盲人誦讀諷諫之言，掌管營建事務的百工紛紛進諫，平民則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君王，近侍之臣盡規勸之責，君王的同宗都能補其過失，察其是非，樂(le) 師和史官以歌曲、史籍加以諄諄教導，元老們(men) 再進一步修飾整理，然後由君王斟酌取舍，付之實施，這樣，國家的政事才得以實行而不違背道理。

而周厲王不管這一套，仍舊暴虐無道，搞得民怨沸騰。大臣召穆公對厲王說：“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厲王聽了勃然大怒，找到衛國的巫師，讓他監視那些批評朝政的人，發現了就殺掉。結果弄得國人都不敢說話，路上相見，隻能以目示意。周厲王得意地說：我能消除指責的言論，他們(men) 再也不敢吭聲了！召穆公的回答堪稱千古至理：“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川壅而潰，傷(shang) 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wei) 川者，決(jue) 之使導；為(wei) 民者，宣之使言…… 夫民慮之於(yu) 心，而宣之於(yu) 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yu) 能幾何？”[62]意思是，你這是堵塞老百姓的嘴，這與(yu) 阻塞河水一樣危險啊。一旦決(jue) 堤，傷(shang) 人一定很多。治水的人都是疏通河道使它暢通，治民者也隻能開導民眾(zhong) ，讓人暢所欲言。怎麽(me) 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擁護你的人還能有幾個(ge) 呢？”周厲王不聽，仍然我行我素。結果三年後爆發了“國人起義(yi) ”，把這個(ge) 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

與(yu) 周厲王相仿的，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他生性暴虐，耽酒好色，殺害賢臣，卻以天上的太陽自居。老百姓詛咒道：“時日曷喪(sang) ，吾及汝偕亡！”[63]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陽，我們(men) 也寧願與(yu) 你同歸於(yu) 盡！表達了對無道之君的極度痛恨。商湯於(yu) 是乘機伐夏，夏桀敗走，被放逐而死，夏朝遂亡。此正所謂“天意不可違，民心不可欺。”

“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的教訓，使得許多後世君主在廣開言路方麵多少有所進步。秦漢以後，能夠虛懷納諫的明君當首選唐太宗了。他這方麵的事跡國人幾乎婦孺皆知，此不贅述。

令人困惑的是，就連王朝社會(hui) 的君主都懂得“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的道理，號稱“執政為(wei) 民”的某些現代領導者怎麽(me) 反而懵懂不知了呢？他們(men) 妄自尊大，剛愎自用，拒諫飾非，黨(dang) 同伐異，以頌為(wei) 功，以諫為(wei) 罪，而且堵塞起言路、鉗製起民口來，是那麽(me) 氣壯如牛、得心應手，竟然不以為(wei) 恥，毫無愧色！

四、有道的社會(hui) 應當是“等貴賤，均貧富”的公平社會(hui)

《莊子·齊物論》雲(yun) ：“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liang) 行。”唐初道教學者、哲學家成玄英注疏曰：“天鈞者，自然均平之理也。”意謂平等、均平和公平是自然之理，是天定的法則，任何人、任何統治者都不能違反這個(ge) 天理和法則。

春秋時期，齊國君主齊景公出宮看到有餓殍。他問晏嬰:“他們(men) 是因何而死的?”晏嬰回答說:“是餓死的。”景公說：“唉!我太無德了。”晏嬰回答說：君王您的德行十分彰著啊，您的賞賜遍及後宮，用錦繡裝飾台榭，用糧食喂養(yang) 家禽，怎麽(me) 說是無德呢! 隻是您隻顧經營後宮，嗜好收藏，使財貨偏積一方，糧食錢幣布匹都爛在倉(cang) 庫中，“惠不遍加於(yu) 百姓，公心不周乎萬(wan) 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64]民眾(zhong) 之所以背叛夏桀和商紂，是由於(yu) 不公平啊。您如果能與(yu) 百姓同樂(le) ，使恩惠遍及天下，就能做成商湯、周武那樣的聖王，那樣怎麽(me) 還會(hui) 有餓殍呢？”

孔子主張，財富必須公平地分配，如果分配不公，差別懸殊，則既違反人性，又影響社會(hui) 穩定。“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luan) ……故聖人之製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yu) 約，貴不慊於(yu) 上。”[65]意謂小人貧窮便感到窘迫,富裕便會(hui) 有驕橫之氣。感到窘迫就會(hui) 去盜竊,有驕橫之氣就要作亂(luan) 。所以聖人製定富貴的限度，使民眾(zhong) 富裕而不致驕橫，貧窮而不致於(yu) 窘迫，有了一定地位而不致於(yu) 對上級不滿。

孔子還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qing) 。 ”[66]意思是說，財富不多並不值得擔心，而應當擔心分配不合理；人口不夠多也沒什麽(me) 可憂慮的，怕的是社會(hui) 不安定。財物分配公平合理，就沒有貧窮；上下和睦，就不必擔心百姓少；社會(hui) 安定，國家就沒有傾(qing) 覆的危險。

管子學派也要求公平對待每一個(ge) 社會(hui) 成員，強調無論“富貴眾(zhong) 強”還是“貧賤卑辱”，都要真正做到“公平而無所偏”[67]。

西漢思想家董仲舒也主張“博施濟眾(zhong) ”，他認為(wei) ，要想天下安定，必須“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yu) 驕,貧者足以養(yang) 生而不至於(yu) 憂。以此為(wei) 度而均調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正如有人指出的，縱觀曆史上風起雲(yun) 湧的農(nong) 民運動，幾乎都是以“等貴賤，均貧富”作為(wei) 口號，試圖將“人人平等，天下共享”的願望變成現實。康有為(wei) 也描繪出了“大同之世，天下為(wei) 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68]的社會(hui) 理想藍圖。

孫中山在闡述三民主義(yi) 時說：“民族主義(yi) 是對外國人爭(zheng) 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yi) 是對本國人爭(zheng) 平等的,不許有軍(jun) 閥官僚的特別階級；民生主義(yi) 是對於(yu) 貧富爭(zheng) 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69]

反之，如果極少數“人上之人”主宰和壟斷絕大部分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資源，絕大多數“人下之人”沒有社會(hui) 地位、人格尊嚴(yan) 和話語權；如果財富分配過分懸殊，貧富嚴(yan) 重兩(liang) 極分化，貧者無立錐之地，衣不蔽體(ti) ，食不果腹，貧病交加，富者廣廈千間，良田萬(wan) 頃，紙醉金迷，驕奢淫逸，不斷再現“朱門金山鏽，寒舍無衣食”、“富豪役千奴，貧者無寸帛”、“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圖景；如果弱勢群體(ti) 哀淒無助，社會(hui) 不能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70]，那怎麽(me) 能夠得上是有道社會(hui) 呢？

現任俄共總書(shu) 記久加諾夫曾經說過：蘇聯解體(ti) 與(yu) 蘇共滅亡的原因有三個(ge) ，即蘇共壟斷真理，壟斷權力，壟斷利益。波蘭(lan) 統一工人黨(dang) 領導人拉科夫斯基談到東(dong) 歐的劇變時也說：“這一製度裏，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公正。”

現代政治文明知識告訴我們(men) ，平等包括實質平等與(yu) 程序平等。實質平等就是權利平等，程序平等就是機會(hui) 平等。平等並不是大家都要擁有一樣多的財富，居於(yu) 一樣高的職位，而是由法律來保障他們(men) 享有同樣的權利和機遇，一視同仁，沒有人為(wei) 的特權和歧視。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文化教育平等、人格平等和法律平等，在現時代，都不再停留於(yu) 道德的說教或統治者的恩賜，而是用憲法、法律和製度予以確認和保障。

其五，有道政府，應當是尊重常識，順應規律，尊重人性的政府

常識，就是最普通的知識，如政治常識、經濟常識、科學常識、生活常識等。它是人類經過千萬(wan) 年實踐總結出來的自然界基本知識和社會(hui) 基本經驗；它與(yu) 客觀規律一起，代表著不受任何意識形態影響的事實真相和客觀真理，是人類認知中最樸素最珍貴的財富；它是每個(ge) 頭腦正常的人都能懂得、都會(hui) 履踐的常道、常理、常情和常規；它至簡至明，至真至樸，不言而喻，不昭而彰，大白於(yu) 天下；它順天道，接地氣，合人心，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每個(ge) 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都不能違背。

然而，違背常識的政治卻不罕見。我們(men) 有的領導人就真的相信過一畝(mu) 地可以產(chan) 糧十幾萬(wan) 斤；我們(men) 的理論家和秀才也能夠編造出“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幹”、“寧要資本主義(yi) 的草，不要社會(hui) 主義(yi) 的苗”、“知識越多越反動”、“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等一係列違反常識、事實和邏輯的口號，使得極左思潮肆虐國中，造成深重災難。

再如東(dong) 方某半島上的某國，其統治者仿佛是個(ge) 巨嬰，時時事事與(yu) 常識、人性、客觀規律和全球價(jia) 值觀反向而行。譬如，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此處簡稱大家）首腦的產(chan) 生是搞競爭(zheng) 性選舉(ju) 製，它卻搞家族世襲製；大家搞憲政民主製，它卻搞專(zhuan) 製獨裁製；大家搞領導人任期製，它卻搞領導職務終身製；大家搞法治，它卻搞人治；大家搞市場經濟，它卻搞計劃經濟；大家搞改革開放，它卻搞閉關(guan) 鎖國；大家搞共同富裕，它卻搞共同貧窮；大家搞政務公開，它卻搞暗箱政治；大家搞“平民政治”，它卻搞個(ge) 人崇拜；大家把公共權力關(guan) 進鐵籠子，它卻把民眾(zhong) 的自由權利關(guan) 進鐵籠子；大家千方百計提升民智培養(yang) 人才，它卻千方百計用愚民政策塑造奴才；大家搞言論自由新聞競爭(zheng) ，它卻壟斷媒體(ti) 鉗製輿論搞萬(wan) 馬齊喑……，如此等等，枚不勝舉(ju) 。每一件事都與(yu) 人類文明常識悖道而行，使得該國人民長期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因而在世界人民眼裏，那個(ge) 政府根本就是一個(ge) 徹頭徹尾、貨真價(jia) 實的無道政府，早已是形影相吊，四麵楚歌，惶惶不可終日。

中國的另一個(ge) 大國鄰居也最擅長違反文明常識。“從(cong) 較長期的曆史來看，沙皇俄國及其後繼的蘇聯，是一個(ge) 在國內(nei) 壓迫、奴役和剝奪人民的國家，它實行的是違反基本文明規則的規則，人民沒有充分的經濟自由，言論受到監視和控製，沒有公正的司法體(ti) 係，因而它一直以來就是一個(ge) 與(yu) 人民為(wei) 敵的國家……隻要普京堅持這種反文明規則，他就從(cong) 根本上——從(cong) 價(jia) 值觀開始就失敗了。”[71]中國一百多年來受到它的反常識、反文明、反人民的消極影響可謂既深且久。

正如徐賁先生指出的：“罪惡的體(ti) 製必然引導人性惡的無限膨脹，當權者的人性缺失則更是會(hui) 加劇國家命運的動蕩變幻，禍害的不隻是他個(ge) 人，而且更是天下無辜的黎民百姓。”[72]

同理，人性、人道，是人類文明的本質，是人類所具有的或應有的、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區別於(yu) 禽獸(shou) 的根本屬性。沒有它，人類就不成其為(wei) 人類。把每個(ge) 人當作人來看待，這是最基本的人倫(lun) 道理，也是最起碼的做人之道，還是人類公認的普世價(jia) 值。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有道”政府應當是講人性的、人道主義(yi) 的、尊重和保護人權的政府。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yi)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73]一個(ge) 人假若沒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就等於(yu) 喪(sang) 失了基本人倫(lun) 道德，那他就不能算個(ge) 人。

然而在現實中，有些“人”為(wei) 了媚上，為(wei) 了利益，為(wei) 了“政治正確”，已經異化得毫無人性了。譬如，政府官員本來應當有人味、說人話、辦人事，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chan) 和生活幸福為(wei) 己任，治理措施應當人性化。可他們(men) 當中有些人卻玩忽職守，漠視百姓疾苦，視蒼生如草芥螻蟻；一些人為(wei) 竊取和維護權力，做起事來完全沒有底線，沒有良知，沒有廉恥；他們(men) 還豢養(yang) 了一群群瘋狗，成群結隊地惡毒攻擊、誣陷和迫害那些為(wei) 民代言、體(ti) 恤民謨的良善之士……。這正應了曆史學家、思想家錢穆先生的一句話：“人類中的獸(shou) 性可比獸(shou) 類更可怕。”[74]

亦如網友們(men) 所怒斥的：“他們(men) 背叛人性為(wei) 獸(shou) 性站台，背叛良知同無恥為(wei) 伍，背叛正義(yi) 替邪惡背書(shu) ，背叛光明與(yu) 黑暗通奸。”“這些人連人性都沒有，哪來的什麽(me) 黨(dang) 性、人民性和先進性？”“喪(sang) 盡天良，傷(shang) 天害理，真的枉披了一張人皮！”假如任由這樣一群野獸(shou) 充任公職，橫行無忌，那我們(men) 的社會(hui) 還能成為(wei) 有道社會(hui) 嗎？那樣的社會(hui) 還會(hui) 有公信力嗎？

其六，有道國家應當是文明國家，擯棄野蠻和暴力，對外睦鄰友好，協和萬(wan) 邦

中國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理念，其基本精神是天下一體(ti) ，密不可分，不以種姓分割天下，而以天下包容各族，猶如一個(ge) 和睦的大家庭。老子說：“貴以身為(wei) 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wei) 天下者，若可托天下。”[75]意謂，像看重自己生命那樣看重他人生命的人，才有資格掌管天下；像愛惜自己生命那樣愛惜他人生命的人，才有資格治理天下。

孔子說：“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yu) 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76]意謂聖王為(wei) 了禁殘止暴而用兵，是正義(yi) 的；而後世一些君主被貪心驅使而發動戰爭(zheng) ，屠殺百姓，危害國家，是不義(yi) 之戰。孔子高度讚揚魯、衛兩(liang) 個(ge) 諸侯國睦鄰友好，親(qin) 如一家，“魯、衛之政，兄弟也。”[77]孔子的學生子夏則提出：“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78]

荀子明確提出了“四海一家”，認為(wei) 理想的社會(hui) 應當是“四海之內(nei) 若一家……莫不趨使而安樂(le) 之。”[79]列國皆友好相通，共享安樂(le) 和平。

《禮記》所描繪的天下“大同”，實際上就是“天下一家”的同義(yi) 語。大家“講信修睦”，以誠相見，以禮相待，以信相交，儼(yan) 然一個(ge) “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80]的文明世界。

“天下一家”理念在中華民族傳(chuan) 統中始終一以貫之。漢代司馬相如的“遐邇一體(ti) ，中外褆福”，前秦王苻堅的“混六合於(yu) 一家，同有形於(yu) 赤子”，北魏孝文帝的“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唐太宗的“四夷可使如一家”，金世宗的“天下一家，孰為(wei) 南北”，朱元璋的“胡漢一家”，清世宗的“自古中外一家”等等，都是“天下一家”的延續和發展。當今被聯合國所采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與(yu) 之是一脈相承的。

熱愛和平更是人類和中國人的天性。中華民族曆來就有這個(ge) 優(you) 良傳(chuan) 統，善於(yu) 與(yu) 各國人民友好相處，成為(wei) 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

首先，中國人社會(hui) 理想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就是民族國家之間要親(qin) 睦友善，和平共處。“親(qin) 仁善鄰，國之寶也。”[81]在儒家所憧憬的“大同”社會(hui) 中，“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82]，顯然意味著消滅了戰爭(zheng) 和一切燒殺搶掠行為(wei) ，是一個(ge) 和平的世界。

墨家則提出“非攻”，即“國與(yu) 國不相攻”，極力反對戰爭(zheng) ，維護和平，尤其強調“七不”準則，即“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zhong) 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83]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這“七不”，恐怕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國際關(guan) 係準則吧。

其次，為(wei) 了實現“天下一家”的目標，中國人主張各民族和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在一切交往中，均應奉行“講信修睦”原則，杜絕一切陰謀欺詐行為(wei) 。孔子認為(wei) 各諸侯國之間應當以誠信相待，反對權詐暗算。荀子主張“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yu) ”[84]，意謂契約已定，雖能看到對己有不利之處，但仍然重諾守信。

再次，在治國平天下的手段上，以及解決(jue) 民族國家之間矛盾的方式上，中國人一向主張用文明和道義(yi) 贏得國際聲望，用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方式處理國際關(guan) 係。孔子深信文明和先進對野蠻和落後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改造力，推崇“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85]，反對以武力強行征服。對春秋第一位霸主齊桓公不是靠武力而是靠自身的先進、文明、強大和信義(yi)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給予了高度讚揚。而對那些以奪取別國土地和人口的戰爭(zheng) ，主張反對和製止，“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86]

孟子從(cong) 仁政思想出發，對於(yu) 春秋戰國那種“征地以戰，殺人盈野；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87]的戰爭(zheng) 災難深惡痛絕。而對推翻暴君、抵禦外侮的正義(yi) 戰爭(zheng) 則鮮明地予以支持；對於(yu) 一般的國際紛爭(zheng) 則主張保持中立。他明確指出，天下不是誰有強大武力就可以統一的，唯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88]。

荀子也反對國家民族間“以力勝之”，因為(wei) 侵略戰爭(zheng) 既“傷(shang) 人之民”，亦“傷(shang) 吾之民”，容易導致動亂(luan) 和危亡。有的國家，“內(nei) 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89]，即不好好建設本國已有的東(dong) 西，卻貪婪地搶奪霸占別國的東(dong) 西，這種侵略、掠奪性戰爭(zheng) ，完全屬於(yu) 不義(yi) 之戰。各國應當主持正義(yi) ，在“無兼並之心”的前提下“興(xing) 仁義(yi) 之兵”進行討伐，並對發動戰爭(zheng) 的罪魁禍首給予嚴(yan) 厲製裁，施以“上刑”。

這種熱愛和平又旗幟鮮明地支持正義(yi) 戰爭(zheng) 的傳(chuan) 統，到現代發展成了中國處理對外關(guan) 係的基本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nei) 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中國提出的這種超越社會(hui) 製度和意識形態的、開放包容而又堅守正義(yi) 的主張，已為(wei) 當今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為(wei) 世界一係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文件所采納，成為(wei) 國際關(guan) 係的基本準則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為(wei) “和諧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

而北方那個(ge) 侵略成性的世界第二軍(jun) 事大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卻以從(cong) 中國掠奪去的、占其三分之二領土的廣闊疆域和豐(feng) 富自然資源為(wei) 資本，以過時的開疆拓土窮兵黷武英雄彼得大帝為(wei) 楷模，以橫跨歐亞(ya) 的“俄羅斯大帝國”為(wei) 藍本，將弱肉強食的叢(cong) 林規則和“強者通吃”的強盜邏輯絕對化，片麵追求強權霸權，弱肉強食，恃強淩弱，以鄰為(wei) 壑，以鄰為(wei) 仇，以鄰為(wei) 食，悍然踐踏國際關(guan) 係準則，大舉(ju) 侵略兄弟鄰國。

正如盛洪先生所指出的：“國家間的天道是什麽(me) 呢？就是人類的基本文明規則。”其中“非暴力原則是一個(ge) 最基本的原則。人類之間無論有多少衝(chong) 突，也不應動用武力，隻有在極個(ge) 別情況下可以：一是反抗侵略，二是反抗奴役。其實這兩(liang) 點的前提都是對方先動用了武力。當宣稱為(wei) 了善的目的可以用惡的手段時，目的已經變了。更何況普京所追求的，也不是善的目的。”[90]

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是邪惡、恐怖勢力向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示威，是對和平發展的世界良性秩序的踐踏；是專(zhuan) 製獨裁製度與(yu) 世界上大多數自由、民主、法治的先進製度為(wei) 敵；是愚昧野蠻力量向文明、公平、正義(yi) 的人類共同價(jia) 值挑戰，這就使得它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無道之國。所以，它理所當然地在國際上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內(nei) 外交困，四麵楚歌，並迅速走向沒落。

同時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在“地球村”近二百個(ge) “村民”（國家和地區）中，竟然有三五個(ge) 村民，樂(le) 與(yu) 邪惡勢力為(wei) 伍，與(yu) 那個(ge) 惡貫滿盈的流氓惡霸穿一條連襠褲，或公開力挺，助紂為(wei) 虐；或名曰中立，實則眉來眼去，不怕被世界進步潮流所拋棄，成為(wei) 大洋中的孤島，成為(wei) 文明社會(hui) 的棄兒(er) 和賤民。其無道之主的智商竟然會(hui) 低到這個(ge) 地步，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以前從(cong) 曆史書(shu) 上也讀到，君主由於(yu) 獨裁會(hui) 變得愚蠢，但還沒親(qin) 眼見過這麽(me) 愚蠢透頂的無道君主。真是有幸躬逢二十一世紀，開了眼界了。

今年三月，這場戰爭(zheng) 剛剛開始時，我曾發過一篇拙文，論述為(wei) 什麽(me) 獨裁君主往往是戰爭(zheng) 狂人。今天將其要點抄錄於(yu) 此，恐怕也能夠說明，為(wei) 什麽(me) 獨裁君主往往是無道之君。

（一）極權社會(hui) 總是劣幣驅逐良幣，導致最壞者當權；而最壞的統治者總是做出最壞的決(jue) 策，包括發動不義(yi) 之戰。

（二）獨裁君主都有大帝國或烏(wu) 托邦的宏偉(wei) 願景，然而大帝國目標已過時，如仍不顧一切地侵略擴張必然失敗；烏(wu) 托邦則超越現實，不能建設而隻能摧毀人類文明成果。

（三）獨裁君主的野蠻人觀念過時，缺乏現代政治文明素養(yang) ，將叢(cong) 林規則和敵對思維絕對化，罔顧人類道義(yi) 和世界秩序，常常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戰爭(zheng) 。

（四）獨裁君主的武力手段過時，常常為(wei) 實現野心而目空一切，孤注一擲；而純靠武力，難以打贏政治、經濟、文化、軍(jun) 事、金融、科技一體(ti) 化的競爭(zheng) 和戰爭(zheng) 。

（五）獨裁君主都醉心於(yu) 個(ge) 人崇拜，自以為(wei) 無所不能，好大喜功，利令智昏，企望通過對外征伐成就千秋功業(ye) ，使自己名垂青史。

（六）獨裁君主不具有人民性，甚至沒有人性，而是權力至上、統治集團利益至上，既不顧及人民死活，更不考慮人民意願，一貫對內(nei) 鎮壓，對外好戰。

（七）獨裁君主搞一言堂，壓製言論自由，喜歡報喜不報憂，使得佞人盈朝，從(cong) 而難以獲得真實而全麵的信息，必然在戰爭(zheng) 問題上做出錯誤決(jue) 斷。

（八）獨裁君主在國內(nei) 矛盾激化時，往往以“自衛”和“國家利益”名義(yi) 挑起對外戰爭(zheng) ，企圖以一致對外、同仇敵愾來轉移國人的不滿，維護其極權統治。

（九）獨裁君主的世襲製或領導職務終身製，使得錯誤得不到及時糾正，隻能將錯就錯，一錯再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長期深重的災難。

（十）獨裁君主握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缺乏監督、製衡和糾錯機製，全國人民和所有國家機關(guan) 都無奈他何，隻能眼睜睜看著他將國家拖入深淵。

（十一）所以可以說，獨裁專(zhuan) 製製度是戰爭(zheng) 之根、萬(wan) 惡之源。

綜上可見，中國人所憧憬的“有道社會(hui) ”也就那麽(me) 幾條，要求並不高。但是，二千年來，除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極少數幾個(ge) 朝代距離這個(ge) 標準稍為(wei) 接近些外，真還沒有幾個(ge) 能夠“達標”的。

曆史正如荀子所指出的，隻有以道治國，才能大安、大榮，享譽天下。“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wei) 匹夫不可得也。”[91]不以道治國，則必有大危險、大災難，手裏有這個(ge) 執政權力還不如沒有好。等到垮台那一天，你就想當一個(ge) 平民也難了。

況且，“有道”並非理想社會(hui) 的最高標準，人類社會(hui) 無時不刻都在進步，不會(hui) 停在那裏等待哪個(ge) 國家的腳步。如今，二十一世紀已過了五分之一，世界政治文明早就不再止步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那個(ge) “有道”或“德政”的水平上了。譬如，政治主體(ti) 已經從(cong) 民貴君輕，發展到主權在民，建立民選的、競爭(zheng) 的、“權為(wei) 民所賦，權為(wei) 民所用，權為(wei) 民所控”的民主政治；君民關(guan) 係已經從(cong) 體(ti) 恤民瘼，輕徭薄賦，愛民如子，發展到用憲法、法律和製度切實保障人泉；暢通民意的渠道已經從(cong) 廣開言路、鼓勵諫諍，發展到以憲法和法律保障新聞和言論自由；建立清明政治的關(guan) 鍵已經從(cong) 祈望統治者修身、正己、有德，發展到以權製權、以民製權、以法製權、以社會(hui) 治權，把執政者的權力關(guan) 進製度的籠子，如此等等。

然而，盡管國人對掌權者總是寬洪大量，善解上意，不敢奢望本國能與(yu) 世界政治文明新水平同步，哪怕能達到老祖宗所向往的舊標準——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明的“有道社會(hui) ”，也就心滿意足了；然而無論是幾千年來還是近百年來的現實，都是求之而不得，一次又一次令他們(men) 失望。

士人君子不幸遇上了無道政權，怎麽(me) 辦？

在王朝社會(hui) ，士人君子倘若不幸遇上了無道政權，先賢認為(wei) 可以采取的態度和辦法主要有三種：

其一，在政局尚可挽救時，竭力諫諍，甚至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舍命死諫

孔子對執政者的態度是“和而不同”“以道事君”[92]。他認為(wei) ，君主如有過失，臣屬可以批評規勸——“勿欺也，而犯之”[93]；君主決(jue) 策如果是錯誤的，臣屬可以拒絕執行，以免危害國家——“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sang) 邦乎?”[94]

孔子高度讚揚那種正直敢諫的官員：“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95]說衛國大夫史魚以“屍諫”方式促使衛靈公覺醒，真是正直的大臣啊！國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樣直；國家無道，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樣直。

孟子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96]天下有道時，全心全意地按道義(yi) 原則辦事；天下“無道”時，要以生命去捍衛道義(yi) 原則。

荀子也認為(wei) ，臣屬對不符合道義(yi) 的君主肩負著諫、爭(zheng) 、輔、拂之責，還包括“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等比較激烈的行為(wei) 。

在這種思想指導和激勵下，王朝社會(hui) 湧現了許多直言敢諫之臣。如夏桀時期的關(guan) 龍逄，商紂時期的比幹，春秋時期的管仲、晏嬰、子產(chan) ，戰國時期的屈原、鄒忌、伍子胥，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漢代的汲黯，唐代的魏征，宋代的李綱、範仲淹、王安石，明代的海瑞等。他們(men) 為(wei) 國為(wei) 民，忠肝義(yi) 膽，剛直凜嚴(yan) ，不懼刀鋸在前，鼎鑊具後，演出了不少義(yi) 薄雲(yun) 天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

為(wei) 使監督和製約皇權有製度保障，曆代朝廷還建立了言諫製度。漢代就設立了專(zhuan) 職諫官，負責對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同時允許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即便說錯了也不治誹謗罪。唐代開始，言諫有了專(zhuan) 門機構——門下省，除諫議權外，還享有封駁權，皇帝的聖旨要經過他們(men) 審查，發現有不當之處，就提出修改意見或駁回去重擬。這顯然有利於(yu) 製約皇權，防止決(jue) 策失誤。“有士與(yu) 朝廷爭(zheng) 論議之事，故曆代獨夫民賊，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盡肆其虐者。”[97] 

但宋、元以後，隨著君主權力的日益膨脹，主管對下糾察百官的監察機關(guan) 與(yu) 負責對君主批評建議的言諫機關(guan) 合並了，即“台諫合一”，這就使得監督約束君主的職能被嚴(yan) 重削弱了。於(yu) 是，皇權愈隆，專(zhuan) 製愈酷，“文死諫，武死戰”成為(wei) 常例，諫官中能不顧身家性命“摸老虎屁股”者如鳳毛麟角，其他官員更不待言。

明代正德、嘉靖兩(liang) 朝，廷杖大臣成為(wei) 家常便飯，僅(jin) 與(yu) 皇帝旨意相左而被廷杖致死的臣子就多達上百人。如明世宗時期，因文官領袖楊廷和辭職案，二百二十九名大臣長跪力爭(zheng) ，朱厚熜一怒之下,動用廷杖在朝堂上打死十多位大臣，受到責罰的官員達到數百人。

到這時候，大家對朝政已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徹底絕望了，誰也不再諫諍，不再補救，眼看著無道政權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lin) 深池，甚至恨不得它早日一命嗚呼。

其二，在無道之君倒行逆施禍國殃民，致使國事已不可為(wei) 時，士人君子采取不合作態度，或隱，或“潤”，炒老板的魷魚

中國的士人君子普遍抱有經世濟民的政治抱負，無不以“為(wei) 天地立正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和“立功，立德，立言”為(wei) 自己的理想和使命。然而，躬逢明君盛世者寡，不幸遭遇無道之世和無道之君者多。麵對這種局麵，他們(men) 該何以自處呢？

孔子雖曾“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向各諸侯國努力推行他的王道政治，力圖扭轉世道敗壞的局麵，但都失敗了。所以他多次強調，若屢諫而君主不聽，執意胡作非為(wei) ，臣屬可以不與(yu) 其合作。“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98]

意思是說，政治清明時可以出仕做官,造福於(yu) 天下；政治混亂(luan) 時就應隱居於(yu) 世,保全自身。天下有道時，要以貧窮卑微、無所作為(wei) 為(wei) 可恥；天下無道時，要以委身邪惡、享受高官厚祿為(wei) 可恥。

他讚美另一衛國大夫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啊！國家有道就出來做官，國家無道就辭退官職，把自己的主張收藏在心裏。曹國大夫曹羈三諫曹伯而不從(cong) ，離職而去，孔子也認為(wei) 他很“得君臣之義(yi) ”。[99]

此類的話，孔子說了不少。如，“隱居以求其誌，行義(yi) 以達其道。”[100]以隱居避世的態度來保全自己的誌向，依照正義(yi) 來貫徹自己的主張。“君子之仕也，行其義(yi)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01]君子出來做事，是為(wei) 了盡道義(yi) 。至於(yu) 大道之難行，君子早就知道了。“危邦不入，亂(luan) 邦不居。”不前往危險的國家，也不住在混亂(luan) 的國家。“道不行，乘桴浮於(yu) 海。”[102]正義(yi) 的主張行不通，就乗坐木筏到海外去。

這種政治態度，不僅(jin) 主張“入世”的儒家如此，主張“出世”的道家更不待言。老子曾告誡孔子：“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103]即天下有道時，就順應時勢出來做事；天下無道時，就要束身隱遁，保身待時。《莊子·天地》雲(yun) ：“天下有道，則與(yu) 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時勢太平之時,就和他人與(yu) 萬(wan) 物一起歡樂(le) ；時勢混亂(luan) 之時,就獨自閑居,修養(yang) 品德。《莊子·雜篇》載上古賢人瞀光之言曰：“非其義(yi) 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104]對於(yu) 不合道義(yi) 的朝廷，不應該享受它的俸祿；對於(yu) 無道之邦，不應該進入它的國土。雜篇還記載了商末兩(liang) 位王子伯夷、叔齊的話：“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luan) 世不為(wei) 苟存。”[105]古代的賢能之士，趕上有道之治世，不躲避自己做事的責任；遇到無道之亂(luan) 世，絕不同流合汙苟且求全。

這種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事實上也成為(wei) 王朝社會(hui) 知識分子的共識。《史記·範雎蔡澤列傳(chuan) 》亦雲(yun) ：“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蕭統《陶淵明傳(chuan) 》記道濟語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

他們(men) 這樣做，並非不愛國，並非不想作為(wei) ，並非逃避責任，並非沒有才幹不能力挽狂瀾，而是執政者不走正道，不信任不重用賢能之士；奸佞小人更容不下正人直士，瘋狂地迫害他們(men) ，使得仁義(yi) 之人難以立足於(yu) 無道之世。麵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苛政猛於(yu) 虎”、“禮崩樂(le) 壞”、群魔亂(luan) 舞的昏暗朝廷，賢能之士不願與(yu) 奸佞同流合汙，不屑於(yu) 在廟堂與(yu) 宵小爭(zheng) 高下，不以吮癰舔痔來榮身肥家，隻好用腳投票，炒老板魷魚，換一個(ge) 地方，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仕”，或自己給自己當老板。總之，頹流已不可挽，衰世已不可救，國事日非，報效無門，心如死灰，徒喚奈何！

然而這樣一來，那些隻講利益和實力，不講道義(yi) 與(yu) 是非，掌一時之權、享一夕之榮的無道之君和無道之臣，便愈加洋洋得意起來，以為(wei) 隻要有權力，有勢力，有實力，夠無恥，夠狂妄，夠流氓，就可以為(wei) 所欲為(wei) ，隨便幹任何壞事，就可以搞定天下，擺平一切。什麽(me) 公平、正義(yi) ，什麽(me) 道義(yi) 、廉恥，膽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道德是忠厚無用的別名，真理隻在大炮射程之內(nei) ，成者為(wei) 王，敗者為(wei) 寇，古來如此，吾何慚焉！

其實，曆史的真相並非如此。假如古今中外的曆史，都是昏君暴君恣意妄為(wei) 、奸臣佞人彈冠相慶、賢能之士含辱忍垢、豺狼虎豹晝夜橫行、黎民百姓瀕死掙紮的曆史，那麽(me) 人類恐怕早就滅絕了，絕不會(hui) 創造和發展出如此輝煌燦爛的文明成果，絕不會(hui) 一代比一代更繁榮更進步。

其三，革無道政權的命，廢黜之，討伐之，顛覆之，誅滅之

早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就有了轉移天命、征伐無道、誅殺暴君的思想。如：“天命靡常”。[106]“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107]“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108]“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wei) ？”[109]“有道順君，無道衡命。”[110]

大意是，雖然按“君權神授”理論，君位乃天命所賜，但天命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轉移的；皇天並不總是偏袒和眷顧某一個(ge) 人，而終歸要選擇和支持那些有德行的人做君主；民心也不是不變的，他們(men) 隻擁戴那些對百姓好的人。所以自古以來，社稷沒有固定的奉祀者，君臣之位也並非永恒不變。如果一個(ge) 君主暴虐無道，危害民眾(zhong) ，令百姓絕望，那就等於(yu) 這個(ge) 國家沒有執政者，那怎麽(me) 還用他？幹嘛不讓他下台？國王若是有道之君，我們(men) 就服從(cong) 他；如是無道之主，臣屬就可以違抗命令，直至將其拿下，此乃天經地義(yi) 。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總源頭《易經》認為(wei) ，夏桀和商紂逆天悖民，喪(sang) 失了執政合法性，商湯和周武王推翻他們(men) ，完全是順應天意民心的正義(yi) 之舉(ju)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111]《論語·顏淵》記魯國正卿季康子言曰：“殺無道，以就有道。”

到了戰國時期，孟子更是公開鮮明地主張，對於(yu) “不賢之君”和“殘賊之君”，可以放逐，可以廢黜，可以討伐，可以誅殺。他當著齊王的麵指出，作為(wei) “貴戚之卿”，即皇親(qin) 國戚和元老重臣，應當做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112]“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不聽，則易位。”[113]何謂“變置”“易位”？罷黜現君、另立新君是也。說得齊王“勃然變乎色”。

齊王不服氣，反過來問孟子：商湯放逐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王，那不分明是“臣弑其君”嗎？孟子反駁說：“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114]商湯和周武王是在討伐危害國家、殘害百姓的獨夫民賊，完全是正義(yi) 的革命行動，怎麽(me) 能說是殺害君主，犯上作亂(luan) 呢？

又有人問孟子：作為(wei) 一個(ge) 賢臣，遇到的卻是不賢的君主，他可不可以廢黜這個(ge) 君主呢？孟子回答：“有伊尹之誌，則可；無伊尹之誌，則篡也。”[115]意謂大臣如能像伊尹那樣出以公心，為(wei) 國為(wei) 民，便可將不賢之君廢掉；反之，出發點不是為(wei) 國為(wei) 民，而是有私心，那就是篡位奪權了。

荀子在這個(ge) 問題上的態度也同樣具有革命性。他強調“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116]，意謂是否服從(cong) 君主，要看君主的言行是否符合道義(yi) 。如遇夏桀、商紂那樣的君主，在死諫、抗命等辦法全然無效的情況下，便可以起而革命，奪權誅君。“奪然後義(yi)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117]因為(wei) 那樣的君主，“內(nei) 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118]，“誅之必不傷(shang) 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這完全是“興(xing) 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119]

意思是，夏桀、商紂那樣的昏君暴君，是百姓切齒痛恨、諸侯離心離德的獨夫民賊，早已喪(sang) 失了統治天下的合法性。商湯和周武王奪其王位，殺掉他們(men) ，是為(wei) 全天下興(xing) 利除害的大仁大義(yi) 之舉(ju) ，得民心，順民意，造福萬(wan) 民，功在千秋。商湯和周武王的大恩大德，如同再造父母，怎麽(me) 能視為(wei) 篡權弑君的逆臣呢？

不僅(jin) 是儒家持此立場，法家代表作《韓非子》記文公之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餘(yu) 來為(wei) 民誅之。”《史記·陳涉世家》讚揚陳勝：“伐無道，誅暴秦。”《後漢書(shu) ·馮(feng) 衍傳(chuan) 》歌頌馮(feng) 衍：“攘除禍亂(luan) ，誅滅無道，一朞之間，天下大定。”《封神演義(yi) 》第九四回有：“今天下諸侯共伐無道，正為(wei) 天下洗此凶殘，救民於(yu) 水火耳！”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曆史係教授林毓生先生就此指出：“腐敗的皇帝不是皇帝，既然不是皇帝，老百姓就有權利起來打倒他，再另找一位真正秉承天命的人來繼承王位。這是我們(men) 中國政治思想中一個(ge) 很偉(wei) 大的觀念——即我們(men) 的人民有權利反抗腐敗的政權。”[120]

在春秋戰國時期，貴卿、重臣和民間健康力量推翻無道之君的實例有很多。除商湯放桀、武王伐紂外，還有貪婪腐敗的周幽王被申侯聯合繒國和犬戎將其殺死；殘暴的周厲王因“國人起義(yi) ”亡於(yu) 彘地，周公、召公等貴戚擁太子而代之；魯昭公驕奢淫逸，被輔佐他的大夫季平子取而自代；昏庸無能的齊襄公被大夫連稱、管至父等率兵殺死；寵信奸佞荒淫無道的晉靈公被大臣趙盾、趙穿兄弟殺死；窮奢極欲的楚靈王被楚國朝野起義(yi) 所推翻，最後自縊於(yu) 郊外，等等。

人們(men) 認為(wei) ，這樣的顛覆是正當的，應該的，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然而，用當今政治文明的眼光看，相較於(yu) 近現代皿煮法治社會(hui) 的和平競爭(zheng) 選舉(ju) 而言，王朝社會(hui) 那種宮廷政變和人民革命畢竟是不夠規範的、充滿血腥暴力的、非製度化的手段，難以實現長治久安，隻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前不得已而為(wei) 之。

的確，隨著曆史的曲折，“道”常常被掩蓋，被踐踏，被湮沒；那些根本不懂得什麽(me) “道”和“道義(yi) ”，或篤信“無道可以橫行天下”的掌權者，暫時人們(men) 可能無奈他何，他們(men) 能夠氣焰熏天，橫行一時，大擅威福，“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致使國事日非，國難日深，民生益艱，民怨益熾……

但過不了多久，人們(men) 就會(hui) 看到，他們(men) 不僅(jin) 會(hui) 斷送江山，而且下場一個(ge) 比一個(ge) 慘。夏桀、商紂、周宣王、周幽王、周厲王、秦始皇、趙高、隋煬帝、秦檜、魏忠賢、袁世凱、希特勒、戈培爾、斯大林、波爾布特、薩達姆、卡紮非等等，便是他們(men) 的榜樣。

這是因為(wei) ，體(ti) 現宇宙法則和社會(hui) 規律的“道”與(yu) “道義(yi) ”在主宰著天地，照耀著人類。三彎九曲，大江畢竟東(dong) 去；千折百廻，曆史終歸向前。那些視“道”與(yu) “道義(yi) ”為(wei) 無物、奮不顧身地追趕前麵無道隊伍的那些人，必將成為(wei) 千古罪人。“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121]，“千夫所指，無病而死”[122]，“多行不義(yi) 必自斃”[123]。就像兩(liang) 千多年來那些無道之主莫不身死國滅一樣，曆史將把這些人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人民將清算他們(men) 的罪行，同時也感謝他們(men) 反麵教員當得不錯。

我們(men) 永遠堅信羅曼·羅蘭(lan) 的鏗鏘話語：“即使全世界都毀滅了，正義(yi) 是不能沒有的。”

至於(yu) 什麽(me) 樣的製度往往產(chan) 生無道之主?什麽(me) 樣的製度可以避免無道之君當政，終結無道政權和無道之世?那就是另外一個(ge) 宏大的課題了。

2022年11月24日

作者田廣清 中共遼寧省委黨(dang) 校退休教授，專(zhuan) 業(ye) 為(wei) 儒學與(yu) 政治學。主要著作有《和諧論——儒家文明與(yu) 當代社會(hui) 》、《儒家和諧治理觀與(yu) 國家治理製度化》。

注釋：
 
[1]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性質》第16頁，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
 
[2]《論語·季氏》
 
[3]《大戴禮記·千乘》
 
[4]《論語·述而》
 
[5]《論語·裏仁》
 
[6]《論語·衛靈公》
 
[7]《論語·學而》
 
[8]《孟子·公孫醜上》
 
[9]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性質》第20頁，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 
 
[10]《老子》第二十五章
 
[11]《論語·八脩》
 
[12]《荀子·天論》
 
[13]《論語·鄉黨》
 
[14]［美］赫伯特·芬格雷特：《孔子：即凡而聖》第20、3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 豆瓣讀書∕穀錢錢評正義論，2022-03-15
 
[16]［美］郝大維、安樂哲：《孔子哲學思微》第184～18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7]［美］杜維明：《一般和普遍》第70頁，夏威夷出版社1976年版
 
[18]《老子》第二十一章
 
[19]《大戴禮記·主言》
 
[20]《論語·顏淵》
 
[21]《論語·為政》
 
[22]《論語·顏淵》
 
[23]《論語·子路》
 
[24]《孟子·公孫醜上》
 
[25]《禮記·中庸》
 
[26]《戰國策·秦策一》
 
[27]《禮記·孔子閑居》
 
[28]《尚書·洪範》
 
[29]《商君書·修權》
 
[30]《管子· 內業》
 
[31]《淮南子·修務訓》
 
[32]《貞觀政要·公平》
 
[33] 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篇
 
[34] 趙壹《刺世疾邪賦》
 
[35]《全唐文》第316卷，《中書政事堂記》
 
[36]《荀子·王霸》
 
[37]《孝經·聖治》
 
[38]《禮記·禮運》
 
[39]《論語·學而》
 
[40]《論語·顏淵》
 
[41]《孟子·梁惠王上》
 
[42]《孟子·公孫醜章句上》
 
[43]《墨子·兼愛中》
 
[44] 張載《正蒙·中正》
 
[45]《尚書·五子之歌》
 
[46]《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47]《尚書•酒誥》
 
[48]《禮記·緇衣》
 
[49]《論語.堯曰》
 
[50]《禮記·哀公問》
 
[51]《孔子集語·主德》
 
[52] 康有為：《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卷二
 
[53]《孟子·盡心章句下》
 
[54]《孟子·離婁上》
 
[55]《荀子·王製》
 
[56]《荀子·王霸》
 
[57] 柳宗元《送薛存義序》
 
[58] 李存山：《儒家的民本與君權》，儒學研究網>孔子與儒學>儒學通論
 
[59] 吳兢：《貞觀政要·君道》
 
[60]《禮記·坊記》
 
[61]《詩經·大雅·板》
 
[62]《國語·周語上》
 
[63]《尚書·湯誓》
 
[64]《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65]《禮記·坊記》
 
[66]《論語·季氏》
 
[67]《管子·明法解》
 
[68] 康有為《大同書》
 
[69]《孫中山選集》第903頁
 
[70]《禮記·禮運》
 
[71] 盛洪：《天道簡單，謬誤很“複雜”》
 
[72] 徐賁：《塔西佗陷阱與精英政治的崩潰》， MBAChina網，2022年2月27日
 
[73] 《孟子·告子上》
 
[74] 錢穆：《不加教養，人類中的獸性比獸類更可怕》，個人圖書館360 Doc.com,盧易白2020-11-03  
 
[75]《老子》第十三章
 
[76]《大戴禮記·用兵》
 
[77]《論語·子路》
 
[78]《論語·顏淵》
 
[79]《荀子·王製》
 
[80]《禮記·禮運》
 
[81]《左傳·隱公六年》
 
[82]《禮記·禮運》
 
[83]《墨子·天誌下》
 
[84]《荀子·王霸》
 
[85]《論語·季氏》
 
[86]《大戴禮記·主言》
 
[87]《孟子·離婁上》
 
[88]《孟子·梁惠王上》
 
[89]《荀子·王霸》
 
[90] 盛洪：《天道簡單，謬誤很“複雜”》
 
[91]《荀子·王霸》
 
[92]《論語·先進》
 
[93]《論語·憲問》
 
[94]《論語·子路》
 
[95]《論語·衛靈公》
 
[96]《孟子·盡心上》
 
[97] 歐榘甲《新廣東》五
 
[98]《論語·泰伯》
 
[99]《春秋公羊傳·莊公三年》
 
[100]《論語·季氏》
 
[101]《論語·微子》
 
[102]《論語·公冶長》
 
[103]《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104]《莊子·雜篇》
 
[105]《莊子·雜篇》
 
[106]《詩經·大雅·文王》
 
[107]《尚書·蔡仲之命》
 
[108]《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109]《左傳·襄公十四年》
 
[110]《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111]《易·革·彖辭》
 
[112]《孟子·盡心下》
 
[113]《孟子·萬章下》
 
[114]《孟子·梁惠王下》
 
[115]《孟子·盡心上》
 
[116]《荀子·臣道》
 
[116]《荀子·正論》
 
[117]《荀子·臣道》
 
[118]《荀子·正論》
 
[119] 林毓生：《儒家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第9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
 
[121]《尚書·太甲》
 
[122]《漢書·王嘉傳》
 
[123]《左傳·隱公元年》